国学文化

李贺诗全集

作者:李贺

李贺(790~816),唐代诗人。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阳)人。祖籍陇西,自称“陇西长吉”。家居福昌昌谷,后世因称他为李昌谷。李贺为唐宗室郑王李亮的后裔,但其家已没落。他“细瘦通眉,长指爪”,童年即能词章,15、16岁时,已以工乐府诗与先辈李益齐名。李贺父名晋肃,“晋”、“进”同音,与李贺争名的人,就说他应避父讳不举进士,韩愈作《讳辨》鼓励李贺应试,但贺终不得登第。后来做了三年奉礼郎,郁郁不平。在京时,居崇义里,与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等为密友,常偕同出游,一小奴骑驴相随,背一破锦囊。李贺得有诗句,即写投囊中,归家后足成完篇。母郑夫人常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后辞官归昌谷,又至潞州(今山西长治)依张彻一个时期。一生体弱多病,27岁逝世。李贺诗集,自编为四编本授予沈子明,收诗 223首。北宋以来流传的《李贺集》4卷本,都是219首,卷数与自编的相同,而篇数不同,编次也很零乱,并非准确编年。又有5卷本的集子,是 4卷外加上《外集》1卷,诗23首,与4卷合计,共242首,篇数也和李贺自编的不同。5 卷本今有汲古阁校刻的北宋鲍钦止本、董氏诵芬室及蒋氏密韵楼两家影刻的北宋宣城本流传,集名为《李贺歌诗编》。又有《续古逸丛书》影印的南宋本,集名为《李长吉文集》,无外集。又有铁琴铜剑楼、《四部丛刊》影印的蒙古刊本,集名《李贺歌诗编》。后两种原书今藏北京图书馆。注本最早的是南宋吴正子注,有日本印本和通行本流传。后有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选录了吴正子、刘辰翁、徐渭、董懋策、曾益、余光、姚□、姚文燮各家的评或注。还有陈本礼《协律钩玄》、黎简评本和吴汝纶评注本。1977年出版的《李贺诗歌集注》,是将王琦《汇解》、姚文燮注及方世举批注三种评注本汇编、加以校点而成。另外,钱仲联有《读昌谷诗札记》和《李长吉诗永贞诗史发微》,考订诗的本事有新见。1984年出版的钱仲联《李贺年谱会笺》,是兼年谱与诗注性质的新著,解诗与旧注多有不同。李贺生平,有李商隐《李贺小传》、 新、旧《唐书》本传、《宣室志》、《幽闲鼓吹》、《摭言》,还有朱自清的《李贺年谱》和钱仲联的《李长吉年谱会笺》、《李贺年谱会笺》可资参考。

敬斋古今黈

作者:李冶

作者:(元)李治撰;刘德权点校

敬齊古今黈作者李治,字仁卿,自号敬齊,真定欒城(今河北欒城)人。金正大七(一二三0)登词赋進上第,调高陵薄,辟知钧州事。因戰亂,流落忻崞间,曾居太原等地。雖流離颠沛,亦手不停披,口不绝诵,深造自得。元世祖至元二年(一二六五)召拜翰林学士。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卒於家,年八十八。所著除敬齊古今黈外,尚有敬齊文集四十卷,壁书藂削十二卷,泛说四十卷,测圆海镜十二卷,益古衍段三十卷。关于作者名字,歷来诸书多作“李治”,如元朝名臣事略、元史本傳、永欒大典、四库全书總、皕宋楼藏书志等。柯劭忞新元史谓李治本名治,后改今名。折中雨说,實不足掳。施国祁(号北研,乾隆道光间人)在禮耕堂丛说中指出,“仁卿生於大定庚子,至正大庚寅登收世科,已五十有一岁,授高陵主薄,辟推钧州。金亡,北渡让学者书,祕演算术,獨能以道德文章確然自守,至老不衰。卽其中统召拜与翰林诸公书云云,其本意大可见,蓋在金则为收科之后劲,在元则占改曆之先幾。生则与王滹南、李荘靖同为一代遗民,没则与杨文献、趙闲亲並列四賢祠祀。鸣呼!其学术如是,其操履又如是,何后人不察,谬改其名,呼治为治,乃与形雌意蕩之女道士李季蘭相溷,吁!可悲已。今其言具在,其名亦正,倘能付诸剞劂,傳示当世,庶使抱殘守缺者得见全璧,豈非大惠后学哉。”

月波洞中记

作者:无

  《月波洞中记》二卷,案《月波洞中记》见于宋郑樵《通志。艺文略》者一卷。称老君记于太白山月波洞,凡九篇。晁公武《读书志》亦载此书一卷,序称唐任逍遥得之于太白山月波洞石壁上,凡九篇相形术也,与《艺大略》所记并合。《宋史。艺大志》载《月波洞中龟鉴》一卷,又《月波洞中记》上卷,皆无撰人姓氏。其为一书异名,抑或两本别行,已无可考。自来术家亦罕有征引,惟《永乐大典》所载尚存。核其体例,盖犹据宋时刊本录入。并有原序一篇,称老君题在太白山鸿灵溪月波洞中七星南龛石壁间。其说与《艺文略》相符,而序中不及任逍遥之名,则亦非晁氏所见之旧矣。序末又题赤乌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案相术自《左传》已载,而序中乃独称钟、吕二真人。钟离权主于汉代,其事已属渺茫。吕则唐之洞宾,传记凿然。何由三国时人得以预知其名姓?且赤乌纪号尽十三年,又安得有二十年?明为不学之徒依托附会,其妄殆不足与辨。特以其所论相法,视后来俗本较为精晰,当必有所传授。篇目自仙济至玉枕九章,其词亦颇古奥。责即郑樵、晁公武所言之九篇,疑原本实止于此。故诸家著录皆称一卷,九篇以下或为后人所附益,未可知也。然相传已久,今亦不复删汰。以篇页稍多,析为二卷,似便循览,且微示原本与续入之别焉。

针邪密要

作者:无

凡男妇或歌或笑,或哭或吟,或多言,或久默,或朝夕嗔胀,或昼夜妄行,或口眼俱斜,或披头跣足,或裸形露体,或桑见神鬼,如此之类,乃飞虫精灵,妖孽狂鬼,百邪侵害也。欲治之时,先要 愉悦:谓病家敬信医人,医人诚心疗治。两相喜悦,邪鬼方除。若主恶砭石,不可以言治,医贪货财,不足以言德。

