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成都职业打假人刘江涉嫌敲诈勒索一案在重庆万州区法院开庭审理。刘江被控以举报电视台播发虚假广告为由，敲诈勒索全国300余家电视台，金额共计242万元。

职业打假人遭遇司法指控并非首次，但本案所涉金额为历次之冠，案发过程也具有普遍性，审判导向对于职业打假人群体具有标本意义。庭审吸引全国各地大批职业打假人前往旁听。经过半天审理，法庭宣布择日宣判。

指控

打假电视医疗广告

刘江真名黄勇，1996年开始职业打假，在十多年的打假活动中逐渐为人所熟知，被称作“成都打假第一人”。

自2005年起，刘江主要针对媒体发布的药品、食品、保健品等方面的虚假广告进行打假索赔。因为索赔时行为过激，他曾因扰乱社会秩序被拘留。

重庆市万州区检察院起诉书显示，2008年6月，被告人黄勇(刘江)发现，全国各地许多电视台播放的医疗广告存在夸大医疗效果等违法行为，如果被举报，这些电视台将面临相关主管部门的处罚。

随后，刘江招募了胡海天、莫天和等人为员工，分别安排到相关省市住下，收看当地电视台播放的医疗类广告，并将广告录下制成光盘，然后到当地购买广告中播出的产品。

索取钱财不再举报

购买产品后，刘江在其开设的“刘江说法网”上制作举报材料。这些材料由胡海天、莫天和等打印并邮寄到每家电视台所在地的党委、政府、工商局、药监局、广电局等相关主管部门。

重庆万州区司法部门提供给媒体的材料中称，刘江等人要求这些部门出面查处，不然就连同将这些部门一起举报至上一级主管部门。此后，刘江借这些主管部门出面查处之机，向每家电视台索取钱财。如被举报的电视台不予理睬，刘江就会安排员工向其上一级相关主管部门甚至中央相关部门举报，直至电视台给了刘江钱财为止。

检方指控，刘江一旦索取到电视台钱财后，不管对方是否整改，都承诺一年之内不会再举报，同时还向每家电视台的相关主管部门发出声明函，表示刘江等人不再追究该电视台的相关法律责任。

敲诈勒索309家电视台

检方的起诉书中，重庆万州区司法部门的上述说法并未体现。

起诉书称，各地电视台受到相关处罚后，一般都会按照刘江在举报材料中留下的举报方式与其联系。在与电视台的联系中，刘江会以举报该电视台相威胁，向其索要钱财。通过这种方式，刘江等人共向全国309家电视台及广告经营单位进行敲诈勒索。

据查，从2008年6月至2010年8月，刘江等人以举报相威胁的方式，共向河南、山东、四川、江西、安徽、湖北、贵州、云南、江苏、福建及重庆等省市的309家各级电视台索取资金共计242万余元，涉案多达300余起。

例如，2008年6月至2010年8月，刘江等人向山东省的莒南县电视台、沂水县电视台、临沂市电视台等95家电视台索取了资金共110余万元。以同样的方式，刘江等人还向河南省的登封市电视台、中牟县电视台、巩义电视台、新密电视台等56家电视台索取了资金33.5万余元。

获得赔偿后被举报

刘江案最终发于重庆万州区。刘江举报万州区电视台以及获得钱财的整个过程，是其所涉全部指控的一个缩影。

据介绍，2009年3月，刘江第一次向万州区工商、药监等多个部门举报万州电视台违法发布虚假广告的情况。当年4月，刘江再赴万州进行了第二次举报，他手中有根据广告宣传购买的药品。

刘江举报后，万州区有关部门对电视台播出的虚假广告展开调查，责令电视台停止发布虚假广告。于是，电视台医药品广告承包人王某联系刘江，对购买了药品的刘江作出“赔偿”。

2010年6月，万州区公安局接到市民举报，称刘江等以举报电视台播发虚假广告为由，勒索钱财。当年7月10日，万州警方立案侦查，8月19日，在刘江45岁生日这天，他在成都的家中被万州警方带走，随后被刑拘。

