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反映了对古代王权传承和秦始皇统一后帝制观念的反思。首句提到“三王家天下”，指的是夏商周三代的世袭制度。接着提到秦始皇实行“传子以相继”的帝位继承，期望“二世至万世”，但诗人暗示这种长久统治可能并非基于仁义，而是权力的强制。

“生民立之君，道在仁与义”强调民众选择君主的标准应该是仁义而非私利。然而，诗人指出如果君主以武力掩饰仁义，实际上追求个人利益，那么社会就会陷入“上下征利”的困境。人们学习这样的“巧且智”，却导致了社会矛盾和纷争。

最后，“日居争敚中，孰能救其弊”表达了诗人对于社会风气日益恶化，无人能解救时局弊端的忧虑。整首诗寓言深刻，批评了秦始皇之后的帝制弊端，具有一定的历史批判意识。郑孝胥作为清末近现代初的文人，他的诗歌往往反映出时代的变迁和个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