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官，是指那些把妻子和儿女都迁居到国外,钱也带到国外,而自己一个人留在中国的官员。裸体官员的出现，反映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强，这和反腐败力度的逐渐加大成正比。对于这种给自己留后路的官员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在提拔任用的时候应该特别小心，加强监控。”著名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的话可谓一针见血。 

 现象阐述

有人把“裸体做官”者形容为中国官场上的“野鸽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身上具备有一些“野鸽子”的特点：

其一，他们妻子儿女都在国外，自己孤单一人，没有“家”的感觉。

其二，他们四处吃“野食”。因为自己有退居的地方，也就胆大妄为，肆无忌惮，四处吃“野食”，能贪则贪，能捞则捞。

其三，他们随时可以“飞”走。由于他们是孤家寡人，身边没有什么拖累，一旦出现对自己不利的风吹草动，自己随时可以拍拍翅膀“飞”走，根本不用考虑自己“飞”走之后的影响。

官员一方面努力将家人全部送到国外，一方面却独自留守国内“为人民服务”，如果其中并不含有腐败的意图，则简直让人难以理解。 “裸体做官”现象，说到底反映了这些官员对国家的忠诚出了问题，也反映出他们根本不打算和自己的人民患难与共，而是随时准备脚底抹油。在任何国家，官员不忠于自己的国家，这都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裸体做官”现象在不同地方多次出现，实际上使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安全均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同时也使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受到严重

产生原因

之所以出现这种“裸官”、“逃官”现象，总的来说，有六大方面的原因。

一、是由于我们的某些官员信仰上出现了危机;

二、是监管制度不健全，给了贪官们可乘之机;

三、是官员的权力过大，给贪官为所欲为创造了条件;

四、是社会风气不正，导致很多拉贪官下水的“纤夫”存在;

五、是上级领导或主管部门睁只眼闭只眼，给了贪官们 “可持续”钻空之机;

六、是大量的贪官被发现后，因为种种关系不被处理或轻微处理，致使“进行中”的贪官胆大妄为、前赴后继。

社会影响

“裸官”现象在一些官员中早已暗中流行。在大权在握，炙手可热之时，将妻儿全部移民海外，既便于将腐败所得转移出境，又为自己腐败行为一旦暴露留好后路。即使不慎“翻船”、外逃又未成功，一人“受过”，也可保得家人安全富足。而事实上，“裸官”如庞家钰未能出逃而落网者，远少于成功出逃者。 “能捞就捞，不行就跑，跑了就了”，似乎已成了贪官们心照不宣的“心诀”。而成功外逃，则又说明贪官的准备是行之有效的。

倒是从贪官们的早早准备到最后一跑了之，折射出问题的另一面，这就是我们有关方面的没有准备。因为没有准备，于是在与早有准备的贪官的较量中，有关方面是顾此失彼，贪官则游刃有余，更甚至在贪官逃之夭夭之后，有关方面才如梦方醒却已措手不及。

贪官的堕落，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的过程，其间不可能没有蛛丝蚂迹。至于他们为外逃所作的种种准备，更是不可能真的人不知鬼不觉;这一切本来恰是对有关方面的提醒、警示，可惜的是有关方面竟然视而未见。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是早有准备的贪官们骗过了没有准备的有关方面，不如说是有关方面的没有准备给贪官们的早有准备提供了可趁之机。

对应措施

应该说“裸体做官”是一个预防腐败机制建设领域亟待攻克的“技术难题”。人类政治发展史表明，一个良好的制度安排无疑有助于抑制腐败问题的发生，相反，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却会给腐败的滋生提供条件。

1995年中国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1997年1月31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把“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应当报告的事项之一。2006年修改后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也明确，“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及有关情况应当报告”。