书符:先用朱砂书太乙灵符一道,一道烧灰酒调,病人服,一道贴于病人房内。书符时,念小天罡咒。

念咒:先取气一口,次念天罡大神,日月常轮,上朝金阙,下覆昆仑,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真武曲,破军辅弼,大周天界,细入微尘,玄黄正气,速赴我身,所有凶神恶煞,速赴我魁之下,母动母作,急急如律令。

定神:谓医与病人,各正自已之神。神不定勿刺,神已定可施。

正色:谓持针之际,目无邪视,心无外想,手如握虎,势若擒龙。 祷神:谓临针之时,闭目存想一会针法,心思神农黄帝,孙韦真人,俨然在前,密言从吾针后,病不许复。乃掐穴咒曰:大哉乾元,威统神天,金针到处,万病如拈,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咒针:谓下手入针时,呵气一口于穴上,默存心火烧过,用力徐徐插入,乃咒曰:布气玄真,万病不侵,经络接积,龙降虎升,阴阳妙道,插入神针,针天须要开,针地定教裂,针山须使崩,针海还应竭,针人疾即安,针鬼悉馘灭。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摄。

又咒曰:手提金鞭倒骑牛,唱得黄河水倒流,一口吸尽川江水,运动人身血脉流,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醫學三字經

作者:无

《医学三字经》作者:(清)陈修园
作者简介:清朝著名医家陈念祖,字修园,少年家贫,半学儒,半学医,后考取举人,旅居京都为官,晚年抱病辞官,回归故里,讲学于长乐。陈氏著作宏广,内容广泛,由后人辑成《陈修园医书十六种》,对古典医籍的著述,尤其对普及医学知识,开拓中医教育方面作出较大的贡献。《医学三字经》为其晚年之作,全书分为医学源流、中风、虚痨.....妇人、小儿等二十四个部分。举凡病因病机、辩证治则、有效方药等,均予述及。并且以韵文编写,言简义赅,易读易记,是一本初学中医的良好入门书。

《医学三字经》是清代大医学家陈修园先生所著医学启蒙之作,以《内经》、仲景之书为根本,言简意赅,通俗而不离经旨。由此入门习医,可以不入歧途。我以为,此书不仅初学必读,而且是诊家必备,时时研习,常有心得。以诗赞之:医学启蒙三字经,清源正本圣心明。升堂捷径修园指,理法得来可顺行。

扬州画舫录

作者:李斗

“扬州书舫录”这部书,是作者李斗家居扬州期间,根据“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积三十多年的时间陆续写成的,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诸如扬州的城市区划、运河沿革、工艺、商业、园林、古迹、风格、戏曲以及文人轶事等各方面的情况,都有记载;有些记载还相当详细具体。这对了解和研究我国十七、八世纪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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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画舫录》十八卷,仪征李公艾塘所著也。扬州府治在江淮间,土沃风淳,会达殷振,翠华六巡,恩泽稠叠。士日以文,民日以富。艾塘于是综蜀冈、平山堂诸名胜,园亭寺观、风土人物,仿《水经注》之例,分其地而载之……

书法论

作者:沈尹默

引言

我国自来法书与名画并称,千百年来,人无异议,法书是艺术的一种,已有定评,本文不更论列。本文所论述的只有三端:一.笔法,二.笔势,三.笔意。

一向无论是书家的法书,或者是一般群众所写的字,都是使用毛笔的。自使用铅笔和钢笔以后,有人便发生了这样的看法,用毛笔写字,实在不如用铅笔和钢笔来得方便,尤其是自来水笔通行了,毛笔不久一定会被人们废弃掉的;凡是关于用毛笔的一切讲究,自然都是用不着的,不消说是多余的事,也是一桩极其不合时宜的事。这样看法对吗?就日常应用来说是对的,但是也只对了一半,他们没有从全面来考虑这件事。中国的字,不单是有他的实用性一方面,而且还有它艺术性一方面呢。中国法书所以具有艺术性,这跟采用柔性的毛笔写字有很大的关系。

字的点画,等于画的线条。线条要有粗细、浓淡、强弱种种不同而以一笔出之,才能表现出多样而一致的和谐情调,再加上各种颜色烘染,就可一曲尽物象。字是用笔蘸上一色墨,由指执笔,由腕运笔,起倒使转不定而写成的,不是平拖涂抹就的,其中必须有微妙不断的变化,才能显现出圆活妍润的色彩,正如古人所说“戈戟銛锐可畏,物象生动可奇”,字要有那样可畏可奇的生动意态,除了使用毛笔,其他各种笔,是很难奏功的。因此,要论书法,就必须先讲用笔。实际上是这样,不知道用笔,也就无从研究书法。用笔须有法度,故第一论笔法。笔法精通了,然后笔的运用才能自由,无施不可。第二进而论笔势。形势已得,必须进一步体会其神意,形神俱妙,才能尽笔墨的能事,故最后论笔意。其他有关笔墨的琐闻,以及历来书法评论之评论,则以余论尽之。

一.笔法

笔法是写字点画用笔的方法,是人们在长期的写字中发现的。由于人的手腕生理能够合理的动作和所用工具能够相适应的发挥作用,两种条件相结合,才自然地形成,而在字体上生动地表现出来。但是,它不知道经过了几多岁月,费去了几何人仔细传习的精力,才被总结出来。因之,它就成为书家所公认的规律,即所谓笔法。这样的规律,只有遵循着它去做,书学才有成就和发展的可能。我现在随便举几个习知的例子来说明一切规律的性能和其重要意义。

