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文集

作者:曾国藩著 王澧华编

  在社会科学领域,常规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从文献学的意义上解决“有什么”的问题,二是从历史学的意义上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三是从哲学的意义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如果愿意,你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成三个层次或三种境界。其中,“有什么”当属基础层,而“是什么”与“为什么”则分别位居中心层与终极层。纵观近百年来的曾国藩研究,似乎是潜心于“有什么”的人较少,而着意于“是什么”的人稍多,至于醉心于“为什么”的人则更多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曾国藩文集》,将有助于大家了解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最初是以诗文新秀的面目在京城士大夫中崭露头角的,等到他的位望渐趋隆重,远近人等便把他奉为宋诗运动的头领,桐城文派的领袖,所谓“以韩、欧之文章,负司马温公之重望,有道之士,未有不亟欲读其书者”(曾国荃致曾纪泽书)。遵义黎庶昌(与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无锡薛福成并称“曾门文学四子”)当年入幕之初,便有意系统地抄录曾文。在曾国藩逝世四个月后,黎编《曾文正公文钞》便在苏州刊印行世了。半年之后,又有方宗诚编印曾氏《文集》之事,但影响不及前者,大概是稍后即有传忠书局之《全集》问世的原因吧。

  《曾文正公全集》事实上的主持人,并不是列名总纂的湖广总督李瀚章,而是承袭候爵的曾纪泽。《文集》也不是如署名的“门人张裕钊、黎庶昌”所编,而是由定居长沙的曹耀湘、王定安实际编校。至于《诗集》,则有传忠书局聘请的杨书霖、张华理这两位长沙绅士将之一稿两用之事:先有坊间单行本,后有传忠《全集》本。《全集》之诗文皆有同治十三年四卷编年本与光绪二年三卷分类本。事过五十年,《四部丛刊》影印本与《四部备要》仿宋本皆以三卷分类生二为底本。究其原因,大概是编年本仓促辑刊,未速细辨,虽然是按年编次,也只是大致可寻而已,其中疏忽外误之处尚多。而分类本虽未系年代,但一卷之中,仍按编年本之先后编次。此后各种版本,皆与此大同小异。  进入民国,始有改编本与注释本。自今观之,则改编之功实浅,而注释之劳稍多。至于辑佚本,则有近人刘声本的《曾文正公集外文》。仔细校读,佚文十四篇,或根本未佚,或他人捉刀,存疑待考者也不只一二篇。百余年来,真正的全编“足本”,应是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其中《诗文》不分卷,汇入旧版(杂著》、《鸣原堂论文》、《孟子要略》与《联语》,且辑得佚词八首,于1986年出版。

  初版也好,新编也好,其实都有悖于曾国藩晚年的心愿。他在赴天津办理教案之前所作的遗嘱说:“余所作古文,……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幅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也。如有知旧助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如此反省自讼之词,想来当是由衷之言。所谓反省自讼,也确因他早年有心气过高之病,有视事太易之举。后人之所以对他的诗文时有过誉,未始不起于他年轻时的高自标置与自我期许。

  陈衍《石遗室诗话》说:“湘乡出而诗学皆宗涪翁,《题彭宣坞诗集后》‘……自仆宗涪翁,时流颇忻向。’其明证矣。”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说:  “国藩诗学韩愈、黄庭坚,一变乾嘉以来风气,于近代诗学有开创之功。”钱仲联《梦苕庵诗话》说:“自姚姬传倡为山谷诗,而曾涤生祖其学,遂开清末西江一派。”果真如此吗?《题彭宣坞诗集后》作于道光二十六年,请看此前的曾国藩做了些什么,别人又做了些什么。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曾国藩给诸弟写信,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鄙庸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己未到京,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可知他是在道光十五年入京之后,才识得持古文的宗尚,而当时京中诗坛,正是程恩泽、祁会藻辈提倡宋诗之时。程恩泽一再参与会试选举工作,他的诗风趋尚,当然更易感染曾国藩这种公车举子。但此时曾国藩虽有心向学,却又苦无良友扶掖,且其间一心应着,并未专注于诗。直到钦点翰林,始着意诗文,以求不失词臣体面。正在此时,翰林前辈何绍基服阙还京,曾国藩便与之日相过从,切磋诗艺。何绍基久居京城,又是程恩泽的门生,此时已渐有诗名。

