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官场现形记》李伯元

晚清作家李宝嘉所著的《官场现形记》是一部描写官场丑陋的文学作品。然而，当我们细评其中各色人物在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不良人性时，显见《官场现形记》实质上是一部揭示中国人性的社会学作品。它通过“官场”演示人性、人性不良导致官场腐败之内在逻辑，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晚清官场和社会生活画卷。 在十九世纪中下叶的世界历史舞台上， 古老的华夏文明与世界新兴文明历史地走到了一起，中华民族经历着一场必将导致脱胎换骨的中外文明大碰撞。在这场惨烈碰撞中，处于清朝末年的中华民族是何等病弱、何等苦难、被世界列强凌辱到何种程度！就好象一个庞大的食草动物被一群豺狼虎豹围猎、撕解！与动物界弱肉强食之不可避免一样，这种被凌辱的苦难正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当世界文明史跨入近代，诞生了一个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崭新社会意识，即“民主与科学”，并以此掀开了生机蓬勃的人类发展新纪元。在这个进程中世界各民族国家发生了具有“文明落差”性质的领先与落后的大分化。西方各主要国家捷足先登，早在16世纪开始就经历着文艺复兴思想的大洗礼，继而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为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为资本化机器大工业提供了宽松而广阔的发展空间。马克思曾总结说：资本主义一百年间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而这时中国还正处于晚清的封建专制和农耕经济状态。世界格局如此倾斜，社会能量总要保持动态平衡，高能量必然向低能量扩散并覆盖。本来这些列强适时地走在世界发展的前列，现在却以同等程度给落后民族造成严重灾难。它们带着征服的心理、资本的欲望，凭借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国的大门。面对世界列强通过军事经济等全方位扩张渗透，晚清政府无力招架，在民主政体面前暴露出封建制度的深刻弊端，在资本的机器生产力面前反差出封建的农业生产方式极其薄弱的物质手段。 面临存亡绝续，如何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最重大迫切的现实问题。“中体西用”思想应运而生，她是朝野各界共同的和不同的思想倾向的综合意识，那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为本体，借鉴吸收西方的近代文化即人文思想、各种制度、自然科学、工业技术等等。在这个进程中，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大力倡导“西学”人文思想，力图改革弊政，变法维新，但以失败告终，实为整体社会观念和封建专制所不容。而一批对西方物质文明冲击有切肤之痛的高层官僚则发起 “洋务运动”，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利用资本主义发展工商业的办法，以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晚清的封建统治。他们创办了一批以军事工业为主体的近代工业。虽有发展，但缺乏根基，万难实行。因为近代机器大工业是以民主政体为载体的，是在资本社会的法律机制中实现的，“民主与科学”这一先进社会文化是机器大工业的社会本质和前提条件。而在晚清社会的封建专制制度下，被引进的近代工业和近代军事手段缺乏健康运行的先进社会文化和先进社会机制，正象佳木栽进枯石。最终以 “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为标志而告彻底失败。然而，进一步分析表明沙皇俄国排斥欧洲启蒙运动而采取有序集权下的经济自由，俄罗斯民族在沙皇专制制度下同样建立了强盛的近代机器大工业，跻身于世界列强。

不论是“文明落差”还是改良失败，其直接层面因素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但深刻层面还是“人”的问题。这个“人”是指具有一定社会意识和特定个性的社会民众。中华民族二千多年的儒家思想中包涵着负面影响成分，如等级观念、中庸思想以及保守压抑的行为规范等等，这些发自于人性、形成于观念的思想意识是导致专制主义、封建政体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根本的问题是：人世间的小气、狭隘、妒忌、奸诈、邪恶、怯弱、趋奉、顽固、自大、张狂、蛮横、麻木等等在这里漫延。这个“人”才是中国社会长期积弱相对衰落的根本原因。而《官记》证实了晚清的末落与失败是不良人性的必然。

