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部

知言

作者:胡宏

  《知言》是南宋学者胡宏(1105—1161)的主要学术著作。现存的《知言》包括两部分,一为《知言》的正本,一为南宋学者朱熹辑录的《胡子知言疑义》。按照明代学者程敏政《胡子知言跋》的记载及现存各种版本《知言》的内容,可见《胡子知言疑义》所摘引的胡宏语录,皆不复见于《知言》正本,而这些被朱熹删节并多加非难的见解、正是胡宏哲学、教育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  《知言》全书采用随笔札记的形式,辑录了胡宏历年讲学的言论,体例近似于《论语》,但行文中很少有师生问答的对话,多为胡宏一人的语录。该书是胡宏教育思想最完整、系统的记录,也记存了胡宏的政治、哲学、伦理、史学等观点,是研究胡宏学术教育思想的主要依据。  胡宏,字仁仲,福建崇安(福建省西北部)人,学者尊称为五峰先生,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胡宏出身于名门,家学渊源深厚。其父胡安国是南宋著名的经学家、教育家,与二程高足弟子游酢、谢良佐、杨时等学界名流交往密切,并为南宋治《春秋》学者之宗,所著《春秋传》,被宋高宗赞为“深得圣人之旨”, 明初又被立为学官。胡宏的兄弟胡寅、胡宁及堂兄弟胡宪、胡实,也均为南宋有名的学者。南宋号为“东南三贤”的朱熹、吕祖谦和张拭,均曾求学于胡氏兄弟,朱熹、吕祖谦曾为胡宪的学生,张拭为胡宏的高足弟子,而朱熹的父亲朱松,又与胡寅有师生之谊。可见,胡氏之学在南宋学术教育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思想观点虽与理学关联深厚,但自以《春秋》标立门户,注重经世致用,多论经史大义,强学力行,志于廉济时艰,独创湖湘学统。

  胡宏在胡氏诸子中学识最优,“伟抱卓识,自许尤为不偶”。 他幼承庭训,“至于弱冠,有游学四方、访求历世名公遗迹之志”。年15,便自撰《论语说》,从其父胡安国习伊、洛之学,编《程氏雅言》,再从胡安国学习《通鉴举要》,为编《皇王大纪》一书奠定了基础。20岁时入京师太学,师事程门高足杨时;靖康元年(1126),于荆门拜程门弟子侯师圣为师。故其学术渊薮,改以胡氏家学为底蕴,又兼得程氏理学之正传,这种学术风格既体现了南宋湖湘学派的基本特色,又成为贯穿于《知言》一书的思想宗旨,并在《知言》中得到集中的表现。南宋初年,胡宏曾荫补右承务郎,因不愿与权臣秦桧为伍,隐居衡山,致力于学术研究,游学讲道于衡山之下二十余年,曾担任过岳麓书院山长,执教于碧泉书院、道山书院等处,湘、湖之士多求学于其门,终仰其为一代师表,高足弟子有张拭、杨大异、彪居正、吴翌、孙蒙正、赵孟、赵棠、方畴、向语等人。明人彭时则称胡氏父子“俱为大儒,遂启新安朱氏(熹)、东莱吕氏(祖谦)、南轩张氏(拭)之传,而道学益盛以显”。

  《知言》是胡氏湖湘学派学术教育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书中阐述的一系列观点,系统地表明了湖湘学派的思想宗旨,标志着湖湘学派思想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定型。因此,历代学者多视胡宏与其父胡安国为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胡宏的学生张拭评价《知言》:“其言约,其义精,诚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也”。 朱熹也称“湖湘学者崇尚胡子《知言》。” 宋代学者吴儆《题五峰先生知言卷末》则高度评价《知言》一书,“凡后学之自伊洛者皆知,敬信服行,如洙泗之有孔氏”。 清代学者全祖望也有一段相关的议论:“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 上述诸儒言论肯定了《知言》三点:第一,胡宏及其《知言》在两宋理学思想的传播与发展中,发挥过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第二,在一部分学者看来:《知言》一书在宋代学术思想领域中的地位,超过了张载的代表著作《正蒙》。第三,《知言》一书是南宋湖湘学派的经典著作。  有关《知言》的成书及版本流传情况,据张栻《胡子知言序》称:为胡宏“平日之所自著”,吴儆《题五峰先生知言卷末》记:“某受此书于南轩先生,谨诿诸同志汪伯虞锓木,以广其传”。 这是有关《知言》刻板成书的最早记载,但《知言》一书诸篇篇首皆有“胡子曰”字样,且在刻本之前已是“传于世,实甚久”, 可见此书抄本流布较多,刻本书稿也经过胡宏门人的整理,但目前已无法断定参预整理书稿者的姓氏。

  宋刻的《知言》版本今已失佚。据宋代学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胡子知言》一卷可知:最早的宋刻本《知言》不分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记:“自元以来,其书不甚行于世,明程敏政始得旧本于吴中,后坊贾遂有刊版。然明人传刻古书,好意为竄乱,此本亦为妄人强立篇名,颠倒次序,字句舛谬,全失其真。惟《永乐大典》所载尚属宋刊原本,首尾完备,条理釐然”。除《永乐大典》所载的宋刊原本《知言》外,程敏政所得吴中刻本今已不见,但从清道光三十年(1850)的粤雅堂重刻本可知:程刻本已经分卷,其他的明清刻本如:明嘉靖五年正心书院刻本、明《诸子萃览》本、明吴中坊刻本、《子书百家》本、《格致丛书》本、复性书院本、《百子全书》本等,均分类,并有附录,可见多为经过明儒修订后的版本辗转刻印。  中华书局1987年将原是单本的《知言》与胡宏的另一部文集《五峰集》合为一书,校点出版,取名《胡宏集》。点校本《知言》,以清代《粤雅堂丛书》的清道光三十年刻本为底本,以明代正心书院嘉靖五年刊本为主要校本,并参校了《子书百家》本、《百子全书》本、民国二十九年复性书院校刊本,但未参及尚能反映宋刊原貌的《四库全书》本。
中华书局的点校本《知言》,保留了明儒强立的章名,但已取消分为六卷的格式。全书总约3万字,章目采用《论语》的体例,取章首的文义或字样立为标题,共15章:《天命》、《修身》、《阴阳》、《好恶》、《往来》、《仲尼》、《文王》、《事物》、《纷华》、《一气》、《义理》、《大学》、《复义》、《汉文》、《中原》。

  《知言》一书所包含的教育思想及相关的论述,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论“仁学”  “仁学”是胡宏教育思想的主要基点之一。作为一位教育家和哲学家,仁的含义在胡宏的理论体系中并不局限于教育和伦理的范围,而是具有更广泛而深刻的哲学意义。胡宏讨论“仁学”的思路,是首先赋予“仁学”以哲学本体上的意义,然后以此为依据,引发出一系列有关社会教育、道德修养及人伦方面的问题。这种思维的方式正反映了宋替代学家普遍的思维模式,这也是胡宏虽然也多标新立异,并不完全苟同理学家之言,但仍得到朱熹,张栻等理学大师的极力推崇,并被视为“道学之枢要”的缘故。

  “仁学”作为一个古老的概念,并非胡宏所创。胡宏的“仁学”思想也非妄发己臆,而是泛观经史、博采众长,取精用宏、折衷裁削的结果,其本源皆有所自。这一点也正为胡氏湖湘学派注重取鉴经史、康济时用的学术特色提供了验证,也是湖湘学统深得东莱吕氏学派标榜的主要原因。

  在胡宏看来,仁学的历史本源和思想本源均始自孔子,并是孔门教学的中心点。在《知言·大学》(以下凡引《知言》均省去书名,只引章名)中,他指出:“夫学于圣门者,皆以仁为本”。在《求仁说》中指出:“《论语》一书,大抵皆求仁之方也。” 既然“仁”的价值如此广大,那么,如何为“仁”确定界说,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前提。  首先,胡宏从宇宙本体论的高度论述“仁”的哲学意义。他先后为“仁”确定了如下的界说:“仁者,心之道乎(《天命》)”;“仁者,天地之心也(《天命》)”;“仁者,道之生也(《修身》)”;“道者,体用之总名。仁,其体;义,其用”。(《阴阳》)。“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机要也(《纷华》)”。

  理解上述界说,需要说明两点:一是“心”的含义。在胡宏的哲学体系中,所谓的“心”并非一种纯粹主观的意念,而是一种包含双重属性的哲学范畴:第一,“心”是外部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客观反映。《大学》:“人心应万物,如水照万物”。《好恶》:“有是心则有知,无是心则无知”。第二,心是一种超越人的个体思维及其存在的客观先验的理念形态,是万物运行变化所遵循的先天性规则,同时也在客观事物后天的运行过程中得到集中的体现。《往来》:“性譬诸水乎,则心犹水之下”。朱熹《胡子知言疑义》引胡宏论“心”的言论:“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心无不在,本天道变化,为世俗酬酢,参天地,备万物。” 由此推见:胡宏是一位二元论者,他为“心”下的第一界义,承认外部事物的客观存在,指出“心”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阐述的是“人心”的范畴。但他把“人心”看作是认知的对象,而不是认知的手段或思维活动过程本身,是反映外部事物本质属性的客观真理,因而也是一种永恒的范畴:“心无生死”(《胡子知言疑义》)。他为“心”下的第二界义,阐明的是“天地之心”的含义,这是一种先验论的哲学范畴,反映了胡宏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二是“道”的含义。胡宏所言的“道”,与“天地之心”实际为同一概念,仍然是指万事万物的客观属性及其变化运行过程所遵循的先天性规则。《往来》:“中者,道之体也;和者,道之用。中和变化,万物各正性命而纯备者,人也,性之极也”。“备万物,参天地,谓之正道”。《天命》:“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乎躯者不见其大;存乎饮食男女之事,而溺于流者不知其精”。《修身》:“道之有物,犹风之有动,犹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闲之?故离物求道者,妄而已矣!”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胡宏所谓的“道”,虽非人的主观意念,但先于外部事物而存在,并包容了外部事物的本体及其运行过程,因而被称为 “体用之总名”(《阴阳》)。另一方面,“道”虽是一种先验的范畴,而物质也被看作是“道”的存在形态,是后于“道”而出现的,但“道”不能脱离“物”孤立存在,“道”贯穿在万事万物之中,只有即物求道、即物求真,才能获得对客观事物属性的正确认识,才能获得对“道”的真实体认。否则,离物求道,就不可能得到客观、真实、正确的知识。

  明确了“道”与“心”的含义,进一步阐明“仁学”的范畴,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仁包含了伦理学的意义,但已不限于此,而是具备了宇宙本体论的哲学意义,体现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自然运行的规律及过程本身。所谓“仁”为“道体”,“仁”为“天地之心”,“仁”为“道之生”,即是此意。第二,仁具有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真实再现的内含,也就是所谓“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机要”的旨意。这一点,说明“仁”与前述的“人心”也是旨意相同的。第三,仁的范围无限广大,是贯穿于宇宙万物、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切事物的准则,但这一准则并非固定僵死的东西,而是在生生不息、变化万端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生动特征。《修身》:“仁无定用”、“时无穷,事万变。惟仁者为能处之,不失其道而有成功”。也就是说无论经受任何千变万化的考验,都能不违背天道,就是体现了仁的宗旨。  就此而论,胡宏所谓的孔门施教以仁为本,就是指理解事物的基本原理,并在实践中力行、体验、深化。他进而阐述了仁学在教育方面的主要意义:第一,仁为大学之本,诸如子游、子夏问孝,孔子学不厌、教不倦,孟子承先圣,周旋而不舍,均是“久于仁”、“志于仁”的体现。第二,“仁”反映了各种事物千差万变的属性,因而也表现了人与人各自不同的特征,所以,孔子因材施教,也有季路之仁、公西华之仁、冉有之仁的差别。