你拿人类的语言来说吧,大家知道,不是先有人所制定好了的成套语法,然后人们才开口学着说话,恰恰相反,语法是从人类语言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改进积累而成的,它分明是存在于语言本身中,由人们发现了,抽绎出来,灵活的依照着去应用,自然而然地加工,为人们所公认,就称之为语法。因为有了语法,人们运用语言的技术,获得了不断的进步,能比前人更好的组织日益丰富的词汇,来正确表达日益繁复的思想。 再就旧体诗中的律诗来看,齐梁以来的诗人,把古代诗中读起来平仄声字配合得最为协调的句子,即是律句,如古诗中“青青河畔草”(三平两仄),“识曲听其真”(三仄两平),“极宴娱心意”(两仄两平一仄),“新声妙入神”(两平两仄一平)等句(五言八句近体诗,只采用这样四种平仄生字配搭而成的谐和律句,七言准此,后起的近体诗,区别于古体诗就是着重于用合律的句子组成的这一点,因谓之律诗),选择出来,组织成为当时的新体诗,但还不能够象新体诗那样平仄相对,通体协调。就是这样从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宋之问、沈佺期、杜审言诸人,一自到杜甫,差不多经过了一个世纪,才完成了近体诗的组织形式工作。齐梁时只做到了本句合律,下句和上句往往不粘;四杰则每联做到平仄相对了,而下联和上联往往不粘;沈宋以后,才有通体平仄相对相粘的律诗。所谓律诗之律,自有五言诗以来,就在它的本身中自在地存在着,经过了后人的发现采用,奉为规矩,因而旧体诗得到了一个新的发展。

以上所举的例子,语言、律诗的成就和发展,显而易见是依照着它各自的规律去做才得到了的成绩。其实,宇宙间的一切事物,无论是自然的、社会的或者是思维的,都各有其客观存在的规律,这是已经被现代科学实践所证明了的。规律既然是客观存在的,那么,人们就无法任意改变它,只能认识了它之后,很好的掌握住它,才能做好一切要做的事情,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所以不懂得应用写字规律的人,就无法写好字;即便有些心得,写字时偶然与法度暗合,但还不能称之为书法家。宋代钱若水曾经这样说过:“古之善书,往往不知笔法。”的确有这样的事。

要说明笔法,必须首先说明写字所用的工具-毛笔的构造和使用方法,这是不能忽略的事。毛笔的制作形式,我们是熟悉的,笔头中心一簇长而且尖的部分名为锋,周围包裹着短一些的毛名为副毫。毛笔这样制作,是为使笔头中间便于含墨,笔锋在点画中行动时,墨水会随着在他所行动的地方顺着尖头流注下去,不会偏上偏下,偏左偏右,而是均匀渗开,四面俱到。这样形成的点画,自然不会有上重下轻,上轻下重,左重右轻,左轻右重等等偏向的毛病,就做到了书家所一致主张的“笔笔中锋”。笔笔中锋,点画自然无不圆满可观。所以历代书家的法书,结构短长疏密,笔画肥瘦方圆,往往因人而异,而不能不相同的,就是“笔笔中锋”。由此知道,“中锋”乃是书法中的根本方法,必当遵守的笔法。黄山谷曾经称道:“王氏书法以为‘如锥画沙’,‘如印印泥’盖言锋藏笔中,意在笔前耳。.....要之,右军二言,群言之长也。”而颜清臣则以“屋漏痕”譬喻“中锋”更为显明确切。所以赵松雪也这样说过: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但是每一点画都要把笔锋放在中间行动,却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如果要这样做,首先要练习执笔和运腕。(注:以我之愚见,“笔笔中锋”犹如武术中的“枪挑一条线”,无论执笔时笔杆在何方向,笔尖与纸面接触的一刹那都是垂直的。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笔头即使是用兔和鼠狼等类硬毛来做,比起铅笔、炭笔来,总归是柔软的。柔软的笔头,使用时,很不容易把握住他,从头到尾使尖锋都在画中行而一丝不走,那么,就得想一想,用什么方法来使用这样的工具,才可以使笔锋随时随处都在点画当中呢?在这里,人们就来利用手臂的生理作用,用腕去把将要走出中线的笔锋运之使它回到当中的地位。所以向来书家都要讲运腕。但是单讲运腕是不够的,因为先要使这管笔,能听腕的指挥,才能每次把将要离开中线的笔锋,不差毫厘地运回当中去;若果腕只顾运它的,而笔管却是没有被五指握住,动摇而不稳定,那就无法如腕的意,腕要运它向上,它或许偏向了下,要运它向左,它或许偏向了右。照这种情况看来,就非先讲执笔法不可。执笔稳定了,腕运能够奏功,腕运能够奏功,才能达到“笔笔中锋”的目的,那才不但真能懂得笔法,而且可以在实际上运用笔法。

书家对于执笔法,向来有种种不同的主张,我只承认其中一种是对的,因为它是合理的,那就是由二王传下来,经唐朝陆希声所阐明的:擫、押、钩、格、抵五字法。

笔管是由五个手指把握住的,每一个指都各有他的用场,前人用擫、押、钩、格、抵五个字分别说明它,是很有意义的。五个指各自照着这五个字所含的意义去做,才能把笔管捉稳,才好去运用,我现在来分别着把五个字的意义申说一下:

擫字是说明大指的用场的。用大指肚子出力紧贴笔管的内方;好比吹笛子时,用指擫住笛孔一样,但是要斜而仰一点,所以用这个字说明它。

押字是说明食指的用场的。押字有约束的意思。用食指第一节斜而俯的出力贴在笔管外方,和大指内外相当,配合起来,把笔管约束住。这样一来,笔管是已经捉稳了,但还得利用其他三指来帮助它们完成执笔任务。

钩字是说明中指的用场的。大指、食指已经将笔管捉住了,于是再用中指的第一、第二两节弯曲如钩的钩着笔管外面。

格字是说明无明指的用场的。格取挡住的意思,又有用“揭”字的,揭是不但挡住了而且还用力向外推着的意思。无名指用甲骨之际紧贴着笔管,用力把中指钩向内的笔管挡住,而且向外推着。

