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部

唐律疏议

作者:长孙无忌

《唐律疏议》是我国历史上保留下来的一部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和注疏,本书对其作了译注。《唐律疏议》是我国古代封建法典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一部法典,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在,它都有着不一般的地位。古时读之者甚多,但由于其离我们年代久远,相对而言,其文字艰涩,内容深奥,现代极少有人能轻松理解。本书正是出于此原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各位读者介绍并解读。全书以其问世之故事开篇。

梦粱录

作者:吴自牧

  《梦梁录》南宋吴自牧著。成书于南宋末年,叙述整个南宋时期的临安(今浙江杭州)情况,而尤详于淳至咸淳之间(1241—1274),其中记录了不少关于民俗和民艺的材料。

旧唐书

作者:沈昫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本书原称唐书,后来为了区别于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编撰的新唐书,故称旧唐书。全书分本纪、志、到传三部分,共二百卷。

还在后唐时期,就对旧唐书的修撰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但直到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九四一年)才正式开始编修,到出帝开运二年(公元九四五年)修成,历时四年多。旧唐书原来是由宰相赵莹监修的。他在组织人员、收集史料和確定体例上,提出了不少建议和规划。以后的宰相桑维翰、刘昫也相继担任监修。而在具体编撰旧唐书时,出力最多的是张昭远、贾纬等人。但当旧唐书修成时,恰好是刘昫监修唐史,由他奏上,所以题「刘昫撰」。

旧唐书的作者离唐代很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唐代史料,特别是唐代前期的史料。重要的有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纂述的唐书一百三十卷,它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叙述比较完整。还有唐高祖至唐文宗的各朝实录。唐代后期的史料则掌握较少,只有武宗实录一卷和其他零碎材料。旧唐书成书时间短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书,书中不少地方用了「今上」、「我」等字眼,都是沿袭唐代国史或实录的旧文。「今上」指唐代史官撰述时的当代皇帝,「我」指唐朝。论赞中常出现「臣」字,也是唐代史官当时的称谓。在材料的占有与剪裁、体例的完整、文字的乾浄等方面,后期大不如前。穆宗以后的本纪内容繁琐冗杂;曆志、经籍志叙述仅至玄宗时代;列传中对唐代末期人物缺漏较多;还存在着一人两传、一文複见等现象。这些都说明旧唐书比较粗糙。

但是,旧唐书叙述史实比较详细,保存史料比较丰富,便于读者瞭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后代的重视。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比较芜杂,为后人所讥议,但也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庞勋起义、黄巢起义,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載,由于列传都分庞勋无传、黄巢传简略,这些记載就更为可贵。昭宗、哀帝两纪,对某些藩镇、宦官的嚣张跋扈,叙述颇为详细,反映了唐王朝覆灭时的某些具体情景。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鑑的唐纪部分,大抵採用旧唐书,就是因为它记事比较详细明白的缘故。旧唐书还採录了不少富有史料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載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论文。贾耽传登載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两篇表。这些都是在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上有地位的文献。又如,在傅奕、狄仁傑、姚崇等人的传中,登載了他们反对佛教的文章,从中可以考见唐代佛教盛行对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影响,以及世俗地主反对佛教的斗争。这类文章其中有些见旧唐书最早保存下来的。继旧唐书之后出现的新唐书,虽然在史料上作了许多补充,特别是志、表、唐代后期的列传部分比较突出,但新唐书行文和记事往往过于简略,使读者不易瞭解具体情況。对旧唐书登載的大量文章,新唐书有的删去,有的压缩成简短的片段,甚至因厌恶骈文,竟改写成散文,改变历史文献的原来面貌。相形之下,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就具有新唐书所不能替代的價值。我们这次点校旧唐书,以清道光年间扬州岑氏懼盈齋刻本(简称懼盈齋本)为工作本,并参校了以下几种主要版本:

一、南宋绍兴年间越州刻本(简称残宋本),全书已佚,残存六十七卷,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唐书即用此残本与闻人诠本配补而成。

