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语注释》江津 王利器

王充论衡超奇篇

若夫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然而浅露易见，观读之者，犹曰传记。

陆贾消吕氏之谋，与新语同一意。

又书解篇

高祖既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败；陆贾造新语，高祖粗纳采。吕氏横逆，刘氏将倾，非陆贾之策，帝室不宁。盖材知无不能，在所遭遇：遇乱则知有功，有起则以其材著书者也。

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杨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人。

又案书篇

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陆贾之言，未见遗阙；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也。

又对作篇

高祖不辨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转，则陆贾之语不奏。

班固答宾戏

陆子优繇，新语以兴。（汉书叙传上）案：郑氏注曰：“优繇，不仕也。”文选四五载此文，“繇”作“游”。

又汉书高帝纪下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

孔融上书荐谢该

臣闻：高祖创业……陆贾、叔孙通进说诗、书。（后汉书儒林下谢该传） 陆喜自序

刘向省新语而作新序，桓谭咏新序而作新论。（晋书陆喜传）

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篇

若夫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扬雄法言，刘向说苑，王符潜夫，崔寔政论，仲长昌言，杜夷幽求，或叙经典，或明政术，虽标论名，归乎诸子。何者？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彼皆蔓延杂说，故入诸子之流。

案：“新语”原作“典语”，今据王惟俭训故本校改。孙诒让札迻曰：“案‘典’当作‘新’，新语十二篇，今书具存，史记贾本传及正义引七录并同，皆不云‘典语’。隋书经籍志儒家云：‘梁有典语，十卷，吴中夏督陆景撰。’（亦见马总意林）与陆贾书别。彦和盖偶误记也。”

又才略篇

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

器案：“选典诰”当作“进新语”，诸子篇之“陆贾新语”，本亦误作“陆贾典语”，不知何以竟一误再误也。

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六

新语十二篇，汉太中大夫陆贾所撰。一曰道基，言天地既位，而列圣制作之功。次曰术事，言帝王之功，当思之于身，舜弃黄金，禹捐珠玉，道取其至要。三曰辅政，言用贤。四曰无为，言舜、周。五曰辨惑，言不苟。六曰慎微，言谨内行。七曰资质，言质美者在遇合。八曰至德，言善治者不尚刑。九曰怀虑，言立功当专一。十曰本行，言立行本仁义。十一曰明试，言君臣当谨言行。十二曰思务，言闻见当务执守。此其大略也，往往多合于理，而又黜神仙之妄，言墨子之非，则亦有识之言矣。然其文烦细，不类陆贾豪杰士所言。贾本以诗、书革汉高帝马上之习，每陈前代行事，帝辄称善，恐不如此书组织以为文。又第五篇云：“今上无明正（当作“王”）圣主，下无贞正诸侯，鉏奸臣贼子之党。”考其上文，虽为鲁定公而发，岂所宜言于大汉方隆之日乎？若贾本旨谓天下可以马上得，不可以马上治之意，十二篇咸无焉，则此书似非陆贾之本真也。杨维祯山居新话序

经史之外有诸子，亦羽翼世教者，而或议之说铃，以不要诸六经之道也。汉有陆生，著书十二篇，号新语，至今传之者，亦善着古今存亡之征。（据知不足斋丛书本）钱福新刊新语序汉班固论列刘向父子所校书为艺文志，又即歆所奏七略中序六艺为九种，首之以儒家者流，称其“出于司徒之官，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宗师仲尼，以重其言”，虽未必尽然，要亦有近似者矣。书凡五十三家，而陆贾新语十二篇实存焉。予读其书，信固之知言，又叹司马迁之雄于文也。迁传：“贾拜太中大夫，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惭色，谓贾曰：‘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今成败之国。’贾凡着十二篇。”今其书不下数千言，而其要旨，不越迁数言，于是乎知迁之雄于文，序事核而明可指也。然迁尚豪侠，喜纵横，而称其“固辩士。”固稍知重儒术，既列其书于儒，又赞身名俱荣，为优于郦、娄、建、通辈。贾固有以致之哉！故知人不可以无所见，有所见，必不能掩矣。先儒议其逆取顺守之说，及秦虽行仁义，不可及者。秦、汉辨士，岂足及此？要之，亦为高帝既定天下而言之耳。其书亦不复见此论，岂迁以己见文饰其说而致然欤？若其两使南粤，调和平、勃，以平诸吕，自为大有功于汉，其识见议论，非惟椎埋屠狗之辈所不及，而一时射利卖友，采芝绵蕞之徒，亦岂可企哉？其书所论亦正，且多崇俭尚静等语，似亦有启文、景、萧、曹之治者。但无段落条理，如先儒所论贾谊之失，自是当时急于论事，动人主听，不暇精择浑融，观迁谓其“每奏一篇，帝辄称善”，其称新语，又出于他人，可见其随时论奏，非若后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分篇目，则固所称“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奏之”者，必非其所自定。然其言既与迁传合，而篇次至于今不讹，且雄伟粗壮，汉中叶以来所不及，其为真本无疑。秦、汉之书传于今，无讹妄如此者，良亦鲜哉！方久承平既久，文章焕兴，有识者或病其过于细而弱也，故往往搜秦、汉之佚书而梓之。然辨鉴未精，以伪为真，则害道坏教亦有之矣。予窃病焉。适过桐乡，访宗合族，而得其令莆阳李君梓是书见视。予素闻李君学博意诚，履朴守谦，而敏于政事；今观是，益可见其见之明而择之精也，乐书其首。君名廷梧，字仲阳，以己未进士，来已二年，此又仕优而学之一端云。皇明弘治壬戌岁（十五年）日长至，翰林国史修撰儒林郎华亭钱福序。（据李廷梧本、程荣本） 都穆新语后记

新语三（原如此作）卷，凡十二篇，汉大中大夫楚人陆贾譔。贾以客从高帝定天下，名有口辨，其论秦、汉之失得，古今之成败，尤为明备。高帝虽轻士善骂，不事诗、书，而独于贾之语，每奏称善，盖前此固帝之所未闻也。惜其书岁久残阙，人间少有藏者。予同年李君仲阳，宰淛之桐乡，尝得其本，锓之于木。昔人谓文章与时高下，质而不俚，必曰先秦、西汉，此书殆其一也。然则李君之行之者，岂直取其文字之古，而其失得成败之论，固有国有家者之当鉴也。弘治壬戌（十五年）九月十有一日，前进士吴郡都穆记。（据李廷梧本、程荣本）

李廷梧刻本，每半页十行，行十七字。余所据本为北京图书馆藏。有钱谦益题识云：“此书亦余十五时所收，用紫色点过。辨惑篇云：‘众口之毁誉，浮石沈木。’后为文喜用此语。癸卯九月七日，东涧遗老书。”有“聋騃道人”白文篆书印。

陆子题辞史记列传：“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及高祖时，中国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陆贾赐尉他为南越王，陆生卒拜尉他为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祖大悦，拜贾为大中大夫。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祖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幷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着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据子汇本）案：此仅迻录史记本传文，而亦谓之题辞。子汇收刻此书，列为儒家四，并易其名曰陆子。版心记“万历四年刊”及“万历五年刊”云。