抵字是说明小指的用场的。抵取垫着、托着的意思。因为无名指力量小,不能单独挡住和推着中指的钩,还得要小指来衬托在它的下面,去加一把劲,才能起作用。

五个指就这样结合在一起,笔管就被它们包裹得很紧。除小指是贴在无名指下面,其余四个指都要实实在在地贴住笔管。

以上所说,是执笔的唯一方法,能够照这样做到,可以说是已经打下了写字的基础,站稳了第一步。 指法讲过了,再来讲腕法。黄山谷《学书论》所说的“腕随己左右”,就是说“运腕”。讲到运腕,就得连带着讲全臂所起的作用。我们明白,执笔是手指的职司,运是手腕的职司,两者必须很好地互相结合起来,才能完成用笔的任务。照着五字法执笔,手掌中心自然会虚着,这样就做到了“指实掌虚”的规定。掌不但要虚,还得竖起来。掌能竖起,腕才能平;腕平;肘才能自然而然地竖起,肘腕并起,腕才能够灵活运用。肘总比腕要悬得高一些。腕却只要离案面一指高低就行,甚至于再低一些也无妨。但是,不能将竖起来的手掌跟部两个骨尖同时平向着案面,只须要将两个骨尖之一,换来换去地交替着与案面相切进。因之提笔不必过高,过高了徒然多费气力,于用笔不会增加多少好处,或许因吃力而反有坏处。这样用笔是合于手臂生理条件的。写字和打太极拳有相通的地方,打拳时要抬肘松肩,若不松肩,全臂就会受到牵制,不能灵活往来。提笔过高,全臂一定也要抬高,臂肘抬高,肩必耸起,关节紧接,运用起来,自然就不够灵活了。

前人把悬肘悬腕分开来讲,主张小字只须悬腕,大字才用悬肘。其实,肘不悬起,就等于不曾悬腕,因为肘搁在案上,腕即使悬着,也不能随己左右地灵活应用,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至于有主张以左手垫在右腕下面写字,叫做枕腕,那妨碍更大,不可采用。

以上所讲的指法、腕法,写四分以至五六寸大小的字是最适合的,过大了的字,就不可死守这个执笔法则,即便用掌握住管来写,也无不可。

前人往往说行笔,这个“行”字,用来形容笔毫的动作是很妙的。笔毫在点画中移动,好比人在路上行走一样;人行路时,两脚必然一起一落;笔毫在点画中移动,也得要一起一落才行。落就是将笔锋按到纸上去,起就是将笔锋提开来,这正是腕的唯一工作。但“提”和“按”必须随时随处结合着,才按便提,才提便按,才会发生笔锋永远居中的作用。正如行路,脚才踏下,便须抬起,才抬起行,又要踏下,如此动作,不得停止。 在这里就说明了一个道理:笔画是不能平拖着过去的。因为平拖着过去,好象在沙盘上用竹筷画字一样,是没有粗细浅深的。没有粗细浅深,也就没有什么表情可言。法书却是有多式多样的表情的。米元章说“笔贵圆”,又说“笔有八面”,黄山谷称欧阳率更〔鄱阳帖〕“用笔妙于起倒”(这是提和按的妙用)。这正是和作画要在平面上表现出立体来的意义相同。字必须能够写到不是平躺在纸上,而呈现出飞动神情,才可以称为法书。

再说,转换处更须要懂得提和按,笔锋才能顺利地换转了再放到适当的中间去,不致于扭起来。锋若果和副毫扭在一起,便失掉了锋的用场,也就不能做到“万毫齐力,平铺纸上。”那么,毛笔的长处便无法发展出来,不会利用它的长处,那就不算写字,等于乱涂瞎抹罢了。

我国文字产生以后,曾经经过几次大的字体的变改,笔画结构逐步简化,甲骨文、金文发展为小篆,再发展为八分,由此而隶而章草而楷而行。分隶通行于汉代,魏晋有钟繇、王羲之隶书“各造其极”(唐张怀瓘《书断》)钟王正书和今楷一样,不过结体略古拙些,所以有人把楷书又叫做今隶。唐朝韩方明说:“八法起于隶字之始传于崔子玉、历钟、王至永禅师。”我们现在学习书法的人,首先必须讲明八法。在这里可以明白一桩事情:字的形体演变,虽然一次比一次简化得多,但是笔的用法却加繁了些,楷书比之分隶较为复杂,比之篆书那就更觉复杂多了。

字是由点画构成的,八法就是八种点画的写法。唐朝卢肇说:“永字八法,乃点画尔。”这话很对。前人因为构成字形之八种点画,大略具备于“永”字中,便用它来代替了概括的说明,而且使人容易记住。其实字的点画,不止八种,所以《翰林禁经》曾经这样说过“古人用笔之术”,多于永字取法,以其八法之势,能通一切字也。”山谷亦不甚赞同永字八法之说,故于题《绛本法帖》云:“承学之人,更用《兰亭》永字,以开字中眼目,能使学家多拘忌,成一种俗气。”但是自来论书法者,首推永字八法,今姑从旧习,略记于此,我以为八法只是八种笔势,当于《笔势》篇中详之。



二.笔势

笔法是任何一种点画都要运用着它,即所谓“笔笔中锋”,是必须共守的根本方法,笔势乃是一种单行规则,是每一种点画各自顺从着各具的特殊姿势的写法。二者本来是有区别的。但是前人往往把“势”也当做“法”来看待,使人认识淆乱,无所适从。比如南齐张融,善草书,常自美其能。萧道成(齐高帝)尝对他说:“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他回答说:“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又如米元章说:“字有八面,唯尚真楷见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钟法,丁道护、欧、虞,笔始匀,古法亡矣。”以上所引萧道成的话,实在是嫌张融的字有骨力,无丰神。二王法书,精研体势,变古适今,即雄强,又妩媚,张融在这点上,他的笔势或者是与二王不类,并不是笔法不合。米元章所说的“智永有八面,已少钟法”,这个“法”字,也是指笔势而言。智永是传钟、王笔法的人,岂有不合笔法之理,自然是体势不同罢了,这是极其显明易晓的事情。笔势是在笔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过因时代和人的性情而有肥瘦、长短、曲直、方圆、平侧、巧拙、和峻等各式各样的不同,不象笔法那样一致而不可变易。因此必须把“法”和“势”二者区分开来理会,然后对于前人论书的言语,才能弄清楚他们讲的是什么,不致于迷惑而无所适从。

用笔之法既明,就要讲结字。结字不外八种点画的布置。前人说明“八法”的文字甚多,不是过于简略,就是繁芜难晓,现在且采取两篇,以明要义。《禁经》云:

八法起于隶字之始,自崔、张、钟、王传授所用,该于万字,墨道之最不可不明也。隋僧智永发其旨趣,授于虞秘监世南,自兹传授遂广彰焉。李阳冰云,昔逸少攻书多载,十五年偏攻永字,以其备八法之势,能通一切字也。八法者,永字八画是矣。