二、明嘉靖年间闻人诠刻本(简称闻本)。

三、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刻本(简称殿本)。

四、清同治年间浙江书局刻本(简称局本)。

五、清同治年间广东陈氏葄古堂刻本(简称广本)。

点校中文字不主一本,择善而从。凡是根据以上几种版本改正文字的,一律不出校记。而根据唐会要、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校改的地方,都在每卷末尾作校勘记说明。关于前人校勘成果,除参考清人罗士琳等人的旧唐书校勘记(简称校勘记)外,还吸收了近人张森楷旧唐书校勘记、龚道耕旧唐书补校等几种稿本的某些成果。

唐六典

作者:李林甫

  《唐六典》是一部关于唐代官制的行政法典,规定了唐代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的机构、编制、职责、人员、品位、待遇等,注中又叙述了官制的历史沿革。依照唐玄宗的意图,此书本应按《周官》分为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六个部分,故书名《唐六典》。因唐代官制与周官大不相同,《唐六典》实际上还是按照唐代国家机关体系进行编纂。此书分三十卷,其篇目为:三师、三公、尚书省;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门下省;中书省;秘书省;殿中省;内官侍中省;御史台;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国子监;少府监、军器监、铸钱监等;将作监、都水监等;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左右千牛卫、左右羽林军;太子三师、三少、太子詹事府、左右春坊内房内官;太子家令、率更寺等;太子左右卫诸率府;诸王府公主邑司;府、督护州《唐六典》是以唐朝现行各部门机关按卷分篇,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机构组织、职权、官员品级、编制员额、考课以及相关制度等方面的明确规定。  《唐六典》是保存至今一部最早的、完整的、具有封建国家行政法典性质的文献。在中国行政立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对唐以后历代会典的编纂具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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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原题唐玄宗御撰,李林甫奉□注。《直斋书录解题》引韦述《集贤记》注:“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旨修是书,帝手写白麻纸六条曰理、教、礼、政、刑、事,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张说以其事委徐坚,思之经岁莫能定。又委毋□、徐钦、韦述,始以令式入六司,其沿革并入注中。后张九龄又委苑咸,二十六年奏草上。”唐刘肃《大唐新语》和《唐会要》也有类似的记载。根据这些史籍,可知此书是臣下奉玄宗之命所撰,自奉旨至成书历时十余年,中间曾多次换人,最后经李林甫进奏皇帝。《唐六典》是一部关于唐代官制的行政法典,规定了唐代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的机构、编制、职责、人员、品位、待遇等,注中又叙述了官制的历史沿革。依照唐玄宗的意图,此书本应按《周官》分为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六个部分,故书名《唐六典》。因唐代官制与周官大不相同,《唐六典》实际上还是按照唐代国家机关体系进行编纂。此书分三十卷,其篇目为:三师、三公、尚书省;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门下省;中书省;秘书省;殿中省;内官侍中省;御史台;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国子监;少府监、军器监、铸钱监等;将作监、都水监等;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左右千牛卫、左右羽林军;太子三师、三少、太子詹事府、左右春坊内房内官;太子家令、率更寺等;太子左右卫诸率府;诸王府公主邑司;府、督护州。《唐六典》曾否颁布施行,历来学者间颇有争论。参与修书的韦述说,此书于开元“二十六年奏草上,迄今在直院,亦不行用”(《直斋书录解题》)。唐宪宗元和(806~820)初,吕温代郑相公(□)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也说,六典“星纪六周未有明诏施行”(《吕温集》)。宋范祖禹也认为“唐六典虽修成书,然未尝行之一日”(《范太史集》)。但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卢杞奏事引用六典,唐宪宗元和中刘肃撰《大唐新语》称六典“迄今行之”。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采取一种折衷的观点,一方面说“唐人所说,当无讹误”,承认韦述、吕温书未颁行的说法是正确的,一方面又说“疑当时讨论典章,亦相引据,而公私科律则未尝事事遵用”,认为六典并非全未实行。近人岑仲勉认为,六典未经朝廷颁布施行无可怀疑,但六典是排比现行令式编成的,现行令式本来具有法律效力,为人遵用,不过其中有一部分,编书时就已改变,或后来改变,因此未能事事遵用。