胡维新刻两京遗编序

余按陆贾习短长者也，然当斲雕破觚之初，气轮屯而不流，词莽郁而不炫。

案：万历十年，胡维新刻两京遗编，收入新语为第一种。

范大冲陆贾新语序

陆生，汉初异人也。其人何以异？而稽其言与行，人异甚矣。方汉祖龙兴于沛上，若萧、曹以刀笔，张、陈以智谋，勃、婴以织贩，布、哙以屠黥，凡有一技一能者，靡不各逞所长，以赴攀龙附凤之会，而竟得名垂竹帛，勋列鼎彝，何伟伟也！斯时也，陆生安在哉？渊潜豹隐，相时而出，不驱驰于草昧劻勷之时，而乃仗齿颊于泰定康靖之日，马上得之治之之一语，足开卯金刀溺冠之颛蒙，故特命一一录奏，辄以新语目之，其语异矣，而非异人能之乎？此语其语也。若出使南越，和谐将相，戮吕氏，定汉鼎之数百年，如太山盘石，而不动声色，行更何异也！此足知萧、曹、张、陈辈，均当在其下风矣。吾先大人喜其语，录置左右。兹不肖检阅残编，特付剞劂，仰承先志云尔。时万历辛卯（十九年）夏日，光禄署丞范大冲子受甫书于天一阁中。

案：是本题署为：“明兵部侍郎范钦订，男大冲校刻”。

传归有光搜辑诸子汇函云阳子题辞

姓陆名贾，楚人，以客从汉高帝定天下，拜大中大夫。所著书号曰新语，其卓识宏议，为汉儒首唱。

案：传归有光搜辑诸子汇函卷十四之云阳子，即陆贾新语，此明人惯为古书易名之恶习。诸子汇函有文震孟丙寅序，亦黎丘之鬼耳。闵景贤纂诸子斟淑新语题辞

西汉陆贾，号为有口辩士。今所传新语，乃和雅典则，与汉初文气不类，疑东汉人膺作。

案：此收入快书第三十二种，云“朱君复删本”也。

臧琳记汉魏丛书

独断、西京杂记、新语、新序、说苑、潜夫论、申鉴、中论、新论、论衡、星经，亦多善者，但少杂耳。

（经义杂记十九）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附余嘉锡辨证）

新语二卷，旧本题汉陆贾撰。案汉书贾本传称着新语十二篇，汉书艺文志儒家陆贾二十七篇，（案汉志实二十三篇，此“七”字误。）盖兼他所论述计之。隋志则作新语二卷。此本卷数与隋志合，篇数与本传合，似为旧本。然汉书司马迁传称：“迁取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作史记。”楚汉春秋，张守节正义犹引之，今佚不可考。战国策取九十三事，皆与今本合，惟是书之文，悉不见于史记。

辨证曰：“嘉锡案：自来目录家皆以新语为陆贾所作，相传无异词，至提要始创疑其伪，而其所考，至为纰缪，不足为据。如所引汉书司马迁传，考之汉书，实无其文，迁传终篇，未尝言及陆贾新语，其赞中惟言：‘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亦无取陆贾新语作史记之语。惟高似孙子略卷三云：‘班固称太史公取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作史记。’此盖似孙误记，而提要误信之，未及覆考之汉书本传也。（卷五十一杂史类战国策提要后案语引班固语，尚不误。）考后汉书班彪传、史通古今正史篇述史记所采书，皆与迁传赞同，他书亦无取新语作史记之说，则是书之文，悉不见于史记，固其宜也。”

王充论衡本性篇引陆贾曰：“天地生人也，以礼义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则顺；顺谓之道。”今本亦无其文。

辨证曰：“案：是书贾本传作十二篇，汉志儒家陆贾二十三篇，提要既知为兼他论述计之，则论衡本性篇所称引之语，称‘陆贾曰’，不称‘新语曰’，自是贾他论述中之文。故严可均铁桥漫稿卷五新语叙谓：‘本性篇所引，当在汉志二十三篇中。’则今本之无其文，亦不足异。论衡书虚篇引陆贾曰：‘离娄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内，师旷之聪，不能闻百里之外。’其文亦不见于今本。又薄葬篇云：‘圣贤之业，皆以薄葬省用为务。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论不明，墨家议之非故也。墨家之议右鬼，以为人死辄为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类以为效验。儒者不从，以为死人无知，不能为鬼；然而赙祭备物者，示不负死以观生也。陆贾依儒而说，故其立语，不肯明处。’今新语无论鬼神之语，此亦引贾他著述也。西京杂记卷三曰：‘樊将军哙问于陆贾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云有瑞应，岂有是乎？陆贾应之曰：有。夫目●得酒食，灯火花得钱财，干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征，大亦宜然。故目●则咒之，灯火花则拜之，干鹊噪则餧之，蜘蛛集则放之；况天下大宝，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者，宝也，信也。天以宝为信，应人之德，故曰瑞应。无天命，无宝信，不可以力取也。’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五引殷芸小说略同。西京杂记乃晋葛洪杂钞诸书为之，说详彼书条下，此所记陆贾之语，以意度之，必出于陆贾二十三篇之中，盖就论衡所引观之，知贾喜论性命鬼神之事；此条之论瑞应，与书之宗旨体裁，正复相合也。贾所著书，除新论外，其可考者如此，提要及严氏仅引本性篇一条，盖犹考之未详矣。”