一.点为策。
二.横为勒。
三.竖为努。
四.挑为趯。
五.左上为策。
六.左下为掠。
七.右上为啄。
八.右下为磔。
(因无法将“永”字拆分开来,故无八画图示,此致歉意。)

“侧”不得平其笔,当侧笔就右之;“勒”不得卧其笔,中高两头下,以笔心压之;“努”不宜直其笔,直则无力,立笔左偃而下,最须有力,须发势而卷笔,若折骨而争力;“趯”须蹲锋得势而出,出则暗收,又云,前画卷则敛心而出之;“策”须斫笔背发而仰收,则背斫仰策也,两头高,中以笔心举之;“掠”者拂掠须讯,其锋左出而欲利,又云,微曲而下,笔心至卷处;“啄”者如禽之啄物也,立笔下罨,须疾为胜,又云,卧笔疾罨右出;“磔”者不徐不疾,战行,欲卷,复驻而去之,又云,立笔战行,翻笔转下而出笔磔之。

勘误:上段倒数第三行中的“立”字应为走之底上一个历字,因输入法中无此字,新华字典里也未查到,故上传了一个错字,特此致歉。

掠就是撇,磔又叫做波,就是捺.包世臣解释得更为详明,摘录如下:

夫作点势,在篆皆圆笔,在分皆平笔,既变为隶,圆平之笔,体势不相入,故示其法曰侧也。平横为勒者,言作平横,必勒其笔,逆锋落字,卷(这个字不甚妥当,我以为应该用铺字)毫右行,缓去急回,盖勒字之义,强抑力制,愈收愈紧,又分书横画多不收锋,云勒者,示画之必收锋也。后人为横画,顺笔平过,失其法矣。直为努者,谓作直画,必笔管逆向上,笔尖亦逆向上,平锋着纸,尽力下行,有引弩两端皆逆之势,故名努也。钩为趯者,如人之趯脚,其力初不在脚,猝然引起,而全力遂注脚尖,故钩未断不可作飘势挫锋,有失趯之义也。仰画为策者,如以策(马鞭子)策马,用力在策本,得力在策末,着马即起也,后人仰笔横策,多尖锋上拂,是策末未着马也,又有顺压不复仰卷(我以为应当用趯字),是策既着马而末不起,其策不警也。长撇为掠着,谓用努法,下引左行,而展笔如掠,后人撇端多尖颖斜拂,是当展而反敛,非掠之义,故其字飘浮无力也。短撇为啄者,如鸟啄也。捺为磔者,勒笔右行,铺平笔锋,尽力开散而急发也,后人或尚兰叶之势,波尽处犹袅娜再三,斯可笑矣。

包氏这个说明,比前人好得多,但他是主张转指的,所以往往喜用卷笔裹锋等字样,特为指出,以免疑惑。

此外,宋朝姜蘷《续书谱》也有一段文字,可以补充上文所未备:

真书用笔,自有八法,我尝采古人之字,列之为图,今略言其指。点者,字之眉目,全籍顾盼精神,有向有背,随字异形;横、直画者,字之体骨,欲其坚正匀净,有起有止,所贵长短合宜,结束坚实;撇、捺者,字之手足,伸缩异度,变化多端,要如鱼翼、鸟翅,有翩翩自得之状;挑、竖钩者,字之步履,欲其沈(音沉)着,或长,或短,或向下,或向右,或向左,或轻出而稍斜,或随衄(顿)而峻发,各随字之用处;转、折者,方圆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转。折欲少驻,驻则有力;转不欲滞,滞则不遒。然而真以转而后遒,草以折而后劲,不可不知也。悬针者,笔欲极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绳;若垂而复缩,谓之垂露。故翟伯寿问于米老曰:“书法当如何?”米老曰“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后能之。古人遗墨,得其一点一画,皆昭然绝异者,以其用笔精妙故也。大令以来,用笔多尖,一字之间,长短相补,斜正相往,肥瘦相混,求妍媚于成体之后,至于今尤甚焉。

注:撇、捺、挑、竖钩四者,沈先生画的是图案,我无法绘出,故以文字代替。

《艺苑菁华》载有后汉蔡邕《九势》一篇,虽不能明其必出于伯喈之手,但是足与前说相参证。

除了八种点画之外,最紧要的就是“戈法”,从来书家都认为这是难写的一种笔画。唐太宗起初不能很好的作“戈”,后来刻意从虞世南所作的“戈”法学习,才写好了。他在《笔法论》中说:“为戈必润,贵迟疑而右顾;为环必卸,贵蹙锋而缓转。”“环”大概指“竖弯钩”、“横折钩”等笔画说的。

笔势之论,大略如此。

注:“竖弯钩”、“横折钩”原是笔画,我以文字代替。

三.笔意我们知道,要离开笔法和笔势去讲究笔意,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从结字整体上看来,笔势是在笔法运用纯熟的基础上逐渐演生出来的;笔意又是在笔势进一步互相联系、活动往来的基础上显现出来的,三者都具备在一体中,才能称之为书法。 我国文字是从象形的图画发展起来的.。象形记事的图画文字即取法于星云、山川、草木、兽蹄、鸟迹各种形象而成的。因此,字的造形虽然是在纸上,而它的神情、意趣,却与纸墨以外的自然环境中的一切动态,有自然相契合的妙用。现在把颜真卿和张旭关与钟繇书法十二意的问答引述于下,作为笔意的说明。 钟繇书法十二意是:“平谓横也,直谓纵也,均谓间也,密谓际也,锋谓短也,力谓体也,轻谓屈也,决谓牵掣也,补谓不足也,损谓有余也,巧谓布置也,称谓大小也。

颜真卿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是:

长史乃曰:“夫平谓横,子知之乎?”仆思以对曰:“尝闻长史每令为一平画,皆须纵横有象,此岂非其谓乎?”长史乃笑曰:“然”。

又曰:“夫直谓纵,子知之乎?”曰:“岂不谓直者必纵之,不令邪曲之谓乎?”长史曰:“然”。

又曰:“均谓间,子知之乎?”曰:“尝蒙示以间不容光之谓乎?”长史曰:“然”。

又曰:“密谓际,子知之乎?”曰:“岂不谓筑锋下笔,皆令完成,不令其疏之谓乎”长史曰:“然”。

又曰:“锋谓末,子知之乎?”曰:“岂不谓末以成画,使其锋健之谓乎?”长史曰:“然”。 又曰:“力谓骨体,子知之乎?”曰:“岂不谓立笔则点画皆有筋骨,字体自然雄媚之谓乎?”长史曰:“然”。
注:上文中的“立”字应为走之底上一个历字。 又曰:“轻谓曲折,子知之乎?”曰:“岂不谓钩笔转角,折锋轻过,亦谓转角为暗过之谓乎?”长史曰:“然”。 又曰:“决谓牵掣,子知之乎?”曰:“岂不谓牵掣为撇,决意挫锋,使不能怯滞,令险峻而成,以谓之决乎?”长史曰:“然”。

又曰:“补谓不足,子知之乎?”曰:“尝闻于长史,岂不谓结构点画或有失趣者,则以别画旁救之谓乎?”长史曰:“然”。

又曰:“损谓有余,子知之乎?”曰:“尝蒙所授,岂不谓趣长笔短,常使意气有余,画若不足之谓乎?”长史曰:“然”。

又曰:“巧谓布置,子知之乎?”曰:“岂不谓欲书先预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稳,或意外生体,令有异势,使之谓巧乎?”长史曰:“然”。

又曰:“称谓大小,子知之乎?”曰:“尝蒙教授,岂不谓大字促之令小,小字展之使大,兼令茂密,所以为称乎?”长史曰:“然,子言颇近之矣。...... 倘着巧思,思过半矣。工若精勤,自当妙笔。”

曰:“幸蒙长史传授笔法,敢问工书之妙,如何得齐于古人?”

论书

作者:释亚栖

释亚栖,晚唐书法家。洛阳(今之洛阳城东,洛水北岸)人。生平事迹不详。《宣和书谱》云:“喜作字,得张颠笔意,自谓吾书不大不小,得其中道,若飞鸟出林,惊蛇入草。”

《葆光禄》曰:、“亚栖书骨气不及誊光,而遒媚过之,二人俱应制,其踪海内旨盛。”李日华《六研斋二笔》云:“亚栖书开元寺壁,笔势浓郁,古帖有之,亦是晚唐奇迹。”

《论书》一篇,强调推陈出新,“若执法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凡书通即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若执法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

龙川别志

作者:苏轼

简介暂无

刘壮肃公奏议

作者:刘铭传

刘铭传——台湾第一巡抚,(1836-1896),字省三,号大潜山人,出生于安徽肥西县刘老圩一个世代耕织务农的农家。自幼托身陇亩,生活非常窘困。但为人刚毅任侠,耿介勇敢,平时喜欢耍枪弄棒,练就一身武艺。曾杀土豪、劫富户、捍法网,闯荡江湖,成为官府追捕的要犯。

清咸丰四年(1854),接受官府招安,在乡兴办团练。时太平天国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刘铭传率团练与太平军对抗。1859年率团勇攻陷六安、驰援寿州,因功升千总。1862年,率练勇编入李鸿章的淮军,号称“铭字营”。在追随李鸿章、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刘铭传因凶悍善战,战功显赫,很快由千总、都司、参将、副将提升为记名总兵,成为李鸿章麾下的一员大将。1865年因在山东镇压捻军而提升为直隶总督,并获得清廷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及一等男爵的封赏。1868年,奉旨督办陕西军务,旋因积劳成疾,辞官回乡。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已解甲归田,在乡间隐居多年的刘铭传愤然而起,准备重赴沙场,杀敌报国。清政府任命他为督办台湾事务大臣,筹备抗法,不久又授福建巡抚,加兵部尚书衔。刘铭传于1884年7月16日抵达基隆,第二天即巡视要塞炮台,检查军事设施,并增筑炮台、护营,加强台北防务。在他到达基隆的第15天,战争就爆发了。

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越南北部及中越边境进行;第二阶段战火扩大到福建台湾沿海,有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尤以台湾陆战最为激烈。这是台湾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一次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战斗最为激烈的反抗殖民侵略的战争。在此之前,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军舰对于台湾至多是骚扰牵制;日本因琉球船民被杀侵犯台湾,双方也并未正式接触。此次法军侵台,实属决心占据,事态的严重远非前两次可比,可以说,这是近代台湾真正的大保卫战。 1884年8月4日,法舰直逼基隆,法军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和副司令利士比派一副官上岸,要求守军“于明日上午八时以前将炮台交出”,守军置之不理。5日,法舰在利比士的指挥下齐向基隆炮台猛烈开火,摧毁了清军数处炮垒及营房,守军于死伤十余人后向内地撤退。法军登陆,占领基隆港,将港内各种设施和炮台尽行破坏。6日下午,法军陆战队向基隆市街搜索前进,并攻击附近高地。守军在刘铭传亲自统率下奋勇从各个方向进行反击,逐渐缩小包围圈。经过几小时的激战,法军伤亡100余人,狼狈逃回军舰,侵占基隆的计划破产了。

法军侵犯基隆首战即告失败,于是又向清政府提出新的和议条件,清政府再次拒绝。此时,法舰已有预谋地集中于福州马江,乘清军将吏相信“和谈大有进步”、丝毫不作准备之际,于23日下午发动突然袭击,把南洋水师所有战舰全部击沉,然后炮轰马尾造船厂和马江沿岸各炮台。从此,法军就牢牢地掌握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得以随心所欲地全力侵台。

10月1日,孤拔率多名士兵在十余艘军舰百余门大炮的猛烈炮火掩护下再犯基隆。守军奋勇抵抗约两小时,伤亡百余人,最后被迫后撤。法军乘势登陆进攻,基隆港湾及周围阵地尽失,基隆市区告危。这时,法军在利士比的指挥下正进攻沪尾。刘铭传在得到大批法军猛攻沪尾,沪尾不断告急要求增援的消息后,考虑到台北府城是统帅部所在地,军资饷械集中于此,不可稍有疏虞。为保台北,沪尾重于基隆,于是决定撤离基隆,移师沪尾。法军占领基隆后,于8日又对沪尾发起进攻。利士比以战舰七艘轰击沪尾市街和各处据点,然后登陆,分几路前进。法军不惯于陆战,一进丛林,便失去了统一指挥,只得各自为战。这时,预先埋伏在各处的清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奋起截杀,锐不可挡。在短兵相战中,守军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展开近战,而法军却溃不成军,伤亡累累。到最后,法军弹药已罄,全线崩溃,只得奔向海滩,逃回舰上。在这场战斗中,法方自认死27名,伤49名;刘铭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我军阵亡哨官三员,死伤兵勇百余人,法军被斩首二十五级,枪杀三百余人。此外又俘获法兵十四名,枭首示众。”通过这次战役,法国人不得不承认:“淡水的败战突然发生,它一方面使我们看出中国兵力的强大,一方面使我们明白局势的危险。这次败战是难以补救的。”自此以后,法国舰队只能轮流在淡水河口对这个海港实施封锁,再没有能力发动进攻了。