请看李宝嘉在《官记》中以文学形式典型化记载的晚清社会不良人性和官场腐败。 陶子尧，一个对洋务实践无知者硬充高深摘抄了一个洋务条陈，上司把他当作洋务人才派往上海购置机器。他去后首先就包了个妓女，日夜吃喝玩乐。“经纪人”魏翩仞等谋划道：“不弄他两个弄谁”。眼见银两亏耗多多，恰巧新上司拟派员另购，他趁机与“经纪人”谋划上陈说“现今毁约，洋人提出加倍罚款”，朝廷只得又支拨了一倍银两。结果是所有办事的都挖空心思从中得了好处，而把朝廷的大事办砸。胡统领剿匪可算是一场闹剧，他乘坐专供淫乐的“江山船”，顺着钱塘江一路逍遥来到剿匪地。因属零星贼盗本无匪剿，兵勇们却打锣敲鼓浩浩荡荡大肆抢掠奸淫。当地知县庄大老爷接难民告状,他意欲巴结胡统领，故别出心裁定要讼者揪出真凶实犯，被奸小女要带来验身,否则判诬告坐罪。这帮难民冤屈至甚，只管跪地哀鸣“青天大老爷!”于是庄大老爷发话道：“本县要为尔等开脱罪名，你们就讼告是遭土匪糟踢，还可领到抚恤银两。再孝敬几把(称颂功德)万民伞，以表胡统领剿匪有功。”难民们只得磕头作罢。胡统领“凯旋”而归，着即申报领奖，列述剿匪数、有功者、保奏者等等，特别申报耗银多少万两。最后他不仅“有功”还捋掠了朝廷一大笔银子。某钦差赴浙办案，其副手暗下开了价：涉案者一齐在内送二百万可免。有个故交找他帮忙想看案底，他说：你能答应五万银子我就抄给你瞧。有位新上任的贾臬台断案楞摆青天明鉴，见到犯人劈口就问“你有冤枉没有”，大量狡诈之徒呼冤，提来重审又不能断结。一天他微服私访，听一相士恨道：“去年为邻居命案已做证，后来贾臬台这个杂种定要挑唆犯人翻供，又提我等一齐到省，又不能断案，家远路遥耽搁至今，这样的狗官真正害人!”一个叫冒得官的想做官，便向某武官买下表示身份的奖札、饬知，冒名当上管带。一天冒得官升帐议事，偏巧那武官的侄子朱得贵上前认呼“娘舅”，当众揭穿，直闹到上司羊统领处。马脚败露，冒的二姨太给他出主意说：羊统领专在女人身上用功夫，何不与令爱小姐商量？冒得官最终昧着心安排羊统领与自己女儿过夜。他次晨前来拉着媚容初醒的冒小姐跪在羊统领面前说：“丫头，还不过来帮我求求统领!”羊统领拉起他俩说：“这番好意我都晓得 ，彼此心照就是了。”年近六旬的都司龙占元习好答洋腔，他雨天去接洋人，洋人操着洋话咭咧呱啦地问可是来接我？他根本听不懂 ，却随口答腔说“亦司”，洋人问为何来迟可是偷懒？他说“亦司”，洋人说如今下雨有心要弄坏我的行礼是不？他说“亦司”，洋人 举棍兜头就打，他急回说“有话好说，你犯不着打人。”直打得头破血流。回府后他跪在上司面前抹着老泪屈述自尊：“都司虽贱却是皇上家的官，怎好被鬼子打，这脸往哪搁。”某制台的赵师爷似有才气，有人说制台给皇上的折子都得同他商量，人家同他说话他只是仰着头，眼望别处，不搭语冷笑。他官阶虽是知府，却只有道台请吃才肯赏光，人称赵大架子。一天下官余荩臣来托他向制台推荐，他先把十几袋烟抽完，然后才起身搭话说我托你的事可办好，末了他看了举荐的折子颇为老道地提醒说：“语气要软，不可过于说好，这叫上头看着也受用。”看来赵师爷确有功底。还有个叫何顺的何师爷从山西到上海去募捐赈灾，一路上遇着灾民鬻儿卖女，他用官银极廉价地买下五十多个女孩，到上海后标志的自己留下，其他都卖掉而赚得一笔。他通过扣减登记数将所募三十多万赈灾款中近半数掳入囊中,其余交与山西抚台，这笔银子曾否有多少好处到了百姓不得而知。人称瞿太太的，人生过半跪拜了湍制台的干女儿宝小姐为干娘，到底为瞿耐奄谋得升任兴国州的好缺。行将上任，马老爷告之为官“七个字”一紧二慢三罢休，首先来个老虎式以示认真威严，然后是缓，好让人打点，最后就是拖下去也就罢休了。这边还没上任，那边瞿耐奄的前任王柏臣正加紧操作，他报了丁忧即将交卸，但不忍白白望着钱粮漕米让别人去收，故而瞒着众人并不举哀，赶时间压价收钱粮，多收多捞。有位巳等待了十九年的老候补申守尧，贫寒得靠典当度日，但仍在拘谨中企盼。一天制台有话“从明天起凡佐杂一概有个坐位，不似从前站着 。”申守尧感慨道：“想我候补十几年真正气也受够，如今我们佐杂也同藩台一样有座，这一跳跳得有多高!”那天传见时他殷情献茶，谁知水滚杯烫，茶杯滑落摔碎满地，他颤栗着恐惧极了，制台生气了：“这些人是抬举不来的。”此后申守尧还照旧站着。这位童子良老爷可算是位“国粹派”，他被派了九省钦差，出京时不坐火车轮船，他说：“臣是天朝的大臣，应按国家制度办事，火车轮船虽快，不外乎奇技淫巧，臣若坐了有伤国体，断断不敢。”然而他一路铺张惊人，轿子二三十顶、轿车大车一百多辆、马也在一百多匹。他还拒收洋烟洋货洋钱， 但仅在山东他就私受十五万六千银子。请看刁迈彭奸诈歹毒，他靠着把兄张守财的银钱铺路才做上官，张守财死后留下大笔遗产和十几个大小老婆而无子嗣，因关切道：“ 作为把弟理应帮着料理。”他先把张府几个有权柄的老管家支走提做新军管带，接着又散布张的姨太太们行为不轨，与张家太太合计把她们“撵”出了张府。