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部

汉官六种

作者:孙星衍等辑(清 周天游点校

本书为东汉时期陆续产生的记述汉代官制礼仪的6部著作的汇编,即《汉官》、《汉官解诂》、《汉旧仪》、《汉官仪》、《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汉仪》。

南岳小录

作者:李冲昭

  ○序冲昭弱年悟道,近岁依师,洎临岳门,频访灵迹,唯求古来旧记,希穷胜异之事,莫之有者,咸云兵火之后,其文散失。遂遍阅古碑及《衡山图经》、《湘中说》,仍致诘于师资长者,岳下耆年,或得一事,旋贮箧笥。今据所得,上自五峰三润,古来宫观药院,至于历代得道飞升之流,灵异之端,撮而直书,总成一卷,目为《南岳小录》。庶道侣游山,得之彼览,粗知灵迹之所自云。时壬戌岁冬十月序。

  ○叙岳南岳者,《周礼。职方氏》曰:“南岳之镇曰衡。”以其分当翼轸,光辅紫宸,钤三气之根,钧五灵之德,上列注生之宿,下符长育之功,称物平施,故谓之衡山。《五岳真形图》云:潜、霍、庐、_麻、玉笥、洞阳、小泻、九疑、罗浮等十山为之佐命,复有神仙圣境,曰朱陵洞洞天也。又云:“山禀灵气,时有异人。”又《福庭志》云:“朱陵之天,周环七百里,七十大峰,有五小峰,有二坛,露光青玉,学道居此,度世上升。又青玉坛、洞灵源、光天坛,悉是福地,五岳作镇,皆有高真统治,盖以导云南、养万物、惠群生者也。”

  ○五峰(祝融峰紫盖峰云密峰天柱峰石廪峰)

  祝融峰,去地高九千七百八十丈,在诸峰之北,最高,拥诸峰而直上。有祝融庙基,及青玉坛、光天坛、白璧坛、雷公池、风穴仙梨树、上清院基。峰之东南,有李泌书堂。

  紫盖峰,去地高四千五百丈九尺。其形嵯峨,有似麾盖,因以为名。上有仙人池、七真阁,下有紫盖院基、王氏药堂。

  云密峰,昔夏禹治水,登此峰立碑,纪其山高下丈尺,皆科斗文字。近代樵人,或有遇者,其碑至灵,隐而不见。又有禹溪及隐真平、断石源、朱陵洞、丹崖仙人石室存焉。

  天柱峰,其形似柱,因以为名,亦名柱括峰。下有魏夫人石坛,或云魏夫人在此处得道。

  石廪峰,远望如仓廪,其上方阔十丈,传云傍通洞府。昔有洞门观,胡浮先生常乘白豹游之。又有小石廪峰,下有舜庙,又有华盖、岣嵝、掷钵、回雁,皆小峰之数。

  ○三涧(云涧寿涧洞真涧)  云涧,以其通于仙源而多灵药,是有其名。出紫盖峰,西逾圣寿观,合寿涧南下岳观,分注平野,及有洞真涧。  ○司天霍王庙司天霍王庙,在岳观前,去观百余步。本以南方属火,配神曰祝融。玄宗封为司天王,以配夏享,有庙令司人。本庙在祝融峰上,隋代迁移废华薮观而建立,今祝融峰顶有古庙基存焉。

  ○真君庙真君庙,在岳观之东五十余步。本与司天王同庙各殿—元中,司马天师上言:

  “五岳洞天各有上真所治,不可以血食之神,同其雩祀,既协圣旨,爰创清庙。”  是岳也,启夏之际,洁斋致醮,兼度道士五人,长备焚修洒扫,即开元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明制也。《五灵经》云:“佐治者九人,従吏三百人,羽卫官三万人,为国家祈真请命之地。”《上真记》云:太虚真人领南岳司命,即炎老君也。潜山真人鲍君副治、霍山真人韩君佐治、金华真人黄君初平、天柱真人左君元放、南霍真人郑君思远、霍林真人许君暎、丹霍真人周君阳、紫虚元君魏夫人华存,并居佐命之曹,吴越楚蜀之会,皆当司察之。

  ○衡岳观衡岳观,在华盖峰下。按旧碑,晋太康八年,徐真人灵期、邓真人郁之建置。

  梁天监二年,周真人静真再加弘葺,武帝赐三百户庄田充基业。至隋大业八年,诏请蔡天师法涛、李天师法超住观焚修,兴行教法。其衡州府库田畴什物,并赐观资用。唐贞观二年,太宗重书额,请张天师惠朗度道士四十九人,为国焚修。  高宗弘道元年,请叶天师法善封岳,辟方四十里,充宫观长生之地,禁樵采,断畋猎,罢献琛,以为常典。观内有田先生得道降真堂、刘天师真堂,后有尹真人上升坛。其观碑文,隋学士曹宪撰,今见存焉。

  ○招仙观招仙观,按旧碑文曰:“肇基刘宋,分宇萧齐。”又《别传》,晋咸亨间,徐真人建置。至齐元兴元年七月二日,有住持升玄道士张昙要乘鹤,白日冲天。

  其夜雷电激吼,天地震动。今观后约一里地,有朝天香坛存焉。唐贞观二年,萧天师灵护,庐陵人,时在岳招仙观,乱后荒凉。天师素能点化之术,遂点化黄白之物,投外藩,转钱物而创观宇。不数年,克致完合。贞观五年,建寻真阁。