  胡宏有关“仁”的界说,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程颢《识仁篇》的思想,他进而把学习过程概括为“识仁”的过程,也直接体现了《识仁篇》的思想宗旨。胡宏认为:第一,“仁”虽然是先天存在的“道体”,但“仁”体现在现实的事物之中,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够“知仁”;“人虽备天道,必学然后识,习然后能,能然后用”(《好恶》)。第二,“仁”既为道体,与天地之心相通,道体为性,“其用为心”(《胡子知言疑义》),循天理为顺命知性,故“仁”与性理也是相通的。因此,尽心知性就可谓“识仁”:“循天之理,所以求尽其心也。”(《天命》)“务尽其心之谓大仁”(《修身》)。“穷理尽性以成吾仁”、“人尽其心,则可与言仁矣”(《纷华》)。第三,仁包含着一种普遍的爱心,这种爱心在胡宏看来,正是贯通于天地万物之中的一种生息造化之功,胡宏的这一见解实际上是表彰了张载《西铭》之说。这一点也标明了胡宏想要培养的“与天地同其道”的圣人所具备的特征:“仁者无不爱也,故以斯文为己任,理万物而与天地参矣”《(纷华)》。胡宏还以“仁”的标准,要求并规范帝王之政,他认为仁为立身立国之本,帝王以仁治国,不仅要“富民”,更要“爱民”,而“爱民”的主要标志就是“教民”(《文王》)。他说:“仁智合一,然后君子之学成。”(《天命》)“士选于庠序,政令行乎世臣,学校起于乡行,财出于九赋,兵起于乡遂,然后政行乎百姓,而仁覆天下”(《天命》)。这里不难看出,胡宏在治理国家方面推崇“仁学”,正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供了理论依据。第四,仁学并非脱离实际的洞空原理,而是“切切于世”、“周乎万物”(《天命》),因此,“仁之道,非便儇矫厉,耳剽口诵之所可得,必刚毅笃实,主忠行恕,而后可至”(《五峰集.邵州学记》)。胡宏进而指出“识仁”的学习途径:开阔胸怀和眼界,廓然大观,解其胶固,骞然高举,拔于卑陋;潜心于孑乙子文章,期得夫子之道于文章之表;尚志不自弃,力行于仁,亲师求性初;崇师问道,取友资器利,相观而善;自反修身,守身以仁,情欲之妨于义理者消忘之,气质之戾于中和者矫正之;无须臾不敬,无毫忽自欺,慎独自省。如此,方可谓“下学于己而上达于天,然后仁可言矣”。

  综上可见:在胡宏的教育观念中,“仁学”是其阐述一系列教育问题的基本宗旨和出发点。

  (二)论人性与教育

  胡宏对“人性”的理解,在宋儒中是独具一格的。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否认人性有善恶,并因此被朱熹斥为“举物而遗则”。 胡宏也没有像二程和张载那样,把“性”划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并且把情、欲看作是性的表现形式,把性看作是气与物的主宰。胡宏在《知言》中,给“性”下了如下界义:

  第一,性是一种先验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先于事物而存在,又贯穿流行于客观事物之中,是事物的本体和变化运行的动力,与所谓的“道体”、“天命”、“天理”、“天地之心”是同一范畴。《胡子知官疑义》:“非圣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则有是名也。圣人指明其体日性,指明其旧日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天命之谓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复义》:“天命之谓性,流行发见于日用之间”。“气有性,故其运不息”。《义理》:“义理,群生之性也。”“夫理,天命也;义,人心也”。第二,性虽为万物的本体,万物包含在性的范畴之中,但“性”并非只是一种单一的本原,而是千差万异的不同物质和事物的各自属性,事物之间的差异也是由其本质属性的差异造成的。《汉文》:“性之所以不一,物之所以万殊也。万物之性,动殖、小大,高下,各有分焉。”《一气》:“万物皆性所有也。”“大哉性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焉矣”。《往来》:“万物万事,性之质也”。《修身》: “性外无物,物外无性”。第三,欲在性中,二者的关系是同体而异用。《胡子知言疑义》:“好恶,性也。小人好恶以已,君子好恶以道。察乎此,则天理人欲可知”。在胡宏看来:性的内含十分广大,“善恶吉凶百行俱载”, 善恶不足以言之,情欲不能排除在外,无论是圣人,还是凡人同样都有情欲,二者的区别不在是否有情欲,而在于情欲是否合于“道”,是否符合常理。他指出:“凡天命所有而众人有之者,圣人皆有之。人以情为有累也,圣人不去情;人以才为累也,圣人不病才;人以欲为不善也,圣人不绝欲”。 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圣人发而中节,而众人不中节也”。  由此出发,胡宏进一步阐述与人性直接相关的教育问题:第一,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存天理,灭人欲”,而在于使人的情欲所发合于天道自然。因此,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顺万物之性、成万物之性。《大学》:“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之学,立天地之经、成万物之性”。《汉文》:“圣人顺万物之性,惇五典,庸五礼,章五服,用五刑,贤愚有别,亲疏有伦,贵贱有序,高下有等,轻重有权,体万物而昭明之,各当其用,一物不遗,圣人之教可谓至矣”。在这里,胡宏把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及等级制度,都看作是天道自然的表现,所谓的“顺性”、“成性”,也是为了维护并理顺封建社会上下有差、尊卑有序的专制秩序,培养学生做恭顺的臣民。第二,怎样才能达“成性”、“顺性”的目的呢?胡宏说:“顺秉彝,穷物则,谓之正教”(《往来》)。就是说:学生要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循守封建的纲常伦理规范,也就是所谓的“守身以仁”,同时要广泛地读书、学习,了解各种事物的属性。《大学》:“致知在格物,物不格,则知不至”。《复义》:“天命之谓性,流行发见于日用之间……欲发而中节,与天地相似也,难也哉!求免斯弊者,舍讲学其可乎?”《义理》:“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于无,拘于己,泂于事,诱于物,故无所不用学也。学必习,习必熟,熟必久,久则天,天则神”。《纷华》:“心穷其理,则可与言性矣”。胡宏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穷尽物理,才能够达到“成性”、“顺性”的境界。既肯定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又强调了对于周围事物的实际观察与体认,但胡宏既已承认天理道体与人心相通,心知天地,宰万物,因而他更注重对心体的自我体认,并否认外部感性知识的可靠性,认为:“彼夫随众人耳目闻见而知者,君子不谓之知也”(《大学》)。他所强调的格物致知,仍然包含着浓厚的主观唯心色彩。  (三)论道德修养

  《知官》有关道德修养的一系列论述,是以其“仁学”及心性沦的观点为依据的。

  由于《知言》肯定合理的情欲是人性自然的表现。因而道德修养的目的不在于“绝欲”,而在于“寡欲”和“清欲”。《知言》既肯定性理与情欲是同一个范畴,又指出二者矛盾统一的关系。《往来》:“性譬诸水乎,则心犹水之下,情犹水之澜,欲犹水之波浪。”《纷华》:“人欲盛,则于天理昏”。《义理》:“物欲不行,则志气清明而应变无失”。《修身》:“修身以寡欲为要”《纷华》:“穷理寡欲,交相发者矣”。胡宏在这里明确地阐明了道德修养的两个主题:其一:修身寡欲与“穷理”的道德认识过程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其二,修身寡欲是要排抑那种违反常理的“物欲”,这种“物欲”是过分地追求物质享受和功名利禄。胡宏把宋代的科举词藻之学都归入“物欲”之中,并进而强调:道德修养必须摆脱科举利禄的干扰,才能够正常进行,因此在提倡教育以修身明伦为本的宗旨后,必须明确地指出科举利禄之学的危害性。对此,胡宏在《邵州学记》所做的论述,可谓是《知言》上述思想的注脚:“夫为是学者,非教士子美食逸居,从事词藻,幸觊名第,盖将使之修身也。……若徒掇拾章句,驰骛为文采,藉之取富贵,缘饰以儒雅,汲汲计升沉,领光景以快情遂欲,夸妻妾而耀乡里者,是吾弃我经天纬地,建三才,备万物,至大至妙,不貲之身于一物之小也”。   《知言》还从三个方面论述道德修养的具体方法:第一,自反责己。《天命》:“自反则裕,责人则蔽。君子不临事而恕己,然后有自反之功。自反者,修身之本也”。“从人反躬者,鲜不为君子;任己盖非者,鲜不为小人”。《文王》:“以反求诸己为要法,以言人不善为至戒”。第二,改过致知。《事物》:“行之失于前者,可以改之于后;事之失于今者,可以修之于来。……虽强力之人,改过不惮,其如过之不穷何?是以《大学》之方在致其知。知至,然后意诚,意诚,则过不期寡而自寡矣”。“事之误,非过也,或未得驭事之道焉耳。心之惑,乃过也。心过难改,能改心过,则无过矣”。从这些言论可以推见:《知言》所讲的“改过”,是就澄明或端正“心体”而言的,“致知”则如胡宏多次强调的“尽心知性”、“格物致知”,这种修养的功夫正体现了程颢主张在人性内部澄清本源的思想宗旨,同时,致知的功夫也就是正心诚意的过程。改过致知,也就是在反求自责的过程中不断深化道德认识的过程。第三,谨言慎行。《知言》对于这类问题的理解,既注重在现实生活中少犯错误,使道德更加完善,又考虑到人际关系中的各种因素,同时也视之为道德实践的基本功夫之一。《文王》:“以言人不善为至戒”。“行谨,则能坚其志;言谨,则能崇其德”。《中原》:“学,即行也,非礼,勿视听言动。学也,行之也,行之行之而又行之。习之不已,理与神会,能无悦乎!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

  除上述各个方面之外,《知言》在谈到教育内容时。主张“学欲博,不欲杂,守欲约,不欲陋”(《仲尼》),他认为:《易》、《书》、《诗》、《春秋》及所有的孔孟之书,皆为圣人之道,有补于治道,但尤其表彰《春秋》之学,认为《春秋》与《易》包容了“经伦之业”,可以起到“一目全牛,万隙开”的作用(《汉文》),并反复强调:“天理人欲,莫明辨于《春秋》。圣人教人清人欲,复天理,莫深切于《春秋》”(《一气》)。这样就把《春秋》推到了儒家学说的中心地位,并视之为道德教育、知识教育的核心教材,这一点也标榜了胡氏湖湘学派的学业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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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言,五峰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先生於京師,又從侯师圣先生於荆门,而卒傅文定公之學。优悠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蘊,窮皇王制作之端,综事理论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远,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晚歲嘗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

  是书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约,其義精,诚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然先生之意,每自以為未足,逮其疾革,猶時有所更定,蓋未及脱稿而已啟手足矣。

呻吟语摘

作者:吕坤

  本书由明末唯物主义思想家、著名学者吕坤著,是一部语录体的著作,刊刻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时吕坤在山西太原任巡抚。全书共六卷,前三卷为内篇,计有《性命》、《存心》、《伦理》、《修养》等八篇;后三卷为外篇,共有《天地》、《世运》、《圣贤》等九篇,共约数百条含意深刻、富有哲理的语录。

  本书向我们谈人生、谈哲理、抨时弊,内容涉及人生修养、处世原则、兴邦治国、养生之道。行文中时常出现警言妙语、真知灼见。  在修身方面,作者认为,“沉静最是美质,益心存而不放者”,而“任口恣情,即是清狂,亦非蓄德之器。”沉心静气是一个人的优秀品质,潜心思虑而不放任;信口胡说,即是轻狂的表现,这样的人难以修养出好的品德。读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自己的心与口,看来要培养良好的品德,非得管理好这两个家伙才是。

  文风朴实,几句平常话语,却道出了世间人们最易忽视与不愿承认的事实,与现代的“倒权威论”有异曲同工之妙。静心读下去,只觉胸中愈来愈广阔,眼前愈来愈明亮,平日生活中之烦恼琐事亦化作烟云惭惭散去。心,也净洁了不少。

  吕坤(1536-1618),明嘉靖、万历年间人,字叔简,一字心吾或新吾,自号抱独居士,宁陵(今属河南)人。为政有异声,官至刑部左、右侍郎。

中论

作者:徐干

  徐干(171-217),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潍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少年勤学,潜心典籍。汉灵帝末,世族子弟结党权门,竞相追逐荣名,徐干闭门自守,穷处陋巷,不随流俗。建安初,曹操召授司空军师祭酒掾属,又转五官将文学。数年后,因病辞职,曹操特加旌命表彰。后又授以上艾长,也因病不就。建安二十二年(217)

  二月,瘟疫流行,干亦染疾而亡。

  徐干散文,主要就是《中论》一书。此书写作主旨是:「常欲损世之有余、益俗之不足,见辞人美丽之文并时而作,曾无阐弘大义、敷散道教、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废诗、赋、颂、铭、贊之文,着,中论、之书二十二篇。」(《中论》序)。今存辑本份上、下两卷,上卷十篇,多论述处事原则和品德修养,下卷十篇,大部分论述君臣关系和政治机微,因此,它是一部有关伦理及政治的论集。其思想倾向,大体上遵奉儒家旨趣,多祖述先王、孔、孟之言,同时,也受道家、法家的某些影响。,中论、对时弊有所针砭,不过作者持论比较中庸谨慎,一般不指斥时事,所以显得辞旨邈远,较少锋芒。  《中论》的语言平实,论证讲求逻辑、条理贯通,还不失为一部较好的论说文专着。它是「建安七子」中今存唯一的专着。曹丕在《与吴质书》里称赞此书「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

