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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梁庄》 - 简介

梁鸿的纪实文学《中国在梁庄》近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多年深入农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家乡的每一寸土地，用自己的眼睛记录下真实的故事，通过一个个“个人史”，展现了中国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现实危机，当代农民的生存现状在作者笔下一一显现。

《中国在梁庄》一书以近似纪实手法呈现了一些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该书作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者梁鸿昨天说，对于中国来说，梁庄鲜为人知，它是中国无数个相似的村庄之一，并无特殊之处。但是，从梁庄出发，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农村的问题。

在书中，梁鸿通过口述实录、现场调查等方式讲述了一个个具有典型性的人和人生故事，他们的情感和所面临的问题传达出了乡村内在的生存状态。

作者多年深入农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家乡的每一寸土地，用自己的眼睛记录下真实的故事，通过一个个“个人史”，展现了中国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现实危机，当代农民的生存现状在作者笔下一一显现。

作家阎连科认为，这是一部具有别样之美的田野调查，又是一部与众不同的纪实文本，更是一扇认识当下中国独具慧眼锐思的理论之窗。从书里，可以触摸今日中国与文学的心脏。

《中国在梁庄》 - 写作背景

梁庄一角

缘起 对真正乡土并不了解

梁鸿透露，写作《中国在梁庄》是源于精神上的困顿与痛苦。“我的研究方向是乡土文学和当代文化思想史，但对真正的乡土和时代精神的症结却似乎并不了解，这让我对自己的学术价值产生怀疑。另一方面，乡土中国、农民问题正成为阻碍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病灶，这让我非常痛苦。所以，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回到梁庄，是一种精神的必然。”梁鸿认为，中国当代每一个知识分子其实都在以不同方式回望自己的故乡，否则，真的难以在精神上达到安宁。

梁鸿说，她试图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乡村现实生活图景。“我希望，通过我的眼睛，能使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村庄所承受的悲伤，慢慢浮出历史地表。由此，透视当代社会变迁中乡村的情感心理、文化状况和物理形态，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中国乡村之间的关系。”

呈现梁庄的变迁危机

《中国在梁庄》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记述了河南穰县梁庄近30年来的变迁，以近似纪实手法呈现了梁庄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农村留守儿童的无望，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家庭的裂变，农民“性福”的危机，新农村建设的流于“形式”。在书中，梁鸿通过口述实录、现场调查等方式讲述了一个个具有典型性的人和人生故事，他们的情感和所面临的问题传达出了乡村内在的生存状态。

梁鸿说，在写作时，她要求自己尽可能客观，不希望自己是愤世嫉俗的，或是为了反对什么而写。她选择了一种最能让农民、乡村发言的方式，后来才发现，用“非虚构”可以非常好的概括这种写作方式。梁鸿认为，纪实文学更侧重于事件，写大时代的运动与波澜壮阔的场景。“非虚构”文学则侧重于人，侧重于展示社会运动中人的存在状态和生命情感状态，它是微观的，着重于个体生命的体验与存在。基于此，梁鸿表示，《中国在梁庄》呈现的内容是真实的，书中的故事也都是真实的。

创作与村人聊天常常失语

为了这次写作，梁鸿做了3年理论准备，阅读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三农书籍。她说：“我书架上摆的全是这方面的书，像《忧郁的热带》《菊与刀》《原始部落的性格与气质》《乡土中国》《江村经济》和一些当代学者的乡村社会学调查，如贺雪峰、温铁军、秦晖、曹锦清、吴毅、于建嵘等人的书，我都看了不止一遍，也做了不少笔记。它们对我的启发非常大，增加了我对乡村的理解力。”

虽然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对于回故乡，梁鸿心中还是有些忐忑，“故乡对我来说，既陌生又熟悉，在城市生活久了，生活习惯、视野、说话的方式都已经发生改变，担心乡亲们不能接受我。但是后来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当我真正努力在农村住下，让他们重新熟悉我、了解我，让他们感觉我就在他们身边，并且当我真正地走进他们，用心聆听他们，我很快就被接纳了，那里毕竟是我的根。”

