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兄弟会(al-Ikhwān al-Muslimūn)，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宗教性政治组织。成立于1928年，1929年正式成立，由苏非派虔诚信徒哈桑·班纳于埃及伊斯梅利亚创立，最初，是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为“班纳运动”，后改为“穆斯林兄弟会”。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兄弟会)成立于1928年，创始人为苏非派虔诚信徒哈桑·班纳。作为埃及、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第一个和影响最为广泛的原教旨主义派别组织。

兄弟会自成立以来，曾在埃及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它与埃及历届政府的关系时好时坏，甚至几度被解散。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倡导伊斯兰复兴，拥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是埃及最强有力的反对派，控制了埃及议会20%的席位。

严格说来，穆斯林兄弟会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跨国的伊斯兰组织，有人甚至称它是近代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政治集团。

穆斯林兄弟会 - 历史活动

1928年3月，穆斯林兄弟会诞生于埃及城市伊斯梅利亚，最初的成员只有6人，全部是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工人，为首者名叫班纳(Hassan al-Banna)。班纳等人痛感埃及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礼崩乐坏”，政治腐败，经济萧条，社会动荡，并归咎于人们被西方思想毒害，背离了《古兰经》和圣训的精神，主张“真主是我们的寄托，可兰经是我们的宪法，先知是我们的领袖，圣战是我们的道路，为真主而死是我们的最高愿望”，认为“伊斯兰教是一切问题的最终答案”，主张回归伊斯兰教法治国，遵循先知穆罕默德和其继承者阿卜杜赫(Muhammad Abduh )、日达(Rashid Rida)等人的精神，以传统凝聚人心。

但和其它伊斯兰教原教旨组织不同，兄弟会一开始就表现出平民化、政治化和社会化的特点，成立之初，他们就喊出反对英国殖民公司歧视当地员工，同工同酬等口号，并积极兴办学校、医院等福利机构，为穷人和穆斯林服务，赢得广泛好评。当然，囿于教规，他们表现出歧视妇女的态度，引来不少批评。在殖民时代，他们和当时十分活跃的左翼工会有分歧、斗争，也有合作，表现得十分活跃，发展也十分迅速，1936年，兄弟会只有800多会员，两年后达到20万，40年代膨胀到号称200万，至少也有50万人。

在殖民时期，兄弟会曾组织过对英国殖民当局的武装斗争，主要为暗杀、爆炸、游击和各种秘密行动，负责人为侯赛尼(Haj Amin el-Hussaini)，据英国和以色列当局援引旧档案宣称，当时兄弟会组织曾引发希特勒《我的奋斗》，作为反犹太的宣传材料，但此说一直被兄弟会断然否认。

1948年11月，由于一次爆炸计划被破获，32名兄弟会领袖被英埃当局逮捕，兄弟会第一次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并遭到强行解散。作为报复，兄弟会成员、兽医学校学生哈桑(Abdel Meguid Ahmed Hassan)刺杀了总理诺克拉西(Mahmud Fahmi Nokrashi)，兄弟会就此倒向革命派。

1952年，军官纳赛尔发动革命，推翻法鲁克王朝，兄弟会站在纳赛尔一边支持了革命。但此后兄弟会试图扩大影响，引来纳赛尔和军官团的不满，双方矛盾激化。1954年，纳赛尔政府宣称，兄弟会试图刺杀纳赛尔但遭到失败，随即宣布取缔兄弟会，此后直至1970年，埃及政府一直严厉镇压兄弟会，并极力推动埃及社会的世俗化。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在兄弟会第5任领袖马什胡尔(Mustafa Mashhur)的倡导下，兄弟会逐渐表现出政党化色彩，他们公开表示放弃暴力，谴责“9.11”恐怖袭击，表示和“埃及伊斯兰圣战者组织”及其后台基地组织划清界限，并多次宣称“恐怖主义是穆斯林的敌人”，同时，他们强化了传统的基层社会福利色彩，吸引了许多新一代贫民、青年的参与。

尽管穆巴拉克政府沿袭纳赛尔、萨达特的路线，没有公开给予兄弟会合法地位，在此次事件前也不曾与之谈判，但事实上对兄弟会参与政治生活给予一定程度的容忍。2005年埃及大选中，以独立候选人名义参选的兄弟会候选人一举夺下全部454个议席中的88个，占20%，而世俗民主派反对党加起来也只得到14个。

穆斯林兄弟会 - 组织机构

1933年在开罗设立总部，并在50个地区建立分支组织。穆斯林兄弟会结构严密，领导人称“总训导师”，领导机构称“总训导局”，下设多个委员会，据称还有军事性质的机构，对成员进行军事训练。其成员分拥护者、入会者、实际行动参与者和其他行动参加者4个等级，入会条件很严格，并要缴纳会费。