最新消息显示，重庆万州电视台医药广告承包商王某已被警方以涉嫌发布虚假广告立案调查。他正是刘江案的举报人。

案发

所得钱财是何性质

焦点

庭审中，控辩双方围绕当事人与刘江协商是不是受到胁迫等问题展开辩论。

检方认为，刘江、胡海天、莫天和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钱财，数额巨大，证据确凿，应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刑责。

刘江的辩护律师林佳尧说，对于300余家电视台打的虚假广告，检察机关没有异议，说明刘江打假不是无中生有。他所得收益，大多是有关单位给的劳务费、举报奖励等，不具有敲诈勒索性质。

林佳尧认为，敲诈勒索罪的客观要件是行为人以威胁或要挟等方法给予被害人精神压力，迫使被害人对其财物作出有利于行为人的处分。纵观本案，各电视台是在受到相关处罚后才与被告联系，双方商谈的是对被告购买的伪劣药品成本，及被告为了维权产生的费用(如差旅费、光碟制作费等)进行赔偿。

“被告不是在索赔过程中以举报相威胁，达到多赔偿之目的，而是在提出索赔前就已经实施了举报行为”，林佳尧说，被告要求电视台赔偿是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被告在举报前购买了违法广告推销的产品，在酒店住宿时收看了电视台的违法广告，均形成消费和服务关系，是消费者。

林佳尧还认为检方证据上有瑕疵。比如，在检方所列300余家电视台中，有的所在地在地图上查不到，多家电视台提供的证人证言基本为中性。法庭承认，这些证人证言中“体现不出敲诈的意思”。

同时，被认定涉嫌诈骗的242万元，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刘江曾收到过240余万元，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都是由受害的电视台支付的，不能证明都是赃款。这其中，有部分被相关电视台明确认为“赔偿及奖励款项”。

职业打假人集体声援

现场

从被刑拘至开庭审理，刘江案历时一年有余。其间，各地职业打假人多次集体声援，力图证明刘江无罪。至本次开庭，更有大批职业打假人云集重庆，旁听席上，除了被告人家属，便是职业打假人。

职业打假人王海一直关注刘江案进展。一审后，王海说，本案中刘江构不成刑事犯罪，他购买、举报、索赔的举动完全是“一个普通消费者的维权方式”。

他说，本案从本质上说是“打击报复”行为，是一个单一的个案。“如果刘江被判有罪，即是说司法机关在放任300多家电视台播放虚假广告，而把一个对此进行举报的消费者定罪，这是一个怎样的导向”?

职业打假人刘殿林也旁听了本案，他认为，本案虽为个案但标本意义巨大，等同于“彭宇案”的影响力。就庭审而言，刘江的做法并无不妥，“如果刘江真是诈骗，判罪是罪有应得;如果无罪而遭遇不公正审判，则不论对这个群体还是整个社会，都是巨大的打击。”这也是众多职业打假人最为关注的要点，其背后折射的是这个群体对于现时生存环境的隐忧。

职业打假高度商业化

调查

据广州中院法官介绍，职业打假人出现规模化、分工化，他们组织公司或团体购假，再由专人诉讼。上海静安区法院也证实，去年该院受理的99件消费者维权案件中，有近九成是职业打假。

目前，职业打假已高度商业化，人们对职业打假人的评价也褒贬不一。一种观点认为，从规范市场秩序角度说，不管是不是知假买假，这些人买到的确实是有问题的商品，消法就应该保护;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消法的目的在于保护受欺诈的消费者，知假买假者主观上并没有受到欺诈，本质上是一种营利行为，保护这种利益不符合消法的立法目的。

王海和其他职业打假人也申明，职业打假这个行业已走过16年历程，自我完善与抗风险能力日趋增强，“即便刘江被判有罪，也不会是行业的末日，相反更会增强个体的自我保护能力。”