2008年和2009年寒暑假，梁鸿在梁庄住了近5个月。“每天，我和村庄里的人一起吃饭聊天，对村里的姓氏、宗族关系、家族成员、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作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梁鸿说，遇到的最大困难是重新走进村里人的内心。“在几个月的采访过程中，我的父亲、哥哥几乎全程陪着我。父亲总是能敏锐地发现我的失语现象，帮我设计、带入话题。在乡亲们的面前，你必须用心倾听，把他们作为一个个体，而不是笼统的群体，你才能够体会到他们的痛苦与幸福。”

《中国在梁庄》 - 关于主题

村中坑塘

为故乡亲人立个小传

梁鸿内心矛盾重重。她不认同乡村已经完全陷落的观点，但不可否认，乡村的确存在很多问题，留守少年的教育问题、老人的养老医疗、自然环境恶化问题等。“很多乡村正朝着城市模本飞奔而去，仿佛一个个巨大的城市赝品。”

梁鸿反对那种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话语，仿佛不如此激烈就不能体现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但我也深知，我这种试图以相对冷静、客观的立场来呈现乡村图景的方式，也只是一种温良的立场”。

梁鸿说，通过《中国在梁庄》，她想告诉大家的是：乡村，并不全然是被改造的，或者有许多东西可以保持和保留。“从乡村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深层情感，爱、善、淳厚、朴素、亲情等，失去它们，我们将会失去很多很多。也许正是这顽固的乡村与农民根性的存在，才使得它独特的生命方式和情感方式能够多少得以保留。”

梁鸿说，如果说这是一份乡村调查，毋宁说这是一个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地。“或许，我所做的只是一份文学纪实，只是替故乡，替故乡的亲人立一个小传。”

梁鸿表示，她会继续走进和书写乡村，“这将是伴随我一生的行动，不只是出于一种人文关怀和社会良心，也是对自我精神的救赎。”

《中国在梁庄》 - 引爆热议

2010年初， 《人民文学》杂志开设“非虚构”专栏，《中国在梁庄》作为头篇刊登后，引起了业内专家广泛响应，并获得了人民文学非虚构类文学大奖。在“非虚构”文学京沪研讨会上，专家们就《中国在梁庄》以及“非虚构”文学发表了观点。

“80后”评论家、华东师大《现代中文学刊》编辑黄平对《中国在梁庄》提出了异议，他表示，在《梁庄》中，找不到一种有效的理念来对这种乡村世界进行解说。他认为，梁鸿在历史面前多少退后了一些，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人道主义，在此立场上将结构重新组织了起来。“我们怎么生产出一种非常有力量的形式，这个形式背后必然是理念性的，而不是停留在人道主义层面?如果仅仅停留在人道主义的哀悼，文学的力量太弱了。”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刘志荣则表示了相反的观点：“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一直在强调理念的作用，这让我们有时过分自信。但这也是有问题的，活生生的生活会被遮蔽。千万不要着急得出一个清晰的图像，这种清晰有可能是非常虚妄的，或者会引导我们远离自己最切实的感受。”

对于大家的争论，梁鸿坦言，在写作过程中，她进行了很多理论准备：人类学、社会学，包括国外政治学。但在写的过程中，面对脚下的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真的用不上。我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用理念建构一个乡村生活，最后只能放弃理论。”“我呈现的只是一种困惑，对乡村生活的叙述，如果能把他们的乡村生命叙述出来，我就很满意了。”

对于“非虚构”文学，专家们指出，目前国内文学界对“非虚构”这种世界通行的写作方式的探索还局限在较窄的领域。就非虚构的文学性、艺术特点和工作方式，它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关系，它与小说、散文的异同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大家表示，非虚构是一个广阔的艺术领域，它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对非虚构的倡导和推动，将为文学发展打造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生长点，由此，将推动文学更有力地重建公共性。