又谷梁传至汉武帝时始出，而道基篇末乃引谷梁传曰，时代尤相抵牾。其殆后人依托，非贾原本欤？

辨证曰：“案谷梁传出世时代，御览卷六百十引桓谭新论云：‘左氏传世后百余年，鲁谷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所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作传，弥失其本事矣。’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章，疏引郑玄云：‘谷梁近孔子，公羊正当六国之亡。’（此郑释废疾之文）汉书儒林传云：‘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又云：‘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并无谷梁传至武帝时始出之说。提要之意，盖以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于鲁申公，申公之学，惟江公尽能传之，申公至武帝时年八十余乃卒，而江公在武帝时与董仲舒并，（以上并见儒林传）因谓谷梁传至是始出，为贾所不及见；不知申公为浮邱伯弟子，其谷梁春秋之学，自当是受之于伯，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师盖即浮邱伯，其时贾方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居左右；吕太后时，浮邱伯在长安，楚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见楚元王传及儒林传）贾亦方为陈平画与绛侯交驩之策，（均见贾传）是贾与浮邱伯正同时人，又同处一地，何为不可以见谷梁春秋乎？新语资质篇云：‘鲍丘之德行，非不高于李斯、赵高也，然伏隐蒿庐之下，而不录于世，利口之臣害之也。’盐铁论毁学篇云：‘李斯与包邱子俱事荀卿，包邱子不免于瓮牖蒿庐。’又云：‘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而荀卿为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包邱子饭麻蓬藜，条道白屋之下，乐其志，安之于广厦刍豢，无赫赫之势，亦无戚戚之忧。’与新语所言鲍丘、李斯之事合，饭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即所谓伏隐蒿庐之下，包邱即鲍邱，古字通用。（文苑英华卷八百五顾况华亭县令包公壁记云：“鲍靓通灵之士，秦有包邱，汉有包咸。”是唐人尚以鲍邱与包邱为一姓也。）包又与浮通，左氏隐八年经浮来，谷梁作包来，是其证。鲍邱子即浮邱伯，（汪中荀卿子通论、顾千里盐铁论考证后序、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二十七，均谓包邱子即浮邱伯，今参用其意，更详加考证如此。）浮邱伯为孙卿门人，见楚元王交传。贾着新语，在申公卒业之前，浮邱尚未甚老，贾之年辈当亦与相上下，而贾极口称之，形于奏进之篇，其意盖欲以此当荐书，则其学出于浮邱伯，尤有明征。谷梁传序疏云：‘谷梁子名俶，字符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传孙卿，孙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四云：‘申公受诗浮邱伯，伯，荀卿门人，申于诗为再传，何独于春秋而亲受业乎？且申至武帝初年八十余，计其生当在秦初幷天下日，荀卒已久，疏凡此等，俱悠谬不胜辨。’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三十四云：‘案申公之年，不能逮事荀卿，而其师浮邱伯也，盖荀卿传浮邱伯，浮邱伯传申公。’其说是也。浮邱伯以诗及谷梁传授弟子，贾与之同时，敬其德行，安知其不从之问春秋大义，如司马迁之问故于孔安国耶？特贾非专门名家，故儒林传不列其名耳。则其引谷梁传，曾何足异乎？（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所云：‘汉兴，天下惟有易、卜。至文帝时，诗始萌芽。至武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者，特谓文、景以前诸儒，皆孤经传授，至武帝时，邹、鲁、梁、赵，皆有先师，其传始广耳。考之汉书楚元王传：‘交与申公受诗浮邱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元王至楚，高后时，浮邱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又儒林传云：‘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又云：‘汉兴，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颂。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胡毋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皆修春秋左氏传。’是则诗之萌芽，早在高后之时，而礼与春秋，自汉兴已有先师矣，安得执刘歆之言，谓谷梁传至武帝时始出乎？）辨惑篇引鲁定公与齐侯会于夹谷事，与谷梁传略同，而其词加详。公羊既无其事，左传所载复不同，知其用谷梁义也。‘两君升坛，两相处下，而相欲揖’，传作‘两君就坛，两相相揖’，‘夷狄之民何求為’，傳作‘夷狄之民何來為’，‘使優◆於魯公之幕下’，传作‘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可以考见古今传文之异。至德篇云：‘鲁庄公一年之中，以三时兴筑作之役，（案谓三十一年春筑台于郎，夏筑台于薛，秋筑台于秦也。）规固山林草泽之利，与民争田渔薪菜之饶，刻桷丹楹，眩曜靡丽，收十二之税，不足以供回邪之欲，膳不用之好，以快（“快”字原缺，据治要补。）妇人之目，财尽于骄盈，人力罢于不急，上困于用，下饥于食，乃遣臧孙辰请（原缺二字）于齐，仓廪空匮，外人知之，于是为宋、陈、卫所伐。’考谷梁庄二十八年冬筑微传云：‘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臧孙辰告籴于齐传云：‘国无三年之畜，曰国非其国也。古者税什一，丰年补败，不外求而上下足也。虽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饥，君子非之。’三十一年秋筑台于秦传云：‘不正，罢民三时，虞山林薮泽之利，且财尽则怨，力尽则怼，君子危之，故谨而志之也。’贾说全出于此。所谓规固山林草泽之利，与民争田渔薪菜之饶者，左氏、公羊皆无此事，知贾为用谷梁师说也。明诫篇云：‘圣人察物，无所遗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鸟兽草木昆虫，（原缺三字）鹢之退飞，治五石之所陨，所以不失纤微。至于鸲鹆来，冬多麋，言鸟兽之类（原缺三字）也。十有二月李梅实，十月殒霜不杀菽，言寒暑之气失其节也。鸟兽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纲之以法，纪之以数，而况于人乎？’案谷梁僖十六年六鹢退飞过宋都传云：‘子曰：石，无知之物；鶂，微有知之物。石无知，故日之。鶂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于物，无所苟而已。石、鶂犹且尽其辞，而况于人呼？故五石、六鹢之辞不设，则王道不亢矣。’（范宁注云：“不遗细微，故王道可举。”）此亦左氏、公羊所未言，知贾说本于此也。以此数条推之，知全书所言春秋时事，皆用谷梁家法，又不独道基篇所引一条而已。（近人刘师培左庵集卷二春秋三传先后考云：“周季汉初之儒，凡治春秋，均三传并治，非惟荀卿之书可征也，观陆贾新语道基篇，明引谷梁传，而辅政、无为、至德、怀虑、明诫诸篇，均述公羊谊，为繁露所本。若辨惑一篇，甄引孔子论嘉乐诸言，则又悉本左传。”又左氏学行于西汉考云：“新语之说，多本公、谷，然辨惑篇载孔子‘嘉乐不野合’二语，均本左传，则贾兼通三传。”余谓贾兼左传，诚如刘说，但不过引用其语耳；至其说春秋大义，实用谷梁家法。若春秋繁露之说，或有与贾相似者，此自仲舒被服新语耳，不得以贾为述公羊谊也。盖公羊传至汉景帝时始由公羊寿与齐人胡毋子都着于竹帛，当汉初时，尚是口说相传，贾未必得闻之。若谷梁则贾亲从浮邱伯游，自得从之问故也。）又至德篇末有‘故春秋谷’四字，其下文阙佚，盖亦引谷梁传也。杨士勋谷梁疏谓‘谷梁子为经作传’，而徐彦公羊疏则谓：‘谷梁亦是着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谷梁传。’二说不同，今亦不敢断其孰是。（四库提要卷二十六云：“疑徐彦之言为得其实。”）然既为贾所征引，足知其着竹帛先于公羊，桓谭、郑玄之言，信而有征矣。汉儒诸经师说虽多亡佚，然其遗文，散见诸书者，多可裒集；惟谷梁春秋，以后人治之者鲜，汉儒之说几希殆绝，贾书幸而仅存其说，犹在申公、瑕邱江公之前，去着竹帛时未远，微言大义，皆有所受，治经者宜若何宝重之乎？有清一代，经学极盛，而于贾之谷梁义，鲜称述之者，岂非为提要不根之说所惑耶？”

考马总意林所载，皆与今本相符。李善文选注于司马彪赠山涛诗引新语曰：“楩梓仆则为世用。”于王粲从军诗引新语曰：“圣人承天威，承天功，与之争功，岂不难哉？”于陆机日出东南隅行引新语曰：“高台百仞。”于古诗第一首引新语曰：“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鄣日月。”于张载杂诗第七首引新语曰：“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垂名于万世也。”以今本核校，虽文句有详略异同，而大致亦悉相应，似其伪犹在唐前。惟玉海称：“陆贾新语，今存于世者，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资贤（当作“质”）、至德、怀虑纔七篇。”此本十有二篇，乃反多于宋本，为不可解；或后人因不完之本，补缀五篇，以合本传旧目也。