穆斯林兄弟会领导阶层可以分为两代，第一代是班纳时代加入兄弟会的。他们大多数人不到30岁时便投入到与政府的血腥冲突之中。与当权者的冲突经常让他们对盟友产生怀疑甚至充满敌意。而第二代则大多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成为中坚，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环境远比第一代宽松，基本上没有经历与政权的对抗，广泛投入到发展伊斯兰经济和社会服务的实践中，是向市民社会渗透的中坚力量。到

80年代，他们中很多人从事受人尊敬的职业，得到社会的认可。

2010年1月，穆斯林兄弟会领导层换届，新任领袖是穆罕默德·巴迪耶。他今年68岁，出生在尼罗河三角洲的马哈拉·古布拉镇，年轻时就是兄弟会成员，上世纪60年代因参加准军事组织被捕，坐牢9年。出狱后继续参与兄弟会工作，1994年开始负责理论工作，1999年又因政治运动入狱4年。现在，他是埃及本尼·苏维夫大学兽医学教授。1996年和2009年，他曾两次入选穆斯林兄弟领导机构，2007年还被推选为国际理事会成员。[4]

穆斯林兄弟会 - 政治主张

其政治主张是振兴国家和民族精神，反对殖民主义，反对以色列;反对西方侵略与渗透，捍卫伊斯兰传统文化;把埃及建设成伊斯兰国家，实施伊斯兰法等等。

哈桑·班纳认为：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现代主义的运动，是逊尼派的道路，苏非主义的真理,政治的团体,体育的组织,科学与文化的协会,经济的公司，社会的理想。该组织的宗旨是以《古兰经》为基础，恢复伊斯兰原始教义，建立伊斯兰国家，实行伊斯兰法。他们把要求独立、解放、民主和建立法制的斗争，看作“堕落的运动”。

号召穆斯林兄弟抵制西方思想的侵袭，消灭等级差别，使人们融为一体，回到早期伊斯兰教生活中去，并为保卫穆斯林的祖国而战斗和工作。在叙利亚、伊拉克、苏丹、沙特阿拉伯、摩洛哥、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国建立分会以及学校、清真寺和商业公司。班纳声称，他们的目的是双重的，既要改造灵魂，又要改造社会。1939年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肯定了班纳的这一主张。

穆斯林兄弟会 - 社会影响

穆斯林兄弟会由于同政府对抗，而成了一个派系运动， 对国际关系也采取不现实的看法，在法律事物上也不太灵活。但作为宗教政治反对派的兄弟会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宗教底蕴和一定的经济实力，在埃及各阶层民众中依然颇有影响。兄弟会激发了阿拉伯民众共同的宗教感情，在理论与实践中强调伊斯兰教首屈一指的地位的同时，强调经济、社会和教育需要同步进行。兄弟会对埃及社会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政治影响

在政治上，兄弟会是埃及最强有力的反对派。埃及政府对兄弟会的策略，无论是拉拢利用还是镇压解散，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兄弟会是埃及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它的存在对于政府是一种威胁。

经济影响

在经济上，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兄弟会始创时期，就是一个多功能的社会实体，每一个分支机构，都设有清真寺、伊斯兰研究社团，学校、俱乐部和家庭工业等，成为一个“五脏俱全”的穆斯林小社会。经过长期努力，兄弟会主流派的经济实力逐渐增强，建立了包括银行、投资公司、学校、医院、法律服务中心、工厂、商店、农场、旅馆、大众媒体等在内的广泛的网络，控制了许多“专业性辛迪加协会(医生、工程师、律师、新闻记者、科学家)”，并且许多富裕商人都成了兄弟会的领导成员，他们与国内外的商界，特别是海湾地区的石油巨商有着密切的联系。兄弟会社会基础的转变、知识含量的增加、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联系的扩大，使兄弟会有能力发挥综合性的社会功能，更为重要的是，这对兄弟会的策略和政治态度、活动方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起，兄弟会开始关注社会经济问题，提出更加具体明确的经济主张，强调走独立自主的经济道路，摆脱对东西方经济的依附。

意识形态

在意识形态上，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复兴伊斯兰，倡导伊斯兰的传统文化，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开端，并使伊斯兰平民化、大众化。伴随着对外开放，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不断侵入埃及，兄弟会认为西方文化侵蚀着埃及人的灵魂，提倡通过重建伊斯兰道德来治理社会，规范人的言行举止。每当道德沦丧，政治腐败，埃及社会充斥西方文化时，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起着净化人们心灵的作用，是陷入迷惘的人们的精神寄托和心灵抚慰。同时，兄弟会将过去高高在上、神学家所把持的宗教简化成浅显易懂的主要教义，使老百姓易于接受、认同，并从伊斯兰内部产生感化力量，以独特的方式造福社会和人民。伊斯兰复兴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且呈现出超国家、超民族的现象。