《中国在梁庄》 - 评论

老人带着小孩是村中常见景象

农村留守儿童的无望，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家庭的裂变，农民“性福”的危机……近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在梁庄》一书以近似纪实手法呈现了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该书作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者梁鸿正是从梁庄走出来的乡村女儿，她多年深入农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家乡的每一寸土地，用自己的眼睛记录下那些惊人的故事，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当前中国农村的真实景象。

《梁庄》作为非虚构文本，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作品，而是一种更为宽泛意义上的叙事作品。首先是取材方式和文本操作的独特性，作者以深入的调查和真实的体验为依托，通过对故事、场景和历史的叙述，有力地颠覆了我们固有的乡村想象。梁鸿的写作是一种对“存在”的发现，是一个由已知到未知的探索和求证的过程。而这种对“存在”的发现，很大程度上是在记忆与现实的对接中实现的。

首先作家以儿时的故乡作为参照，通过两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情、人性和环境的比照，表达了一种物是人非的深切的迷失感。接着作者对故乡作深层次观照，重点叙述了乡村复杂的人事关系，以及社会伦理、心理结构、精神状态的嬗变。作者以丰富的实例告诉读者，这些层面的变化如何改变着乡村的文化生态。所以，我认为，《梁庄》这部非虚构文本在主题指向上，与阿来的长篇系列小说《空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上世纪 80年代以降，城市化进程对乡村的入侵变得明目张胆，其破坏性不仅表现在“物”的消失，更重要的还是乡村文化的消失。

《梁庄》通过对五奶奶、赵嫂等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凄惨处境和现实遭遇的叙述，揭示了传统伦理和文化体制在各种利益关系的冲击下已分崩离析的现实。同时，作者也没有放弃对农村文化中传统痼疾的批判，传统农民中“恶”的因素不但没有消弭反而还存在着很大的生长空间。

当然，除了人的因素外，作者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在客观上各种政策和体制的弊端。比如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国家法律与传统习俗之间的内在矛盾等，作者提出的这些问题都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引发我们诸多思考。

梁鸿是一位大学教师，而促使她去写一部这样的作品，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归乡，也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作梦，而是出于一种精神的困顿与痛苦。例如在书中，作者写了国家对农村禁止土葬、实行火葬制度以后，老百姓的一系列行为。万会哥父亲过世，作为子女，既要不违背父亲遗愿，又要遵从国家丧葬制度，只得想出个办法，在火化之前，让阴阳先生把手上指甲、脚上趾甲剪掉，保存起来。火化回来后，把骨灰按人形撒在棺材里，指甲放在四肢旁，还做一个完整的躯体形状，算是一个囫囵人。所有这些，在梁鸿看来，都反映了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最大的问题，“我们忽略了人心的东西。经济可以计量，可以作为功绩，人心却看不见。但是，人心又是一个民族情感健康和心灵温暖的基本因素。人心涣散了，人心被伤害了，我们拥有高楼大厦，拥有那么高的GDP数字，又有什么意义呢?它也会累积出许多实际的社会矛盾。”

梁鸿说，写完《中国在梁庄》之后，她的内心不是“释然”，而是更加“沉重”和“忧虑”，“说实话，当代乡村所存在的问题及内在的矛盾伤痛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而所有这些问题，她坦言给不出任何答案。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发现”与“展示”本身就是意义。“我们的问题是，大家不去‘发现’。如果大家看了《中国在梁庄》之后，有所痛，有所思，心里有了那一片广阔而复杂的土地，有对那土地上的生命和那土地上文化式微产生某种温柔的痛感，我想，它的目的和意义就实现了。因为，心灵多了这样一个空间，就会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治、文化与现代化进程有不一样的想法。最起码，它多了一个思考的维度。”

通过这本书，梁鸿想告诉大家，“乡村，并不纯然是被改造的，或者，有许多东西可以保持，因为从中我们看到一个民族的深层情感，爱、善、淳厚、朴素、亲情等等，失去它们，将会失去很多很多。