辨证曰：“案严氏新语叙曰：‘史记本传十二篇，汉书同，艺文志作二十三篇，疑兼他论譔计之。史记正义引梁七录：新语二卷，陆贾撰。隋志、旧、新唐志同。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皆不着录。王伯厚汉艺文志考证云：今存道基、术事、无为、资质、至德、怀虑七篇。盖宋时佚而复出，出亦不全。至明弘治间，莆阳李廷梧字仲阳，得十二篇足本，刻版于桐乡县治，后此有姜思复本、胡维新本、子汇本、程荣、何镗丛书本，皆祖李廷梧。或疑明本十二篇，反多于王伯厚所见，恐是后人因不全之本，补缀五篇以合本传篇数；今知不然者，群书治要载有八篇，（按见治要卷四十）其辨惑、本行、明诫、思务四篇，皆非王伯厚所见，而与明本相同。文选张载杂诗注引“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垂名于万世也”，古诗行行重行行注引“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鄣日月”，今在辨惑篇；王粲从军诗注引“圣人承天威，承天功，与之争功，岂不难哉”，今在本行篇；意林所载“众口毁誉，浮石沈木，群邪相抑，以直为曲”，今在辨惑篇；“玉斗酌酒，金碗刻镂，所以夸小人，非厚己也”，今在本行篇；足知多出五篇，是隋、唐原本。’严氏所考，足以释提要之疑。群书治要为修四库书时所未见，提要不知其所载新语同于今本，固不足怪；独是提要既谓此书之伪，似在唐前，又谓后人因不完之本补缀五篇。夫所谓不完之本者，即王伯厚之所见也，伯厚为南宋末人，信如提要之言，则必伯厚所见之七篇为唐以前人所伪作，今本多出之五篇，出于宋以后人之伪作而后可；乃其所引意林及选注所谓与今本虽有详略异同而大致亦悉相应者，竟多见于后出之篇；然则此五篇者，究出于唐以前耶？宋以后耶？可谓自相矛盾，多所抵牾者矣。考宋黄震日钞卷五十六云：‘新语十二篇，汉大中大夫陆贾所撰。一曰道基，言天地既位，而列圣制作之功。次曰术事，言帝王之功，当思之于身，舜弃黄金，禹捐珠玉，道取其至要。三曰辅政，言用贤。四曰无为，言舜、周。五曰辨惑，言不苟合。六曰慎微，言谨内行。七曰资质，言质美者在遇合。八曰至德，言善治者不尚刑。九曰怀虑，言立功当专一。十曰本行，言立行本仁义。十一曰明诫，言君臣当谨言行。十二曰思务，言闻见当务执守。此其大略也。’其所叙篇目，与今本皆合，且能每篇言其作意，是十二篇未尝阙也。黄氏与王伯厚皆生于宋末，正是同时之人；然则当时自有两本，一只七篇，一则十二篇，王氏偶见不全之本耳。乃提要遽谓宋本只七篇，余出后人补缀，严氏亦谓宋时佚而复出，出亦不全，皆不考之过也。”

今但据其书论之，则大旨皆崇王道，黜霸术，归本于修身用人。其称引老子者，惟思务篇引“上德不德”一语，余皆以孔氏为宗，所援据多春秋、论语之文，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流传既久，其真其赝，存而不论可矣。辨证曰：“案班固宾戏云：‘近者，陆生优游，新语以兴；董生下帷，发藻儒林；刘向司籍，辨章旧闻；杨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时君之门闱，究先圣之壸奥，婆娑虖术艺之场，休息虖篇籍之囿，以全其质，而发其文。’（汉书叙传、文选卷四十五）汉书高祖本纪云：‘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高纪此节，史记所无，班固采自太史公自序，但自序无“陆贾造新语”一句，又班氏所自增。）论衡案书篇云：‘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案汉书河间献王传云：“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注：“师古曰：‘被服，言常居处于其中也。’”通鉴卷十八胡注：“被服者，言以儒术衣服其身也。”与颜注虽异，而意亦不甚相远。王先谦汉书补注定从胡注，未为不可；乃又云：“史记作‘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则谓不服奇邪，不苟行止也。”此则纯出臆说，未免画蛇添足。如此文之董仲舒相被服，可以不服奇邪解之乎？）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陆生之言，未见遗阙；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也。’又超奇篇：‘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又云：‘陆贾消吕氏之谋，与新语同一意。’其为汉人推重如此。王充谓其言君臣政治得失，论说世事，与今本体裁亦复相合，知新语确为敷陈治道之书，非记事之书。且班固称之曰：‘究先圣之壸奥，婆娑术艺，休息篇籍。’王充称之曰：‘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则其崇王道，黜霸术，援据春秋、论语，以孔氏为宗，正不待作提要之时，读其书而始知之也。况班固以之与董仲舒、刘向、扬雄并言，又与萧何、韩信、张苍、叔孙通诸家之开国制作同称，其重之也至矣。王充谓新语盖董仲舒相被服，是仲舒固亦推服其书，故充屡以二人之书相衡较，且谓仲舒不如贾；然则提要所谓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者，不独不足为奇，尚嫌高视仲舒，所以赞贾者，未及其量也。黄震日抄卷四十六谓：‘汉初诸儒，未有贾比。’卷四十七又谓：‘贾庶几以道事君者。’其称誉贾甚至；然其卷五十六又谓：‘此书似非贾之本真。’则其识亦尚未足以知贾矣。严氏叙云：‘子书，新语最纯最早，贵仁义，贱刑威，述诗、书、春秋、论语，绍孟、荀而开贾、董，卓然儒者之言，史迁目为辨士，未足以尽之。’严氏此论甚善。虽其意亦取之于提要，然提要非真能知新语者，惟严氏乃能知之耳。但严氏又谓谷梁传孝武始立学，非陆贾所预见，则犹未免惑于提要之说。谷梁传由荀卿、浮邱伯以授之申公，贾与浮邱伯同时相善，何为不可预见乎？且据儒林传，谷梁春秋至宣帝时始征江公孙为博士，孝武时未尝立诸学官也。道基篇所引谷梁传曰：‘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今谷梁传无其文，钟文蒸谷梁补注谓此语乃汉志所称谷梁外传、谷梁章句之语，而通谓之传。’（见补注卷首论传篇）其说似为得之。严氏谓贾所见者，谷梁旧传，疑瑕邱江公所受于鲁申公者，其本复经改造，非谷梁赤之旧。亦未必然也。要之，贾在汉初，粹然儒者，于诗、书煨烬之余，独能诵法孔氏，开有汉数百年文学之先，较之贾、董为尤难，其功不在浮邱伯、伏生以下，故班固、王充皆亟称之，汉高以马上得天下，不知重儒，贾独为之称说诗、书，陈述仁义，本传言其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论衡书解篇云：‘高祖既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败，陆贾造新语，高祖粗纳采。’后汉书儒林谢该传载孔融上书荐该曰：‘臣闻高祖创业，陆贾、叔孙通进说诗、书。’则汉初之拨乱反正，贾有力焉。融以贾与叔孙通、范升、卫宏而言，亦以贾为经学之儒也。然贾实具内圣外王之学，非叔孙通辈陋儒所敢望，惜乎未尽其用，否则经术之兴，不待汉武时也。史迁乃曰：‘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辨士。’夫新语岂飞箝捭阖书耶？然则国人皆以孟子为好辩，又何为读之废书而叹也！本传叙贾着新语，但粗述存亡之征，盖其不足以知陆生如此；班固之智虽足以知之，而其为贾作传，仅删去粗述存亡之征一语，（此盖不以史记为然，有意删去。）其它皆沿袭史记，无所发明，传赞虽改作，但称其附会将相，以强社稷，身名俱荣，竟不复道及新语；叙传亦只言从容讽议，博我以文而已。（博我以文，即指新语言之。）后儒因之，遂鲜称述之者。幸而遗书具在，犹可考见其学问，而提要不能博考，臆决唱声，诬为赝作，岂不重可叹哉！愚故逐条辨驳，表而出之，无使读者惑焉。”