10月11日,法国拟定新的和议条件,其中一条是法国占领基隆、淡水作为可以接受第三者调停的先决条件。由于淡水大捷,清政府断然拒绝这样的条件。为了挽救进攻受挫、和谈停顿的困境,法国侵略者宣布自10月23日起封锁台湾。法军的封锁使台湾对外贸易交通中断,生产停滞,粮饷支绌。但在这种情况下,全台军民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许多大陆大小船只,不顾风浪和被截捕的危险,采取夜航、偷渡或在东南部海岸登陆等方式,突破法军封锁线,把3000名淮军、60门钢炮、9000支步枪、200万发弹药、40只鱼雷和10万两饷银安全运到台湾。沿海地方当局也纷纷“协饷馈械,南洋最多,北洋次之”。此外,云南广西两省军队也相机向安南边境的法军阵地进攻,以为牵制。在全国上下的大力支援下,台湾终于度过了法军封锁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危机,使敌人的封锁计划完全破产。 法军自淡水惨败后,即集中注意力于基隆。从11月以来,双方冲突时断时续。1885年1月以后,战斗加剧。3月初,法军增兵大批到达,3日法军派出精锐1300余名猛扑月眉山,5日又出动2000名直攻戏台山。守军腹背受敌,抵挡不住,月眉山失守,退守基隆河南岸,河北地区悉为敌所占据。两军隔河对峙,直至战争结束。

法军多次进攻,用了不少气力,而始终局促于基隆港周围一隅之地,经常受到强大守军反攻的威胁。为了摆脱进退维谷的困境,法军于3月29日向澎湖发起进攻,31日占领澎湖岛。但与此同时,法军在镇南关大败,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中国占有了极其有利的形势。清政府决定“乘胜即收”,4月4日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1885年6月9日,《中法合订越南条约》在天津正式签订,中国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开放蒙自、龙州两地与法国通商,法军撤出基隆、澎湖,并撤销对于中国海面的封锁。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下,法国侵占台湾的战争以失败而告结束。刘铭传领导台湾军民顽强坚持战斗,苦战数月,为中法战争最终取得胜利作出了极大贡献。

接连不断的外国列强的窥伺和侵略,尤其是日本和法国的两次大规模侵台战争,使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台湾是“南洋之枢纽”,“七省之藩篱”,加强建设、巩固海防已属刻不容缓。在此之前,1874年清政府已采纳沈葆桢建议,设立了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的制度。在以后的具体实施中,由于福州、台湾远隔重洋,实则难以兼顾。中法战争,台湾成为一个重要的战场,战争暴露了清政府在军事上的突出弱点,尤其是海防的薄弱,这在战后成为清廷内部讨论的主要议题。在几经讨论后,1885年,清政府决定台湾正式建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任命抗法有功的原福建巡抚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

台湾建省的提出及其实现,是19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海疆危机的一再刺激下促成的,带有明显筹防御外的性质。自建省分治后,全面推行自强新政,加强海防,推动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台湾迈向近代化的步伐。首任巡抚刘铭传是清末洋务运动中比较具有时代眼光、革新思想和实干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在他任职巡抚的六年(1885-1890)中,对台湾的国防、行政、财政、生产、交通、教育,进行了广泛而大胆的改革,全面推进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使台湾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次自强新政是清朝统治台湾200年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次改革,其主要内容如下:

巩固海防。刘铭传建议在台湾建立海军,清政府以“已有南北洋海军和经费短绌”为由不予采纳。刘铭传于1884-1885年先后购买南通、北达等几艘小船,供缉捕、运输兼通文报之用,并雇洋匠自造驳船一艘,用以运炮械、安置水雷。在台北建机器厂,自制枪弹,准备继建大机器厂制造炮弹,同时,设立军械所和火药局,他又聘德国技师重建基隆炮台,兴工加固安平、旗后、沪尾、妈宫、西屿、大城北诸炮台,配备强劲大炮,火力增强数倍。在基隆和沪尾设水雷局和水雷营,使水雷与炮台相资为用。此外,他还进行整军、练兵,防军全部改用洋枪,聘请外国教习,加强训练。在台北设总营务处,统辖全台军务。在他的大力整顿下,台湾防务已日见充实。

建设交通。刘铭传是近代中国大倡兴建铁路的第一人。在他推行新政时,制定了以“兴造铁路为网纽、辅之以电线邮政”的方针。1887年7月,台北成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聘英德两国人为工程师,着手修建铁路,前后历时六年完成了基隆至新竹全长106.7公里的铁路,成为中国人自办自建的第一条铁路。1886年台北设电报总局,架设水陆电线,全长700公里,大大改善了岛内外的电讯交通。1888年创立新的邮政制度,在台北设立邮政总局和各地支局,发行邮票。有南通、飞捷两船定期往来于台湾与大陆之间,邮路远至厦门、福州、广州、上海、香港等地。这是我国最早的自办邮政业务、比清政府成立的邮政官局早八年。

兴办新式企业。1887年台湾设立煤务局,采取官督商办方式,投资购买新式机器开采,日可产煤万余斤。但因管理不善,时有亏折,收回官办后仍无起色。刘铭传曾希望与英商合资开采煤矿,清政府以恐别生枝节为由驳斥不准。1886年在沪尾设立官办硫磺厂,用新法熬制获利甚多。1887年设立官办机器锯木厂,为铁路提供枕木。同年又设煤油局生产煤油。在台北设立警察,组织商人成立兴市公司,兴建商店。此外还装设电灯,开凿新式公共水井,购买第一架蒸汽碾路机,并设置了专管市内卫生的机构。