  他的诗歌今存三篇,都是五言诗。《室思》为拟思妇词,共六章,写丈夫远行后妻子在家的懮愁郁结情绪:「端坐而无为,仿彿君容光」,「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幻想着「安得鸿鸾羽,觏此心中人」,同时又担心丈夫在外另有新欢。全诗情致缱绻,堪称佳作,而「思君」二句更为后人推重。《答刘桢》诗,以浑朴的诗句,表现了他与刘桢的诚笃友情。今存徐干作品,没有《公宴》、《斗鸡》之类酬应之作,这也是他有别于其他建安作家之处。

朱子语类

作者:朱熹

  本书是南宋大儒朱熹与其门人对答的集录。全书共一百四十卷,由南宋末期的黎靖德编成,书的全名是朱子语类大全。朱子殁后,黎靖德收集其门人分记的语录(朱子所讲的话),将之编辑起来,并按其内容分类为二十六个项目。语类的内容生动,极具魁力。其中密布着师徒间紧凑的对答,且以口语式的文体记录下来,使朱子精深细致的哲学观点,变得极为平易而实用。当然,朱子所说的话,常因时间或对象的不同,及抄录者理解力的不同,而有不少互相矛盾的地方。但是,想要深入了解朱子学派的思想,探寻其问题的本意,朱子语类乃是最宝贵的资料。  朱熹,字元晦(1130-1200),宋代著名理学家。“朱子”,是其门人后学对他的尊称。朱熹一生主要从事儒学的研究和教学,先后在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福建武夷精舍、湖南岳麓书院、福建沧州精舍等地聚徒讲学,从学者最多时达到数百人。朱熹授徒,循孔子“教学相长”、“诲人不倦”之法,鼓励弟子提问。而在师徒一问一答之间,尽得儒学性命道德之精微、天人事物之蕴奥,较之朱氏之经传,语更详明简要。朱门弟子,记录其师谈经、论事、明理之言,遂成“语录”。嘉定乙亥李道传辑廖德明等三十二人所记,为四十三卷,又续增张洽录一卷,刻于池州,曰“池录”。嘉兴戊戌,道传之弟性传续搜黄榦等四十二人所记,为四十六卷,刊于饶州,曰“饶录”。淳祐己酉,蔡抗又以杨方等三十二人所记,为二十六卷,亦刊于饶州,曰“饶后录”。咸淳乙丑,吴坚采三录所馀者二十九家,又增入不刊四家,为二十卷,刊于建安,曰“建录”。其分类编辑者,有嘉定己卯年间黄士毅所编一百四十卷,刊于眉州,曰“蜀本”。又有淳祐壬子年间王佖续编四十卷,刊于徽州,曰“徽本”。各本互有出入,又因翻刻不一,错讹间出。咸淳庚午年(1270),导江黎靖德集诸本之大成,删除重复一千一百五十馀条,分为二十六门,遂成定编,刊刻传世。  朱熹为有宋一代大儒,其哲学思想在宋代迄清末的七百多年中,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朱子语类》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直接阐述其哲学观点的,因而对研究朱熹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朱熹本人对编辑程颐语录有如下观点:“伊川在,何必观;伊川亡,则不可不观矣。”朱熹语录的价值,亦可作如是观。

  今据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施以标点,简体横排出版,以供文史哲研究、爱好者及语言研究者之需。全书为问答体,凡问答之语,一律省去引号,以免重复使用引号。问语和答语之间空一格,以示区别。问语或答语中引用他人之语或引文,加双引号;他人之语或引文中又引他人之语或他书者,则加单引号。

潜夫论笺校正

作者:王符

汉人王符的潜夫论一共有三十六篇,论理剀切详明,无所不备,全面反映了王符的思想.是一部重要的中国哲学名著。这里由清人笺注,今人校正,再现了王符原著的全貌,对其中一些疑义和错讹之处都作了谨慎的修订。 《潜夫论》是东汉进步思想家王符的论著,对东汉后期的社会政治情况作了广泛的尖锐批评。清代汪继培引证详核地作了笺注。 本书着重选收与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关系较密切的。个别不属于子部的书如班固的白虎通义,因与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关系较密切,也选入。

佛祖通载

作者:释念常

  《四库总目提要》

  元释念常撰。念当姓黄氏,号梅屋,华亭人。延祐中居嘉兴大中祥符禅寺。是编前有至正元年虞集序。所叙释氏故实,上起七佛,下迄元顺帝元统元年,皆编年纪载。念常於至治癸亥尝驿召至京师,缮写金字佛经,因受法於帝师帕克巴是以卷首七佛偈後,即继以帕克巴所撰《彰所知论》。又所谓庄严劫、贤劫不知当中国何年,不能编次,故盘古以至周康王但略存帝王统系,自周昭王二十五年释迦牟尼佛诞生以後,始据内典编年。每条之後,多附论断。大旨主於侈神异,陈罪福,起人敬畏之心,以自尊其教。然知儒者之礼、乐、刑、政必不可废,故但援儒人墨,与辟佛者力争,而仍尊孔子。又知道家清净与佛同源,故但攻击斋醮、章咒、服饵、修炼之术,而仍尊老子。其论唐宪宗、懿宗之迎佛为崇奉太过,论王缙、杜鸿渐但言福业报应,故人事置而不修,为泥佛太过,亦时能自弥其罅漏。其立言颇巧。至韩愈为一代伟人,乃引西蜀龙氏之书,诋其言行悖戾;紥木杨喇勒智。穷凶极恶,乃没其事迹,但详述其谈禅之语。竟俨然古德宗风。尤不免颠例是非,不足为据。然念常颇涉儒书,在缁流之中较为赅洽,於佛教之废兴,禅宗之授受,言之颇悉。於唐以来碑碣、志传之类,采掇尤详,亦足以资考订。其党同伐异,负气嚣争,乃释、道二氏之通例。心知其意,置而不论可矣。

抱朴子外篇

作者:葛洪

《外篇》的基本内容 《外篇》言人事,以儒家为宗,反映了葛洪先儒后道的思想发展轨迹。 《弭讼》等9篇论述时政得失,讥刺世俗,言治民之法。

《臣节》等7篇评人事臧否,主张藏器待时,克己思君。

《君道》等14篇谏君主任贤举能,爱民节欲,独掌权柄。 《勖学》、《崇教》两篇论超俗出世。

《交际》等5篇论修身。 《钧世》等7篇论文言著书之贵。(诘鲍)篇主张有君。

《博喻》、《广譬》两篇皆替喻,重复诸篇思想。 《自叙》一篇殿后,乃自传体,亦为全书之序。 《外篇》论时政得失,托古刺今,讥评世俗,述治民之道,主张任贤举能,爱民节欲。《四库提要》谓其"辞旨辨博,饶有名理。".鲁迅赞其"论及晋末社会状态"。

《外篇》还阐述了进步的文学观,强调要注重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主张立言必须有助于教化,同时提倡文章与德行并重。认为文学是发展的,今胜于古,既要反对唯古是尊,又要反对厚今薄古。强调文学批评要注意作者的风格、个性,要广录博收,反对偏嗜和浅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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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葛洪撰。洪有《肘後备急方》,已著录。是书乃其乞为句漏令後,退居罗浮山时所作。抱朴子者,洪所自号,因以名书也。自序谓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隋志》载内篇二十一卷,音一卷,入道家;外篇三十卷,入杂家。外篇下注曰梁有,五十一卷。《旧唐志》亦载内篇二十卷,入道家;外篇五十一卷,入杂家。卷数巳小不同。《新唐志。道家》载内篇十卷,杂家载外篇二十卷。乃多寡迥殊。《宋志》则均入杂家,内篇作二十卷,与《旧唐书》同;外篇作五十卷,较《旧唐书》又少一卷。晁公武《读书志》作内篇二十卷,外篇十卷,内外篇之卷数与《新唐书》互异。陈振孙《书录解题》但载内篇二十卷,而云《馆阁书目》有外篇五十卷,未见。其纷纭错互,有若乱丝。此本为明乌程卢舜治以宋本及王府道藏二本参校,视他本较为完整。所列篇数,与洪自序卷数相符。知洪当时盖以一篇为一卷。以《永乐大典》所载互样,尚多丹砂法以下八篇,知为足本矣。其书内篇论神仙吐纳、符箓克治之术,纯为道家之言;外篇则论时政得失,人事臧否,词旨辨博,饶有名理。而究其大旨,亦以黄、老为宗。故今并入之道家,不复区分焉。

何博士备论

作者:何去非

《何博士备论》为宋代重要兵书,原为28篇,今有27篇,分别论及先秦至唐代重大军事事件和军事人物,多有卓识,论理雄辩,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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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得所以并天下之形,而天下遂至于必可并,六国有可以拒秦之势,而秦遂至于不可拒者,岂秦为工于毙六国耶?其祸在乎六国之君,自战其所可亲,而记其所可仇故也。秦之为国一而已矣,而关东之国六焉。计秦之地,居六国五之一;校秦之兵,当六国十之一。以五一之地、十一之兵,而常擅其雄强以制天下之命者,由其据形便之居,俯扼天下之吭,而蹈其膺背于足股之下故也。使六国之君知夫社稷之实祸在秦,而相与致诚缔交,戮力以摈秦,即秦诚巧于攻斗,则亦何能鞭笞六国,使之骈首西向而事秦哉?又况得以一一而夷灭之也?盖其不知虑此,凡所以早朝而晏罢者,皆其自相屠毙之谋。此秦所以得收其敝而终为所擒也。

  盖六国之势,莫利于为从,莫害于为衡。从合则安,衡成则危,必然之势也。方其为从于苏秦也,秦人不敢窥兵函谷关者十五年。已而为衡于张仪,而山东诸侯岁被秦祸,日割地以求事秦之欢,卒至于地尽而国为墟。六国固尝收合从之利矣,然而终败于为衡之害者,其祸在乎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故也。所谓战所可亲、忘所可仇者,秦人稍蚕食六国而并夷之,则关东诸侯皆与国也,宜情亲势合以谋抗秦。然而,齐、楚自恃其强,有并吞燕、赵、韩、魏之志而缓秦之祸;燕、赵、韩、魏自惩其弱,有疑恶齐、楚之心而胁秦之威。是以衡人得而因之,散败从约,秦以气恐而势喝之,故人人震迫,争入购秦,唯恐其独后之也。曾不知齐、楚虽强,不足以致秦之畏,而其所甚忌者,独在乎韩、魏也。韩、魏者,实诸侯之西蔽也,势能限秦而使之无东。秦苟有以越之,我得以制其后,此秦之所忌。使齐、楚、燕、赵审夫社稷之实祸在秦,而知韩、魏之为蔽于我,委国重而收亲之,固守从约,并力一志,以仇虎狼之秦。使其一下兵于六国,则六国之师悉合而从之,则秦甲不敢轻越函谷,而山东安矣!

  或曰:韩、魏者,秦之错壤也。秦兵之加韩、魏也,战于百里之内;其加于四国也,战于千里之外。韩、魏之致秦兵,近在乎一日之间;而其待诸侯之救,乃在乎三月之外。秦攻韩、魏既归而休兵,则四国之乘徼者尚未及知也。今徒执虚契以役韩、魏,则秦人固将疾攻而力蹶之。是使三国速被灾祸,而齐、楚、燕、赵反居齿寒之忧,非至计也。噫!齐、楚、燕、赵之民,裹粮荷戟以应秦敌者无虚岁也,然终不能纾秦患于一日。四国诚能岁更各国之一军,命一偏将提之,以合戍韩、魏而佐其势,则是六国之师日萃于韩、魏之郊,仰关而伺秦。秦诚勇者,虽日辱而招之,固不轻出,而以腹背支敌矣。夫苏秦、张仪,虽其为术生于揣摩辨说之巧,人皆贱之,然其策画之所出,皆足以为诸侯之利害而成败之。盖苏秦不获终见信于六国,而张仪之志独行于秦。此六国之所以见并于秦也。

  嗟乎!使关东之国裂而为六者,岂天所以终相秦乎?向使关东之地合而为一,以与秦人决机于韩、魏之郊,则胜负之势盖未可知。使齐能因其资而遂并燕、赵,楚能因其资而遂并韩、魏,则鼎足之势可成。以其为国者六,是以秦人得以间其欢而离其交,终于一一而夷灭之。悲夫!