  ○九真观九真观,按碑文,晋太康中邓真人建置徐真人祠。唐开元年中,有王天师仙乔。初,天师为行者,道性冲昭,有非常之志。因将岳中茶二百余壶,直入京国,每携茶器,于城门内施茶。忽一日,遇高力士,见而异之。问其所来,乃曰:

  “某是南岳行者,今为本住九真观殿宇破落,特将茶来募施主耳。”于是力士上闻,玄宗召见,嘉叹久之,问曰:“尔有愿否”对曰:“愿郁郁家国盛,济济经道兴。”上深加礼焉,俾于内殿披度,厚与金帛,津置令归岳中,修创观宇。不数年而完全,道行逾高,声流上国,寻有诏命,封为天师。乾元二年三月三十日得道。

  又有薛天师季昌,本绵州绵竹县尉,在京舍官入道,志操不群。将归南岳,上闻玄宗,玄宗嘉之,亦厚颁金帛。上命笔赋诗送赠,有序曰:“炼师初解簪裾,栖心衡岳,及登道录,慨然来兹,愿归旧居,以守虚白。不违雅志,且重精修,忽遇灵药志人,时来城阙也。乃赋诗一首宠行云尔。”诗曰:“洞府修真客,衡阳念旧居。将申金阙要,愿奉玉清书。云路三天近,松溪万籁虚。犹期传秘箓,来往候仙舆。”后封天师。天师又师司马天师,玄宗礼重,呼为道兄。凡是观中什物,多是恩赐。临行,又赠金器一百事、银器二百事,绵帛至多,皆有御札。  天师以乾元二年二月六日得道。自离乱后,焚烧荡然,虽重修舍宇,竟未完复。  唯存恩赐钟一口,重四千斤。咸通中,有王尊师名因节住持,道行出众,营缉至多,声达京师,为王侯所重。今在北岳,封总教大师。观后有白云先生药堂。又有一小池,名甘泉。其泉味甘,煎茶似乳,旧日亦有甘泉院。

  ○西灵观西灵观,按《图经》云:“梁天监五年建置。”本女真住持,经兵火后,未暇修营。西有魏夫人仙坛,开元中,有女真薛师在观得道。又于晨溪别构道院,每出入常有白豹随行,游历洞府。薛天师常诣之,不与相见,后不知所之。

  ○圣寿观圣寿观,本灵夏卢尚书名藩书堂,以咸通六年抗表奏舍为圣寿观,观内卢公真堂坛殿俨然,又有层崖峭壁,修竹茂松,涧水潺湲,风景甚异。  ○九仙宫九仙宫,本张真人名始珍所居,有石坛,方阔丈余。梁天监三年,有仙者八人,迎张真人于石坛上,同升天去。咸通九年,衡州刺史史觌奏置宫额,十年十月敕下,宜依所奏行之。

  ○中宫中宫,本梁朝王真人灵与修行上升之处。又大历年,李得琳先生居之得道。  ○元阳宫元阳宫,本晋朝陈真人兴明修行上升之处。

  ○上清宫上清宫,本徐真人灵期修行上升之处。大历七年,有玄和先生张太空居之得道。又大中元年,韩威仪居之得道。

  ○紫虚阁紫虚阁,有魏夫人仙坛,高一丈二尺,上圆平,约阔一丈,亦名飞流坛。

  《传》云:“夫人自抚州乘龙飞来至此。夫人,晋太尉舒之女,讳华存,号上真紫虚元君。”有台阁,仪像俨然。又云:“晋咸和年于此修道。”又北去半里,有神溪投龙潭,每修斋毕,投金龙于此。

  ○石室隐真宫石室隐真宫,大历年中,广成刘先生玄静修行之处。行三五步冈,夺虎穴而居之,名曰隐真宫,刺史韩皋出俸钱为创会真阁。初,先生在兹十五年余,修道莫有知者。时因太史占之,云有真人星见,隐者在兹岳得道,应于天文。上闻武宗,武宗遽降诏命,委本道监军使遣人赍诏征召。使人到岳,遍寻无所不至。忽一日,中使人行及中宫西南面三里余,历崄攀萝,见一石室,深邃屈曲,有住之家。于是擘藤萝入深,乃见先生凝然而坐。中使宣命,先生初乃佯狂,后即承命。

  寻赴阙庭,诏封为帝师,号广成先生。却复兹地,未几而羽化。今石室有昔时镌石为醮坛、天宝台、碓硙、瓮缶、棋局、茶灶、灯台,皆就石而琢成之,今悉存焉。  ○凌虚台凌虚台,昔有薛天师季昌、周尊师混污相次居之得道。

  ○洞灵台洞灵台,本李天师明俊居之得道,亦是福地。

  ○添香台添香台,昔有女真居之得道,今台及圣境存焉。

  ○刘根先生药岩刘根先生药岩,昔有仙人刘根居之修行之所,在九仙宫之西北,颇甚深邃,亦殊异之境也。

  ○紫盖院紫盖院,昔有道人建置,乱后唯基址存焉。

  ○白云先生药堂白云先生药堂,在九真观西—元中,司马天师承祯本号白云先生,后授贞一先生,尝于此修行。

  ○尹真人坛尹真人坛,在岳观北百余步,真人讳道全上升之处。

  ○田先生药岩田先生药岩,在中宫东面百余步。先生讳良逸,元和中修行于此,后得道。  ○北帝院北帝院,在岳观东北,去观三里,昔有女真侯钅柬师居之,修行勤于香火,后亦得道。

