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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冠服qīng dài guàn fú

清代冠服概述

满族传统服装的箭袖，入关后虽然失去实际作用，但箭袖却作为满族的行礼动作(即满语中的“放哇哈”)得以保留。箭袖又称马蹄袖，平时挽起成马蹄形，一遇到行礼之时，敏捷地将“袖头”翻下来，然后或行半礼或行全礼。这种礼节在清朝定都北京以后，已不限于满族，汉族也以此为礼，以示注重守礼。因此马蹄袖以遮手可御寒，挽起放下可行礼，既具有实用功能，又有很好的装饰效果，而被人们誉为“反映清代历史的象形文字”。清代帝王服饰正是这样，把传统特色与本民族元素完美的融合，而除了在服装的方寸之间，满、汉两种文化也得以在更广阔的天地和平共处。

清代冠服制度的完善

清朝坚持以满族的传统服饰为基础，制定冠服制度，故对明朝的服制有较大的变革。自从清太宗皇太极于崇德元年开始初步定制，历经变动修改，直到清高宗乾隆帝之世才基本确定下来，以后虽有修订，但没有重大的变动。清军入关之后，曾于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定《服色肩与永例》。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定民公以下有顶戴官员以上者，禁穿五爪蟒缎。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十二月在赐太保年羹尧自裁的罪状中有：“出门官员穿补服净街，用鹅黄小刀荷包，擅穿四衩衣服，衣服具用黄包袱，伊子穿四团补服，坐落公馆墙壁俱彩画四爪龙，吹手穿缎蟒袍。”其狂悖之罪有：“奏折在内房启发，并不穿朝服大堂拜送，纵容家人魏之耀穿朝、补服与司道提镇同坐。”雍正四年及八年定大小官员帽顶等级。雍正十年校刊《大清会典》。乾隆五年敕撰《大清律例》，乾隆二十六年敕撰《大清会典·会典则例》，乾隆三十一年校勘完成《皇朝礼器图式》，为清宫廷画师精心彩色描绘，并用木刻版刊印黑白图。后于嘉庆、道光年间纂修完成《会典及事例、图式》和《大清通例》。光绪年间又增补修纂《大清会典图例》。

清代冠服制度具有全面性、系统性、严肃性。皇帝每年秋审，对“服制斩犯”达到近乎疯狂的残酷。据乾隆四十七年(1782)九月《清实录》中载：“丙午，上御依清旷勾到，秋审官犯、服制及云南、贵州情实罪犯。停决官犯斩犯六人、绞犯四人、服制斩犯四十二人、云南绞犯七人、贵州斩犯一人，绞犯八人……”可见因服制被斩首的犯人在死刑犯中占相当大的比例。

清代冠服的制作和考证清代凡由内务府发交江南江宁苏州二府、浙江杭州府及两淮织造司、局织造的御用冠服、妃嫔暨皇子、公主朝冠朝服，均依礼部定式或皇上命题由内务府或如意馆画师绘制重彩工笔小样和墨线勾勒局部加彩的衣服裁剪大样，交总管太监呈皇帝御览，或经内务府大臣直接审阅后连同批准件送发织造，织成匹料后再送到裁作、绣作、衣作分别在衣料上绣花、裁剪、缝制。完成之后，凡上用者陆路运送进京，宫用者水运进京，于限期内送交内务府广储司的缎库验收，这些小样都附有白纸或黄纸墨迹题签，有些并署有画画者的真实姓名，如“臣沈振麟恭画”、“臣谢醇恭画”、“臣沈世俊恭画”等。现在还有一部分完整地保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可以与故宫现藏的清代实物相对照，而故宫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保藏的宫廷绘画如清初由著名画家王翚主持、集中许多画家合作绘成的《康熙万寿图》(十二大卷)、《康熙帝南巡图》，由徐扬主持的《乾隆南巡图》(十六大卷)和徐扬的另一长卷《姑苏繁华图》。又如《雍正帝祭先农坛图》、《乾隆帝紫光阁赐宴图》、《乾隆帝大阅图》、《乾隆帝大阅铠甲骑马像》、《乾隆帝丛薄围猎图》、《乾隆帝射熊图》、《泰和殿筵宴图》、乾隆帝题诗作序的《塞宴四事图》、乾隆帝生母崇庆太后《万寿点景图》、《光绪皇帝大婚图》、《冰嬉图》、意大利画家郎世宁的《万树园赐宴图》及《马术图》等，则生动具体地描画出了清朝君臣在各种不同政事或礼仪活动场面衣着的形象。另外如《康熙帝读书像》、《康熙帝写字像》、《雍正帝行乐图》、《乾隆帝岁朝行乐图》等，是描绘皇帝在燕居时穿着便服读书写字或娱乐休息的情形，更能帮助我们了解清代上层社会服饰文化与生活活动的概貌。19世纪80年代照相术传入中国之后，上自慈禧太后，下至市民、商贾、小手工艺人，都有写真照片流传至今，足以提供更加真实的形象资料，而更宝贵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文博单位，分别保存了数十万件的清宫服饰实物，由于距今年代不远，这些文物保存鲜艳如新，都给清代服饰艺术的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本书特选出清宫旧藏的一部分光绪年间的服装小样和大样供读者参考，内有一套慈禧太后穿用的带有“十二章”花纹的朝服小样和数件慈禧太后穿用的竹子花纹的紧身小样，尤为难得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