  兵,有攻有守,善为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则克,以守则固。当攻而守,当守而攻,均败之道也。方天下交臂相与而事秦之强也,秦人出甲以攻诸侯,盖将取之也。图攻以取人之国者,所谓兼敌之师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乱也,秦人合卒以拒诸侯,盖将之也。图拒以人之兵者,所谓救败之师也。兼敌之师利于转战,救败之师利于固守,兵之常势也。

  秦人据崤、函之阻以临山东,自缪公以来常雄诸侯,卒至于并天下而王之,岂其君世贤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乱,天下相与起而亡秦,不三岁而为墟。以二世之不道,顾秦亦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东,严兵拒关为自救之计,虽以无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区犹可岁月保也。不知虑此,乃空国之师以属章邯、李由之徒,越关千里以搏寇,而为乡日堂堂兼敌之师,亦已悖矣。方陈胜之首事,而天下豪杰争西向而诛秦也。盖振臂一呼而带甲者百万,举麾一号而下城者数十。又类皆山林倔起之匹夫,其存亡胜败之机取决于一战,其锋至锐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师,乃提孤军、弃大险,渡漳逾洛、左驰右鹜,以婴其四合之锋,卒至于败。而沛公之众,扬袖而下控函关。虽二世之乱足以覆宗,天下之势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于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从事于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于公斗,乐于卫上之风声气俗犹在也。而章邯之为兵也,以攻则不足,以守则有余。周文常率百万之师傅于城下矣,章邯三击而三走之,卒杀周文。使其不遂纵以搏敌,而坐关固守为救败之师,关东之土虽已分裂,而全秦未溃也。  或曰:七国之反汉也,议者归罪于吴、楚,以为不知杜成皋之口,而汉将一日过成皋者数十辈,遂至于败亡。今豪杰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关转战何也?嗟夫!务论兵者,不论其逆顺之情与夫利害之势,则为兵亦疏矣。夫秦有亡之形,而天下之众亦锐于亡秦,是以豪杰之起者因民志也,关东非为秦役矣。汉无可叛之衅,而天下之民无志于负汉,则七国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为汉役者也。以不为秦役之关东,则二世安得即其地而疾战其民;以方为汉役之天下,则汉安得不趋其地而疾诛其君。此战守之所以异术也。昔者贾谊、司马迁皆谓: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则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取失言之讥于后世。彼二子者,固非愚于事机者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势耳。虽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势,而不知至于子婴而秦之事去矣,虽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哉?

  王天下者,其资有三:有以德得之,有以力并之,有以智取之。得之以德者,三代是也;并之以力者,秦人是也;取之以智者,刘汉是也。盖以力则不若智之胜,以智则不若德之全。

  至于项羽之争天下也,其所执者为何资耶?德非羽之所得言者矣,其于智、力之资又皆两亡焉。而后世之议乃曰:项羽其亦不幸遇敌于汉而遂失之。嗟夫!虽微汉高帝,而羽之于天下固将失之也。汉王之于智盖疏矣,以其能得真智之所在,此所以王;项羽之于力尝强矣,以其不知真力之所在,此所以亡。彼项羽以百战百胜之气盖于一时,手袭天下以王豪杰而宰制之,自以天下莫能抗也。观其所赖以为资,盖有类乎力者矣。虽然,彼之所谓力者,内恃其身之勇,叱咤震怒足以威匹夫;外恃其众之劲,搏ㄏ决战足以吞敌人而已。至于阻河山,据形便,俯首东瞰,临制天下,保王业之固,遗后世之强,所谓真力者,彼固莫或之知也。是以轻指关中天险之势,燔烧屠戮以逞其暴,卒举而遗之二三降虏,反怀区区之故楚而甚荣。其归乃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能知者?”此特浅丈夫之量,安足为志天下者道哉!后之数羽之罪者,皆曰:夺汉王之关中,负信义于天下,此所以亡。嗟夫!使项氏无意于王,而徒夺汉王之关中,则谓其得罪于区区之信义可也。如其有意于王而夺之,是得计也。惟其知夺而不知其有,此所以亡耳。

  古者创业造邦之君而为是之为者,可胜罪哉?韩信未释垓下之甲,而高祖夺其兵,不旋踵而又夺其齐。然而智者不非而义者不罪者,以其为天下者重,而负人者轻故也。是以不顾意气之微恩,而全社稷之大计也。汉高祖挟其在己之智术,固无足以定天下而王之。然天下卒归之者,盖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夫能因人之智而任之不疑,则天下之智皆其资也,此所谓真智者也。又其所负者,帝王之度,故于其西迁也则曰:“吾亦欲东耳,安能悒悒久居此乎?”此其与项羽异矣。虽然,使无智术之士以主其谋,则天下之事亦去矣。方其入关,乃封秦府藏,还军霸上。其画婉矣。乃怵于妄议,一旦拒关无纳东兵以逆其众集之锋,几不免于项氏之暴。使遂卑而骄之,当能舒徐拱揖以得项王之欢心,奠枕而王关中,抚循其众,徐为后图,则天下不足定矣。幸而复获汉中之迁,因思归之士,并三秦定齐、赵,收信、越,以与项王亲角者数岁,仅乃得之。向使项羽据关而王,驱以东出,使与韩、彭、田、黥之徒分疆错壤,以弱其势,则关东之土尚可得兼哉?信乎!王者之兴固有所谓驱除者也。

  古者,持国任事有四臣焉:杜患于未兆,弭于未形者,贤臣也;祸结而排之使安,难立而戡之使平者,功臣也;国安矣挈而错之危,世治矣汩而属之乱者,非愚臣即奸臣也。盖奸臣之不足者忠,愚臣之不足者知。忠、知不足而持国任事,祸之府也。

  昔者,晁错尝忠于汉矣,而其知不足以任天下之大权也,是以轻发七国之难,而其身先戮于一人之言。可不谓愚乎?彼错者,为申、韩之学,锐气而寡恩,好谋而喜功之臣也。自孝景之居东宫,而错说之以人主之术数也,固以知宠之矣。及其即位,而以天下听之。彼挟其君之以天下听之也,欲就其所谓术数之效。是以轻为而不疑,决发而不顾,卒以忧君危国,几成刘氏之大变。而后世之士,犹或知之,独子云乃谓之愚。子云之愚错也,非以其知不足以卫身而愚之也,亦以其不能杜七国未发之祸而故趣之于乱也。东诸侯之势诚强矣。强而骄,骄而反,其理也。然而,束之而使无骄,御之而使无反者,岂固无术耶?而错之策曰:“削之、不削,皆且反也。削之,则反速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是错之术无他,趣之以速反而已。错之所谓祸小者,以吾朝削其地,而暮得其民故也。安有数十年拊循之民,一旦而遂不为之役也?吴王所发五十万之众者,皆其削郡之民也。连七国百万之师西向而图危关中,乃曰祸小者,真愚也。

  夫七国之王,独吴少尝军旅,为宿奸故恶。其六王皆骄夫孱稚,非有高材绝器、挟智任术,足以就大计者。其谋又非前缔而宿合之也。今一旦徜徉相视而起,皆吴实迫之,欲并以为东帝之资耳。当孝文之世,濞之不朝发于死子之隙,而反端著矣。贾谊固尝为之痛哭矣。然而孝文一切包匿,不究其奸,而以恩礼羁之。是以迄孝文之世三十余年,而濞无他变也。濞之反于孝景之三年,而其王吴者四十三稔矣。齿发固已就衰,而乡之勇决之气与夫骄悍之情、窥觊之奸,皆已沮释矣。今一旦奋然空国西向,计不反顾者,濞岂得已哉?有错之鞭趣其后以起之也。昔高帝之王濞者三郡,且南面而抚其国者四十余年。错之任事,一旦而削其二郡。楚、赵、诸齐,皆以暗隐微慝夺其封国之半。彼固知其地尽而要领随之,是以出于计之无聊为一决耳。向使景帝袭孝文之宽杀而恩礼有加焉,而错出于主父偃之策,使诸侯皆得以其封地分侯支庶,以弱其势,则濞亦何事乎白首称兵,冀所非望,而楚、赵、诸齐不安南面之乐而安甘为濞役也?

  吴王反虏也,固天人之所共弃,未有不至于败灭者。然亦幸其未为晓兵者也,使其诚晓兵,则关东非汉有,而错之罪可胜戮哉?方濞之起也,其谋于宿将,则曰“必先取梁”;其谋于新将,则曰“必先据洛”。二策者,皆胜策也。而吴王昧于所用,故败亡随之。其曰必先取梁者,梁王,景帝之亲母弟,国大而强,北距泰山,西界高阳。今释梁不下,而兵遂西,则汉冲其膺,梁捣其吭,不战而成擒矣。此宿将以先取梁为功者,图全之策也,所谓以正合者也。洛阳阻山河之固,扼西兵之冲,积武库之械,丰敖仓之粟。今不疾据而徐行留攻,而汉骑腾入梁、楚之郊以蹙之,败可立待也。此新将以先据洛为功者,立奇之策也,所谓以奇胜者也。二策者,皆胜策也。虽反国之虏无所恃之,亦兵家之至数也。幸其当时无以双举而并施之以教之也。是以吴王用其攻梁,而不用其据洛,此所以亟败也。所谓双举而并施者,锐师卷甲以趣洛阳,重兵疾攻以覆梁都,虽无能入关,而山东举矣。知取梁而不知取洛,则汉兵得以东下;知据洛而不知取梁,则梁兵得以蹑后。使锐师据洛而重兵攻梁,洛已据,则汉兵不能即东。汉兵不东,则必举梁,梁举而山东定矣。幸其不出于此,乃屯聚而不分,以压梁壁。梁未及下,而亚夫之辈驰入荥阳而壁昌邑矣。求战不得,欲去不可,彷徨无所之而坐成擒。故曰:幸其未为晓兵者也。向使吴王两用其策,而又假田禄伯以偏师提之以趋武关,周兵长驱,遂历阳城之北,反虽不迟,而祸实大矣。呜呼!孰谓晁错非真愚者哉!

  兵有所必用,虽虞舜、太王之不欲,固常举之;有所不必用,虽蚩尤、秦皇之不厌,固当戢之。古之人君,有忘战而恶兵,其敝天下皆得以陵之,故其势蹙于弱而不能振;有乐战而穷兵,其敝天下皆得以乘之,故其势蹙于强而不知屈。然则,兵于人之国也,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矣。

  西汉之兴,历五君而至于孝武。自高帝之起匹夫,诛强秦、蹙暴楚,已而平反乱,征不服,迄终其世,而天下伏尸流血者二十余年。吕后、惠、文,乘天下初定,与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拔之德。其于兵也,固惮言而厌用之也,可谓知天下之势矣。孝景之于汉也,盖威可抗而兵可形之时也。然而,即位未几,卒然警于七国之变。故其志气创艾,亦姑安天下之无事,未暇为天下之势虑也。然其为汉之势,亦浸以趋弱矣。孝武帝以雄才大略,承三世涵育之泽,知夫天下之势将就弱而不振,所当济之以威强而抗武节之时也。方是时也,内无奸变之臣,外无强逼之国,而世为汉患者独匈奴耳。

  夫匈奴自楚、汉之起,乘秦之乱,复践河南之地,而其势始强。高帝曾以三十万之众困于白登之围,盖士不食者七日,已解而归,不思有以复之,而和亲始议矣。高后被其书之辱,临朝而震怒矣,终之以婉辞顺礼慰适其桀骜之情。凡此者,皆欲与民息肩,姑置外之而不校也。孝文之立,其所以顺悦输遗者甚,至饰遣宗女以固其欢。盖送车未返,而彼已大举深入,候骑达于甘泉、雍梁矣。其后乍亲乍绝,盖为寇患至于近,严霸上、棘门、细柳之屯以卫京都。以孝文之宽仁镇静,摄衣发奋,亲驾而驱之者再,乃至乎辍饭搏髀而思颇、牧之良能也。孝景之世,其所以悦奉之情与夫遗给之数又加至矣。然其寇侵之暴,纷然其不止也。由是观之,汉之于匈奴,非深惩而大治之,则其为后患也,可胜备哉?是以孝武抗其英特之气,选待习骑,择命将帅,先发而昌诛之。盖师行十年,斩刈殆尽,名王贵人俘获百数,单于捧首穷遁漠北,遂收两河之地而郡属之。刷四世之侵辱,遗后嗣之安强。至于宣、元、成、哀之世,单于顿颡臣顺,谒期听令以朝,位次比内诸侯。虽曰劳师匮财,而功烈之被远矣。使微孝武,则汉之所以世被边患,其戍役转饷以忧累县官者,可得而预计哉?甚矣!味者之议,不知求夫天下之势、强弱之任所当然者,而猥曰:“文、景为是慈俭爱民,而武帝黩于兵师祈祀。”至与秦皇同日而非诋之,岂不痛哉!使孝武不溺于文成、五利之奸以重耗天下,攘敌之役止于卫、霍之既死,而不穷贰师之兵,则其功烈与周宣比隆矣。