所载卫公子鱄奔晋一条，与三传皆不合，莫详所本。中多阙文，亦无可校补。所谓文公种米，曾子驾羊诸事，刘昼新论、马总意林皆全句引之，知无讹误，然皆不知其何说。又据冰嗝报之语，训诂亦不可通。古书佚亡，今不尽见，阙所不知可也。

辩证曰：“案新语明诫篇云：‘故春秋书卫侯之弟鱄出奔晋，书鱄绝骨肉之亲，弃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穷涉寒饥，织履而食，不明之效也。’考谷梁襄二十七年传云：‘卫杀其大夫宁喜，卫侯之弟专出奔晋。专，喜之徒也。专之为喜之徒何也？己虽急纳其兄，与人之臣谋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专，其曰弟何也？专有是信者，君赂不入乎喜而杀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晋，织絇邯郸，终身不言卫。专之去，合乎春秋。’是谷梁未尝以绝骨肉之亲责鱄；左氏叙鱄事，意多褒美；公羊亦无贬辞。故提要以新语为与三传不合。然新语之织履，即谷梁之织絇也，（礼记玉藻注云：“絇，履头饰也。”）此事左氏、公羊皆不载，则仍是用谷梁义也。谷梁虽谓鱄之去合乎春秋，然又谓鱄亦弒君者，则于鱄有所不满，陆生因谓之不明。公羊何休注云：‘传极道此者，是献公无信，刺鱄兄为强臣所逐，既不能救，又移心事剽，背为奸约，献公虽因喜得反，诛之小负，未为大恶，而深以自绝，所谓守小信而忘大义，拘小介而失大忠。’夫所谓忘大义失大忠者，正责其弃骨肉之亲，而轻去其国也。或者，谷梁先师亦有此说，而贾叙之耳。何休之说公羊，与新语同，则不得谓之与三传皆不同矣。（何休之说亦非公羊传本意，故陆贾之说不必定为谷梁本传所有。）淮南子泰族训云：‘夫观逐者于其反也，而观行者于其终也。故舜放弟，周公杀兄，犹之为仁也。文公树米，曾子架羊，犹之为智也。’高诱注云：‘文公，晋文公也。树米，而欲生之也。架，连架，所以备知也。’（末句不甚可解。）此亦望文为说，而不能详其本事者。说苑杂言篇亦云：‘文公种米，曾子驾羊，孙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轭在衡后，务大者固忘小。’然则此固相沿古语，汉人习用者矣。刘子新论观量篇作‘晋文种米，曾子植羊’，文又小异。世说尤悔篇云：‘简文见田稻不识，问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简文还，三日不出，云：宁有赖其末，而不识其本！’刘孝标注云：‘文公种菜，曾子牧羊，纵不识稻，何所多悔？此言必虚。’亦用此二语，‘米’作‘菜’，‘驾’作‘牧’，疑后人不得其解而妄改之。详数书之意，盖言米不可种，羊不可驾，此众人之所知，而晋文、曾子不知，世或以为不智；然君子之智，有大于此者，故新语曰：‘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长。’（见辅政篇）说苑曰：‘务大者固忘小。’刘孝标亦谓‘无所多悔’也。但终不能得其本事耳。资质篇云：‘夫穷泽之民，据冰嗝报之士，或怀不羁之才。’各本皆同，故提要以为训诂不可通。然考群书治要卷四十引此句作‘据冰接耜之士’，则固文从字顺，无不可通者，今本传写误耳。”（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子部一儒家类一） 王谟汉魏丛书识语

右陆贾新语二卷。按史记本传：“贾为高帝麤述存亡之征，凡着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正义引刘向七录云：“新语二卷。”班固论列刘向父子所校书为艺文志，而贾书乃有二十三篇，似不止此十二篇；然自隋、唐志及崇文书目相承皆止二卷，至王伯厚着玉海，言“今存于世者，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资贤（当作“质”）、至德、怀虑纔七篇”，则此书至宋末又阙其五篇。故文献通考备录汉世儒家诸书，独遗新语，必其未见全书也。而今本钱序乃云“篇次至今不讹”，又谓：“秦、汉之书传至于今无讹妄，如此者亦鲜。”则又元、明以来裒集得之者也。今读其书，所敷奏盖不独称说诗、书，发明帝王所以治天下之道而已，又多引论语、孝经，于孔子诛少正卯，会夹谷，厄陈、蔡事，以及颜、曾诸贤，皆乐举而颂扬之，汉世儒家者流，固未能或之先也。夫以暴秦禁学，有敢偶语诗、书弃巿，以古非今者族，宜乎举世瘖哑，不知经学，而浮丘公、伏生之徒，各抱遗经，以相教授，陆生且能以其所学，昌言于人主之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其于消息存亡之几，所关非细故也。鸣呼，是岂得以辩士当之也！汝上王谟识。

新语总评王充玩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韩非之书，传在秦庭，始皇叹曰：“独不得与此人同时。”陆贾新语，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称曰万岁。夫叹思其人，与喜称万岁，岂可空为哉？诚见其美，欢气发于内也。

又云：世儒之愚，有赵他之感，鸿文之人，陈陆贾之说。都穆云：“文章与时高下，质而不俚，必曰先秦、两汉，若陆贾新语，殆其一也。”（王谟编汉魏丛书）

周广业意林附注陆贾新语（旧讹“书”）二卷。本注：“大中大夫陆贾也。”案：贾，楚人，汉高帝拜大中大夫。史记本传：“著书十二篇，号新语。”汉志作二十三篇，隋、唐、宋志二卷，今存十二篇。新语之名，史及七录、隋、唐、宋诸志并同。又班固宾戏曰：“陆子优繇，新语以兴。”论衡书解篇曰：“陆贾造新语，高祖粗纳。”则知旧作“新书”者，又因下晁、贾二子书而讹写也。