《中国在梁庄》 - 相关评价

村中一座新房紧锁大门

《梁庄》作为非虚构文本，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作品，而是一种更为宽泛意义上的叙事作品。首先是取材方式和文本操作的独特性，作者以深入的调查和真实的体验为依托，通过对故事、场景和历史的叙述，有力地颠覆了我们固有的乡村想象。

对乡土的想象，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叙事中呈现出纷繁多样的形态。乡土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并非是一个常数，它会随着历史的发展产生很多变数。这些变数，在当下的乡土叙事中有所体现，但总的来说对农村文化的开掘还不够深，很多作家在意识中甚至还停留在传统的认识层面。其实，当你深入中国农村的现场，就会发现，我们面对的农村，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田园世界，也非现代化意义上的新型农村，而是处于一种不伦不类的暧昧状态。转型期的中国农村处在一个临界点上，乡村社会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生态都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大裂变。

在这个意义上，梁鸿的写作，以及她提出的命题是很有价值的。《梁庄》正是作者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的焦虑而产生的文本，它以新的观察视点和翔实的访谈资料，刷新了我们既有的关于乡村经验的记忆和想象。尤其在市场化全面逼近的当代，这样的文学实践，在介入现实的意义上确实非常的及时，也显得异常的尖锐，从创作主体的言说方式和作品的社会价值看，梁鸿的思考是冷静的、理性的，其表达是文学的、审美的，显示出一个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创作优势。

前不久，《人民文学》2010年第4期上发表的中篇小说《夜深沉》，作者是湖北籍的现实主义作家陈应松。这篇作品把主题直接指向了当代的农村现状和农民的处境，但作品没有展现乡村社会宏大的现实变革，也没有凸显在道义上为农民疾苦代言的某种意愿，而是通过对农村中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人心无所皈依和生命的无根状态的揭示，表达了作者对生命形式的终极思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我们既有的乡村经验。

同样是乡村叙事，尽管陈应松的《夜深沉》是虚构文本，而梁鸿《梁庄》则是非虚构文本，但两位作者在进入现实的路径和创作姿态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梁鸿以自己的切身行动，见证了乡土破败之不可避免，而陈应松则以小说人物的生命演绎，直击乡村现实的暗角。在创作方式上，两位作者都很强调创作主体的独立性，他们坚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现实、分析现实、反映现实。

作者视野所及，大至国家方针政策，小到农民庄稼的收耕。作者的眼光是犀利的、深邃的，在对农村现状的充分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推论。所以，两位作者不仅在农村现状的认识上达成了某种共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一致认定了一个文学创作法则：作家应是世界真相的知情者。在这两部作品中，他们发现了同一个事实，那就是乡村正在消失。普鲁斯特有句名言：真正的天堂是失去的天堂。那么，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认为，真正的故乡是失去的故乡。

《中国在梁庄》 - 摘录赏析

“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

父亲带着梁鸿在村里串门，这天到了堂叔家。堂叔是村里的会计，他家已经可以看到都市设施的影子：三间房子是请镇上专门做室内装修的人设计的。要知道，“室内装修”这个词语在前几年的梁庄，根本没人听说过。

吃过饭，男人们支起牌桌，麻将牌是最常见的乡村娱乐活动。梁鸿和堂叔家的芝婶到院子里闲谈。

芝婶是村里难得一见的面容光润、皮肤白皙的妇女，看起来很有富贵相。梁鸿问起她儿子和孙辈的情况，芝婶说儿子儿媳都在新疆打工，孙子从十个月大的时候就给芝婶带着，今年已经五岁，儿媳又生了个孙女，也想给芝婶带。芝婶说自己老了，腰疼得很，带不动小孩子，媳妇生着气走了。后来孙子想妈妈，说要不带他去新疆吧，孙子又不肯，急了就说：“奶，你再说，我就跳坑。”

“坑”是指梁庄的水塘，“跳坑”就是寻死。梁鸿很惊讶，这是五岁的孩子说的话吗?

