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经济总有波动，基本上可以认定是规律性波动，象声波一样有低谷，有高峰，经济学上将低谷定义为经济衰退或紧缩，高峰定义为经济过热或通胀，处在低谷向高峰得阶段是经济增长或逐渐衰退的时间段。 经济复苏简单可以认定是从低谷向高峰的运动。如中国1993年发生两位数以上的通胀，经过几年的调控于1997年成功软着陆，这就是从高峰向低谷的运动，如果进入经济上认可的增长速度，不认为它是衰退，而是健康发展，但1998年由于政策惯性和先前过热造成的生产过剩使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阶段，也可以说是衰退，随后中国进行宏观调控，于2001年以后经济复苏。

 概述

经济总有波动，基本上可以认定是规律性波动，象声波一样有低谷，有高峰，经济学上将低谷定义为经济衰退或紧缩，高峰定义为经济过热或通胀，处在低谷向高峰得阶段是经济增长或逐渐衰退的时间段。 经济复苏简单可以认定是从低谷向高峰的运动。如中国1993年发生两位数以上的通胀，经过几年的调控于1997年成功软着陆，这就是从高峰向低谷的运动，如果进入经济上认可的增长速度，不认为它是衰退，而是健康发展，但1998年由于政策惯性和先前过热造成的生产过剩使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阶段，也可以说是衰退，随后中国进行宏观调控，于2001年以后经济复苏。

中国经济复苏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李扬2008年12月23日表示，依靠较高的投资率，中国经济有望在2009年下半年重新回到快速增长的通道，成为率先走出经济下滑的国家。

李扬是在参加宏源证券2009年投资策略报告会时作上述表述的。在谈及采取有效措施稳定股票市场问题时，他表示，政府采取措施救实体经济，就相当于间接救股市、房市等资产市场。他还认为，要调整资产市场结构，重在创造使股市、房市能够正常运行的机制，比如实施股市30%的现金分红制度，这样股市下限就有底了;通过发行制度改革，从根本上根治“大小非”。 李扬认为，在出口受挤压、消费难有大改观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保持增长仍然依靠投资，保持较高的投资率仍是重启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而一直以来的高储蓄，为投资增长提供了无通货膨胀的基础。中国经济明年将呈现介于“V”字与“U”字之间的调整，肯定不会是“L”型。 他还指出，中国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不能重复过去30年的投资格局，必须转变投资方式。首先，启动投资需要放开准入管制，允许民间资本、外资等各类资本进入传统上由政府垄断的领域;其次，投资项目必须具有商业可持续性，否则会为未来的发展积累不良资产，鉴于大量投资将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必须考虑对各类基础设施的定价机制进行改革，为投资创造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环境;此外，还应杜绝“大跃进”式的一拥而上。 李扬认为，选择新的投资区域也至关重要。2008年以河南和辽宁等为代表的中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其投资增速明显高于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发展全景。依靠由沿海向内地的梯度转移，可以维持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增长。 另外，在投资行业上，民生型投资渐占主导，当前与第三产业及民生相关的投资正在快速增长。在投资资金结构上，启动投资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因为货币信贷政策已全面放松，但面对经济下滑趋势，金融机构有惜贷倾向，因此难以单独依靠货币信贷手段重启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复苏

2009年将是美国经济自二战以来最为低迷的一年，综合各类信息，其恢复性增长可能迟至2009年年底、2010年初方能出现，而支持这一论断的短期变量包括：

其一，自“二战”结束后以来，这是美国与欧洲经济首次同时陷入衰退，世界范围内同时出现的需求低迷将使产能过剩的问题更加严重，尤其是制造业将遭遇严重萎缩。

其二，无论是用房价-租金比，还是住房空置率来衡量，美国房市泡沫远较上世纪90年代初严重(实证分析显示，美国房价仍高于长期均衡值约10%)。

其三，金融市场动荡更加剧烈，严重的支付信用危机已使多项金融市场指标创下历史纪录，而货币乘数的急剧下挫亦显示信贷危机之剧烈。事实上，金融危机依然还在深化中，花旗、美国国际集团(AIG)等金融机构再次面临严峻的挑战。据悉，AIG可能在未来四个月内对其1500亿美元的拯救计划进行第二次重组。

其四，危机爆发前家庭部门的条件更为脆弱，储蓄率降至历史新低，负债占GDP比重则创新高。

探寻美国经济复苏的长期变量则需从本轮经济衰退的根本起因入手，关乎于此，诚如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指出的，“一些国家的低储蓄率和高消费，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一个因素”。事实上，这一表述所概括的真实情况是：源于国内寅吃卯粮的财政政策和消费习惯，坐拥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的美国通过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将美元转化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汇结余，然后再利用美国房地产吸收这些流动性，而这种用砖头回收美元的逻辑，其本质是将他国美元货币财富转化为美国国民财富。

由于他国缺乏投资渠道和多元化策略，最后采取的方式只能是将大量资金投入到美国本土市场并不惜采用低息竞争策略，美国国内则乐于通过双赤字弥补消费/储蓄缺口，两者结合导致世界基础货币迅速膨胀。2002年以来，世界GDP年增长率一直维持在2%~5%之间，而世界货币年增长率却始终保持在10%以上，有的年份甚至高达25%。很显然，此货币增长与实体经济所需相互脱节虽有其短期必然性，但却无法长期维持，次贷危机因此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值得指出的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为了保持美元国际通货的地位而采取了多种救市举措，这些举措也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市场、提振信心的作用，但是，如前所述，这场危机所深刻揭示出的全球经济、金融失衡不会因为这些举措而得到根本性扭转，与之相反，以“购买美国产品”等为口号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其实无异于缘木求鱼，其结果不仅无助于根治美国国内储蓄/消费失衡的痼疾，反而还可能会因为祸水外引导致各国经济共同恶化。

当然，尽管存在多重制约，长期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美国经济不会就此一蹶不振，目前来看，支撑其能够在比较合理的时期内取得复苏的理由同样可分为短期、长期两类，其中前者包括：其一，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迅速采取了连续降息、财政救助等多种手段，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行动之快，在西方集团内部可谓卓然;其二，包括金融危机等因素所导致的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深度回调，大大降低了美国经济运行的成本;其三，美元适度贬值结果客观上有利于美国削减政府债务且大幅收窄贸易逆差;其四，在金融系统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美国居民储蓄率有望企稳并取得小幅增长。

长期来看，推动美国经济复苏的有利因素依然不少。自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进入了以信息产业为先导的新经济时代，其高新技术产业的优势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在诸多附加值最高的尖端技术行业占有垄断地位。同时，稳健提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增长缓慢的工资水平，在不断降低美国企业的单位劳动成本。此外，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积极救市，并从危机中吸取教训，努力改善全球经济失衡的现状，这无疑可帮助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体系实施更具实质性和建设性的变革。这些短、中期有利因素若结合着美国推动的深层次变革，则更将有助于美国经济加快实现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