社会生活

在社会生活上，穆斯林兄弟会的根基扎得越来越深厚。兄弟会的成员不仅来自各行各业，涵盖各个年龄层，几个左翼政党也到伊斯兰教中寻找希望。埃及社会存在的各种危机，使得穆斯林心中充满着“回到伊斯兰”的向往。面对国家的无所作为，穆斯林兄弟会开始实施一项慷慨政策：开设诊所和学校，发放人道援助善款。

国家安全

在国家安全上，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恐怖活动有所增加。因受60年代兄弟会领导人库布特激进思想的影响，70年代从兄弟会分裂出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决心通过武力反对政府，埃及在海湾战争中又站到了美国一边，从此以后，恐怖活动愈演愈烈，激进分子在埃及境内攻击外国观光客和投资人，借此打击埃及旅游业和减少外国投资，致使埃及观光收入因此减半，旅游收入至少损失十亿美元，埃及经济因而雪上加霜。尽管伊斯兰极端势力只是埃及社会的边缘力量，但因其破坏性大、烈度强、影响广，成为埃及政府和社会的一颗毒瘤。

穆斯林兄弟会 - 与政府关系

与法鲁克王室的关系

因为有华夫脱党、沙第党(the Saadi Party)、英国因素的存在，而变的错综复杂。当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对王室有利用价值时，王室便极力拉拢、利用它牵制和制衡王室政敌。

与纳赛尔政权的关系

初期，纳赛尔感念兄弟会襄助自由军官政变有功，且双方高层领导人素有旧谊，故纳赛尔并未把兄弟会视为威胁，而是利用其作为对付纳赛尔政敌——王室、旧政党、纳吉布的工具。但是，代表世俗民族主义的纳赛尔政权和代表伊斯兰主义和兄弟会在政治目标上存在根本分歧，纳赛尔政权世俗化、现代化的目标与兄弟会政治、社会伊斯兰化的目标南辕北辙，双方的最后摊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与萨达特政权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阿拉伯世界掀起新一轮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重新崛起。萨达特本人是亲西方的务实主义者，上任之初，为了牵制纳赛尔主义分子、左派势力，建立个人权威，便鼓励、拉拢伊斯兰势力，帮助复兴穆斯林兄弟会，使得兄弟会东山再起，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宗教政治反对派。由于当局的宗教政策，整个70年代，埃及社会中的伊斯兰教气氛很浓厚，包括受世俗教育的知识分子、职员、政府官员等人中都普遍有一种伊斯兰教的认同感，群众性的伊斯兰活动空前活跃，学生中也有一种走向伊斯兰传统主义的趋势，兄弟会的社会基础呈现出年轻化、知识化的特性。萨达特和兄弟会处于一种微妙的、非正式的势均力敌的局面。

与穆巴拉克政权的关系

1981年，穆巴拉克继任总统，其政府基本沿袭萨达特时代确立的有关政策：在政治领域，进一步促进以多党制、议会制为标志的“民主化进程” ;在经济领域，继续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在新形势下，兄弟会在第三代总训导师欧麦尔·蒂尔玛沙尼的领导下，采取以温和的改革主义为方向的政治路线，力图在现行国家体制下从事合法政治斗争，扮演宗教政治反对派的角色。

穆斯林兄弟会 - 评价

自创立以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显示了强劲的生命力，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未来真正能够威胁埃及执政当局、削弱埃及统治基础的最有影响的政治反对派。与其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和政权一样，兄弟会把国家伊斯兰化和宗教纯洁化作为人类全部生活的终极目标。

① 穆斯林兄弟会由于受原教旨主义的束缚，至今没有提出一个较为完备、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纲领。况且兄弟会至今仍未取得政治合法地位，执政党因担心政权旁落而极力压制兄弟会，限制其合法参政的权利。因此，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要在埃及这样的世俗化国家里夺取政权是十分困难的，主客观情势都不允许，即使取得政权，单凭“伊斯兰是解决一切的办法”这一空洞口号，要想治理好这个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经济落后的国家实是难上加难。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原教旨主义政权已通过《古兰经》、《圣训》和创制， 探索出一条实现全方位的伊斯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②穆斯林兄弟会的在今后某个时期，还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挥巨大的作用。穆斯林兄弟会政治、社会伊斯兰化的目标和理想，即使不是具体的政策而只是一个口号，也可以在几乎任何穆斯林社会作为一种理想继续存在。因为兄弟会的理想和目标同伊斯兰教本身一样，超越了政治界线，并超越当地宗教法律和实践方面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