按此汉人著书之始，新语外，又有楚汉春秋、感春赋，文心雕龙所谓“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也。承秦燔之后，遇骂儒之主，而能使每篇称善，左右皆呼万岁，斯其启沃之功大矣。王仲任谓：“新语参贰经传，言可采，行足观。”王弇州讥其浅显，无甚高倜傥之见，过矣。

章学诚校雠通议

刘歆七略亡矣，其义例之可见者，班固艺文志注而已。（原注云：“班固自注，非颜注也。”）七略于兵书权谋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原注云：“汉书作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九家之书，而儒家复有荀卿子、陆贾二家之书，道家复有伊尹、太公、管子、鹖冠子四家之书，纵横家复有苏子、蒯通二家之书，杂家复有淮南一家之书，兵书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复有墨子之书，惜此外之重复互见者，不尽见于着录，容有散逸失传之文；然即此十家之一书两载，则古人之申明流别，独重家学，而不避重复着录明矣。

器案：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兵权谋云：“右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本注：“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三百五十九篇，（原作“种”，今从刘奉世说改正）出司马法，入礼也。”古书杀青缮写，着于竹帛，往往裁篇别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类中庸说二篇，师古曰：“今礼记有中庸一篇，亦非礼本经，盖此之流。”今案：以其别出，故有说，犹弟子职之有说三篇也。又六艺略论语类孔子三朝记七篇，师古曰：“今大戴礼有其一篇。”又六艺略孝经类弟子职一篇，师古注引应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书。”案今为管子第五十九篇。隋书经籍志着录夏小正一卷，戴德撰，今载于大戴礼记；又月令章句十二卷，蔡邕撰，今月令载于礼记，盖汉代一家之书，就其性质而分别单行者，固不乏其例矣。七略以伊尹以下九家之言兵权谋者，别出单行，班固则以之并入儒、道、纵横、杂各家之全书，故于七略之兵权谋省去此九家也。汉志道家鹖冠子一篇，韩愈所见为十六篇（读鹖冠子），今本十九篇，其中多与庞暖问答之语，寻兵权谋有庞暖三篇，盖当时即以庞暖书傅合，羼入鹖冠，班固以其复出，故省兵家之鹖冠而留庞暖。又六艺略礼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此即班氏所云“出司马法入礼也。又诸子略道太公谋八十一篇，兵八十篇及今本管子之兵法，荀子之议兵，淮南子之兵略等篇，皆当在所省二百五十九篇之内。至艺文志儒家陆贾二十三篇，本传十二篇，今本篇数与本传合，与汉志不合，盖汉志所着录者乃合并兵权谋家之陆贾，故得二十三篇，然则兵权谋家之陆贾为班氏所省者，当为十一篇也。陆贾盖以儒家而兼兵家，故于汉之得天下与治天下，于新语“粗述”之余，复有专言“马上”之道也。然则今传世之新语，当为七略分别着录于儒家之本即新语，而非班氏省兵权谋家十一篇入儒家二十三篇之本，儒家新语十二篇，既合于陆贾二十三篇之中，故汉志不见着录，非班氏之大忘也。然则新语是七略本行世，而汉志着录本失传耳。前贤言陆贾书者多不了，盖未注意及兵权谋家所省之陆贾耳。

严可均新语叙

史记本传：“陆贾者，楚人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曰：‘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乃粗述存亡之征，凡着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汉书本传同。艺文志作二十三篇，疑兼他所论譔计之。史记正义引梁七录，新语二卷，陆贾撰。隋志、旧新唐志同。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皆不着录。王伯厚汉艺文志考证云：“今存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资质、至德、怀虑七篇。”盖宋时此书佚而复出，出亦不全。至明弘治间，莆阳李廷梧字仲阳得十二卷足本，刻版于桐乡县治，后此有姜思复本、胡维新本、子汇本、程荣、何镗丛书本，皆祖李廷梧。或疑明本十二篇，反多于王伯厚所见，恐是后人因不全之本，补缀五篇，以合本传篇数。今知不然者，群书治要载有八篇，其辨惑、本行、明诫、思务四篇，皆非王伯厚所见，而与明本相同。文选张载杂诗注引“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垂名于万世也”，古诗行行重行行注引“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鄣日月”，今在辨惑篇；王粲从军诗注引“圣人承天威，承天功，与之争功，岂不难哉”，今在本行篇；意林所载“众口毁誉，浮石沈木，群邪相抑，以直为曲”，今在辨惑篇；“玉斗酌酒，金碗刻镂，所以夸小人，非厚己也”，今在本行篇；足知多出五篇，是隋、唐原本。至论衡本性篇引陆贾曰：“天地生人也，以礼义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则顺，顺谓之道”，今十二篇无此文，论衡但云陆贾，不云新语，或当在汉志之二十三篇中。又谷梁传孝武始立学，非陆贾所预见，今此道基篇引谷梁传曰：“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乃是谷梁旧传，故今传无此文；因知瑕丘江公所受于鲁申公者，其本复经改造，非谷梁赤之旧也。汉代子书，新语最纯最早，贵仁义，贱刑威，述诗、书、春秋、论语，绍孟、荀而开贾、董，卓然儒者之言，史迁目为辨士，未足以尽之。其词皆协韵，流传久远，转写多讹，今据明各本，以群书治要之八篇，及文选注、意林等书，改正删补，疑者阙之，间有管见一二，辄附案语，不敢臆定；后之览者，或有取乎此。嘉庆乙亥岁（二十年）夏六月，乌程严可均谨叙。（铁桥漫稿卷五）

案：铁桥漫稿卷三答徐星伯同年书附所著书目，有“陆贾新语二卷，可均辑。”其乡人范锴花笑庼杂笔卷四亦登载严氏所著书目，大半未刊行，陆贾新语其一也。

周中孚郑堂札记一

高氏子略三，战国策条，首云：“班固校太史公，取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作史记，三书者，一经太史公采择，后之人遂以为天下奇书。”此下将战国策辨驳。后又云：“况于楚汉春秋、陆贾新语乎？三书纪载，殊无奇耳。然则太史公独何有取于此？夫载战国、楚、汉之事，舍三书，他无可考者，太史公所以加之采择者在此乎？”中孚案：汉书迁传赞只云：“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不曾数及新语，高氏频言三书，甚误已甚。况新语一书，汉志着录在儒家，绎其文，绝非战国策、楚汉春秋之类，且亦不见有为太史公所采择者，何得相提而并论乎？予于子书，考纵横家、战国策下，全采高氏此条，竟将两陆贾新语删去，三书俱改作二书，免滋学者之惑。