然后他开始提醒张太太不可呆守着大笔遗产而坐吃山空，“不瞒大嫂说，新近有好两注生意，对本的利钱。”张太太为其“殷切”所惑，竟全盘托付，他就络续经办了丝厂、水运、织布局等等投资，共掌握了张家二百多万财资。这时他对张太太说：“姨太太们加入外邦洋教，在洋人处告你吞没家财，驱逐夫妾，如今是外国人拿权，要来清算。”面对巳孤弱无识的张太太他说：“你就说资产巳全部抵押出去了。需写几张抵押据，你画上押交由我去周旋。”刁迈彭如愿得手。恰好此时有旨升他作出国大臣，他向后任交待道：“此地张守财生前所欠大笔债务，巳由我经手把他家产抵还清楚。以后免论。”最后出国办差溜之乎也。此后张太太到处讨要钱财，而到处都是刁家股份，告到衙门翻阅存档，确为她亲手将财产抵押出去，逐气闷身亡。有个文制台对属下是又骂又拳打脚踢 ， 但把洋人看得是“上大人”。在他治下的百姓与洋人发生了冲突，他说：“中国人死了一百个也不要紧，如今打死了外国人，这个处分谁耽得起？我生平最恨的就是这班刁民！动不动聚众滋事，挟制官长。”他祖上就传给了他一个奴性与专制杂合的畸形灵魂。中国钦差乘洋轮出国，在船上吃西餐的刀叉等餐具有的是金子打的，钦差随员每逢吃饭总要偷一两件，查来查去方知是随员老爷们干的事 ，洋人气极了，不准他们再到大餐间吃饭。 一位叫劳祖意的主事公在谈论外国人蚕食中国时说：“哪一国的人做了皇帝他百姓总要有的，咱们只要安分守己做咱们的百姓还怕他们不要咱们吗？你们又愁他什么呢？”知县梅飏仁道：“将来外国人果然得了我们的地方，他百姓固然要，难道官就不要么？没有官谁帮他治百姓呢？所以兄弟也决计不愁这个，他们要瓜分就瓜分，与兄弟毫不相干”。俗号叫傅二棒锤的深明“凡是人家出过洋的回来总是当红差使”，他便寻得机会随钦差出了国。而在外国的半年时间就是抽大烟说闲话，回国前他请钦差写了三个假札子表示到过某某国、办过某某涉外商务，以作资证。回国后凭他的“经历”和“证书”颇受官民看重，到底当上了某官商总办。湖南抚台拟全面考试政务国策，有位63岁的候补知府每日晨起临摹《灵飞经》，下午做一首五言八韵诗，偶得佳句则夜惊妻儿高声念诵。 当他听说要通考大不乐意：“现在是杂学庞兴正学将废！我们从乡、会、复试、朝、殿、散馆以及考差，除掉皇上亦没有第二个人来考过，如今倒被他搬弄起来。”其实他的傲大自居是确属考不来，就想到“冒名顶替”，要请王先生代考，王回说“我巳答应别人了。”照考试定章办起来，冒名顶替是要“斩立决”的。那天在考场还真捉了个代考者，不料被代之人正是抚台二少爷的妻舅， 闹得一天星斗最后是虎头蛇尾。 观察公单舟泉真是擅长周旋，抚台在交涉外事的文本上误把“法”字写成“英”字，单舟泉说“我们做属员的如何可以揭他的短处!”之后又送文重签仍错，但他还是想出了周旋办法，他前去抚台面前绕着弯批评下属把文本没写清楚，终于提醒抚台改签过来还不生气。他后来说：“你们不要瞧着做官容易 ，伺候上司要有伺候上司的本领。”单舟泉的仕途果然稳步盘升。有个藩台为太太的儿子捐了一个道台，大姨太也提出为七岁儿子捐，二姨太刚有身孕也要捐，三姨太无身孕也要捐。……。源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官记》使我们不禁想起孟子所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似此国民，奈何？其实清末统治者对治下的国民习性十分清楚，书中第十八回有这样一段文字：佛爷早有话：“通天底下一十八省，那里来的清官。……就是办掉几个人，前者巳去，后者又来，真正能够惩一儆百吗？”光绪皇帝的“改革上谕”可谓语意深切：“中国之弱在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 《官记》中描述的这些不良人性使我们作为中华民族一员而深感不安和无奈。现在当我们为《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许多官兵英勇壮烈、最终全军覆灭而悲壮痛惜时，可曾想到全军覆灭与腐败密切相关：北洋水师有“世界排名居前、远东亚第一”之称，质量数量并不逊于“日本水师”。然而，军官层层克扣水师军费，吃喝跑官；敷衍练兵，“操练尽弛”；官兵们违背《北洋水师章程》，“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将领们“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很多管帐的在码头上建房养妾；用军舰载客载货赚钱；至于弄虚作假、酗酒聚赌等等不一而足。北洋新军军风毒化，“如此之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真是欲悲先恨欲哭无泪啊! 民国时期是“天下为公，地上为私”。抗战期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今天，李宝嘉笔下的那些人和事犹在眼前，只不过是没了辫子，然而其习性、心理、手段、程序等都如出一辙。