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反映了对古代王权传承和秦始皇统一后帝制观念的反思。首句提到“三王家天下”,指的是夏商周三代的世袭制度。接着提到秦始皇实行“传子以相继”的帝位继承,期望“二世至万世”,但诗人暗示这种长久统治可能并非基于仁义,而是权力的强制。
“生民立之君,道在仁与义”强调民众选择君主的标准应该是仁义而非私利。然而,诗人指出如果君主以武力掩饰仁义,实际上追求个人利益,那么社会就会陷入“上下征利”的困境。人们学习这样的“巧且智”,却导致了社会矛盾和纷争。
最后,“日居争敚中,孰能救其弊”表达了诗人对于社会风气日益恶化,无人能解救时局弊端的忧虑。整首诗寓言深刻,批评了秦始皇之后的帝制弊端,具有一定的历史批判意识。郑孝胥作为清末近现代初的文人,他的诗歌往往反映出时代的变迁和个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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