“咱们这村里家家都是这样，全是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芝婶说，“五六十岁的老头老太太都在养孙儿，吃喝拉撒不说，有的儿子媳妇还不给寄钱，老人们还得自己下地干活，日子都过不成。有一家老两口照顾四个孙娃，热天到河里洗澡，四个娃儿淹死了，全没了。老两口最后双双服毒。你说这社会，啥风气?”

“留守儿童”这词从芝婶口中说出，又让梁鸿吃一惊：原来这已经是乡村里的流行词了。

即便有能力抚养孩子，教育也是个大难题。芝婶告诉梁鸿，农村教育素质太低，年轻人都出门了，不管自己小孩。村里上小学、初中的孩子，没几个学习好的，整天看影碟、打游戏，连饭都不吃。

梁鸿问：“你心里难过吗?”

芝婶一脸平静：“咋不难过?那有啥门儿，都这样。”

是啊，梁鸿想，面对已经成为日常状态的分离，芝婶们又能怎样?生活还要继续，梁庄不需要眼泪。

“留守妇女”春梅的命运选择

春梅服毒了。

那天中午，梁鸿正在房间里整理采访录音，嫂子忽然跑来说：“快去看看，春梅服毒了。”

梁鸿记得春梅，她是村里比较漂亮的小媳妇，和丈夫根儿结婚不到一个月，根儿就出门打工了。在熟悉春梅的堂嫂那里，梁鸿听说了更多的故事。

根儿上次回家是一年前，中间连割麦都没回来，春梅心里不痛快，在家整天关着门，不给人好脸色看。农村哪有大白天关门的习惯?婆婆看不惯，说春梅离了男人就不能活。

过完年的时候，春梅到堂嫂家来玩，说起根儿，一连声地骂。堂嫂听出来了，她是真想根儿，就出主意说，给根儿写封信，让他赶紧回来呗。春梅不好意思，说自己不识字，从来没有写过信。堂嫂就热心帮忙，以春梅的名义给根儿写了封信，还加了些抒情话，写完念给春梅，她羞涩极了。

信寄出后，春梅天天等根儿回信，等了二十多天都没有，整天恍恍惚惚。婆婆说她得了“花痴”，春梅就和婆婆吵架，闹得村里人议论纷纷。

“要说这还没事，春天猫都叫春，人也正常，熬一下就过去了。”堂嫂说，可熬到割麦时，根儿还没回来，春梅眼瞅着快不行了。又听说前几个月邻村有个小媳妇自杀了，因为她丈夫在外面乱搞，得了性病，把她也传染了，村里人都知道了。结果小媳妇又羞又气，就上了吊。春梅听说这事，疯了一样来找堂嫂，说是不是根儿也在外面学坏了，不敢回来了。

堂嫂说：“根儿在矿上挖煤，都是男的，根本没有女的。”春梅说：“我看过电视，矿上周围都有女的，专门干那事儿，肯定都有病。”

堂嫂跟她解释不清，就说：“干脆，你去找根儿，现在大矿都有家属区，租个房子也能住下。”春梅一听又泄气了，她从来没出过远门，晕头转向的，吓都吓死了。

服毒前两天，不知道为啥事，春梅跟婆婆大吵一架，吵完后，春梅去地里撒肥料，回来才想起撒错地了，把整整两袋化肥撒到别人地里了。她又跑回地里，在地头转了好多圈。堂嫂看她不对劲，一直悄悄跟着。谁知眨眼不见，她就喝了敌敌畏。

“你说她傻不傻?村里好多男人不是在外面?都像她这样，大家还活不活?”堂嫂说。

春梅死后三天，根儿回来了。春梅娘家哥上去打了根儿几巴掌，根儿直挺挺站着，也不还手，也不抹泪。他好像始终处于诧异中：日子越过越好，他的老婆春梅怎么会自杀呢?