案：周氏谓汉志儒家着录者为新语，而不知实乃陆贾，亦可谓鲁莽灭裂矣。

戴彦升陆子新语序

新语十二篇，汉大中大夫陆贾撰，今分二卷。史记陆贾传：“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幷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麤述存亡之征，凡着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汉书略同）陆生作书之本末具此。汉艺文志儒家有陆贾二十三篇，彦升谓即新语也，高帝号为新语，七略但署生名耳。“二十三”当为“二十二”，盖向校中书，每篇析为上下，晏子春秋亦向所定，谏、问、杂皆分上下，是其证。或以汉志为兼他所论述计之者非也。史记正义引七录云：“新语二卷，陆贾撰也。”则分十二篇为二卷，始于阮孝绪。隋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并云二卷，因梁旧也。案颜师古汉书本传“称其书曰新语”注：“其书今见存。”可征唐世未有阙佚。而玉海艺文志及汉志考证幷云：“今存于世者，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资贤（当作“质”）、至德、怀虑纔七篇。”则宋世本缺五篇。季沧苇藏书目宋、元板书中有陆贾新语一本，不知归谁氏，无从取证。明陈第世善堂书目载新语十三篇，“三”乃“二”之误。今所据为明程荣本，二卷与七录合，十二篇与本传合，是明世此书校宋世转完，或疑后人补缀五篇，以合旧目。彦升案，今所有辨惑、慎微、本行、明诫、思务五篇，协句皆古韵，词义与道基等七篇一律。辨惑篇“赵高驾鹿而从行，王曰：‘丞相何为驾鹿？’高曰：‘马也。’王曰：‘丞相误也，以鹿为马。’高曰：‘陛下以臣为不然，愿问群臣。’”今始皇本纪作“持鹿献于二世”，似不若驾鹿为近。又无高请问群臣语。陆生在二世时，具知其详，所述较史公为得实，若是伪为，不能立异也。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鄣日月也”，文选古诗十九首注、太平御览八并引为新语文，若后人伪为，唐、宋人不得引也。以斯言之，此五篇非后人补缀明矣。盖宋世馆阁书籍，悉沦于金，王伯厚所见，或南宋时残本，至明而全本复出耳。考证引吴俦曰：“辅政篇曰：‘书不必起于仲尼之门。’”今此语在术事篇，可见残本之错互矣。陆生书本列儒家，惟崇文总目移入杂家，宋史志因之。彦升谓杂家者，兼儒、墨，合名、法，本书惟思务一篇称墨子之门多（下缺），绝未道其学。辅政篇叹商鞅显于西秦，世无贤知之君，能别其形。盖于法家深疾之。独陈儒术，无所兼合，入之杂家，谬矣。本传称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则十二篇非一时所作。道基篇原本天地，历叙先圣，终论仁义，知伯杖威任力而亡，秦二世尚刑而亡，语在其中，盖即面折高帝语，退而奏之，故为第一篇也。术事篇谓言古者必合之今，述远者必考之近，故云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以因世而权行故也；吴俦执其单词而议之，则以辞害志矣。（语见汉志考证）辅政篇言所任之必得其材，秦用刑罚以任李斯、赵高，而推其原于谗夫似贤，美言似信。无为篇言始皇暴兵极刑骄奢之患，而折以虞舜、周公之治。此二篇着秦所以失也。辨惑篇道正言之忤耳，伤流言之害圣，而深恶纵横家之阿从意旨，规则乎孔门也。慎微篇言修于闺门之内，行于纤微之事，故道易见晓，而求神仙者，乃避世，非怀道，此亦取鉴秦皇，而早有见于新垣平等之事也。资贤（“贤”，今本误作“执”，依玉海及汉志考证。器案：当作“质”，王伯厚所见亦误本。）篇虑贤才之不见知，而归责于观听之臣不明，谓公卿子弟、贵戚党友，无过人之才，在尊重之位，此终汉世之弊也。至德、怀虑二篇，称晋厉、齐庄、楚灵、宋襄、鲁庄，盖着古成败之国，而警乎马上得天下之言也。本行篇大旨在贵德贱财。明诫篇陈天文虫灾之变，谓天道因乎人道，开言春秋五行、陈灾异封事者之先。思务篇言圣人不必同道。此三篇缺字较多。综其全书，诚孟坚所谓从容风议，博我以文者乎。（汉书叙传语，注：“李奇曰：‘作新语也。’”）或以道基篇末引谷梁传，非贾所及见，疑出依托。彦升案：本书凡两引谷梁传，至德篇末，故春秋谷（下缺）似引传说鲁庄公事，而缺其文。考汉书儒林传：“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邱伯受诗。”又云：“申公以诗、春秋授，而瑕邱江公尽能传之。”又云：“瑕邱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楚元王交传：“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诗于浮邱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夫谷梁家始自江公，而江公受之申公，申公受之浮邱伯，浮邱伯为孙卿门人，今荀子礼论、大略二篇具谷梁义，则荀卿谷梁之初祖也。荀卿晚废居楚，陆生楚人，故闻谷梁义欤？盐铁论包邱子与李斯俱事荀卿，本书资贤篇：“鲍邱之德行，非不高于李斯、赵高也，然伏隐于蒿庐之下，而不录于世。”鲍邱即包邱子，即浮邱伯也。楚元王传注，服虔曰：“浮邱伯，秦时儒生。”陆生盖尝与浮邱伯游，故称其德行，或即受其谷梁学欤？辨惑篇说夹谷之会事，与谷梁定十年传大同。至德篇说齐桓公遣高子立僖公事，本谷梁闵二年传。怀虑篇言鲁庄公不能存立子纠，亦本谷梁庄九年传，可征陆生乃谷梁家矣。故所述楚汉春秋，向、歆入之春秋家。但辅政篇说郑儋归鲁，至德篇说臧孙辰请籴，明诫篇说卫侯之弟鱄出奔晋，今谷梁传无此义。道基篇所引传曰：“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今谷梁传亦无此二语。彦升案：谷梁之着竹帛，虽不知何时，而出自后师，陆生乃亲受之浮邱伯者，实谷梁先师。古经师率皆口学，容有不同，如刘子政说谷梁义，亦有今传所无者，可证也。或乃以谷梁传为贾所不及见，既昧乎授受之原，且亦不检今传文矣。本传言时时前说称诗、书，而本书多说春秋，谷梁微学，借以存焉。论语、孝经，亦颇见引，盖所谓“游文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者，生书有以当之。太史公谓：“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原误“因”，今改）当世之辨士。”以辨士目生，何浅之乎读是书哉！答宾戏云：“陆子优游，新语以兴。”与董生、刘向、杨雄并称其“及时君之门闱，究先圣之壸奥，婆娑乎术艺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质而发其文，用纳乎圣听，列炳于后人。”高帝纪言：“天下既定，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而终之以陆贾之造新语，班孟坚盖深知生书者，识过马迁矣。彦升以为陆生犹及见未焚之书，及七十二子后学者，在贾、董诸人之先，西京儒者，未能或之过也。今是书昧晦，为章句鄙儒所莫窥，故详为校定，如术事篇：“舜弃黄金于崭岩之山，禹沈珠玉于五湖之渊，将以杜淫邪之欲。”据御览八十一卷引无“禹”字，“杜”作“塞”。辨惑篇：“夷、狄之民何求为？”以谷梁定十年传校，“求”当作“来”，皆由传写者妄有增改，此类不可枚数。彦升是正粗毕，乃檃括体要，别白群疑，为此叙录，不嫌详尽，后之君子，庶有考焉。道光六年十月，丹徒戴彦升记。（宋翔凤浮溪精舍丛书新语校本序）