  先王之政,不求徇人之私情,而求当天下之正义。正义之立,在国为法制,在军为纪律。治国而缓法制者亡,理军而废纪律者败。法制非人情之所安,然吾必驱之使就者,所以齐万民也;纪律非士心之所乐,然吾必督之使循者,所以严三军也。昔者,李广之为将军,其材气超绝,汉之边将无出其右者,自汉师之加匈奴,广未尝不任其事。盖以兵居郡者四十余年,以将军出塞者岁相继也,而大小之战七十余。遇以汉武之厚于赏功,自卫、霍之出,克敌而取侯封者数十百人,广之吏士侯者亦且数辈,而广每至于败衄废罪,无尺寸之功以取封爵,卒以失律自裁以当幕府之责。当时、后世之士,莫不共惜其材,而深哀其不偶也。窃尝究之,以广之能而遂至于此者,由其治军不用纪律,此所以勋烈、爵赏皆所不与,而又继之以死也。

  夫士有死将之恩,有死将之令。知死恩而不知死令,常至于骄;知死令而不知死恩,常至于怨。善于将者,使有以死吾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战而百胜也。虽然,死恩者私也,死令者职也。士未有以致其私,而有以致其职者,可战也。未有以致其职,而有以致其私者,未可战也。盖私者在士,而职者在将。在士者难恃,在将者可必故也。夫部曲行阵、屯营顿舍,与夫昼夜之警严、符籍之管摄,皆所谓军之纪律。虽百夫之率,不可一日辄废而缓于申严约束者也。故以守则整而不犯,以战则肃而用命。今广之治军,欲其人人之自安利也。至于部曲、顿舍、警严、管摄一切弛略,以便其私而专为恩,所谓军之纪律者,未尝用也。故当时称其宽缓不苛,士皆爱乐,而程不识乃谓:“士虽佚,乐为之死敌,然敌卒犯之,无以禁也。”此其恩不加令,而功之难必也。士诚乐死之矣,然其纪律之不戒也,亦所以取败也。故曰:厚而不能令,譬如骄子,不可用也。  昔者,司马穰苴卒然擢于闾伍之间而将齐军,一申令于庄贾,而三军之士莫不奋争为之赴战,遂一举而摧燕、晋之师。彭越起于群盗百人之聚,其所率者皆平日之等夷,一旦号令,斩其后期,众皆莫敢仰视,遂以其兵起为侯王,卒佐高祖平一天下。二人者,岂复所谓素抚循之师者哉!以其得治军之纪律,能使夫三军之士必死于令故也。广不求诸此,乃从妄人之谈,而深自罪悔于杀已降,以为祸盖莫大于此者,亦已疏矣。

  善将将者,不以其将予敌;善为将者,不以其身予敌。主以其将予敌,而将不辞,是制将也;将以其身予敌,而主不禁,是听主也。故听主无断,而制将无权,二者之失均焉。

  汉武召陵欲为贰师将辎重也,而陵恶于属人,自以所将皆荆楚勇士、奇才、剑客,愿得自当一队,以步卒五千涉单于庭,而无所事骑也。夫所谓骑者,匈奴剑客,愿得自当一队,以步卒五千涉单于庭,而无所事骑也。夫所谓骑者,匈奴之胜兵长技也。广泽平野,奔突驰践,出没千里,非中国步兵所能敌也。以匈奴之强,兵骑之众,居安待佚,为制敌之主。而吾欲以五千之士,擐甲负粮,徒步深入,策劳麾惫,为赴敌之客。是陵轻委其身以予敌矣。而汉武不之禁也,乃甚壮之,而听其行。上无统帅,而旁无援师,使之穷数十日之力,涉数千里之地,以与敌角而冀其成功。陵诚勇矣,虽其所以摧败,足以暴于天下。卒以众寡不敌,身为降虏,辱国败家,为天下笑者,是汉武以陵与敌也。故曰:二者之失均焉。法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陵提五千之士,孤军独出,当单于十万之师,转斗万里,安得不为其所擒也?是以古之善战者无幸胜而有常功。计必胜而后战,是胜不可以幸得也;度有功而后动,是功可以常期也。秦将取荆,问其将李信曰:“度兵几何而足?”信曰:“二十万足矣。”以问王翦,翦曰:“非六十万不可。”秦君甚壮信而怯翦也,遂以二十万众,信将而行,大丧其师而还。秦君大怒,自驾以请王翦,翦曰:“必欲用臣,顾非六十万人不可也。”秦君曰:“谨受命。”翦遂将之,卒破荆而灭之焉。冒顿单于辱吕后,汉之君臣廷议,欲斩其使,遂举兵击之。樊哙请曰:“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哙可斩也。昔高祖以四十万众困于平城,哙奈何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也?”吕后大悟,遂罢其议。向使王翦徇秦君以将予敌而不辞,吕后听樊哙以身予敌而不禁,则二将之祸可胜悔哉?

  夫李广、李陵皆山西之英将也,材武善战,能得士死力。然轻暴易敌,可以属人,难以专将。世主者苟能因其材而任之,使奋励气节,霆击鸷搏,则前无坚敌,而功烈可期矣。汉武皆乖其所任,二人者终偾蹶而不济,身辱名败,可不惜哉!

  大将军卫青之大击匈奴也,以广为前将军。青徙广出东道,少回远,乏水草。广请于上曰:“臣部为前将军,令臣出东道,臣结发与匈奴战,乃今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而青阴受上旨,以广数奇,无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广遂出东道,卒以失期自杀。夫以广之材勇,得从大将军全师之出,其胜气已倍矣。又获居前以当单于,此其志得所逞,宜有以自效,无复平日之不偶也。奈何独摧摈之,使其枉道他出,遂死于悒悒,而天下皆深哀焉?至若陵也,又听其以身予敌而弃之匈奴,侥幸于或胜。及其以败闻,徒延首倾耳望其死敌而已,无他悔惜也。嗟夫!汉武之于李氏不得为无负也。盖用广者失于难,而用陵者失于易,其所以丧之者一也。贾复,中兴之名将也。世祖以其壮勇轻敌而敢深入,不令别将远征,常自从之,故复卒以勋名自终。盖壮勇轻敌者可以自从,而别将远征之所深忌也。观贾复之所以为将,无以异于陵、广也。而世祖不令别将远征,常以自从者,是明于知复,而得所以驭之之术也,故卒收其效而全其躯。不然,则复也亦殒于敌矣。呜呼,任人若世祖者,几希矣!

  天之所与,不可强而甚高者,材也;性之所受,不可习而甚明者,智也。以天下无可强之材、可习之智,则凡材、智有以大过于人者,皆天之所以私被之也。天下之事莫神于兵,天下之能莫巧于战。以其神也,故温恭信厚盛德之君子有所不能知;以其巧也,而桀恶欺谲不羁之小人常有以独办。由是观之,凡材智之高明而自得于兵之妙用者,皆天之所资也。

  昔者,汉武之有事于匈奴也,其世家宿将交于塞下。而卫青起于贱隶,去病奋于骄童,转战万里,无向不克,声威功烈震于天下,虽古之名将无以过之。二人者之能,岂出于素习耶?亦天之所资也。是以汉武欲教去病以孙、吴之书,乃曰:“顾方略何如耳,不求学古兵法。”信哉,兵之不可以法传也。昔之人无言焉,而去病发之。此足知其为晓兵矣。

  夫以兵可以无法,而人可以无学也。盖兵未尝不出于法,而法未尝能尽于兵。以其必出于法,故人不可以不学。然法之所得而传者,其粗也。以其不尽于兵,故人不可以专守。盖法之无得而传者,其妙也。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则胜负之数戾矣。是以古之善为兵者,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会法。顺求之于古,而逆施之于今;仰取之于人,而俯变之于己。人以之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败,而我以之胜。视之若拙,而卒为工;察之若愚,而适为智。运奇合变,既胜而不以语人,则人亦莫知其所以然者。此去病之不求深学,而自顾方略之如何也。夫“归师勿追”,曹公所以败张绣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国。“穷寇勿迫”,赵充国所以缓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杲。“百里而争利者蹶上将”,孙膑所以杀庞涓也,赵奢犯之而破秦军,贾诩犯之而破叛羌。“强而避之”,周亚夫所以不击吴军之锐也,光武犯之而破寻、邑,石勒犯之而败箕澹。“兵少而势分者败”,黥布所以覆楚军也,曹公用之,拒袁绍而斩颜良。“临敌而易将者危”,骑劫所以丧燕师也,秦君用之,将白起而破赵括。薛公策黥布以三计,知其必弃上、中而用其下。贾诩策张绣以精兵追退军而败,以败军击胜卒而胜。宋武先料谯纵我之出其不意,然后攻彼之所不意。李光弼暂出野次,忽焉而归,即降思明之二将。凡此者,皆非法之所得胶而书之所能教也。然而,善者用之,其巧如是。此果不在乎祖其绪余而专守也。赵括之能读父书详矣,而蔺相如谓徒能读之而不知合变也。故其于论兵,虽父奢无以难之,然奢不以为能,而逆知其必败赵军者,以书之无益于括。而妙之在我者,不特非书之所不能传,而亦非吾心之能逆定于未战之日也。

  昔之以兵为书者,无若孙武。武之所可以教人者备矣,其所不可者,虽武亦无得而预言之,而唯人之所自求也。故其言曰:“兵家之胜,不可先传。”又曰:“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又曰:“人皆知我所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善学武者,因诸此而自求之,乃所谓方略也。去病之不求深学者,亦在乎此而已。嗟乎!执孙、吴之遗言,以程人之空言,求合乎其所以教,而不求其所不可教,乃因谓之善者,亦已妄矣。

  古之豪杰,遭天下之变乱,慨然而起,皆有拯民拨乱之志。其兵力威势,亦足以就功成业业者。已而,一旦肝脑屠溃于庸夫、孺子之手,曾不少悟,为天下笑者,何也?怙气而易人,矜众而忽祸,卒然而发于心意之所不及故也。

  昔者,王莽之盗汉也,而刘氏宗属诛夷废锢,救死不暇,幸而存者,皆孱驽不肖、习为佞媚苟生而已。独伯升愤然有兴复绝绪之志,收结轻侠,起以诛莽,虽莽亦深惮之。方其起也,独舂陵子弟八千人,乃诱合新市、平林数千之兵以助其势,而光武之师亦倡于宛,是以斩甄阜、梁邱赐,而破严尤、陈茂之师。不数月,而众至十万,其势振矣。于是豪杰相与议立汉宗,以从人望,其意固在乎伯升也。而新市、平林惮其威明,且乐更始之懦弛也,遂定策立之,伯升争之而不得也。已而,伯升拔宛,光武大破寻、邑百万之众。更始君臣愈不自安,遂诛伯升。嗟乎!伯升之志固大矣,而其死也,愚夫且及知之,而伯升之不悟也。夫新市、平林之将帅,故群盗耳。方吾之起而借其兵,已而连却大敌而拥众十万者,功在我也。人以其功,而欲崇立之。新市、平林之不乐也,举而属之驽弱之更始,则三军之权不在伯升,而在乎新市、平林矣。权分于人,而又固争,更始之立,宜其不旋踵而诛矣。昔者,吕后之欲王诸吕也,以问其相王陵、陈平。王陵力争,而陈平可之。夫王陵之争,将欲以安汉而摧诸吕也,不知陈平之可者,乃所以安汉而摧诸吕也。伯升所拒更始之立者,王陵之争也,未所以自安矣。虽然,伯升之心固未尝忘新市、平林之与更始也。惜其抚机而不知发,而为人发之,此其死而不悟也。