春梅终于下葬了，埋在没有撒肥料的那块地里，她用自己的身体给这块地施了肥。头七那天，根儿到坟上给春梅放鞭炮、烧纸钱，然后又出去打工了。

《中国在梁庄》 - 作者后记

梁鸿在梁庄

我常常想，生长于农村，家庭贫困而多难，我是有福的。它使我更深体会到那掩盖在厚厚灰尘之下的，乡村生活某种内在的真实与矛盾，这一真实与矛盾是一般意义的访客所无法获知的。它就类似于密码，只有出生于这一村庄，熟悉这一村庄的道路、坑塘、田地，和年年月月走过村头那块青石板并在上面崴了无数次脚的人才能够体会到。

另外，就一个文学人来说，拥有大地、树木、河流的童年，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幸运，生命因此更宽广、敏锐，也更丰富、深远。每当踏上故乡的路，想起村头那棵优雅的槐树;想起家门口那棵春天里总是开满白色小花的老枣树，还有，那株开满一束束紫色花朵的苦楝树，微风轻来，那故乡般渺远而馨香的味道;想起村庄后面长长的河坡，少年时代我每天从这里上学放学;想起下雨后，那沟满河平的大地，那深绿油亮的庄稼，那湿润清新的空气，这种记忆总是让我幸福。而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拥有对乡土中国的感性了解，那是天然的厚重积累，是一个人精神世界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它是我思考任何问题时的基本起点，它决定了我的世界观中有土地与阔大的成份。这是我的村庄赋予我的财富。我终生受用。

真正走进村庄，才意识到这还是一片贫瘠的土地，虽然生活全球化了，虽然电视、网络，各种信息都以最同步的速度抵达这里，但是，在精神上，依然贫困。乡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依然很远。一直有一种困惑，也许，现代并非都是好的，都是适应这一片土地的。难道中国的乡村一定要如欧洲那样，逐渐城镇化，风景化?难道乡村就一定要按照全球化的模式来发展?这种“熟人式的”、“家园式的”乡土文化模式为什么一定要被“陌生人的”、“个体式的”城市文化模式所代替?我们在说现代性时，是否过于绝对化了?是否考虑到这片土地的根性?也许这根性仍能够使我们的民族根深叶茂?

古老的乡村模式、村落文化、生存方式的确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乡土中国在逐渐终结。但这一结论在我看来，是值得推敲并需要警惕的。当把一种正在生长、正在转型的文化看作现实，并从此出发去寻找新的出路的时候，我们忽略掉的是什么呢?是仍处于这一文化中的人们。他们的情感，思想，他们的生存方式并非全然跟随这一转型而变化，相反的是，他们可能仍然渴望回到那种传统的模式中，因为在那里，有他们情感的依托，有他们熟悉的而可依赖的习惯，具有可靠性。这种渴望难道一定是落后，不需要加以考虑的东西吗?它是否还具有合理性?忽略了它，我们会进入怎样的误区?

有没有可能，农民不离开自己的村庄，不进入城市沦为贫民或底层，在他们祖辈生活的地方，也能够过上幸福、团圆、现代，同时也有主人公之感的生活?或者，他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在城市获得生存的空间，夫妻可以团聚，子女可以入学，他们也可以享受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住房补贴等等在这些城市居民那里已经是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这一天，还很远吗?感谢我仍然生活在故乡的家人们——我的父亲，姐姐、姐夫们，哥哥、嫂子，妹妹、妹夫们。这本书是献给他们的。

他们对文学，对我做的事情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对知识的尊重让我感觉到，这个民族还没有失去信心，没有失去对文化和思考的向往，虽然这里面有对我的爱的支撑，但也有他们对严肃意义的本能向往。父亲抱着病体，跟着我，和我一起到各家去聊天，他敏锐地发现我进入谈话的困难，就主动负责调节气氛，设计了许多细节，引出头绪。大姐义不容辞地跟着我，她的开朗热情及与乡亲们的自然融入使我也很快地融入到气氛之中。我的大姐，从十七岁起，姐代母职，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与痛苦，把我们抚养长大，并为六个弟妹一个个安家立业。有她在，我们的心灵才能够安稳。我的三姐，在母亲生病的那些年，是她，主动退学，整整十几年，让我们上学，而她在家伺候母亲，为我们做饭洗衣。为此，她得了严重的类风湿和营养不良症，有几年时间，她只能弯着腰走路。一段时间内，我们是以一种随时生离死别的心情生活的。