从孤儿到职业打假人

人物

2日，重庆打假人士叶光说：“刘江刚出道时曾拜我为师，我们曾在川渝联手打假。”

叶光说，刘江1965年生于成都，自幼父母双亡，读书较少，几次进出少管所，曾因盗窃3次被判刑，由于表现较好被提前释放，但一直没工作。

1996年，刘江在成都一家烟店买了一条发霉的外烟，后经协商获赔2000元。刘江受到启发，走上职业打假道路。因参与众多较有影响的打假事件，刘江很快被誉为“四川打假英雄”“成都王海”“打假专业户”，被视为成都职业打假的领头人物。

“刘江的悲剧，在于他法律知识等自身素养的缺乏。”叶光说，刘江几乎没受过什么教育，所掌握的文化知识都是在少管所期间学习的。如果刘江收电视台封口费而放任虚假广告继续存在，就有敲诈勒索之嫌，也是职业打假人所不齿的。此案会更好地提醒“职业打假者”要依法索赔。

刘江“打假”大事记

链接

1996年，刘江开始职业打假，早期主要针对性病游医、假药等进行打假索赔。

1998年，通过向卫生部举报，违法保健品“三便宝”的批准文号被注销。

2000年，因在成都一商场打假中存在过激言行，刘江被拘留15天。

2002年，扩大打假领域，对假冒太阳镜、表带、钢笔、电池等购买索赔均获成功。

2003年，对昆明“健之佳”销售的假冒产品购买索赔成功，引发当地的行业整顿。

2005年起，针对媒体发布的药品、食品、保健品等方面虚假广告进行打假索赔。因索赔时行为过激，他曾多次因扰乱社会秩序被拘留。

2008年起，刘江先后赴重庆、云南、贵州、湖北、江西、山东等地，对县、市、区级电视台的虚假广告进行监测，打假索赔。

职业打假人”本身的打假技能、手段以及对消费领域相关法律法规的掌握也随着15年的成长变得更加纯熟。 但“职业打假人”不愿意看到的是，纵然我国消费领域的相关法律已经日趋完善，但暴露出的问题也日渐增多，法制环境依然差强人意。

1994年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条“退一赔一”的规定很快造就了王海等一大批职业打假人。1995年，22岁的王海在北京各商场购假索赔，50天时间获赔偿金8000元。随后，张磊、臧家平、叶光、刘殿林、杨连弟、周春江、童宗安、孙安民、刘雨、吴进文、黄志宏、王海东、黄平国、徐大江、孙博.......全国各省市职业打假人不断涌现。在一些人眼里，他们是“英雄”，但一些官员和商家却视他们为“刁民”。10年过去了，在争议声中，这批职业打假人有的偃旗息鼓、退出江湖，有的仍然单枪匹马、孤军奋战，还有的则合纵连横，成立了专业公司谋求转型。

动机

无论“职业打假人”的动机如何，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却潜移默化地促成了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改变着消费市场格局，同时对我国产品质量、消费领域的立法、执法也起到了弥足珍贵的完善作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为消费者维权提供了许多帮助，消费者可以查询举报后查处的结果。赵建磊说，去年，他诉“可口可乐”、“王老吉”进行欺诈性销售的官司，若放在几年前“是不会打赢的”。

在维权过程中，经常遇到法规“打架”的情形。不同行政部门的行政规章存在冲突，让消费者无所适从。比如，很多食品标签上描述了保健功能，按照国家工商总局《食品广告发布暂行规定》，借助成分明示或暗示保健作用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包装也算广告的形式之一。但在质监系统关于食品标签的强制标准中，则可以允许介绍成分的功能，而这些描述功能的文字往往就是在宣传食品的保健作用。也就是说，同一个标签，按照一个标准是合法的，但按照另一个文件就不合法。

产品的“三包条例”看似保障了消费者的权利，但实际上却是“立法的倒退”，“因为‘三包条例’不少是各个行业组织起草的，而背后则是行业的经营者出钱资助起草，其中埋下一些对消费者不利的条款，实际上是在误导欺骗消费者”。