  宋义之令军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斩之。”其意固在乎项羽也。羽知其意之在我也,是以先发而诛之。使其不先发,即羽亦诛矣。伯升以新市、平林之为附我,是以德之而未忍负之耶,孰若蜀先主之于刘璋、李密之于翟氏也?璋举全蜀倚先主,先主遂取之,以为鼎足之资。人不非其负璋,而与其得取蜀之机也。密始臣于翟氏,翟自以其才之不逮密也,推而主之。已而,微有间言,密即诛之,其权遂一,而兵以大振。使伯升乘举宛之威,而又因世祖破寻、邑之势,勒兵誓师,以戮新市、平林之骄将,而黜更始,则中兴之业不在世祖矣。

  嗟乎!伯升之不忍者,亦妇人之仁耳。古之求集大事者,常不忍于负人而终为人之所负者,以其相伺之机,间不容发故也。世祖之连兵决战不及伯升,而深谋至计乃甚过之。盖伯升类项羽,而世祖类高皇,此所以定天下而复大业也。始伯升之见杀,而世祖驰诣更始,逡巡引过,深自咎谢,不为戚伤。是以更始信而任之,卒至摧王郎、定河北,其资成矣。乃徐正其位号,遂以其兵西加更始而定长安。使其遂形愤怏不平于伯升之祸,则亦并诛而已矣。

  师不必众也,而效命者克;士无皆勇也,而致死者胜。古之人有以众而败,有以寡而胜者,王寻、王邑以百万而败于三千之光武,曹公以八十万而败于三万之周瑜,苻坚以百万而败于八千之谢玄是也。夫率师百万以临数千之军者,必胜之军也。然有时而至于败者,骄吾所以必胜而以轻敌败也。提卒数千以当百万之众者,必败之道也。然有时而至于胜者,奋吾所以必败而以致死胜也。夫兵多在敌者,智将之所贪,而愚将之所惧也。兵寡在我者,愚将之所危,而智将之所安也。多固可惧,而我贪之,恃吾有以覆其骄也。少固可危,而我安之,恃吾有以激其奋也。提数千之兵以抗大敌,使人人自致其死,而忘其为数千之弱者,易能也。连百万之众以临小敌,使人人各效其命,而忘其为百万之强者,难能也。何者?弱则思奋,而强则易懈故也。弱而奋,则奋者其气也;强而懈,则懈者其情也。于气则易乘,于情则难率。因易乘之气而激之,故有以寡而胜者矣;就难率之情而驱之,故有以多而败者矣。是以古之善论将者,必知其所以胜任之多寡。苟非所胜任,虽多而累矣。韩信以高祖之所胜将者,十万耳;而其自谓,则虽多而益办也。是以古之善将者,其用百万如役一人,分数既定,形名既饰,节制素明,威赏素著,有术以用其锋故也。赵括一用赵人四十万,束手而就长平之坑者,败于众也。王翦必用秦军六十万然后取胜于荆者,办于多也。汉高祖尝一大用其军矣,劫五诸侯之兵,合六十万,以攻楚也。而项羽逡巡以三万之锐,起而覆之,濉水为之不流。此将逾其分,而韩信之所忧也。曹公之于兵也,巧谲奇变,离合出没,其应无穷,白首于兵,未尝不以少敌众也。卒丧赤壁之师,而成刘备、周瑜之名者,骄荆州之胜,恃水陆之众,而败于懈也。

  方寻、邑百众之众以压昆阳,其视孤城之内外者皆几上肉也。然而光武合数千之卒,申之以必死之誓,激之以求生之奋,身先而搏之,则其反视寻、邑之众者皆几上肉也,是以胜。虽然,是役也,人以其为光武之能事,而莫知其所以为能事也。唯诸将观其生平见小敌怯,见大敌勇也,皆窃怪之。而不知光武为是勇、怯者,乃所谓能事而皆以求胜也。夫怯于小敌者,其真情也;勇于大敌者,其权术也。敌小而怯,怯而戒,戒而励,胜之道也。敌大而勇,勇而决,决而奋,亦胜之道也。于敌之小而示之真情,是以不易胜之也;于敌之大而用其权术,是以不畏胜之也。光武非特能以少败众也,固又至于多而益办也。呜呼!光武之于取天下者,亦何独不出于真情之与权术欤?顾人莫之测耳。始伯升之结宾客喜士,规以诛莽以复刘氏,而世祖乃独事田业勤稼穑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谨厚目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部勒宾客,绛衣大冠而起于宛,则勇决之气又有过于伯升者焉。夫光武意之所以在莽者,岂一日之间邪?然于莽之世,而为伯升之所为者,固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独事田业,为谨厚者,其权术也;卒然而起,绛衣大冠者,其真情也。故伯升首事,而光武收之。呜呼!英雄若世祖者,为难及也。

  昔者,东汉之微,豪杰并起而争天下,人各操其所争之资。盖二袁以势,吕布以勇,而曹公以智,刘备、孙权各挟乎智勇之微而不全者也。夫兵以势举者,势倾则溃;战以勇合者,勇竭则擒。唯能应之以智,则常以全强而制其二者之弊。是以袁、吕皆失,而曹公收之,刘备、孙权仅获自全于区区之一隅也。

  方二袁之起,借其世资以撼天下。绍举四州之众,南向而逼官渡;术据南阳,以扰江淮,遂窃大号;吕布骁勇,转斗无前而争衮州。方是之时,天下之窥曹公,疑不复振。而人之所以争附而乐赴者,袁、吕而已。而曹公逡巡独以其智起而应之,奋盈万之旅,北摧袁绍而定燕、冀;合三县之众,东擒吕布而收济衮;蹙袁术于淮左,彷徨无归,遂以奔死。而曹公智画之出,常若有余,而不少困。彼之所谓势与勇者,一旦溃败,皆不胜支。然后天下始服曹公之为无敌,而以袁、吕为不足恃也。至于彼之任势与力,及夫各挟智勇之不全者,亦皆知曹公之独以智强而未易敌也,故常内惮而共蹙之。唯曹公自恃其智之足以鞭笞天下而服役之也,故常视敌甚轻,为无足虞。于其东征刘备也,袁绍欲蹑之;于其官渡之相持也,孙权欲袭之;于其北征乌桓也,刘备欲乘之。三役者皆所以致兵招寇,而窥伺间隙者所起之时也。然而曹公晏然,不为之深忧而易计者,亦失于负智轻敌之已甚,是以数乘危而侥幸也。虽然,于势不得不起者,盖刘备在所必征,袁绍在所必拒,然又其近在于徐州之与官渡。使其人之谋我,而我亦将有以应之,未有乎颠沛也。至于乌桓之役,则其轻敌速寇,而苟免祸败者,固无殆于此时也。夫袁绍虽非曹公之敌,亦所谓一时之豪杰,横大河之北,奄四州之土,南向而争天下,一旦摧败,卒以忧死。而其二子孱驽不肖,曹公折棰而驱之,北走乌桓,苟延岁月之命,虽未就枭戮,亦可知其无能为矣。方是之时,中土未安,幽冀新附,而孙权、刘备觇伺其后,独未得其机以发之耳。而操方穷其兵力,远即塞北,以从事于三郡乌桓为不急之役,侥幸于一决。呜呼,可谓至危矣!使刘表少辨事机,而备之谋得逞,举荆州之众,卷甲而乘许下之虚,则魏之本根拨矣。曹公虽还,而大河之南非复魏有矣。然则操之数为此举而蔑复顾者,恃其智之足以逆制于人而易之也。夫官渡、徐州之役,在势有不得不应,虽易之可也。今提兵万里,后皆寇仇,而前向劲敌,且甚易之而不顾者,亦已大失计矣。刘备之不得举者,天所以相魏耳。

  嗟乎!人唯智之难能。苟惟获乎难能之智,加审处而慎用之,则无所不济。今乃恃之以易人,则其与不智者何异?曹公所以屡蹈祸机而幸免者,天实全之耳。后之人无求祖乎曹公,而谓天下之可易也矣。

  言兵无若孙武,用兵无若韩信、曹公。武虽以兵为书,而不甚见于其所自用。韩信不自为书,曹公虽为而不见于后世。然而传称二人者之学皆出于武,是以能神于用而不穷。窃尝究之,武之十三篇,天下之学失者所通诵也。使其皆知所以用之,则天下孰不为韩、曹也?以韩、曹未有继于后世,则凡得武之书伏而读之者,未必皆能办于战也。武之书,韩、曹之术皆在焉。使武之书不传,则二人者之为兵固不戾乎。武之所欲言者,至其所以因事设奇,用而不穷者,虽武之言有所未能尽也。驱市人白徒而置之死地,惟韩信者然后能斩陈馀;遏其归师而与之死地,惟若曹公者然后能克张绣。此武之所以寓其妙,固有待乎韩、曹之俦也。谲众图胜,而人莫之能知;既胜而复谲以语人,人亦从而信之不疑。此韩信、曹公无穷之变诈不独用于敌,而亦自用于其军也。  盖军之所恃者将,将之所恃者气。以屡胜之将,持必胜之气以临三军,则三军之士气定而情安,虽有大敌,故尝吞而胜之。韩信以数万之众,当赵之二十万,非脆敌也,乃令裨将传食曰:“破赵而后会食。”信策赵为必败可也,而曰必破而后会食者,可预期哉?使诚有以破赵,虽食而战,未为失赵之败也。然而韩信为此者,以至寡而当至众,危道也。故示之以必胜之气,与夫至暇之情,所以宁士心而作之战也。曹公之征关中,马超、韩遂之所纠合以拒公者,皆剧贼也。每贼一部至,公辄有喜色。贼既破,诸将问其故,答曰:“关中长远,若贼各据险,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其皆集,可一举而灭之,是以喜耳。”袁绍追公于延津,公使登垒而望之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白骑积多,步兵不可胜计。公曰:“勿复白。”乃令解鞍纵马待焉。有顷,纵兵击之,遂大破绍,斩其二将。夫敌多而惧者,人之情也。以曹公之勇,而形之以惧,则其下震矣,故以伪喜、伪安示之。众恃公之所喜与安也,则畏心不生,而勇亦自倍,此所以胜之也。故用兵之妙,不独以诈敌,而又以愚吾士卒之耳目也。

  昔者创业造邦之君,盖莫盛于汉之高皇。考其平日之智勇,实无以逮其良、平、信、越之佐。然其崛起,曾不累年诛秦、覆楚,遂奄天下而王之。曹公之资机警,挟汉以令天下,其行兵用师、决机合变,当日无与其俪也。然卒老于军,不能平一吴、蜀,此其故何也?议者以其持法严忍,诸将计画有出于己右者,皆以法夷之,故人旧怨无一免者,此所以不济。嗟夫!曹公残刻少恩,必报睚眦之怨,真有之矣。至若谋夫策士,收揽听任,固亦不遗,未尝深负之也。盖尝自诡以帝王之志业,期有以欺眩后世。然稽其才,盖亦韩信之等夷。而其遇天下之变,无以异于刘、项之际。刘备、孙权皆以人豪,因时乘变,保据一隅,而公之诸将皆非其敌。至于鞭笞中原,以基大业,皆公自为之。而老期迫矣,此其为烈与汉异也。

  昔之君臣,相择相遇天下扰攘之日,君未尝不欲其臣之才,臣未尝不欲其君之明。臣既才矣,而其君常至于甚忌;君既明矣,而其臣常至于甚惮者,何也?君非有恶于臣而忌之也,忌其权略之足以贰于我也;臣非有外于君而惮之也,惮其刚忍之足以不容于我也。此忌、惮之所由生也。虽然君固有所不忌,以其得无所当忌之臣;臣固有所不惮,以其得无所当惮之君。昔者蜀先主之与诸葛孔明,苻坚之与王猛是也。  至于曹公之与司马仲达,则忌惮之情不得不生矣。非仲达不足以致曹公之忌,非曹公不足以致仲达惮。天下之士,不应曹公之命者多矣,而仲达一不起,已将收而治之矣。仲达之不起,固疑其不为己容;曹公之欲治,固疑其不为己用。此相期于其始者,固已不尽君臣之诚矣,则忌、惮何从而不生也?虽然仲达处之,卒至乎曹公无所甚忌,仲达无所甚惮者,此所以为人豪以成乎取魏之资也。人之挟数任术若荀文若者几希矣,盖曹公之策士而倚之为蓍龟者也。公之欲迁汉祚也,于其始萌诸心,而仲达启之以中其欲;于其既形于迹,而文若沮之以悴其情。已而,文若出于直言,而不能救其诛;仲达卒为之腹心,而遂去其惮。方曹公之鞭笞天下,求集大业也,将师四出,无一日而释甲。而仲达独以其身雍容治务而已,未尝一求将其兵,虽公亦不以为能而欲使之。迨公之亡,始制其兵,出奇应变,奄忽若神,无往不殄,虽曹公有所不逮焉。魏文固已无忌,仲达固已无惮,天下始甚畏之,犹公之不亡也。由是观之,仲达之以术略自将其身者,可得而窥哉。奈何诸葛孔明欲以其至诚大义之怀,数出其兵求与之决于一战以定魏、蜀之存亡哉?