  ○洞真瀑布洞真瀑布,在招仙观北,去观三里,瀑布如帘,垂及亭台,碑文纪其胜异。

  上有朝天坛,昔日张真人昙要上升之处。又下有投龙潭,每修斋毕,投金龙于此也。

  ○王氏药院王氏药院,咸通间,有术士王生居之。有茂松修竹,流水周绕,及多榧树茶园,今基址存焉。

  ○光天观光天观,传云融峰院,是观基。  ○隐真平隐真平,在云密峰之中,坦然而平,方阔五里,是神仙遨游之所。时人寻之,少有到者。

  ○断石源断石源,在隐真平水源,有石高数丈,阔数尺而中断,上有镌字云:“此有丹砂水,如乳而甘香。有人得掬饮之,可寿至千岁。”寻游者到此间,唯闻石下有流水之声,在左边听即落右边,在右边听即落左边,罕有得者。

  ○朱陵洞朱陵洞,即三茅洞天,在九仙宫正西三里,有石岩,下有平石,方二丈,是旧时投金简之所,传云朱陵洞之东门也。

  ○前代九真人(出《九仙宫碑》,旧有九仙殿)

  陈真人兴明,居元阳宫,晋武帝大始元年三月一日上升。  胡浮先生,姓施,名存,居洞门观西峰构虚阁,晋惠帝永康九年四月上升。

  尹真人道全,居岳观溪,晋怀帝元嘉元年正月九日上升。  徐真人灵期,居上清宫,宋元徽二年九月九日上升。

  陈真人惠度,居古玉清宫,齐武帝永明二年五月十三日上升。

  张真人昙要,居招仙观,齐延兴元年七月三日上升。

  张真人始轸,居九仙宫,梁天监三年七月十三日上升。

  王真人灵舆,居中宫,梁天监十一年七月十三日上升。

  邓真人郁之,字玄寂,居洞门观,梁天监十年十二月三十日上升。

  又有双袭祖、双子辨二人,相次得道。  ○唐朝得道人(在岳一十四人)

  殷先生景童,天宝十七年七月三日得道。

  萧先生灵护,弘道三年八月十五日得道。

  李天师思慕,天宝十四年八月廿六日得道。

  何尊师隐其名,天宝二年十月十五日得道。  薛天师季昌,乾元二年二月六日得道。

  王天师仙乔,乾元二年三月三十日得道。

  傅天师待仙,乾元三年十一月七日得道。  董先生秦仙,大历元年十一月六日得道。

  玄和张先生太空,大历七年二月八日上清宫得道。

  李先生德琳,大历十二年九月五日中宫得道。

  田先生良逸,元和六年正月七日在降真院得道。  广成刘先生玄静,大中五年五月十一日得道。

  周尊师混污,会昌二年正月得道。  韩威仪,大中元年上清宫得道。

  田先生有弟子陈徵君、冯徵君、张徵君三人,不就徵,皆于天台山相次得道。

  ○《真君传》汉中垒校尉刘向撰。

  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水玉以教神农,能入火自烧。数往昆仑山中,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俱去。至高辛时,复为雨师焉。

  王母者,神人之面,蓬发戴胜,虎爪善啸,岩居,名王母,在昆仑之墟焉。

  赞曰:渺渺赤松,飘飘少女。

  接手翻飞,冷然双举。

  纵身长风,俄翼玄圃。  妙达坎巽,作范司雨。  ○《田先生写真赞》(蒙谷子诸葛黄撰)

  田先生,实衡之攸民,间世所出,天然真气,生而知道,醇孝养亲,得混朴自然之理,言貌不饰,裘褐垢弊。侯王礼重,我亦不荣,氓隶给轻,我亦不陋。  驱役鬼神,意往即至。一入衡岳,逾五十年,九百门人,皆是轩冕,请为法主,一作帝师,即先生之道,其可知也。仪形可质,图写存焉。自始及今,未有称述,黄承其阙,序以赞云:

  灵根独秀,真人间生。

  仙非积学,道乃天成。

  汪汪德貌,落落神情。

  兹形如在,犹可作程。

古籍版本知识

作者:无

  古籍的版式

  版式即古籍每一印页的格式。印页上各部分都有特定名称,主要有:

  版面指每页上印版所占范围。

  版框版面四周的粗线,也叫边栏。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两旁叫"左右栏"。单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双线的叫"双边"或"双栏"。有的印页版框上下栏单线,两旁双线,被称为"左右双边"或"左右双栏"。  行格版面之内,用直线分成若干行,每行有若干字,在鉴定和著录时,人们习惯以半页计算,叫做"半页×行×字",有的径称"×行×字",若每一行中有两排字(通常为大字的注解),叫做"小字双行×行×字",若双行字数与单行正文相同,就不再注出。这种著录和说明方式,称为行格,又称行款。

  版心每页版面正中的位置,又叫节口。版心通常有用作对折准绳的黑线和鱼尾形图案,有的还印有书名、卷数、页码及本页字数,明代以前,版心下方往往还印有刻工姓名。

  鱼尾版心中间用作折页基准的图形,因其酷似鱼尾,故名,只有一个鱼尾的称为单鱼尾,上下各有一个对称的鱼尾,称双鱼尾。

  白口、黑口宋代以后,书籍装订均在版心处对称,然后粘连或订线,对折的准绳主要是鱼尾,有时也在鱼尾上下各印一条黑线作为标线,叫做象鼻。凡加印黑线的书,装订成包背或线装之后,书口处就显出暗黑色,所以被称为黑口,其中粗线叫大黑口或阔黑口,细线叫小黑口或细黑口。不加线的叫白口。  书耳版框左栏外上方,有时刻出一个小方格,里面题写篇名,叫做书耳或耳格。主要见于宋代蝴蝶装版面上。