  因此,曾因藩结纳之意甚切,而何绍基则扶掖之心尤殷。兹举一例:何绍基藏有项荣“墨梅图”,其上名家题诗很多,何绍基乃向曾国藩索题。曾国藩似乎受宠若惊,于是刻意构思,亟欲显露诗才,两天后诗始写成。正好何绍基来访,曾国藩便迫不及待地谈起此诗,闻其奖誉,竟至“心忡忡,几不自持”(曾氏《日记》中语)。稍后,曾国藩又致书诸弟说;“子贞深喜吾诗,故吾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露才扬己,争奇斗胜,受到表扬便诗兴不可遏止,正是大多数青年诗人开发诗艺阶段的普遍表现。不过,时过两年,曾国藩便开始狂言“近日京城无大家”,“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了,再往后,便自然要夸言“自仆宗涪翁,时流颇忻向”了。

  再说文吧,曾国藩与桐城文派的关系,一直是桩不大不小的学术公案。他在咸丰四年所作的《欧阳生文集序》带有很强的宗派意识、文人旧习,且不计较,但看他在京城是怎样走入桐城文法的圈子吧。曾国藩中年以后,每自称为姚鼐的私淑弟子,其《圣哲画像记》便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可是他的文学知交朱琦却并不这么认为,他在《柏树山房文集书后》一文中,非常明确地将曾国藩列为姚门高足梅曾亮的“徒友”之列,说“自曾涤生……之属,悉以所业来质”。

  对此,曾国藩每欲洗刷表白,说自己与梅曾亮的关系。并非“从游”,而是“接游”,甚至一口咬定“往在京师,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尘”《咸丰五年致吴敏树信》。面事实是,梅曾亮雄居文坛数十年,当年京城士人之趋附桐城义法者。几乎无不受其影响。在梅曾亮称雄一代,即将告老回乡之时,曾国藩还只是初识桐城源头,尚无理论建树。在曾国藩于咸、同年间“中兴桐城”之时,梅曾亮早已告别人世了。

  对曾国藩的诗文创作与理论,前人多有论述。在此,我谨呈一说,以备质证。  我认为,若论创作,曾诗以前期为佳。诗艺初开之日,风华正茂之时,以翩翩词臣之身,处优游清闲之地,无疑是潜心诗艺的大好时光。曾国藩后期诗作本不多,且军政要务集于一身,宦海风波,时虞颠灭,正如《赠吴南屏》所说:“苍天可补河可塞,惟有好怀不易开。”诗人兴会,仅此一开,其他造作,不过应景罢了。至于文则相反,前期所作,规仿之迹颇重,且阅历有限,文气浮泛,自难为工。后期则文腕圆熟,自成套路,且历尽险屯,笔力沉雄,类多上乘之作。若说理论,则更有趣,其价值实不及创作,而影响却颇能炫迷人心。苛刻一点说,曾国藩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批评家素质,他的诗文理论并没多少理性深度:论诗宗宋,源于清初以来的宗来诸家陈辞;文主义法,即使未溷于梅郎中后尘,却也是拾取姚惜抱牙慧。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还是称得上为一名较有见地的鉴赏家。从初入京师的时文选评,到《十八家诗钞》、《经史百家杂钞》、《鸣原堂论文》到《古文四象》,皆可见曾国藩并不曾想到要避选家之嫌。至于《家书》之教弟谕子,则更是直截了当的欣赏课入门辅导。他的那些近乎深得文学三昧的玄妙之论,使人很容易误认为他确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文学大师。其实说得到不一定做得到,口若悬河易,妙笔生花难。当然,这并非曾国藩一人之尴尬,古今理论家,大多不能脱此窘迫。