法律

“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界定的消费者的范畴，现在仍有争议。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规范市场秩序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不是知假买假，这些人买到的确实是有问题的商品，消法就应该保护;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消法的目的在于保护受欺诈的消费者。“知假买假”者主观上并没有受到欺诈，本质上也成了一种营利行为。保护这种利益，不符合消法的立法目的。在外地已经有过因“知假买假”而败诉的案例。俞里江表示，现实情况是，在具体的个案上，要证明“知假买假”很难。所以只要是产品确实存在问题，法院一般都会支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打假已经成为一种营生，一种赖以生存的手段，通常，打假人为了“赔偿”，商家为了“名誉”，都会私下进行协商，给予一定数额的补偿，当然不会很多，并让打假者写下“此后不得因类似事件找麻烦”这样的字条，在最初的打假行为中,打假人一般出于公益,以制止假冒伪劣产品的销售为目的,一般获利性不强,更为重要的是,绝不会向售假者出具所谓“不因类似事件找麻烦”的承诺。

然而,一旦打假者蜕变为单纯营利的职业打假人角色,其必然具有经济立场和目的,为售假者出具书面承诺,实质是对售假者今后可能售假行为的默认和许可,这必然会导致不正当利益和售假现象的滋长。于此情形下,我们就需要反思一下,是否仍然有必要赋予这种以营利为目的的打假者以消费者的身份了。[1]

解决方法

购假之后，50%以上的纠纷都会与商家“私了”解决。剩下的他们会去工商举报，或到法院起诉。他一年在北京的诉讼就有三十多起，但有很多都不是用他自己的名字起诉的。客观上说，也只有赔钱才能触动商家的利益，促使他们把问题改正。而那些屡教不改的企业更是他所打击的目标。

“职业打假”也确实能够带来一定的收益。谢先生说，他一年的打假收益扣除成本至少也在五六万元。而据记者了解，有些甚至更高，可以用“可观”来形容。

商家:“他们是在借机敲诈”

对于商家来说，这些“职业打假人”令他们感到头疼。北京某著名购物中心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人在购买问题商品后，一般都先给商场打电话要求“私了”。“其实就是为了要钱。”

要求“私了”时，这些人往往会开出高于商品价格几倍的索赔额，有时还会抛出“让媒体曝光”、“诉诸法律影响不好”等带有威胁性的语言。而出于商业声誉考虑，如果商品真的存在瑕疵，商场也不愿意闹到法院，通常都会选择“私了”。“他们就是在借机敲诈，而且是以此为营生。”

根据朝阳法院的统计，自2007年至今，该院受理的消费者以欺诈为由要求经营者双倍赔偿的案件已超过了70件。从去年五六月份开始，这类案件的数量明显增长。

经手的案子多了，朝阳法院的俞里江法官也看出了一些门道:“诉讼主要集中在几家著名的商场。有的是同一原告;有的是同一商品;有的案件的原告又成为了另一案件的代理人;或者在开庭的时候，你会看见其他案子的原告也在下面旁听……”同时，记者还在不同法院的案件中，发现了同一个原告的名字。种种迹象都指向了一种可能——“职业打假”。根据俞里江的判断，这种比例能够达到此类案件的80%至90%。“因为普通的消费者不可能具备如此专业的知识储备，能直接发现商品中隐藏的问题，拿去检测、评估。”

评价

社会上给予职业打假人的评价褒贬不一。更多的消费者把他们当作是英雄，但也有人认为他们就是在借此为己谋利。职业打假人应该如何定位?社会学家夏学銮将那些以营利为目的的“职业打假人”比做“不良商业生活孕育出来的寄生虫”。俗语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因为有假，他们才有存活的空间。客观上来讲，这些人对于市场的净化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的代表。当“打假者”以索赔为目的时，也要守住一定的底线。有时候合法与违法之间仅有一线之隔，职业打假就像在打擦边球，同样要面临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