宋翔凤新语校本题记二则

岁丁亥（道光七年）孟夏，桐孙自丹徒来，访余于旌德学舍，出所作陆子新语序，考据详密，论断条析，尝手录之；而余固自校此书，以后求其序稿，则已失去，在湘中刻新语时，不能录入，颇以为憾。去夏还家，检点旧籍乃得之。闻其于全文皆有注释；然桐孙之没，年甫弱冠，如假以年寿，则深造于道，又何可量哉！咸丰三年三月五日，翔凤记。

戴桐孙携孙渊翁家藏子汇本（万历四年刻）及旧影抄明胡维新本（序作于万历间），抄本内有朱笔添改处，渊翁跋云：“不知何人据别本所增（余校中所引别本指此），两家互有详略，群书治要所不载者，两本差备，然皆不能无肊改也。”又有姜思复本（明弘治间刻），亦出渊翁家，虽在子汇本之前，而讹脱尤甚。余此所校，系汉魏丛书本，首载（原误“在”）弘治间钱福序，称莆阳李廷梧始梓是本，当就李本重刻，故中间阙字多于他本，而文少讹错，尚无肊改也。道光七年闰月，长洲宋翔凤记。（俱见浮溪精舍丛书新语宋翔凤校本）

黄式三读徐刊陆氏新语

王仲任论衡屡称陆贾新语，其二十九案书篇云：“新语陆贾所造，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智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其推誉可谓至矣。慎微篇云：“说道者所以通凡人之心，而达不能之行，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道履之而行，则无不能，故谓之道。”郑君注礼中庸、朱子注论语皆用之。资执篇云：“名木生于深山之中，商贾所不至，工匠所不窥，知者所不见，见者所不知。”又云：“人君莫不知求贤以自助，近贤以自辅，然圣贤或隐于田里，而不预国家之事，乃观听之臣不明于下，则闭塞之讥归于君。”反复诸篇，感慨系之。式三家藏旧钞本有“揖臣”“筑民”诸印，其书与汉魏丛书同本，中有稍异，后得徐天池所刊本，较钞本为胜，辩惑篇第五自“邑土单于强齐，夫用人若彼，失人若此，然定公不觉悟”起，至“不操其柄，则无以制其刚”止，皆旧本慎微第六之错简，读之文顺意适；知古书错讹，类此者多，恨不能多得古本以校正之。（儆居集四读子集一）

谭献复堂日记卷四

阅陆贾新语，义富文密，七十子之绪言，非必陆生所创。篇体颇有似东方朔者，而法语为多。宋于庭浮溪精舍丛书中有校本。

汪之昌书新语后

陆贾撰新语，具详马、班书贾传中，艺文志着录于儒家。案：自战国时横议蜂起，儒术几为天下裂，论者谓汉武表章六经，儒术渐近于古，爰开一代崇儒之规模。吾谓汉高过鲁，以太牢祠孔子，实为后来崇儒肇基；而汉高之崇儒，当以称说诗、书者，朝夕于左右。考汉高初起时，与共周旋者，微论贩缯屠狗徒所不知，刀笔吏所未习，即义士如张苍，绪正者律历，叔孙通号儒者，进言罔非大猾壮士；独陆贾以行仁义，法先王为言，见于此十二篇中者，陈说古事，每引经文以证成其义，于春秋、论语，见采尤多。殆以春秋经孔子所笔削，论语记孔子之言行，凡为儒者准绳在斯。案：王充论衡本性篇引陆贾曰：“天地生人也，以礼义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则顺，顺谓之道。”今新语并无此文，似非完书。考艺文志陆贾二十三篇，殆统贾之论述计之，新语则定箸为十二篇，论衡所引，安知非在新语外十一篇中？考意林引新语八条，其见文选注五条，虽或与此本微别，大致无甚悬殊，是唐人所见新语，即此十二篇本矣。夫汉初箸述流传完本，于今殊罕，其为儒家者流尤罕；况贾撰斯书，尚在汉武表章六经之先，守先王之道，以待后学，不可谓非有志之士矣。此本篇数，揆之马、班两家，亦复相符，爰书数语于后。（青学斋集卷二十三） 唐晏陆子新语校注序自始皇灭学，负大疚于天下，至今谈古籍之亡，必归其疚于始皇。然以史考之，始皇三十四年，李斯上言烧书，三十五年，坑儒于骊山，此后三年，二世之二年而秦亡，又后五年，汉高即位，其间不过八年耳。陆生以客从高祖，时已在学成之后。或者谓陆生为荀卿弟子，然则陆生固及见全经矣，其视汉初诸儒抱残守缺者何如？故其说经之言，与汉人不同，而说谷梁尤精；世以谷梁学出申公，乌知申公尚在陆生后乎？今人知重公羊，而以董生为巨子；不知公羊齐学也，为历下游士之余绪，谷梁鲁学也，为阙里诸儒之雅言，而陆生为谷梁大师，又前乎董公，人知重董，而不知重陆，傎矣。陆生之书，自隋、唐志皆着于录，颜师古注陆生传云：“其书今现在。”文选注亦引之，至宋崇文总目尚有之，南宋人书目，则未之见，殆亡于靖康之乱矣。比及明代，其书复出，非复出也，亡于南，存于北耳。金、元史不志艺文，是以存亡无考。今代所传汉魏丛书本，讹脱之处，均经妄人改失。余得明范氏天一阁刻本，虽讹误不免，而第六篇中有第五篇错简一段，汉魏丛书本妄改，不复可寻，范本则起止宛然。后复见子汇本，则第五篇完然不误，又胜范本。又汉魏本十二篇之末，脱字累累，不可以句，范本存字固多，而子汇本尤多，遂合三本，正其讹误，补其脱字，间引他书，以为注释，虽未必有当大雅，而亦可云首辟蚕丛矣。夫高帝木强人也，又不悦儒，卒之，陆生陈书，未尝不称善，遂能以太牢祀阙里焉，汉代重儒，开自陆生也。迨其末季，王莽不臣，而杨雄颂美功德，言无实，法言、太玄，亦儒林之侧调也，乃千载下法言昭昭，新语冥冥，亦事理之难解者也。漯川居士唐晏自叙于海上飞尘小驻。（据龙溪精舍校刊本）

案：扉页纪年为丁巳夏五，则一九一七年也。

又陆子新语校注跋陆氏此书，见于汉、唐志，及崇文总目，流传有序，决无可疑。乃四库提要独引汉书司马迁传迁取此书作史记之言，而是书之文不见史记为疑；不知史记载赵高指鹿为马事，正本之此书也。提要又以此书引谷梁传，谓谷梁传武帝时方出；不知陆氏着此书，去秦焚书纔六年耳，其所读者，未焚之谷梁传也，至武帝则为再出矣。故所引者，今本无之也。提要又疑自南宋以后，不见着录；则杨铁崖序山居新语固引及此书，且云而今见在，则不得云南宋后无之也。提要之疑，全无影响，而今世和之者多，不得不为分辨之如此。涉江唐晏跋。（据龙溪精舍校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