发展商务。1886年台湾设立商务局,先后向英、德购买威利、威定两艘旧轮作为商船。派李彤恩等到新加坡设立招商局(后改为通商局),通过向华侨招募股份购买轮船,设立轮船公司,航行于台湾与大陆各埠,远至新加坡、西贡、吕宋等地。1886年设立樟脑总局,实行专买制度,获利颇多。

抚番与垦荒。刘铭传的抚番政策为恩威并用,剿抚兼施。恩抚不从,方行威剿,威剿之后,仍归恩抚。如有官吏凌虐番民,汉人夺占番地,均予惩处禁止,绝不偏袒。番人劫杀居民,不听晓谕,则威之以兵。1885年首抚北路淡水东南马来番,为其定规约,命其遣子弟至城读书,雉发归化。生番地界,各归各业,不许军民侵占。

从1885年冬至1886年夏,半年之间招抚400余番社,归化7万余人。1887年春夏之间,后山抚218社,番丁5万余人,前山抚260余社,番丁3.8万余人,田园数十万亩。全台大定后,于是广招福建贫民扩垦,使番众与内地人民共处杂居,逐渐改变他们的习俗,同时改进他们的经济情况,使“耕织自精,货财自殖”。1886年5月设全台抚垦总局,以林维源为总办,南、北、东三路分设抚垦局及分局,并在各重要番区如大科莰、东势角、埔里社、苏澳、花莲等处,各立抚垦分局。局中有医生、教耕、教读等人员,开义塾,教番人童子读书。另外在台北特设番学堂,供给他们衣食,教以汉文、算术、官话、台语、起居礼仪,并常让他们与汉人接触以起潜移默化的作用。让他们消除疑忌,不以异类自居。为了抚番,刘铭传“三亲绝域,蒙瘴涉险,不骑而徒。彼其不知暇逸哉,其所志者远也”。这一切都有利于台湾社会的近代化发展。

整理财政。主要是田赋的清理。台湾田赋极其紊乱,在豪绅吏胥的包揽控制下,“强者有田无赋,弱者有赋无田”,“田去粮存”,求免无路。为了清除积弊,增加财政收入,1886年5月,刘铭传奏请实行清赋,由清赋总局进行会查保甲,清丈田亩,历时二年多,完成了清丈工作,田赋大量增加,年收入达67.4万余两,比原额增加49.1万余两。此外,在整顿税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绩。经过整顿后的茶税年增13万两,盐税增12万两,樟脑、硫磺增30万两,鸦片增40万两,加上其他各项收入,财政总收入从90万两激增至300万两,最高达到450万两。国防、交通诸项建设经费至是始有着落。清赋直接触犯了地主豪绅的利益,一时流言传 布,阻力极大,但刘铭传不为所动。

提倡新式教育。台湾发展需要一大批专门人才,刘铭传深知培养人才的重要性。1887年在台北大稻埕创立西学堂,聘请西人教习讲授英语、法语、数学、理化、测绘、历史、地理等课程,于西学余闲兼课中国经史文字,使内外通贯,培养通晓近代科学、善于对外交涉的人才。经过严格甄选,第一批招收学员64名,所有费用全部由政府供给,年支银1万余两。1890年又设电报学堂,招收西学堂和福建船政学校学生10名,学习电讯专门技术。并于1890年设立番学堂,为原住民培养骨干和通事人才。在刘铭传的积极倡导下,台湾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增设府县。台湾土地面积3.6万平方公里,清初仅设一府三县,不久增为四县,统治所及限于西部沿海平原地带。后以土地日辟,人口倍增,于1875年增设了一府四县,共有两府八县,然仍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刘铭传就任台湾巡抚后,按建省规制,以彰化位于全岛中央,平原宽敞,定为省会,设首府曰台湾府,附郭首县曰台湾县;另划嘉义以东、彰化以南、方长约百余里之地为云林县,分新竹西南沿山新垦地带为苗栗县,升卑南厅为台东直隶州。在省会未建以前,以台北接近福州,先以台北为施政中心。于是全台共有三府、一直隶州、十二县、五厅,划疆分守,初具规模,奠定了今日台湾地方行政区划的基础。 刘铭传的改革涉及军事、行政、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范围相当广泛。因为当时台湾正面临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威胁,一切措施不得不首先从巩固国防出发,并始终以巩固国防为中心。为了巩固国防,就必须整顿军备,增强防卫能力;开拓土地,以保持岛内秩序的安定;发展交通,便利岛内各地及其与大陆的联络。为了巩固国防,就必须筹措大笔经费,办法之一就是清理田赋,在这方面,刘铭传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办法之二是倡办实业,发展生产,在这方面他刚开始不久就去职了。而为了巩固国防,发展交通,兴办新式工业,又必须培养大批科技人才和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因而有西学堂和电报学堂的设立和外国技师的聘用。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刘铭传的改革虽然发生在大陆洋务运动的后期,在许多做法上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大陆洋务运动的影响,但和“重在防内,并无对外意图”的李鸿章之流所搞的洋务运动还是有差别的。刘铭传很注意吸收华侨和民间资本,他所兴办的铁路和煤矿都有商股参加,有些企业办不好就交给民办,这也和官办占压倒地位的某些洋务企业有所不同。他所创办的企业如铁路、邮政、电讯、航运等等,多数都卓有成效,不像大陆官办企业那样积弊重重,亏损日甚。刘铭传的眼光不仅仅以台湾为限,他还希望“以一岛基国之富强”,以台湾“一隅之设施为全国之范”,从这点看,也应该肯定他是晚清洋务运动中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人物。

然而,刘铭传的改革是在当时已经腐烂透顶的清政府支配下进行的。在其推行过程中,他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种种阻力。因此,尽管他很想有所作为,也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但还是有不少人对他进行掣肘、攻击与诬蔑,迫使他不得不于1891年告病辞官而去。继任的台湾巡抚邵友濂眼光短浅,思想僵化,尽废刘铭传新政,清代所实行的惟一有计划、有成效的改革就此夭折了。1896年,刘铭传在家病逝,清追封太子太保,谥壮肃,准建专祠。

有人说刘铭传“倡淮旅,练洋操,议铁路,建台省,实创中国未有之奇”,而其最伟大的成就,最值得后人景仰的事功则为“建台省”—— 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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