我们且看看由不良人性所必然导致的社会不良和社会灾难。58年“大跃进”期间，各地争报“亩产万斤”。在那个大气候下，水稻区的农村基层干部带领广大农民趁夜操作，把若干亩即将收割的稻子连根拔起聚拢在一亩田里，稻秆密积，此即“亩产万斤，”迎接上面检查。谁人不知是假! 那是全社会在造假啊! 向全世界真实上影了一幕“皇帝的新装”。恰在其时还有一批知名专家出面论证粮食理论亩产为10至20万斤。结果按“亩产万斤”比例上交，把所有的粮食都交公了，没有吃了。加之自然灾害，“大跃进”中“亩产万斤”造成数千万中国平民无辜饿死。多少年来，一直搞人对人专政，不断地搞“肃反”，整人快活，墙倒众人推，依势不依理，最后发展到轰轰烈烈的“文革”。“文革”是专制意识专制利益的产物、是人性的必然、社会经济文化遭受灾难性破坏。它是一次人性药敏试验：运动相当程度地依赖于迷信、盲从、趋奉、懦弱的社会基础。“文革”包涵了重新分配政治权力的利益驱动，对专家学者和一切成就者的迫害是嫉妒是不容，等等。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正受到不良人性的阻碍。官场腐败的标准在宽泛退让。建设工程中公有资产有层层流失倾向，甚至在人命关天的江防工程上搞“豆腐渣工程”。企业转制中严重存在着有权人和有钱人联手参与相当部分资产的无偿瓜分。作为改革开放经济载体并正在成为国民经济重头戏的股市上市公司，有的公司运行依存于当届管理层短期利益的驱动、有的甚至变相地非法分配占有股份资产。几乎每个月都有矿难发生，而每次都有几十甚至上百的矿工遇难，这里面包涵了多少既得利益群体对整改的敷衍、对检测手段的漠视、对关停的延滞，同时暴露出监管制度力度的软弱。泛滥的公款吃喝乃至用公款行享乐性消费已是见怪不怪。公务中大量存在以私利为立足点，不惜搞虚搞假。中国是世界上公务和职业权力私有化十分严重的国度。官场“搞人”成为做官的基本手段。社会上除做官经商做学问及特定职业兴趣者对个人目标追求、除国家“神圣”使命及军法医教等受荣誉感激励或职业道德约束外，劳动者与劳动职业普遍相排斥，不同程度地敬业精神不足甚至缺乏职业道德，成为产品、劳务、社会组织效能低下的基础因素。国家大力医治河南艾滋病农民，比例相当高的健康村民纷纷雇请hiv阳性者顶替化验，免费领取机会性感染药物供家人亲戚甚至牲口药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为圣贤之地沿途摆设的工艺品，有的却暗牵细绳，当你绊倒工艺品这就有人找你赔钱。中国一些“信教者”平时从未按教义来约束修善自我，反而是无事时烧香索取、出事时就磕头消灾。而现今利用佛事骗钱取财更为人神所共愤。偷排“三废”，乱扔垃圾，美丽的城市广场痰渍斑斑。有的医疗单位借治疗所谓“性病”搞钱。盗版图书冠冕堂皇，肆无忌惮。通过网络电讯播发性挑逗信息，一经回复立即“祝贺你成功定制”。假冒伪劣产品不绝于市。食品的安全令人不安。人类都跨入21世纪了，我们的社会里竟然还会发生诸如造假食品有毒食品卖给人吃、制售伪劣药品给人治病、把别人家的孩子和妇女拐来卖掉，这太卑劣了！……。官民各行其道，而相当社会丑恶又或多或少与“官匪一气”相关。每有新政策，即有歪对策，每有新事物，就有邪主意。第三代领导人最终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请问有哪个国家元首对本国最终提出“以德治国”？上述有的是普遍存在，有的则是大范围不同程度的存在。我们再也不能用“外国也有”来自慰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并客观承认：在世界各主要民族中，不良人性的普遍程度和严重程度以此为甚。瞧瞧，我们这些不肖的炎黄子孙哦，都干了些什么！

然而，不良人性几乎与中国文明史一同走到今天。远在三皇五帝时，舜帝就说过：“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春秋时鲁国正士柳下惠做法官，多次被免职，有人劝其离走，他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公正无私地办事，到哪里才不会多次被免职呢？)”孔子在创立儒家学说时曾说 ：“知德者鲜矣（懂得德的人太少了）。”；“巳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算了吧！我没有见过像爱好美色一样爱好道德的人。)”此句为人之通性，不可苛求国人；“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善人我是无法看见了，能够看到有一定操守的人就不错了。)”。当时的人性可见一斑。孔子满怀忧患，指出了“不善”的严重性，并思索着注重“后天”努力的修善途径。正因此，儒家学说才应运而生。他在《大学》中提出的人生社会价值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把修身摆在第一位。孔子把屏弃邪恶，培养以“仁”为核心的人格，建立和谐礼教社会作为美好政治理想。