虽然这些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实际运作的情况看，效果却不甚理想。因为没有相对独立的负责申报制度的执行机关，各个行政机构自行其是，缺乏统一性。没有严格的执行制度和执行标准，执行起来随意性大，甚至敷衍了事。缺乏可操作性，执行过程缺乏透明度和民主性，往往是填完表格就完事。缺少事后的公开和公正。执行过程缺乏科学含量和严谨度，对申报材料没有必要的统计和审计过程，申报结果与实际情况相比往往水分过大，难以反映实际情况。再加上需要申报的是官员，负责登记备案的也是官员，于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潜规则就有了大行其道的可能。这就给“裸体做官”制造了便利条件，甚至是为官员转移财产提供了方便。

这些观点说明了问题所在，我国现有的干部选拔制度造成监督和被监督者之间一团和气的局面，法律制度被虚化，这样不管制度如何设置，最终效力会大打折扣。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并不在于“彻查”，也不在于“备案”，而在于充分的透明。可以断言的是，只要真正做到公开和透明，那些“裸体做官”者，也就真的会变成了众目睽睽之下的“裸体”，他们再想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从容不迫地为自己外逃做准备，也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避难国一览

近年来，外逃腐败分子多选择以下这些国家，如边国家：那些涉案金额相对较少、级别低一些的贪官，往往首先选择逃往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和俄罗斯等周边国家，这样，他们的逃亡和生活成本都不会太高。

非洲和拉丁美洲：那里的一些国家正处于转型期，有的国家法制不很健全，这些贪官往往会隐姓埋名，靠赃款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发达国家：对大贪官们来说,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移民国家,是他们的“最好”逃亡地，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荷兰等。

相关数字

外逃贪官是4000人，抑或更多

关于中国贪官外逃，2003年来被媒体频繁引用的一组官方数字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这实际上只是被检察机关掌握的一部分，精确的数字应该比这个庞大许多。

在洛杉矶、纽约、夏威夷、休斯顿、温哥华、多伦多，经常可以看到不少开超豪华轿车、珠光宝气的中国男女，并已形成了一个圈子。这些人不参加当地华人社区的活动，不在人多的场合露面，行踪诡秘。不过，在高档餐厅里，人们也偶尔可以听到他们聚集在一起喝酒时谈论，说当初出来时弄的钱太少，还应该多拿一些，因为现时外逃的官员搞的钱又大大超过了他们。

外逃资金是50亿，还是2000亿

由于贪官外逃现象严重，使中国"损失资金50亿"。这是2002年初中国官方杂志《半月谈》公布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仅包括官方记录的立案的赃款。如果算上那些没有立案的，或者没有暴露的，这个数字也许会翻上10番、20番。

一边是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国内又有大量资本外逃。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对"这个口袋进，那个口袋出"的尴尬处境做了一项专题调查，他们估计1997至1999年外逃资金规模约为100亿美元，但权威分析认为应该是约530亿美元(约440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177亿美元，每年外逃数额占GDP比重的2%。

虽然"权威分析"比《半月谈》提供的数字已经高出许多，但比起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仍显得太少。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近年来以各种方式非法转移至国外的资金分别为：1997年总金额为364亿美元;1998年386亿美元;1999年283亿美元。经济专家樊纲更认为，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已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尽管如此，海外人士仍然认为这个数字太保守。因为资金通过香港进入美国、加拿大等国易如反掌。

香港廉政公署2002年破获一个庞大的跨境洗黑钱集团，再经与警方成立特别调查小组联手进行足足一年的深入调查后，正式起诉8名人士，包括宝生银行一名前高级经理。警廉的联手调查显示，该个涉及贪污的跨境"洗黑钱"集团，自1996年至2002年被捣破的5年来，总共清洗的款项高达500亿港元。这还只是被查获的一个洗钱通道。

另一个被查获的洗钱通道是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山镇刘氏兄弟的地下钱庄，他们以"一条龙"服务闻名。这个地下钱庄在交易方式上很简单，往往是交易完成了还不知道对方是谁。由于交易量巨大，他们的成本无形中也大大降低，因此吸引了不少企业前来进行交易。这个地下钱庄在3年内资金流转总规模达到了20多亿元。而远华走私案主嫌赖昌星则将120亿元人民币的走私收入，通过地下钱庄付往加拿大。