  朱丝栏乌丝栏行格界栏以红色印的称为朱丝栏,以黑色印的称为乌丝栏。主要见于唐以前写本。明清时期,专有印刷各种颜色笺格的作坊,用不同颜色界栏笺纸抄写的古籍,通常直接著录为红格、黑格、蓝格、绿格等等。

  古籍的装帧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是抄写的缣帛和纸张上,采用长卷形式,阅读时展开,平时卷起。这一时期的图书只能是卷轴装。韩愈《送诸葛亮觉往随州读书》诗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欧阳修《归田录》也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雕版印刷普及以后,由于书版各自成块,卷轴装已不适用,古籍装帧改进为册页形式,先后出现旋风装、经折装、包背装、线装几种形式。线装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卷轴装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唐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描述内府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筌。"进入版刻时代,图书改为册页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轴装,如《开宝藏》、《赵城金藏》等。

  旋风装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守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即是采用这种旋风装。

  经折装又叫梵夹装、折子装。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古代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

  蝴蝶装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线装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籍的装订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形式,了解这一进程,对古籍的年代鉴定十分重要。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察,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

  古籍的结构

  包背装和线装的古籍,结构大致相同,即将各印页在版心处对折,有字的一面向外,装订成册。每册古籍内外各部分,均有固定名称。主要有:  书衣即书的前后封衣,又称书皮、书面。书衣有布、纸两种,最常见的是用栗色毛边纸和青色连史纸做成的书衣;布料、绵绫则多施于古籍善本。明清内府图书常用黄绫作衣,以示尊贵。书衣上一般题有书名,或直接写在封皮上,或贴一纸书签。

  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

  书脑线装书订线的一边。

  书脊线装书订线的侧面,相当于现代图书的书背。

  书头古籍的上端,又叫书首。

  书根古籍的下端。往往用作题写书名、卷数,靠近书脊的一端,多用于标注册数,最后一册常用作"止"字的异体字,如"《凡大》"、"{大止}"等。

  扉页在书页之后,书名页之前的一页白纸。

  书名页即古籍的封面,专用题写书名,一般置于书衣及扉页之后。多以半页(一块书版的半面)刻写书名及作者,也有的以半页题书名,半页题刻版时间、刻版机构或藏版处。

  以上是古籍的外观形式,至于一部古籍的内容,往往由序、目录、凡例、正文、跋等几部分组成,阅读序跋,查核正文及讳字,对于鉴定古籍版本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古籍卷末或卷中序目之后,常刻有牌记(又称书牌子)注明出版者姓名、书坊名称、雕版年代等,这也是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

  古籍的版别

  从总体看来,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1)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写本、影写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纳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纳本。清初人宋犖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祐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祐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我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了,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我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我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2)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近年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3)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我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我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4)根据刻书才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槤《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5)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他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本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篡,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金史

作者:脱脱等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记载女真族所建金朝兴亡始末的一部史书。女真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公元十二世纪初,女真滅辽,臣服了西夏,建立了与宋南北对峙的金朝。金以今天的北京为中心,在北方统治了近一百二十年,对我国的历史产生了极大影响。早在元世祖中统二年(一二六一),本着「国亡史作」的惯例,便已开始议修辽、金二史。宋亡,又议修辽、金、宋三史。但由於当时以哪一朝为「正统」长期争论不休,体例不能确定,故一直没有修成。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一三四三),才決定宋、辽、金「各与正统」,并任命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主持修史。次年十一月,金史修成,这时脱脱已罢相,由新相阿鲁图继任都总裁官,由他奏上。在参加修史的人员中,值得一提的是欧阳玄(一二八三--一二五七),元修三史的「发凡举例……至於论、赞、表、奏,皆玄属笔」(元史卷一八二本传)。欧阳玄字原功,浏阳人,曾做过翰林学士承旨等官,有圭齐文集传世。

金史修成所以如此之快,主要是修史所依据的材料比较充分。首先是金实录。金建国以后,仿历代王朝成规,金主九代大都撰有实录。这些实录,在金亡时,都被降元将领张柔载归北去。中统二年,他把这些实录交到了史馆。不过,由於战乱,这些实录已有亡佚,如卫绍王一朝的实录,就是中统三年王鹗据杨云翼日录、陈老日录等补缀。

在这之前,金末文人元好问(欲之)曾想利用金实录撰修金史,未能实现。但所传中州集及壬辰杂编,保存了不少他蒐集的金史史料,这两部书也为修撰金史之所本。又,金末文人刘祁(京叔),目睹金的亡国,他从汴京辗转两千余里,回到故乡浑源以后,写了归潛志一书,记载了作者所熟悉的人和事,对了解金末文人及社会情况有极大参攷价值。故元史馆的臣僚说:「刘京叔归潛志与元欲之壬辰杂编二书,虽微有异同,而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徵者焉。」(金史卷一一五完颜奴申传)这些都为修金史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所以在元人修的三史之中,金史要算是较好的一部。金史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女真族的发展历史,尤其是关於女真及其有关各族早期的情况,多不见於其它史籍。本书的志比较详备,为我们研究金代各项制度、行政区域、自然现象等,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