儒家学说从思想意识到行为方式提出了一整套完善人性的道德标准和修身规范。这一学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和主流，正说明中国社会的人性问题是一大基本问题。儒家学说作为华夏人性的产物，它包涵了不良人性以“美”的形式存在的转化形式，同时包涵了对不良人性的否定和对美好人性追求的思想。先秦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更是从人的欲望出发直接提出了“性恶论”，他关于人本性是“恶”的观点自然是从他所处时代的现实生活中得来。中国几千年帝王将相宫廷史从人性角度看就是“忠臣”与“奸臣”的斗争史，而“奸臣”这个群体基本处于相对优越，因为他们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基础。“愤怒出诗人”，正因此我们才有孔子、孟子、荀子、吴承恩、施耐庵、蒲松龄、鲁迅等等，这在国外没有这么多思想巨匠在人文历史长河中连续地“呐喊”同一人性主题；中国社会历史长期形成的修身规范和惩恶扬善人性理念，在国外并没有被特别地系统地提出。 我们社会存在着一系列深层次的观念性问题，直接制约社会运行。“正统”是所有价值的中枢；“大一统”作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无疑是必须的神圣的，但它又实实在在地作为民族观念渗透到思想关系社会关系诸多方面；肯定“共性”，排斥个性，甚至视个性为异端；“官本位”使得所有与官无缘的知识才能个性职业显得“低”甚至“贱”；缺乏平等意识，更多的是两种状态：或凌驾与他人之上或奴性与他人之下，往往是非唯我独尊即奴心愚顺、非好为人师即礼拜“楷模”，平等意识的行为方式被视为迂腐、不正常、没有生存余地；“成败论英雄”，轻视秩序、规范和危害；泛化“崇高”，从而精神优越；“均等”是和谐的美好的，打破均等就是打破平等；家庭教育下一代“成才”中包涵了 “不受欺负”“出人头地”“望子成龙”“光耀门庭”等意识，缺乏自信、自律、平等、守法、社会责任等意识；......。这些观念具有本质的一致性。它们根源于人性中的某些相关方面。这些观念不是社会和政治强加于人的，恰恰相反它们对社会和政治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些与当代人类文明进步思想相去甚远。

不良人性的严重性在于：其一是正常化。人性初始，“性恶”还被排斥为异己的存在，而现在已经一定程度地被个人意识接纳，甚至部分地成为 “合理”的行为方式。同时已经融进“性善”，被社会认可的“性善”是经“性恶 ”改造升级的，否则就不被认可。当然，不是改造升级的“性善”那是斗不过“性恶”的。 事实上正面的成功者或多或少也包涵着经“善恶”重组升级的“善”的帮助。 如果把不良人性分为三类即：为基本生存不得已而为之，这是灾民难民的最后办法；为相对的大利益高目标而不择手段，这是所有欲望高于能力者的有效途径；并非不得已，也非大利，而是处世的基本方式，这在我们身边大量存在。其二是完备化。“性恶”经几千年漫长延续和累积已相当完备：因既无古代也无现代的“宗教”信仰，解除了道德规范的约束，处于心安理得状态；因科学揭示“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因而更唯欲所使；因同时受到不良人性伤害而造成更强烈的对抗心理和手段 ；因社会生活日益丰富而使方式更加多样；因多种原因导致胆略更大。其三是行为价值标准和社会运行秩序一定程度颠倒。你这人忠厚善良不圆滑、真话实事、没有些“恶”，总有“老实无用”之嫌，甚至被认为不正常，是“孬子”，社会把你看得没份量，在利益关头即被奸恶强横所侵。而“性恶”总自认是正常的聪明的，而那些“不及者”都是低能的。说假话做虚事尽管是要被具体地否定，但抽象地还是肯定其“成熟”，“能干”。礼让变成软弱，谦虚等同无知。正途往往变成外表形式，非正途很大程度地成为内部有效手段。现实生活与主席台上、电视剧里倡导的相距甚远。按正面教育、正常规范来处理现实问题是不现实的，逼着人要“聪明”、能“搅和”。不良人性凭足够能量旋转起巨大旋涡，进而变成习惯的旋涡、不得不转的旋涡；它在较大程度上制约着现实的社会运行秩序；它不论处于主动或是被动都意味着以这种方式“生存”。颠倒的价值和秩序又进一步对人们起着“反规范”作用。 不良人性的危害性，首先是严重阻碍社会发展，导致民族竞争滞后。领先的民族之所以领先根本地是因为具有优秀的人性，从而在各相继的历史发展时期经常具有先进的社会意识、适时选择先进的社会发展方式，推动社会领先地健康发展。而在既定的发展方式下他们会做得更好。先进社会意识包括创新和接受。反之则反是。人性不良不可能产生和很难接受先进的社会意识和发展方式，而在既定的发展方式下再好的社会理想、治国方略、运行举措，都存在着在具体施行中被层层剥蚀的倾向，存在着部分社会利益被泛化成私人利益的倾向，其结果使全民族整体利益遭受侵蚀、总体事业难以实现、社会落后。