  仲达、孔明皆所谓人杰者也。渭南之役,人皆惜亮之死,以为不见夫二人者决胜负于此举也。亮之侨军利在速战,仲达持重不应以老其师,而求乘其弊。亮以巾帼遗之,欲激其应。仲达表求决战,魏君乃遣辛毗杖节制之。亮以仲达无意于战,其请于君,徒示武于众耳。嗟夫!谓仲达之请战以示武于众者,则或有之;谓其有所终畏,而无意于一决者,亦非也。虽然,使辛毗不至,则仲达固将不战也。仲达之所求者,克敌而已。今以一辱,不待其可战之机,乃悻然轻用其众为忿愤之师,安足为仲达也?晋之朱伺号为善战,人或问之,伺曰:“人不能忍,而我能忍,是以胜之。”岂以仲达而无朱伺之量耶?察其所以诛曹爽者,足见其能忍而待也。故其策亮曰:“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此仲达之志也。亮之始出也,仲达语诸将曰:“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昔曹公攻邺,袁尚以兵救之,诸将皆以归师勿遏,当避之。公曰:“尚从大道来且避之,若循西山则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一战擒之。卢循反攻建邺,宋武策之曰:“贼若新亭直上,且当避之;回泊蔡州,则成擒耳。”循果泊蔡州,一战而走之。亮之趋原,与袁尚之循西山、卢循之泊蔡州等耳。盖锐气已夺,固将畏而避人,不足为人之所畏避。此三君者,所以易而吞之也。亮常岁之出,其兵不过数万,不以败还,辄以饥退。今千里负粮,饷师十万,坐而求战者,十旬矣。仲达提秦、雍之劲卒,以不应而老其师者,岂徒然哉!将求全于一胜也。然而,孔明既死,蜀师引还,而仲达不穷追之者,盖不虞孔明之死,其士尚饱而军未有变,蜀道阻而易伏,疑其伪退以诱我也。向使孔明之不死,而弊于相持,则仲达之志得矣。或者谓仲达之权诡,不足以当孔明之节制,此腐懦守经之谈,不足为晓机者道也。

  事物之理,可以情通,而不可以迹系。通之以情,则有以适变,而应乎圣人所与之权;系之以迹,则无以制宜,而入乎圣人所疾之固。是以天下事功之成,常出于权;而其不济,常主于固。夫以人为是而求践之,不知所以践者,于今为非;以人为非而求矫之,不知所以矫者,于今为是。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系之以既往之迹,故其所以践与矫者,适足以为祸悔之资也。

  昔卫青之击匈奴,其裨将苏建尽亡其军,于令当斩。青以不敢专诛于外,囚建送之。人皆多青之不擅权,得所以为臣与帅之顺道也。皇甫嵩讨贼梁州,董卓副之,贼平,诏卓以兵属嵩,卓不受诏,挟兵睥睨。人皆劝嵩诛之,嵩不欲其专诛于外也,而以状闻。卓因遂其凶逆,卒以不制。夫嵩之舍卓者,非出于他也,盖以卫青不戮苏建,获恭厚之誉,遂系迹而求践之。不知所以舍卓者,于今为纵寇也。邓艾之伐蜀也,出于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乘危决命,卒俘刘禅,可谓功矣。然其心气阔略,以为阃外之任,当制威赏。乃大专拜假,至欲擅王刘禅,留西不遣。虽司马文王以顺谕之,犹不见听。是以钟会得入其间,以及于诛而不悟也。夫艾之专制者,非出于他也,盖以皇甫嵩常要誉求全而失于董卓,故蹈后悔,遂系迹而求矫之。不知所以矫嵩者,于今为召祸也。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专系乎既往之迹。此所以不自知夫祸悔之集也。

  观艾之为将也,急于智名而锐于勇功喜激前利而忘顾后患者也。艾常以是胜敌矣,而卒结祸于其身者,亦以此也。始钟会以十万之劲而趋剑阁。姜维以摧折之师,惫于奔命,虽能拒扼,而终非坚敌也。艾为主帅,不务以全策縻之,乃独以其兵万人,自阴平邪径而趋江油,以袭刘禅。盖出其不意,而行无人之境七百余里,凿山险,治桥阁,岩谷峻绝,士皆攀缘崖木,投堕而下。又粮运不继,而艾至于以毡自裹,转运而下。呜乎!可谓危矣。士皆殊死决战,仅获破诸葛瞻之师,而刘禅悸迫,即时束手。使禅独忍数日之不降,以待援师之集,则艾为以肉齿饿虎矣。艾一不济,则钟会十万之师,可传呼而溃矣。艾以其身为侥幸之举者,乃求生救则之计,非所谓取乱侮亡之师,而亦非大将自任之至数也。是役也,非艾无以取胜于速,而其胜也有出于幸。使其不幸而至于溃败者,亦艾致也。夫奇道之兵,将以掩覆于其外,必有以应听于其内,然后可与胜期而功会也。唐李之入蔡以取吴元济也,以其有李之为乡道故也。使其无应听之主,则亦何能乘危而侥幸也?西汉中兴之名将,无若赵充国,史称其沈勇有大略。观其为兵,期于克敌而已,每以全师保胜为策,未尝苟竞于一战。故其居军无显赫歼灭之效,卒至胜敌于股掌之上。安边定寇,皆出其画,而独收其成勋,他将无与焉,几于所谓无智名勇功之善者也。由是观之,艾之所以不免者,亦其操术之致然也!  古之豪杰,有功业之大志,其才力虽足有以取济,而无谋夫策士合奇集智以更转其不迨,使无失乎事机之会,则往往功败业去而为徒发者皆是也。  昔东汉董卓之变,豪杰相视而起于中州者,若袁、曹、刘、吕,皆负其奸豪之资,求因时乘变以济所欲。特孙坚激于忠勇,投袂特起于区区之下郡,奋以诛卓,虽卓亦独惮而避之。惜乎!三失大机而功业不就,卒以轻敌遂殒其身,由无谋夫策士以发其智虑之所不及故也。始坚以义从之士起于长沙,北至南阳,众已数万。南阳太守不时调给,坚责以稽停义师,按军律而诛之,人大震服。南阳民籍且数百万,兵强食阜,而坚不遂据之以治军整卒,命一偏将西趋武关以震三辅,身扼成皋而定巩、洛,迎天子而奉之,仗顺讨逆,以济其志,乃反弃去。而袁术得以起而收于羁旅之中,以为己资,遂以骄肆。此坚之一失也。夫董卓之强,天下畏之。袁绍、曹公相与歃血而起者凡十一将,皆拥据州郡,众合数万,然无敢先发以向卓者,独曹公与其偏将遇,遂以败北。而坚独以其兵趋之,合战阳人,大破其军,集其锐将。卓深震惮,乃遣腹心诣坚和亲,咸令疏其子弟胜刺史郡守者,悉表用之。向使坚阳合而阴伺之,差其宗亲苟胜军事者皆列疏与焉,使得各据土握兵以大其势,徐四起以蹙之,则其取卓易于反掌。不知出此,乃怒辱其使,誓必诛卓,使之愤惧,遂残污洛阳,劫持天子,西引入关以避其锋而穷其毒。此坚之二失也。夫兵以义动者,其势足以特立,则何至于附人?苟唯不能而有所附,必其德义足以为天下之所归往者,然后从之。袁术徒膺藉世资以役天下,其骄豪不武,非托身之主也。坚已驱卓而收复雒阳之残坏,不能阻山河之固,因形势之便,以观天下之变。乃还军鲁阳听役于术,为之崎岖转战以搏黄祖,卒殒其身于襄、汉之间,无异士伍。此坚之三失也。夫一举事而三失随之,则其功业违矣。孙策壮武,术略过于其父,又有周瑜、鲁肃之俦以辅其起。惜乎,坚之不善基也,使其不得奋于中原以竞天下。然策一举而遂收江东,为鼎足之资,使之不死,当为魏之大患。策之不得起于中原,非其智力之不逮,盖袁绍已据河北,曹公已收河南,独无隙以投之故也。以刘备之间关转战,至于白首,不获中州一块之壤以寓其足。而策乃能以敝兵千馀渡江转斗,不数岁而席卷江东,此其过备远矣。权之勇决进取,无以逮其父兄,然审机察变,持保江东,于权有焉。

  夫三国之形,虽号鼎足,而其雌雄、强弱固有所在:魏虽不能遂并天下,盖不失其为雄强;吴、蜀虽能各据其国,然不免为雌弱。权惟能知乎此,是以内加抚循,而外加备御而已。时有出师动众,以示武警敌者,北不逾合淝,而西不过襄阳,未尝大举轻发,以求侥幸于魏。而魏人之加于我,亦尝有以拒之,未尝困折,是以终权之世而江东安。由是观之,则权之为谋,审于诸葛武侯之用蜀矣。  或曰:刘备之争天下也,不因中原而西人巴蜀,此所以据非其地,而卒以不振欤?曰:有之也。备非特委中原而趋巴蜀也,亦争之不可得,然后委之而西入耳。备之西者,由智穷力惫,盖晚而后出,于其势之不得已也。

  方其豪杰并起,而备已与之周旋于中原矣。始得徐州而吕布夺之,中得豫州而曹公夺之,晚得荆州而孙权夺之。备将兴复刘氏之大业,其志未尝一日而忘中州也。然卒无以暂寓其足,委而西入者,有曹操、孙权之兵轧之也。备之既失豫州而南依刘表也,始得孔明于羁穷困蹙之际,而孔明始导之以取荆、取益而自为资。孔明岂以中州为不足起,而以区区荆、益之一隅足以有为耶?亦以魏制中原,吴擅江左,天下之未为吴、魏者,荆、益而已,顾备不取此,则无所归者故也。是以一败曹公而遂收荆州,继逐刘璋而遂取益州者,孔明之略也。虽然,孔明之于二州也,得所以取之,而失所以用之。至于遂亡荆州,而劳用蜀民,功业亦以不就,良有以也。夫荆州之壤,界于吴蜀之间,而二国之所必争者也。自其势而言之,以吴而取荆,则近而顺;以蜀而争荆,则远而艰。蜀之不能有荆,犹魏之不能有汉中也。是以先主朝得益州,而孙权暮求其荆州。权之求之也,非以备之得蜀而无事乎荆也,亦以其自蜀而争下,不若乎吴之顺故也。故直求之者,所以示吾有以收之也。盖备一不听而权已夺其三郡,备无以争,而中分畀之。以分裂不全之荆州,而有孙权之窥听其后,为之镇抚则安,动复则危。亮不察此,而恃关侯之勇,使举其众以北侵魏之襄阳。故孙权起蹑其后,杀关侯而尽争其荆州。此孔明失于所以用荆也。然后备之所有,独岷益耳。虽然,地僻人固,魏人不敢轻加之兵,而鼎足之形遂成。使备之不西,而唯徘徊于中州,则亦不知所以税驾矣。备之既死,举国而属之孔明。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故尝数动其众而亟于立功,功每不就而众已疲。此孔明失于所以用蜀也。