但是,金史在敍事方面,也存在不少缺略和错误,这些问题,清人施国祁的金史详校多已指出,不再赘述。此外,宋、辽、金三史之间的关系,由於各书所据史料不同,而史官记事又往往从本政权的角度出发,有所迴护,所以有关同一事件的记载,難免互有差异。遇到这种情况,就需要各史参看,才能了解事件的全貌和真相。百衲本影印的元至正刊本(其中八十卷是初刻,五十五卷是元朝后来的覆刻本),是现存金史最早的本子。这次点校就採用它作底本,并与北监本、殿本参校,择善而从。此外,还参考了大金国志、大金吊伐录、大金集礼、归潛志、中州集、三朝北盟会编等书,以及残存永乐大典的有关部分,以订正本史的错误。对於前人校勘成果,採用最多的是施国祁的金史详校,但校勘记中没有逐条注明,对於施说举證缺略的地方,还作了一些补充。底本卷首原有进金史表等几份材料,现移到书末,作为附录。每卷的卷目,基本上保持原状。

岭表录异

作者:刘恂

本书又名《岭南录异》或《岭表记》。
作者:(唐)刘恂 著;鲁迅 校勘

刘壮肃公奏议

作者:刘铭传

刘铭传——台湾第一巡抚,(1836-1896),字省三,号大潜山人,出生于安徽肥西县刘老圩一个世代耕织务农的农家。自幼托身陇亩,生活非常窘困。但为人刚毅任侠,耿介勇敢,平时喜欢耍枪弄棒,练就一身武艺。曾杀土豪、劫富户、捍法网,闯荡江湖,成为官府追捕的要犯。

清咸丰四年(1854),接受官府招安,在乡兴办团练。时太平天国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刘铭传率团练与太平军对抗。1859年率团勇攻陷六安、驰援寿州,因功升千总。1862年,率练勇编入李鸿章的淮军,号称“铭字营”。在追随李鸿章、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刘铭传因凶悍善战,战功显赫,很快由千总、都司、参将、副将提升为记名总兵,成为李鸿章麾下的一员大将。1865年因在山东镇压捻军而提升为直隶总督,并获得清廷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及一等男爵的封赏。1868年,奉旨督办陕西军务,旋因积劳成疾,辞官回乡。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已解甲归田,在乡间隐居多年的刘铭传愤然而起,准备重赴沙场,杀敌报国。清政府任命他为督办台湾事务大臣,筹备抗法,不久又授福建巡抚,加兵部尚书衔。刘铭传于1884年7月16日抵达基隆,第二天即巡视要塞炮台,检查军事设施,并增筑炮台、护营,加强台北防务。在他到达基隆的第15天,战争就爆发了。

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越南北部及中越边境进行;第二阶段战火扩大到福建台湾沿海,有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尤以台湾陆战最为激烈。这是台湾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一次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战斗最为激烈的反抗殖民侵略的战争。在此之前,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军舰对于台湾至多是骚扰牵制;日本因琉球船民被杀侵犯台湾,双方也并未正式接触。此次法军侵台,实属决心占据,事态的严重远非前两次可比,可以说,这是近代台湾真正的大保卫战。 1884年8月4日,法舰直逼基隆,法军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和副司令利士比派一副官上岸,要求守军“于明日上午八时以前将炮台交出”,守军置之不理。5日,法舰在利比士的指挥下齐向基隆炮台猛烈开火,摧毁了清军数处炮垒及营房,守军于死伤十余人后向内地撤退。法军登陆,占领基隆港,将港内各种设施和炮台尽行破坏。6日下午,法军陆战队向基隆市街搜索前进,并攻击附近高地。守军在刘铭传亲自统率下奋勇从各个方向进行反击,逐渐缩小包围圈。经过几小时的激战,法军伤亡100余人,狼狈逃回军舰,侵占基隆的计划破产了。

法军侵犯基隆首战即告失败,于是又向清政府提出新的和议条件,清政府再次拒绝。此时,法舰已有预谋地集中于福州马江,乘清军将吏相信“和谈大有进步”、丝毫不作准备之际,于23日下午发动突然袭击,把南洋水师所有战舰全部击沉,然后炮轰马尾造船厂和马江沿岸各炮台。从此,法军就牢牢地掌握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得以随心所欲地全力侵台。

10月1日,孤拔率多名士兵在十余艘军舰百余门大炮的猛烈炮火掩护下再犯基隆。守军奋勇抵抗约两小时,伤亡百余人,最后被迫后撤。法军乘势登陆进攻,基隆港湾及周围阵地尽失,基隆市区告危。这时,法军在利士比的指挥下正进攻沪尾。刘铭传在得到大批法军猛攻沪尾,沪尾不断告急要求增援的消息后,考虑到台北府城是统帅部所在地,军资饷械集中于此,不可稍有疏虞。为保台北,沪尾重于基隆,于是决定撤离基隆,移师沪尾。法军占领基隆后,于8日又对沪尾发起进攻。利士比以战舰七艘轰击沪尾市街和各处据点,然后登陆,分几路前进。法军不惯于陆战,一进丛林,便失去了统一指挥,只得各自为战。这时,预先埋伏在各处的清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奋起截杀,锐不可挡。在短兵相战中,守军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展开近战,而法军却溃不成军,伤亡累累。到最后,法军弹药已罄,全线崩溃,只得奔向海滩,逃回舰上。在这场战斗中,法方自认死27名,伤49名;刘铭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我军阵亡哨官三员,死伤兵勇百余人,法军被斩首二十五级,枪杀三百余人。此外又俘获法兵十四名,枭首示众。”通过这次战役,法国人不得不承认:“淡水的败战突然发生,它一方面使我们看出中国兵力的强大,一方面使我们明白局势的危险。这次败战是难以补救的。”自此以后,法国舰队只能轮流在淡水河口对这个海港实施封锁,再没有能力发动进攻了。