  如果说,曾氏诗文还只是为文人们所褒贬的话,那么,他的家书、日记却是为大多数人所赏誉。曾国藩家书的内容,当然主要包括齐家术与治学观,这是人们熟知并且艳羡不已的。不过,谈的人太多了,众口一词,人为地予以拔高,不免叫人聒耳烦心。倒是从内心情感上去认识曾氏家书的文章,似乎比较少见,我曾据此分析了曾氏家书的几个阶段性特点,不揣浅陋,简述如下。

  (一)京官得意时期的特点:首先是亲情浓郁,琐细录切。游子离乡,家山万里,白云亲舍,最是仕宦难耐之事。其次是神采飞扬,志趣高昂。皈依理学之初,曾国藩以唐鉴、倭仁为师友,言行举止,处处模仿,而且迫不及待、连篇累犊、喋喋不休地教训起诸位老弟来。无奈,对这位新教徒以近似痴迷的热情而传授的新知秘诀与正言大道,他的弟兄们并不领情,反而来信讥责,连其父也颇不以为然。稍后,曾国藩便在家书中改谈诗文之道,也不免好为人师之讥。第三是报喜慰亲,宦情蓬勃。升官以后家书,多谈部中公事,而对家中琐事之问讯,进德修业之说教,则大为减少了。

  《二)南北征战时期的特点:一是危急之时,不避生死,而得失之际,则计之过熟。曾国藩其实是一个工于心计、深于心术的谋略家。仔细品味他的军中家书,可知他在关系一生名节的时候,他可以坦然不苟,而在关系门庭盛衰、一己得失之时,他又总是绞尽脑汁,反映出这位“理学纯臣”的另一面。二是责弟严切,而教子温婉。一般说来,为父训子,类多威严,而为兄诱弟,类多平和,但在曾国藩家书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严厉的兄长,而找不到一个威严的父亲形象。

  (三)暮年羁绊官场时期的特点:一是他饱谙宦味,意绪萧索,对得失浮沉日渐漠然;二是注重亲情,追求平安,对子侄之身体学业,甚为关切,似乎他此时最大的奢望只是保全门户、消灾祛祸。

  曾国藩《家书》的首次编刊,是在光绪五年由传忠书局印行。据查考,编校者为曹耀湘。曹本对家庭琐事、训斥言词与政治密谋诸端删落殆尽。避忌讳、避嫌疑、避繁琐,本来也是旧时编书的惯例。选本之不可尽信,不可盲从,由此可见一斑。而收录最全、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家书》了。

  至于曾国藩的日记,最早是由王启原编为《求阙斋日记类钞》,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印。这是一个节抄本,分问学。省克、治道、军谋、伦理、文艺、鉴赏、品藻、颐养、游览十类,便于即类考求。虽无日期,但它毕竟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深知曾氏进德修业、治军辅民的基本面貌的蓝本。赵烈文责其简,刘声木讥其滥,皆不免于求全责备。

  据现有资料统计,曾国藩断断续续大约写了十八年日记。早年的日记并非通日记注,旬记甚至月记也时有所见,据此可知曾氏通籍之初优游文酒的词臣风貌。及至究心性理之学,始作一丝不苟的庄谐小字,痛心疾首地反省每日之言行与心理,反映了一个初闻大道的新教徒的虔诚与滑稽。极端的心性修炼,毕竟近于禁锢性灵,坚持两年之后,曾国藩中断了这种省身日记。但是,这种修炼工夫并没有白费,正是在这几年间,曾国藩得道之名鹊起,而道光帝晚年又习用务虚人士,因此,曾国藩很快以时誉幸邀圣眷,竟至超升四级,位居二品。大概是为了维护这种儒臣形象吧,咸丰元年二年,曾国藩又写了七大本的《绵绵穆穆之室日记》。这是一个固定格式的刻板册页,双页十栏,首头为日月,本为题记,中间八栏,依次为读书、静坐、作字、办公、课子、对客与回信。表格之中,视当日具体情形分别填写。这七本日记仅见于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弥足珍贵。从咸丰八年再出治兵到同治十一年病逝金陵,共十三年又八个月,曾国藩的日记再无一日间断。这里面应该记录了大量的重要史料,但他却对具体人事多有隐晦,王(外门内岂)运曾有意为之作注,惜未实行。其间畅所欲言者,似乎只在谈诗论文之时。  此外,曾国藩还有奏疏、批牍为人盛赞。曾国藩的奏疏,明快简练,凝重沉稳,不过,在不同的具体环境中,随着他本人性格与作风的变化,它们又各具特色。具体说来,便是前期憨直、激切而又倔强,后期则绵里藏针、缜密老到而又平淡质实。