  夫蜀之为国,岩僻而固,非图天下者之所必争。然亦未尝不忌其动,以其有以窥天下之变,出而乘之也。虽然,蜀之与魏,其为大小强弱之势,盖可见也。曹公虽死,而魏未有变,又有司马仲达以制其兵。孔明于此,不能因备之亡,深自抑弱,以盈怠共心,使其无意于我。励兵储粟,伺其一旦之变,因河、渭之上流,裹粮卷甲,起而乘之,则莫不得志。乃以区区新造之蜀,倡为仁义之师,强天下以思汉,日引而北,以求吞魏而复刘氏。故常千里负粮以邀一日之战,不以败还,即以饥退。此其亟于有功,而亡其量以待之也。善为兵者,攻其所必应,击其所不备而取胜也,皆出于奇。孔明连岁之出,而魏人每雍容不应以老其师,遂至于徒归。而不以吾小弱而向强大,未尝出于可胜之奇。蜀师每出,魏延常请万兵趋他道以为奇,亮每拒之,而延深以愤惋。孔明之出者六,盖尝一用其奇矣。声言由斜谷而遂攻祁山,以出魏人之不意,一旦而降其三郡,关辅大震,卒以失律自丧其师。奇之不可废于兵也如此,而孔明之不务此也。此锐于动众而无其智以用之也。呜乎!非汤、武之师而恶夫出奇,卒以丧败其众者,可屡为哉?虽然,孔明不可谓其非贤者也。要之,黠数无方,以当司马仲达则非敌故也。范蠡之谓勾践曰:“兵甲之事,种不如蠡;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范蠡自知其所长,而亦不强于其所短,是以能济。孔明之于蜀,大夫种之任也。今以种、蠡之事一身而二任之,此其所以不获两济者也。

  扫境内之众而属人以将,持疏远之身而将人之兵,于君臣授受之际,皆危机也。善任将者,不以其兵轻属于人;善为将者,不以其身轻任其寄。君必有以深得于臣而使之将,臣必有以深得于君而为其将,故武事可立而战功可收,君臣皆获令名于天下。古之人有行之者,孙武之于吴王阖闾,田穰苴之于齐景公,周亚夫之于汉文帝是也。始武以兵法干吴王也,王试之以妇人。武即因其所以试我者,探其心而占之,其意已在乎二姬之首也。二姬,王之所甚爱者。武固知夫深宫之妇人且安王之宠,岂尝知桴鼓之约束,而严将军之令哉?然必斩之而不释者,非有怨夫二姬者也,且藉其首以探王之诚心,所以信我者固与不固也。吴王果不恤二姬之死,而知孙武之善兵,遂卒将之。武亦知王之所以任我者固,而安为其将。故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而吴以强霸。齐景公以田穰苴之为将军也,受钺之始,因请其宠臣庄贾以监其军。穰苴岂真以人微权轻,而有赖于贾哉?其意固已在乎贾之戮也。贾虽差顷刻之约,可以情免也。然卒不置其诛者,非有忍于贾也,姑借其死以探齐君之诚心,而占其所以任我者笃与否也。景公果贤其人,而任之不疑。故能大却燕、晋之师,而还其所侵。汉文严三将军之屯以备边,躬劳其军。至于细柳之亚夫,虽天子之诏,而屈于将军之令。方是之时,细柳之士徒知亚夫之威,而不知汉文之尊也。岂亚夫于此悖君臣之分,而为是不可犯哉?亦以探孝文之诚心,以占其待我者至与未至也。汉文果高其才,属于景帝,以为可以重任,而亚夫亦以阃外之事自专。故七国之反,总制其军,遂能固拒救梁之诏,而平关东之变。世之浅者,徒见夫三人得徇众立威之道,曾不知其为术也微,非特主乎徇众立威而已也。至于君臣所以相得之始,固结其心,不可以间离毁败,而以勋名自全者,皆出乎此故也。

  甚矣!陆生之不讲乎为将之术也。机以亡国羁旅之身委质上国,于术无所持,于气无所养,徒矜才傲物,犯怒于众。司马颍强肆不君,举犯顺之师,岂足为托身之主哉?机以怨仇之府,一朝身先群士,都督其军,而众至数十万,汉魏以来,出师之盛,未尝有也。彼既失所任矣,而机内无术以探其所以任我者之心,外无权以济其所以属我者之事,乃方掀然自拟管、乐。临戎之始,孟超以偏校干其令,而辱之若遇仆虏,而机不以为戮而舍之。以是而将,用是而战,虽提师百万,孰救其败哉?故鹿苑之溃,死者如积,众毁因之,遂致其诛,为天下笑。才不足胜其所寄,智不足酬其所知,一投足举踵,则颠踣随之。乃归祸于三代之将,岂不缪欤?或曰:机虽世将而儒者也,军旅之事,非其素所长者,遂丧其师。此王衍、房之徒皆以招败也。嗟乎!以儒而将至乎丧师者,才不足以任将故也。必曰儒果不可以将,将果不可用儒者,非也。才之所在,无恶其儒也。使儒而知将,则世将有所不能窥也。至若机者,适足以杀其躯而已,何足道哉?

  神器之重,有以自归而后收之,有以力取而后得之。自归而后收之者,三代之上是也;力取而后得之者,秦、汉而下是也。夫归我而收之,与夫我取而得之,固有间矣。而其所以取之之道,又有甚异者焉!然则享天下者,亦观夫所取之道如何耳。

  魏之取汉,异于汉之所以取秦;晋之取魏,异于魏之所以取汉。魏示晋以所取汉之迹,晋袭魏以所取魏之权。是晋之取魏者,魏启之也。晋将蹈迹而取魏也,是以汲汲而求执魏之权。魏徒见权之去我而在晋,犹昔之去汉而在魏也。是以安其所取,而以天下输之,乃自谓所当然者。故晋于得魏之迹,无以异于魏得汉。而于所以取魏之道,最为无名,盖有类夫王莽之盗汉也。虽然,晋室之祸,亦魏有以遗之。呜呼!岂亦天意者耶?  昔者秦为无道,天下之民唯恐秦之不亡也,是以豪杰相与起而诛秦。秦亡而汉得之,是汉无所负于秦也。东汉自董卓之乱,天下痛其祸汉之深,相与建议歃血起而诛卓者,凡以为汉也。卓既诛矣,而曹操、二袁乃始连兵相噬,以争天下而求代汉。曹操先得挟汉之策以令天下,终于汉不自亡而操取之,是魏犹有负于汉也。汉之亡也,非天下亡之,是操取之也。虽然,微曹操则汉之天下不得不亡,以其有二袁之窃取之也。操收天下于二袁窃取之中,是汉尝亡天下矣,而操收之,则魏犹为有名也。故曰:魏之取汉,异乎汉之取秦也。至于晋也,则不然。自司马仲达已韬藏祸奸于操之世,操尝悟之而不自决也,以授之于丕。而丕昏弱,加全佑而倚任之。故其于操之亡,乃稍以立其盗权之功,遂收其权而私制之。所谓盗权之功者,盖东定辽东而取孟达,南摧王凌而内诛曹爽耳。非有存其既亡,续其既绝之大勋,若魏之于汉也。盖知夫魏之取汉,其道由此也。是以汲汲求蹈其迹,而窃收其权,更四世而固执之。至于一旦取魏于偃然无事之间,而天下之人亦安之于无可奈何,是最为无名,而有类夫王莽之盗汉也。及夫晋之宗室内叛,烽烟外起,至于陵夷而不可胜叹者,亦魏有以遗之。魏亡公族之恩,虽号加侯王,而无尺土一民之奉。晋人取而代之,矫其无枝叶之庇,于是大殖宗室,假之制兵专国之权。一旦八王内相屠噬,至于祸结不可胜解,而群盗乘之关右、秦川帝王之宅也。魏武大徙西北之众而错居之,以捍蜀寇。至于近发肘腋,不可胜救,以成永嘉之祸。由是观之,则凡晋室之大变,皆魏有以遗之。呜呼!岂亦天意者耶?  天下之祸,不患其有可睹之迹而发于近,而患其无可窥之形而发于迟。有迹之可睹,虽甚愚怯,必加所警备。而发于近者,其毒常浅,无形之可窥,虽甚智勇亦忽于防闲。而发于迟者,其毒常深。

  昔者五胡之祸晋室,其起非一朝之故也。探其基而积之,乃在于数百岁之淹缓。国更三世,而历君者数十。平居常日,不见其有可窥之形,是以一发而莫之能支。夫非无形也,盖为祸之形常隐于福,为福之形常隐于祸。人见其为今日之祸福而已,不就其所隐而逆窥之。是以于其未发,皆莫睹其昭然之形。此其为祸至于不可胜救之也。先王之世,侯甸要荒,各以其职来贡。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四国之君立于四门之外,使得与夫备物盛礼之观,而隐寓其羁縻勿纵之义,甚深远也。后世之君,幸其衰敝而悦其向服也,因内徙而亲之。其事肇于汉之孝宣,渐于世祖,而盛于魏武。或空其国而罢徼塞之警,或籍其兵而为寇敌之捍。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谓世主之大欲,国家之盛福矣。不知积之既久,而大祸之所伏,一旦汹然若决防水,莫之能遏。晋为不幸而适当之,以其平居常日不睹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乘武帝攘击匈奴之威,令五单于内争,始纳呼韩邪之朝。元帝时请罢边备,赖侯应之策,以为:“自孝武攘之漠北,夺其阴山,匈奴失所蔽隐,每过阴山,未尝不哭其丧亡也。今罢备塞,则示之大利。”元帝虽报谢焉,自是北人亦浸而南顾,汉亦甚悦其来而不之却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庭以安纳之。稍内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诸部因遂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云中、定襄、雁门之七郡。而河西之地,悉为彼有。加徙叛羌,错置三辅。魏武复大徙武都之氐以实关畿,用御蜀寇。而匈奴五部,皆居汾晋而近在肘腋矣。于晋之兴,大率中原半为敌国。元海,匈奴也,而居晋阳;石勒,羯也,而居上党;姚氏,羌也,而居扶风;苻氏,氐也,而居临渭;慕容,鲜卑也,而居昌黎。种族日蕃,其居处饮食皆趋华美;而其逞暴贪悍、乐斗喜乱之志态,则亦无时而变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众乘时四起,自长淮之北,无复晋土,而为战国者几二百年。所谓发于迟而为毒深者也。虽然,彼之内徙而听役也,亦迫于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尝不怀土而思返,固甚怨夫中国羁拘而贱侮之也。是以刘猛发愤而反于晋,事虽不济,而刘氏诸部未尝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其间非无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渐,为子孙后世之虑。然皆安其内附,或乐用其力,惟恐其不能鸠合而收役之。虽有失为祸之形,皆不为之深思远虑,就其所伏而消厌之。由晋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吴会,遍抚天下,固无藉乎夷狄之助矣。苟于此时,有能探其所伏之祸

孙子兵法

作者:孙武

《孙子兵法》共13篇,是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作者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生卒年不详。他受吴王阖闾重用,在吴国为将,辅助吴治军强国,为吴王的霸业作出了贡献。
 
《孙子兵法》的内容,包括对战争、军队的基本问题的论述和战略、策略、作战原则、方法等。它深刻地指出了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是政治、天时、地利、将帅、法制,而首要的是政治因素;它提出许多杰出的命题,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等,许多问题上反映了战争的一般规律,不仅为中国历代兵家所重视,也为各国军事家所重视。不少国家的军校把它列为教材,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都曾研究《孙子兵法》,借鉴其军事思想以指导战争。
 
《孙子兵法》对战争问题的论述,也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哲学思想。书中所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和“因敌而制胜”,认为必须全面了解敌我双方全部情况,才能取得战争胜利,要求在战前对敌我双方影响战争胜负的诸种因素作全面的了解和比较,以预测战争的胜负,体现了朴素唯物论的倾向。
 
《孙子兵法》中又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书中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进退、胜败、奇正、虚实、勇怯、劳逸、动静、迂直、利患、死生等等。《孙子兵法》特别重视这些对立面转化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战争胜负不仅取决于客观的形势,还取决于战争的主观指导是否正确。一方面,它说“胜可知,而不可为”,认为胜利可以预见,但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取得。另一方面又说“胜可为也。”认为只要研究敌我双方的情况,据此正确决定自己的行动,发挥自己的实力,避免自己的被动,并且利用敌人的弱点造成敌人的被动,就可以为胜利创造条件。《孙子兵法》正是在研究战争中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其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孙于兵法》论战争问题中体现的辩证思想,是我国古代辩证思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辩证思维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不仅适用于军事,而且也受到各方面的广泛注意,被运用于其它许多领域;一些现代企业家,也把《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思想、军事谋略运用于企业经营和商战中去。《孙子兵法》一书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兵书的范围。
 
读《孙子兵法》可读郭化若的《孙于今译》,其中可重点读上卷《计篇》、《作战篇》,中卷《势篇》、《虚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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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计第一
作战第二
谋攻第三
军形第四
兵势第五
虚实第六
军争第七
九变第八
行军第九
地形第十
九地第十一
火攻第十二
用间第十三

兵制

作者:无

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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