但生命是如此坚韧，现在的三姐，仍然瘦小，仍然有病症折磨着她，但她乐观面对，每天出去锻炼身体，也逼着全家人和她一起锻炼，她仍然是这个家的主心骨。我的小妹，千方百计给单位请假，以便能帮我带儿子，使我有充分的时间去闲逛、说话、聊天。我知道，在她心里，她是期望着和我一起的，因为她对这个村庄的所有故事都很熟悉，我对村庄的许多了解都首先来自于她电话里绘声绘色的描述。如果她从事文学，我这个姐姐肯定是自叹不如的。我的哥哥，我们六个姐妹所爱的哥哥，一想起他来，我们的心中就充满说不出的喜悦和爱意，难道仅仅是因为他是我们姊妹中的唯一男性吗?我说不清楚，反正，黑脸庞、小眼睛、宽肩膀，但又文质彬彬、用心呵护自己爱情与婚姻的哥哥是我和小妹心中的美男。我的二姐，在和姐夫周旋、撒娇、努力干活之后，终于得以和我一起回到村庄。她仍然是一个文学青年，充满浪漫的梦想，然而，却只能终日和成堆的废铁打交道。回到村庄，回到小河，她兴奋得像个孩子。到了哥哥家里，却因为打牌坐了一个下午，至到晚上都不离场。就是这么好笑，这么真实。在本书还刚开始写的时候，我的二姐又查出得了重病，马上要动手术。仍然是那一魔咒：癌症。我们全家人都在祈祷她能安然度过难关。

虽然如此，我的大家庭，健康开朗，对未来充满希望。经常自我反省，在与我的电话交谈中，除了家常话之外，通常是这段时间如何度过，父亲身体如何，牌打的少了，大家如何在反思自己，姐夫们如何勤劳，或如何贪玩等等。大家努力生活，好好上班，做生意挣钱，处理与丈夫的感情。隔一段时间，姊妹几个就会凑一凑各家的钱，出去做一次短途旅游，为着逐渐老去的父亲，也为自己找到一些愉悦。我相信，这样的家庭，在中国的乡土大地上很多很多。

还有我的儿子。下火车的时候，县城刚刚下过雨，站台上有些泥泞，三岁两个月的儿子双脚不愿下地，哭着说“太脏”，看着接我的亲人们，我有点羞愧，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通。几天过去，泥土是他的最爱。在盛夏的中午，出去一趟就会头晕目眩，他却还在太阳下晒着，说什么也不愿到房屋里。两个月下来，他从白净的小家伙变成了黝黑的、壮壮的小伙子，在巷道里，房前屋后和小伙伴们挖泥，掘地，逮蚂蚁，然后，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地跑过来要水喝，来不及喝光的样子，就又跑开了。我喜欢极了他这样子，健康，和大地、阳光、植物有直接的联系。我也很高兴我让他有机会接触大自然。冬天又一次回去，他已经如鱼得水，和他的小表哥，俩人玩得不亦乐乎，破坏了所有能破坏的东西，而放烟火暂时成了他最着迷的事业。

感谢我的先生。作为长期跑农村的记者，他对乡村的了解和对农村问题的深刻理解给了我很多启发。2009年春节，利用他的休假与我的寒假，他和我，带着儿子一块儿又回到故乡，他利用一个老记者的采访经验和对问题的敏锐度为我打开了更宽广的思考方向。在关于书的结构、框架方面，他给我很多有用的建议。

在写作过程中，我给许多朋友讲我的思路，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给我很好的建议。在此衷心地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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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梁庄》夺魁“新浪中国好书榜”

2010年12月20日，新浪文化读书频道对外揭晓了“新浪中国好书榜”2010年11月榜。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一举夺魁，《王蒙的红楼梦》、《放养孩子》、《经济学的真相》和几米的《走向春天的下午》等闯入总榜前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