10月11日,法国拟定新的和议条件,其中一条是法国占领基隆、淡水作为可以接受第三者调停的先决条件。由于淡水大捷,清政府断然拒绝这样的条件。为了挽救进攻受挫、和谈停顿的困境,法国侵略者宣布自10月23日起封锁台湾。法军的封锁使台湾对外贸易交通中断,生产停滞,粮饷支绌。但在这种情况下,全台军民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许多大陆大小船只,不顾风浪和被截捕的危险,采取夜航、偷渡或在东南部海岸登陆等方式,突破法军封锁线,把3000名淮军、60门钢炮、9000支步枪、200万发弹药、40只鱼雷和10万两饷银安全运到台湾。沿海地方当局也纷纷“协饷馈械,南洋最多,北洋次之”。此外,云南广西两省军队也相机向安南边境的法军阵地进攻,以为牵制。在全国上下的大力支援下,台湾终于度过了法军封锁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危机,使敌人的封锁计划完全破产。 法军自淡水惨败后,即集中注意力于基隆。从11月以来,双方冲突时断时续。1885年1月以后,战斗加剧。3月初,法军增兵大批到达,3日法军派出精锐1300余名猛扑月眉山,5日又出动2000名直攻戏台山。守军腹背受敌,抵挡不住,月眉山失守,退守基隆河南岸,河北地区悉为敌所占据。两军隔河对峙,直至战争结束。

法军多次进攻,用了不少气力,而始终局促于基隆港周围一隅之地,经常受到强大守军反攻的威胁。为了摆脱进退维谷的困境,法军于3月29日向澎湖发起进攻,31日占领澎湖岛。但与此同时,法军在镇南关大败,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中国占有了极其有利的形势。清政府决定“乘胜即收”,4月4日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1885年6月9日,《中法合订越南条约》在天津正式签订,中国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开放蒙自、龙州两地与法国通商,法军撤出基隆、澎湖,并撤销对于中国海面的封锁。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下,法国侵占台湾的战争以失败而告结束。刘铭传领导台湾军民顽强坚持战斗,苦战数月,为中法战争最终取得胜利作出了极大贡献。

接连不断的外国列强的窥伺和侵略,尤其是日本和法国的两次大规模侵台战争,使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台湾是“南洋之枢纽”,“七省之藩篱”,加强建设、巩固海防已属刻不容缓。在此之前,1874年清政府已采纳沈葆桢建议,设立了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的制度。在以后的具体实施中,由于福州、台湾远隔重洋,实则难以兼顾。中法战争,台湾成为一个重要的战场,战争暴露了清政府在军事上的突出弱点,尤其是海防的薄弱,这在战后成为清廷内部讨论的主要议题。在几经讨论后,1885年,清政府决定台湾正式建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任命抗法有功的原福建巡抚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

台湾建省的提出及其实现,是19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海疆危机的一再刺激下促成的,带有明显筹防御外的性质。自建省分治后,全面推行自强新政,加强海防,推动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台湾迈向近代化的步伐。首任巡抚刘铭传是清末洋务运动中比较具有时代眼光、革新思想和实干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在他任职巡抚的六年(1885-1890)中,对台湾的国防、行政、财政、生产、交通、教育,进行了广泛而大胆的改革,全面推进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使台湾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次自强新政是清朝统治台湾200年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次改革,其主要内容如下:

巩固海防。刘铭传建议在台湾建立海军,清政府以“已有南北洋海军和经费短绌”为由不予采纳。刘铭传于1884-1885年先后购买南通、北达等几艘小船,供缉捕、运输兼通文报之用,并雇洋匠自造驳船一艘,用以运炮械、安置水雷。在台北建机器厂,自制枪弹,准备继建大机器厂制造炮弹,同时,设立军械所和火药局,他又聘德国技师重建基隆炮台,兴工加固安平、旗后、沪尾、妈宫、西屿、大城北诸炮台,配备强劲大炮,火力增强数倍。在基隆和沪尾设水雷局和水雷营,使水雷与炮台相资为用。此外,他还进行整军、练兵,防军全部改用洋枪,聘请外国教习,加强训练。在台北设总营务处,统辖全台军务。在他的大力整顿下,台湾防务已日见充实。

建设交通。刘铭传是近代中国大倡兴建铁路的第一人。在他推行新政时,制定了以“兴造铁路为网纽、辅之以电线邮政”的方针。1887年7月,台北成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聘英德两国人为工程师,着手修建铁路,前后历时六年完成了基隆至新竹全长106.7公里的铁路,成为中国人自办自建的第一条铁路。1886年台北设电报总局,架设水陆电线,全长700公里,大大改善了岛内外的电讯交通。1888年创立新的邮政制度,在台北设立邮政总局和各地支局,发行邮票。有南通、飞捷两船定期往来于台湾与大陆之间,邮路远至厦门、福州、广州、上海、香港等地。这是我国最早的自办邮政业务、比清政府成立的邮政官局早八年。

兴办新式企业。1887年台湾设立煤务局,采取官督商办方式,投资购买新式机器开采,日可产煤万余斤。但因管理不善,时有亏折,收回官办后仍无起色。刘铭传曾希望与英商合资开采煤矿,清政府以恐别生枝节为由驳斥不准。1886年在沪尾设立官办硫磺厂,用新法熬制获利甚多。1887年设立官办机器锯木厂,为铁路提供枕木。同年又设煤油局生产煤油。在台北设立警察,组织商人成立兴市公司,兴建商店。此外还装设电灯,开凿新式公共水井,购买第一架蒸汽碾路机,并设置了专管市内卫生的机构。

发展商务。1886年台湾设立商务局,先后向英、德购买威利、威定两艘旧轮作为商船。派李彤恩等到新加坡设立招商局(后改为通商局),通过向华侨招募股份购买轮船,设立轮船公司,航行于台湾与大陆各埠,远至新加坡、西贡、吕宋等地。1886年设立樟脑总局,实行专买制度,获利颇多。