  至于他的批牍,老成周密,宽严适度,既不同于胡林翼之切直肫城、肝胆照人,也不同于左宗棠之凌厉明快、巨细无遗。具体说来,长沙办案时期之批,威严果决;江南征战时期之批,强蛮严厉;直隶总督任内之批,细致精审,而回任江督时期之批,则随手画诺,不甚究心了。

  作为一名历仕三朝的军政大员,曾国藩的奏疏与批牍,实在应当是史学工作者潜心研究的重要史料。但是迄今为止,偏偏是这方面的研究显得相对贫乏。热门话题不在这里。

  那么,曾国藩是一名诗人吗?当然是。曾国藩是一位古文家吗?当然也是。仅就创作而言,在宋诗派与桐城文派的两大阵营中,曾国藩也还算得上显赫的一员。  至于他的影响,则更在其创作与理论的实际水平之上。古往今来的“以高位主持文坛”的惯例,在他身上照样得到了真实的体现。不过;如果将他置入中国古代文学或近代文学的视野之中,那么,无论是他的创作,还是他的理论,或者是他的地位与影响,都不能不大打折扣了。从古代文学的角度看,他的那些宗宋理论与桐城义法,不过是明清以来的唐宋诗之争、道支一源说的一种近于自郐以下的骚动而已,何况还有较为明显的功利目的与山头意识呢?从近代文学的角度看,宋诗派、桐城派,都没有多少近代意义,都比不上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叛逆精神与启蒙意识,也都比不上黄遵宪、康有为等人的创新追求与维新倾向。在新的时代潮流即将到来之际,曾国藩和他的同道们的诗文多少显得有些陈旧,有些苍白。

  把曾国藩当作理学家、伦理学家甚至思想家来研究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我认为,当然可以从理学、伦理学甚至思想史的角度来研究曾国藩,从而探讨理学、伦理学与中国思想史究竟给予了他什么影响,而他又为理学、伦理学与中国思想史提供了什么新的内容,产生了多少作用。但是裎梗械难芯克坪醵蓟共荒?br》证明,现在就可以将理学家、伦理学家甚至思想家的桂冠合适地戴在曾国藩的头上。就象“汉奸”、“卖国贼”的帽子一样,戴上了又取下,岂不无事生非?

  时至今日,还要就“刽子手”诸事翻来覆去地争论其是非曲直,实在是意义不大了。站在当时的立场,多数的人会认为“打对了”,而站在现在的立场,多数的人又都认为“打错了”。假如能将两种人作一时空转换,结论还是不外“对”、“错”二字。试想,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依我看来,研究“打赢了”与“打输了”,可能更有史学价值,或说更有历史意义与现实作用。

  曾国藩研究,确是湘系军政集团研究的关键一环,也是太平天国研究的重要一环,甚至可以说,它还是中国近代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难以回避的课题。学术研究,肯定是要解决“是什么”与“为什么”的难题,只是最好先从“有什么”做起。那么,就请大家看看这本《曾国藩文集》,看看它究竟“有什么”吧。如果还有兴趣,再看看他的同时代人又“有什么”,然后从事“是什么”与“为什么”的研究,或者将会离我们共同寻找的正确答案不远了。这本《曾国藩文集》从宏浩的曾氏全集中选录了一些精华之作,分散文、笔记、诗词、联语、书信、日记六类,每类文字又按编年排列。此外,还附录了历来颇多争议的曾氏《冰鉴》和钩玄提要的《处世金针》。这样,读者既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读曾文,又可以从编年上知人论世。较之阅读卷帙浩繁的全集,的确是举重若轻之感。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曾氏文选,(纟番)阅之余,极感欣喜,谨缀数语,以应“前言”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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