也有人指，每年从中国以各种方式洗出的黑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按国际上通行的计算方式，资本外逃额即中国贸易顺差加资本净流入与中国外汇储备总额增加部分的差值。每年中国国际收支统计中这一"误差与遗漏"亦有一两百亿美元，多年累计下来，数额已逾千亿美元。一些经济学家估计，由于"误差与遗漏"仅仅是被政府所统计的那一部分，更多的资金流出没有记录在案，因此这一数字可能更为惊人。另有统计显示，过去3年，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从1998年的147亿美元大幅飚升到2000年的643亿美元。这笔钱中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地下钱庄的"洗钱"活动。

这还不包括通过留学渠道外逃的资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显示，中国已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派出国。中国人事部也透露，至2003年止，中国在外留学人员总数达46万人，分布在全球至少103个国家和地区。据资料，在英国留学的费用，一般而言，研究生、本科生每学年平均学费大致在5000至 16000英镑(6万到19万元人民币)之间;美国许多大学一年的费用在1万美元至3万美元(8万到25万元人民币)之间;在澳大利亚，绝大部分全日制学位以及研究生课程每年的学费在1万至2万澳元(4万到8万元人民币)之间;而加拿大的学费一般每学年在6000加元(3万元人民币)左右。

以每人每年平均10万元人民币计算，就是460亿元人民币。如果计算他们的隐性支出就会更多，一位在伦敦读专科的朋友的儿子在电话中与笔者交谈说，伦敦的许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尤其是小留学生)被人称为"中国阔少"，出手阔绰，且"行有车，食有鱼"。北美的新一代中国留学生大抵如是，他们刚来美国不久，就住上一套很不错的公寓房;没几天，又开上一辆很不错的车，父母亲戚经济实力雄厚。加州华文媒体曾质疑，现在中国大陆来的一些年轻学子几天就换一部车，一会儿是宝马，一会儿是奔驰，难道中国真的暴富起来了吗?当年的留学生见此无不感慨复感慨，电影演员陈冲回忆说："1981年，我来美国时日子过得可苦了，一点经济基础都没有。当时兜里没有钱，只能靠在餐馆打工赚点小费，一个小时才挣4.95美元。"现在的留学生听来有如天方夜谭。

这些花钱如流水的新一代留学生的父母，除了私营企业老板、白领阶层以外，相当一部分是中国官员。美国教育基金会一位人士透露，外国学生一年可为美国带进90亿美元的教育收入。早在1998年，美国的传媒就披露，高等教育已成为排在军火、电子等行业之后列出口创收的第5位。而中国，则是美国留学生的第一大来源。

演变成”逃官“的”裸官“

蓝甫：原厦门副市长，与赖昌星案有涉，索取收受贿赂500多万，案发后携妻仓皇出逃澳大利亚。

许国俊：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与他人盗用4.83亿元后，远遁海外。

董明玉：原河南省服装进出口公司总经理，现住美国新泽西州。

蒋基芳：原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原烟草公司经理、原党组书记，2002年携百万巨款出逃美国。

程三昌 ：原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曾任漯河市市委书记，逃到新西兰。

杨秀珠：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曾任温州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2003年4月携家人逃往美国。

陈传柏：原昆明卷烟厂厂长，贪污1600多万元后逃匿海外;

卢万里：原贵州省交通厅厅长，涉嫌将大量公路工程私下交授其亲属开办的多家“空壳公司”承建，从中非法套取巨额工程款而逃亡海外;

罗庆昌：原云南省旅游集团公司董事长，涉嫌挪用和贪污巨额公款，1999年8月潜逃出境;

周长青：原国有控股的西安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汽车部经理，归案后被依法执行枪决。

2002年初，新华社播发消息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使一些国有公司、企业难以为继，社会危害十分严重。”广东省至少失踪官员790名、外逃1240名，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达466名;上海市则失踪187名、外逃354名，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27名;北京市则失踪112名、外逃442名，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97名、自杀死亡44名，其余各省诸如河南、福建也涉案人数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