抚番与垦荒。刘铭传的抚番政策为恩威并用,剿抚兼施。恩抚不从,方行威剿,威剿之后,仍归恩抚。如有官吏凌虐番民,汉人夺占番地,均予惩处禁止,绝不偏袒。番人劫杀居民,不听晓谕,则威之以兵。1885年首抚北路淡水东南马来番,为其定规约,命其遣子弟至城读书,雉发归化。生番地界,各归各业,不许军民侵占。

从1885年冬至1886年夏,半年之间招抚400余番社,归化7万余人。1887年春夏之间,后山抚218社,番丁5万余人,前山抚260余社,番丁3.8万余人,田园数十万亩。全台大定后,于是广招福建贫民扩垦,使番众与内地人民共处杂居,逐渐改变他们的习俗,同时改进他们的经济情况,使“耕织自精,货财自殖”。1886年5月设全台抚垦总局,以林维源为总办,南、北、东三路分设抚垦局及分局,并在各重要番区如大科莰、东势角、埔里社、苏澳、花莲等处,各立抚垦分局。局中有医生、教耕、教读等人员,开义塾,教番人童子读书。另外在台北特设番学堂,供给他们衣食,教以汉文、算术、官话、台语、起居礼仪,并常让他们与汉人接触以起潜移默化的作用。让他们消除疑忌,不以异类自居。为了抚番,刘铭传“三亲绝域,蒙瘴涉险,不骑而徒。彼其不知暇逸哉,其所志者远也”。这一切都有利于台湾社会的近代化发展。

整理财政。主要是田赋的清理。台湾田赋极其紊乱,在豪绅吏胥的包揽控制下,“强者有田无赋,弱者有赋无田”,“田去粮存”,求免无路。为了清除积弊,增加财政收入,1886年5月,刘铭传奏请实行清赋,由清赋总局进行会查保甲,清丈田亩,历时二年多,完成了清丈工作,田赋大量增加,年收入达67.4万余两,比原额增加49.1万余两。此外,在整顿税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绩。经过整顿后的茶税年增13万两,盐税增12万两,樟脑、硫磺增30万两,鸦片增40万两,加上其他各项收入,财政总收入从90万两激增至300万两,最高达到450万两。国防、交通诸项建设经费至是始有着落。清赋直接触犯了地主豪绅的利益,一时流言传 布,阻力极大,但刘铭传不为所动。

提倡新式教育。台湾发展需要一大批专门人才,刘铭传深知培养人才的重要性。1887年在台北大稻埕创立西学堂,聘请西人教习讲授英语、法语、数学、理化、测绘、历史、地理等课程,于西学余闲兼课中国经史文字,使内外通贯,培养通晓近代科学、善于对外交涉的人才。经过严格甄选,第一批招收学员64名,所有费用全部由政府供给,年支银1万余两。1890年又设电报学堂,招收西学堂和福建船政学校学生10名,学习电讯专门技术。并于1890年设立番学堂,为原住民培养骨干和通事人才。在刘铭传的积极倡导下,台湾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增设府县。台湾土地面积3.6万平方公里,清初仅设一府三县,不久增为四县,统治所及限于西部沿海平原地带。后以土地日辟,人口倍增,于1875年增设了一府四县,共有两府八县,然仍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刘铭传就任台湾巡抚后,按建省规制,以彰化位于全岛中央,平原宽敞,定为省会,设首府曰台湾府,附郭首县曰台湾县;另划嘉义以东、彰化以南、方长约百余里之地为云林县,分新竹西南沿山新垦地带为苗栗县,升卑南厅为台东直隶州。在省会未建以前,以台北接近福州,先以台北为施政中心。于是全台共有三府、一直隶州、十二县、五厅,划疆分守,初具规模,奠定了今日台湾地方行政区划的基础。 刘铭传的改革涉及军事、行政、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范围相当广泛。因为当时台湾正面临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威胁,一切措施不得不首先从巩固国防出发,并始终以巩固国防为中心。为了巩固国防,就必须整顿军备,增强防卫能力;开拓土地,以保持岛内秩序的安定;发展交通,便利岛内各地及其与大陆的联络。为了巩固国防,就必须筹措大笔经费,办法之一就是清理田赋,在这方面,刘铭传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办法之二是倡办实业,发展生产,在这方面他刚开始不久就去职了。而为了巩固国防,发展交通,兴办新式工业,又必须培养大批科技人才和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因而有西学堂和电报学堂的设立和外国技师的聘用。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刘铭传的改革虽然发生在大陆洋务运动的后期,在许多做法上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大陆洋务运动的影响,但和“重在防内,并无对外意图”的李鸿章之流所搞的洋务运动还是有差别的。刘铭传很注意吸收华侨和民间资本,他所兴办的铁路和煤矿都有商股参加,有些企业办不好就交给民办,这也和官办占压倒地位的某些洋务企业有所不同。他所创办的企业如铁路、邮政、电讯、航运等等,多数都卓有成效,不像大陆官办企业那样积弊重重,亏损日甚。刘铭传的眼光不仅仅以台湾为限,他还希望“以一岛基国之富强”,以台湾“一隅之设施为全国之范”,从这点看,也应该肯定他是晚清洋务运动中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人物。