这必然导致过去的历史被军事侵略，而今天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中，发达国家又通过科技工商金贸等等手段进入，尽管是双方发展所需。实质上都是“战争”，落后者都必须付出代价。第二，可能形成民族内外危机，诱发新的社会性灾难。在国内，“亩产万斤”、“文革”、“阶级斗争”的人性和意识基础还在，不排除以新的形式、分散形式、残余形式出现的可能性。同时，社会管理和财富分配存在着不规范的一面，产生社会阶层矛盾。如遇社会矛盾敏感触动，不良人性的非理智可能蔓延成全社会疯狂。国际上，世界和亚洲的政治经济军事的相对格局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上半叶相比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只是各国物质技术手段都提高到本国的新水平。与清末相近，中国除整体物质技术手段仍然落后外，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国民意识、管理方式、社会组织效率仍然滞后。我们如何能赢得下一场民族战争？如果它真的发生的话。21世纪中国的新生代将趋向于个人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国际主义”，如果人性不进步，不良人性的“民族品格”将加速这个趋势。而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在这个趋势中的人们都处于“既不能离又不能及”的困惑之中。在这个内外背景下，这个民族就具有了现实的和思想信仰的生存危机，而根子正是不良人性的持续性危害。伟大旗手鲁迅先生所著《阿Q正传》的电影版里有句旁白：阿Q的子孙们还在繁衍生息着。余秋雨先生直面邪恶说得好：“文革灾难结束后，平反了几十万宗冤案。几十万宗冤案得以成立，至少有几百万名揭发者、批判者、假证人。冤案平反了，但他们没有受到指责。他们是灾难的主角。只要他们还在兴奋，灾难便仍在延续。”第三，正是人们人际关系不畅和命运坎坷的主要成因。个人命运除以国家命运为基础的大背景外，现实生活中人们遭受着各种不良人性的有意无意侵害，同时也有意无意地侵害他人，这就形成“交叉循环侵害”，最终是人们都不同程度被侵害了，艰难了坎坷了。即使无灾无难也活得不宽畅舒心，因为缺乏一个宽松和谐礼仪文明的人文环境，缺乏人际间精神上的和洽、安适、怡畅、慰藉，随时可能遭遇不良人性的利益侵害和情绪伤害。感受侵害伤害以心理素质强弱不同而在感觉上有所差异。社会现实“教唆”人们，越是奸诈邪恶就越更多地实施侵害，反而更少地受到侵害；反之则相反。诚实善良只有勇于善于斗争尚可自保。中国人私下是不容的不团结的，“和而不容、”“怯而好斗”。中国的人际关系基本是不和谐的，甚至是排斥的，这当然是人性和社会管理方式的双重结果。 不优化整体国民人性中华民族决无可能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这是每一代中国人的历史职责。首先要勇于承认中国人性的弱点， 要大宣传大揭露，矫枉过正，猛击一掌，让为者知耻，观者鄙视。必须以此进行思想文化大洗礼，方能实现民族意识的升华。其次要致力于经济文化大发展，大力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用文明“返哺”人性。再次，一定要完善社会管理方式，使其成为不良人性的滤清器和优秀人性的孵化器。可以认为，中华民族以其智慧和勤劳而具有大国显著的创造力，只要赢得和平发展环境和拥有一个高尚睿智的领导集团，就会相应程度地推动经济文化发展，从而促进人性与社会的和谐进步。

我们引以慰籍和自信的是：中华民族有两大优点，具备良好发展的基础和屏障：第一，聪明智慧。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产生出闻名于世的系统的社会思想和人情伦理，同时在自然科学、生产技术和物质文化创造方面曾经历过灿烂。五千年文明史，独树于世界文化、辉煌于世界文化。只是到了近代在人性竞争起重要作用的时代上述优越才落伍了，思想落后了、社会不安定科技和经济也落后了。今天，中国人于社会安定中又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跃据世界先进行列，华人在美国的科学技术生产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聪明智慧是我们民族的基本素质，这是民族发展的基础。与此相应，古老华夏孕育了一批又一批杰出人物、仁人志士，他们在同时代世界级同类人物面前无愧于伟大的称号。他们的思想主张、治国方略改善优化着民族意识和社会运行秩序；他们的行为气节感染着全民族，激活起优秀人性与不良人性相抗衡。