读通鉴论

作者:王夫之

  《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晚年的历史评论性著作。

  王夫之1619—1692,字西农,号姜斋,又因晚年长期居于湘西蒸左石船山,故称船山,湖南衡阳人。王夫之自幼从学于父兄,聪敏好学,博览群书,十四岁即考入衡阳县学,成为秀才,但继续科举仕进的梦想在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破灭。王夫之目睹明末的腐朽统治和东北满族贵族势力的不断扩张,与许多有识之士一样感到危机日深,主张改革弊政。他十分关注国家社会政治时局,格外用心研究历史。王夫之壮年时,明清两朝交替,他曾积极参加抗清斗争,经受过坎坷的政治流亡生活的考验和锻炼,同时有机会广泛接触社会,使他的进步思想趋于成熟。迫于抗清形势逆转,王夫之遁迹林泉,近四十幽居穷乡僻壤,荒山野岭,苦其心志,联系社会现实,总结历史经验,以全部精力从事著述,力图回答时代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寻找挽救危局的革新之路。王夫之的著作涉及哲学、政治、历史、文学各方面,多达百余种。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晚年系统的史论代表作之一。作者认真研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总结历史经验,有感而发,随事阐述自己的见解、主张和思想认识。对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作了多方面的评论。全书约六十余万字,按朝代分为三十卷,卷末又附有《叙论》,没有篇题。  全书内容丰富,集中表现了作者发展进化的历史观。他痕恨明王朝的腐败政治,主张改革;反对分裂,主张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压迫;还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对宋明以来的唯心主义道学进行了批判。作者有意识地把评史与论政治结合起来。他认为“读古人之书”必须“揣当今之争”,才能“为治之资”。因此王夫之的史论著作不仅贯穿着他的史学思想理论,也渗透了他的政治思想理论。

  在对宋、明理学家厚古薄今,推崇“三代盛世”,妄称三代以下“人欲横流”、主张“法先王”的复古倒退思想进行批判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唐虞以前完全处于未开化的野蛮状态,而三代则是“国少而君多……暴君横取”,人民“秸面鸠刑,衣能结而食草木”,社会落后生活艰苦,根本也不是值得向往的盛世《读通鉴论》卷二十。“世益降,物益备”《读通鉴论》卷十九,随着历史的发展,物质生活才日益丰富起来,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古代的办法是治理古代天下的,不一定能通用于今天,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法令和治国之道,必须“趋时更新”,“事随势迁而法必变”。

  在对历史发展的认识上,《读通鉴论》指出“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违生之理,浅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己矣。”卷二十四国家的治乱存亡与人的生死寿夭一样都有自己的规律,并且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人所认识和掌握的。基于这种思想认识,作者认为秦始皇废除分封行郡县,是历史进步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秦代以下,郡县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卷一,被分封行郡县变革的成功是顺应了“势之所趋”,符合“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结果。作者还进一步带证地指出“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而行其大公”卷一,秦始皇是出于“私天下”的动机而实行郡县制的,而历史规律的必然性又恰恰是通过秦始皇主观动机这一偶然性体现出来的。  此外《读通鉴论》一书在分析评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多有独到见解和中肯意见,又能一一例举,但也有其局限,作者同情农民的疾苦,痛恨反动统治的腐败,主张改革,但其认识还局限于对原有制度的改良,没有认识到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的必要。

  《读通鉴论》一书可选读中华书局1975年印行的单行本。该校本以1965年金陵刊刻的“船山遗书”为底本,又根据两个抄书的校记作了校补改正,并将抄本多于刻本的五论及清人刘巍崧的校勘记,对史实作的若干订正都附于有关各论之后,供作参考。还可选读岳麓书社新山版的《王船山全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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