然而,刘铭传的改革是在当时已经腐烂透顶的清政府支配下进行的。在其推行过程中,他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种种阻力。因此,尽管他很想有所作为,也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但还是有不少人对他进行掣肘、攻击与诬蔑,迫使他不得不于1891年告病辞官而去。继任的台湾巡抚邵友濂眼光短浅,思想僵化,尽废刘铭传新政,清代所实行的惟一有计划、有成效的改革就此夭折了。1896年,刘铭传在家病逝,清追封太子太保,谥壮肃,准建专祠。

有人说刘铭传“倡淮旅,练洋操,议铁路,建台省,实创中国未有之奇”,而其最伟大的成就,最值得后人景仰的事功则为“建台省”—— 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台湾。

晋后略

作者:荀绰

  ○晋武帝
  世祖自平吴之后,天下无事,不能复孜孜于事物。始宠用后党,由此祖祢采择嫔媛,不拘拘华门。父兄以之罪亹,非正形之谓,局禁以之攒聚,实耽秽之甚。  昔武王伐纣,归倾宫之女,助纣为虐。而世祖平皓,纳吴姬五千,是同皓之弊也。  ○贾后
  贾后既杀杨庶人于金墉城,又信妖巫谓“后既死,必诉怨于先帝”,乃覆而殡之,施诸厌劾、符书、药物以含瘗之。

  贾后以鹿车出承明东掖东门,诣金墉城,食金屑而死。

  ○成都王
  成都王围京邑,城中鱼肉无出,营巷卖死驴马肉,杂死人肉卖之。  成都王围京邑,城中无菜,采陈韭芥以为膳菜。

  ○张方
  张方兵入洛,诸官府大劫掠,御宝织成流苏皆分剖为马帴。  张方围京邑,决千金堰,千沟渠枯涸,井多无泉。

  ○荀勖
  钟律之器,自周之末废,而汉成哀之间,诸儒修而治之。至后汉末,复隳矣。

  魏氏使协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礼,徒依于时丝管之声,时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礼度。于是世祖命中书监荀勖依典制定钟律。既铸律管,募求古器,得周时玉律数枚,比之不差。又诸郡舍仓库,或有汉时故钟,以律命之,皆不叩而应,声音韵合,又若俱成。

  ◎刘漠
  漠少以清识为名,与王夷甫友善,并好以人伦为意,故世人许以才知之名。

  自相国右长史出为襄州刺史,以贵简称。

  ○冯播
  插字友声,长乐人。位至大宗正,生荪。

  ○武含
  武含字景纬,官历中庶子,迁散骑常侍。以母在日诲云“汝修其意,仕当为尚书郎”,惧进叙有违前言,乃辞常侍,为吏部郎。

三国杂事

作者:唐庚

  三国杂事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宋唐庚撰。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绍圣中登进士第,调利州治狱掾,迁阆中令,人为宗学博士。张商英荐,除提举京畿常平。後坐为商英赋内前行,谪居惠州。大观五年赦归,道卒。事迹具《宋史·文苑传》。是书杂论三国之事,凡三十六条,并自序一篇,後人皆编入庚文集。考《宋志》载庚集二十二卷,与今本同,似此书原在集内。然晁氏、陈氏《书目》皆载庚集十卷,知今本析其一卷为两卷,又益以此书二卷为二十二卷,实非原本。故《永乐大典》载此书,亦别为一编,不著文集之目。今仍别为二卷,以还其旧。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庚之文长於议论,今观其论诸葛亮宽待法正,及不逾年改元事。论荀彧争曹操九锡事,皆故与前人相反。至亮之和吴,本为权计,而以为王道之正。亮拔西县千馀家,本以招安,而以为扰累无辜,皆不中理。又谓商无建丑之说,谓张掖石图即河洛之文,而惜无伏羲、神农以识之,尤为纰缪。然其他议论可采者颇多。醇驳并存,瑕瑜不掩,固亦尚论者之所节取耳。出《四库总目提要》

  唐庚,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绍圣中登进士第,调利州治狱掾,迁阆中令,人为宗学博士。张商英荐,除提举京畿常平。後坐为商英赋内前行,谪居惠州。大观五年赦归,道卒。事迹具《宋史·文苑传》。

龙川别志

作者:苏轼

简介暂无

东观奏记

作者:裴庭裕

  《东观奏记》三卷,唐裴庭裕撰。庭裕一作廷裕,字膺馀,闻喜人,官右补阙。其名见《新书。宰相世系表》,所谓裴氏东眷者也。王定保《摭言》,称其乾宁中在内廷,文书敏捷,号下水船。其事迹则无可考焉。其书专记宣宗一朝之事。前有《自序》,称上自寿邸即位二年,监修国史丞相晋国公杜让能,奏选硕学之士十五人,分修《三圣实录》。以吏部侍郎柳玭、右补阙裴庭裕、左拾遗孙泰、驾部员外郎李允、太常博士郑光庭专修《宣宗实录》。自宣宗至今垂四十载,中原大乱,日历、起居注不存一字。谨采耳目闻睹,撰成三卷,奏记於晋国公,藏之於阁,以备讨论。盖其在史局时所上监修稿本也。《序》末不署成书年月。考杜让能以龙纪元年三月兼门下侍郎,十二月为司徒,景福元年守太尉,二年贬死。昭宗之二年,即大顺元年。此《序》云奏记於监国史晋国公,则当在大顺、景福之间。其云自宣宗至是垂四十年,盖由大中以来约计之辞。若以宣宗末年计至光化初年始为四十载,则杜让能之死已久,无从奏记矣。书中记事颇具首尾。司马光作《通鉴》,多采其说,而亦不尽信之。盖闻见所及,记近事者多确。恩怨未尽,记近事者亦多诬。自古而然,不但此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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