这批极少数优秀人物是民族生命的阳光雨露，是民族生命的中流砥柱，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一代一代地影响引领这个社会向着人间正道前进。第二，为民族“大义”献身精神。当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到了极其危重时期，也只有在这个时期，民众油然而生“大义”，形成慷慨、壮烈、神圣、崇高的精神升华。这时中华民族就会为“义”而“谐”、为“义”而“勇”、为“义”而“殉”。那热血疆场、屯垦戍边、舍身变革、抗敌御侮、“大禹”治水(其中三峡移民)、重点建设等等，自古至今，壮烈长歌当哭，浩气千秋永存。这其中特别是在遭遇外邦侵略民族存亡之际，大义轩昂，“罢阋墙、泯恩仇”，同赴国难，共筑家园。国共两党捐弃前嫌携手抗日永垂华夏史册。二十世纪的世界民族战争充分证明：中华民族与俄罗斯民族堪称世界民族史上抗御强敌慷慨壮烈的千古典范。为民族“大义”而献身的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后屏障。这种特别的“大义”精神与严重的不良人性形成巨大反差，鲜明对比同时存在可谓是中国人性的特殊性。关于中华民族的“勤劳”和“勇敢”：勤劳是世界各民族的共性，只是大民族创造力更显著，中华民族无疑是勤劳的。勇敢有生理性与社会性之分，中国人会因“义”的感染“勇”的放大而有“公战”之勇，但生理感应的心理是“怯于私斗”。从“勇”的社会性特别是现代意义看，中国人虽能够承受痛苦灾难，但却怯于“势”、怯于牺牲既得的“损国损公损后人”之私利、怯于接受新观念新秩序。

中华民族在近现代发生的辛亥革命和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巨大的变革。然而，辛亥革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比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晚了近三个世纪、比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晚一个多世纪；改革开放作为市场经济与上述同步落后于西方国家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到了“物极必反”社会规律的强行修正，都是长期阻滞后内力恢复的自然性续进。在中国要确立新观念新秩序有多么困难。但是，辛亥革命和改革开放一经发生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质变性的重大推动作用和深远影响。她们都是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她们分别解决了两个历史时期基本社会问题（尽管两者特别是辛亥革命多有曲折）、她们都是因人性积弊而致的社会基本矛盾激化所引发的观念更新、政治进步。特别指出：改革开放虽不是抽象的最好，也不可能解决现存和发展的所有问题，但是她无可比拟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她冲破了中国近现代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发展在经济机制上的重大障碍、她拨正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她开创了一个关注“人类文明”“与时俱进”的新思维时代。改革开放是中国现行框架内最现实有效的成功选择，并以此框架为基础向前不断突破。她是以现阶段人性和观念为基础的，她的实质是对由不良人性所产生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管理方式的可接受的否定，突破这个限度就没有了主流社会基础。她既坚决地改革发展，同时保持社会基础稳定。正是有了这种稳定否定才有了今天的稳定繁荣发展。她每前进一步都将耗费一定能量去克服不良人性的消耗。她将艰辛而热情地继续否定、继续前进、继续中国的希望。改革开放使中国获得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宝贵的稳定繁荣高速发展的过渡时期，她为中国进入人类的“科学规范发展”进行着存在和意识的准备。改革开放使中国正逐步全面融入现代国际市场经济，这必将推动人性、观念、社会管理方式的进步。我们期待将有一个新的否定新的台阶来发展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朝着人类康庄大道奋勇前进。 关于人性的理论定位：一，人性有两个层次，第一是从本能欲望产生的趋利性，趋利性引发人们对社会生存环境的美好愿望，这是共性。第二是由生理性状决定的性情和伦理的倾向性，表现为勇怯善恶等，这是个性，有优劣之分。二，当人性表达为社会意识时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优秀人性形成的社会意识是与“美好愿望”意识相合一的社会意识，不良人性形成的社会意识是以不良人性为基础并受到“美好愿望”意识修正的社会意识。三，生理性状是人性的自然基础，社会管理方式（由社会发展方式决定）是人性发生的外部条件。这个外部条件极其重要，如果避开人性自然基础的生理性状，社会管理方式对人性的优化或劣化起主导作用。它既可以是优秀人性的孵化器又可能是窒息器，既可能是不良人性的滤清器又可能是温床。四，社会物质文化对人性具有一定程度反作用，其中物质文化的“硬件”对行为发生限制规范作用，其“软件”对观念发生文化影响。这个反作用的影响度低于生理性状对人性的影响度。生理性状的自然表达是多倍的社会物质文化影响。可以通过多倍的强化的社会物质文化的反作用来一定程度地改变人性的生理自然性影响，直至高度发达而更大优化。五，人性的发展状况和表现形式与所处时代所处地域的社会物质文化紧密相联。随着社会发展，与较低级的物质文化相联系的优秀或不良人性形式在消亡，而与较高级相联系的形式在生成。同时，人性缓慢地优生劣汰。六，不良人性可以发展社会经济，且当经济规律超过人性作用时会发展得较快。但以人性所确定的多种社会条件为限，当趋近此限度则受阻甚至遭到破坏，非突破社会条件障碍最终突破人性障碍不能发展。突破有停滞极点的突破、有优秀文明的强烈催化。七，聪明和勤劳可以部分地抵消不良人性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负面影响，但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八，人性的作用有三层：1，人性状况一定程度地决定人们人生经历和相当程度地决定人们社会生活的精神情绪。2，人性决定意识(观念)，意识决定发展方式，发展方式制约领先与落后。人性是本质的基本的，意识和发展方式则是形式的派生的。同时，人性决定社会组织效能。3，物质技术条件相近的国家间相抗衡，胜败取决于人性的优劣。在我们还处于各民族国家的意识和利益相独立相竞争甚至相对抗的漫长历史中的今天，人性优劣就具有了终结意义。

遥远的未来世界必将趋同，血缘交融、文化交融将从生理和社会两方面把优越人性育化全人类，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美好的“世界大同”。然而，在我们目前还处于民族地缘文化历史时期，我们必无选择的生存和依恋这片母地。这里是我们赖以养育适服的民族文化润土，这里是我们祖辈和子孙繁衍生息的家园。

你看，这是一片怎样的土地啊！从西部雄伟的峻岭高原天然屏障直至东海之滨，既宽广浩荡又舒缓绵延，上抵漠北，下至南海，东西北南纵横万里。阔大胸脯拥向太平洋。海疆辽阔，岛屿五千。疆域之广、据位之佳，雄居亚洲之首。北国冰雪风光，南国雨雾景致，东部旖旎，西部雄浑，山川壮美，气象万千。东土开天时光沉淀，造化多样而广蕴资源；西北寒潮东南暖流，云雨交汇而滋润沃土。山泽汇聚，物产丰富。黄河长江，茫茫九派，孕万物育苍生。......。正是这片母地养育了中华民族。在这片土地上，众多民族交融，华夏风情绚丽多彩。神州舞台之大，各路雄才任展英姿。聚积能量兴办举世伟业，尽显大国优势。这个国家铭恩重义，每为社会做出成绩，必有重厚人文价值回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社会大家庭温暖如春。身由中华养育，民族基因赋予我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人们安适斯生活、依循斯思维、品享此唯我身心方可感悟的生理审美和社会省美的本民族情趣。多么滋润吾人身性的一方水土啊！这土地这民族这文化是每一中华赤子最终依托的精神家园。......。这是上苍的赐予，这是民族的幸运。在这片土地上，我们的先哲圣贤和近现代思想家政治家不息追求，为中华民族绘制出一幅幅美好社会蓝图；我们历史上英武大帝以超人意志，雄图伟略，坚韧不息地统一起这幅员辽阔的万里江山；我们的仁人志士先驱们成仁取义，用鲜血染成了一个民族独立社会安定的国家；我们的父辈们衣衫褴缕、喝稀粥、吃咸菜、佝偻着身子背负重荷，建下这片可供繁荣发展的基业；我们受益于所有为这个民族生存发展而艰辛地开创、奋斗、牺牲的人们。

面对这片厚德载物的土地和血脉所系的民族，我们怎能不无比珍爱她？最为甚者又怎能去糟蹋她？可以想象，我们的先人仍在冥冥中不安地祈祷、我们的后人还在未知中茫然地期待。为了所有这一切，我们能否戒除习性“鸦片”、能否放弃陈旧观念的“安土重迁”、能否彻底改革社会弊端？ 能达于此，中华民族必定跻身世界最先进最强大民族之列！只要你深深地爱这个民族，你将无怨无悔地去做。这是真正的崇高，这是人性的最美。行动吧！让我们用“牺牲”来祭奠先灵美好后人，让我们无愧于这片厚土，让我们无愧于历史和未来！

这个世界让存在证明合理： 一个自律、有序的民族是强大的、不可战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