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唐书》欧阳修、宋祁

　　古之为国者，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知争端也。后世作为刑书，惟恐不备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尚“礼乐”、“仁义”、“忠吮、，俾民之知所避也。其为法虽殊，而用心则一，盖皆欲民之无犯也。然未知夫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而可使民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律之为书，因隋之旧，为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

　　其用刑有五：一曰笞。笞之为言耻也；凡过之小者，捶挞以耻之。汉用竹，后世更以楚。《书》曰“扑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击也。《书》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盖奴辱之。《周礼》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隶，任之以事，寘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轻重，有年数而舍。四曰流。《书》云“流宥五刑”，谓不忍刑杀，宥之于远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

　　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罄、绞、斩、枭、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数皆逾百。至隋始定为：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一千里至于二千里；死刑二，绞、斩。除其鞭刑及枭首、轩裂之酷。又有议、请、减、赎、当、免之法。唐皆因之。然隋文帝性刻深，而炀帝昏乱，民不胜其毒。　　唐兴，高祖入京师，约法十二条，惟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及受禅，命纳言刘文静等损益律令。武德二年，颁新格五十三条，唯吏受赇、犯盗、诈冒府库物，赦不原。凡断屠日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四年，高祖躬录囚徒，以人因乱冒法者众，盗非劫伤其主及征人逃亡、官吏枉法，皆原之。已而又诏仆射裴寂等十五人更撰律令，凡律五百，丽以五十三条。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岁至二岁半者悉为一岁。余无改焉。

　　太宗即位，诏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复定旧令，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既而又哀其断毁支体，谓侍臣曰：“肉刑，前代除之久矣，今复断人趾，吾不忍也。”王珪、萧瑀、陈叔达对曰：“受刑者当死而获生，岂惮去一趾？去趾，所以使见者知惧。今以死刑为断趾，盖宽之也。”帝曰：“公等更思之。”其后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驳律令四十余事，乃诏房玄龄与弘献等重加删定。玄龄等以谓“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既废，今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于是除断趾法，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

　　太宗尝览《明堂针灸图》，见人之五藏皆近背，针灸失所，则其害致死，叹曰：“夫箠者，五刑之轻；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轻之刑而或致死？”遂诏罪人无得鞭背。　　五年，河内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狱，大理丞张蕴古以为好德病狂瞀，法不当坐。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蕴古相州人，好德兄厚德方为相州刺史，故蕴古奏不以实。太宗怒，遽斩蕴古，既而大悔，因诏“死刑虽令即决，皆三覆奏”。久之，谓群臣曰：“死者不可复生。昔王世充杀郑颋而犹能悔，近有府史取赇不多，朕杀之，是思之不审也。决囚虽三覆奏，而顷刻之间，何暇思虑？自今宜二日五覆奏。决日，尚食勿进酒肉，教坊太常辍教习，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务合礼撤乐、减膳之意。”

　　故时律，兄弟分居，廕不相及，而连坐则俱死。同州人房强以弟谋反当从坐，帝因录囚为之动容，曰：“反逆有二：兴师动众一也，恶言犯法二也。轻重固异，而钧谓之反，连坐皆死，岂定法耶？”玄龄等议曰：“礼，孙为父尸，故祖有阴孙令，是祖孙重而兄弟轻。”于是令：“反逆者，祖孙与兄弟缘坐，皆配没；恶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玄龄等遂与法司增损隋律，降大辟为流者九十二，流为徒者七十一，以为律；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条，以为令；又删武德以来敕三千余条为七百条，以为格；又取尚书省列曹及诸寺、监、十六卫计帐以为式。

　　凡州县皆有狱，而京兆、河南狱治京师，其诸司有罪及金吾捕者又有大理狱。京师之囚，刑部月一奏，御史巡行之。每岁立春至秋及大祭祀、致齐，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及夜未明，假日、断屠月，皆停死刑。

　　京师决死，涖以御史、金吾，在外则上佐，余皆判官涖之。五品以上罪论死，乘车就刑，大理正涖之，或赐死于家。凡囚已刑，无亲属者，将作给棺，瘗于京城七里外，圹有甎铭，上揭以榜，家人得取以葬。

　　诸狱之长官，五日一虑囚。夏置浆饮，月一沐之；疾病给医药，重者释械，其家一人入侍，职事散官三品以上，妇女子孙二人入侍。

　　天下疑狱谳大理寺不能决，尚书省众议之，录可为法者送秘书省。奏报不驰驿。经覆而决者，刑部岁以正月遣使巡覆，所至，阅狱囚杻校、粮饷，治不如法者。杻校钳锁皆有长短广狭之制，量囚轻重用之。

　　囚二十日一讯，三讯而止，数不过二百。

　　凡杖，皆长三尺五寸，削去节目。讯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笞杖，大头二分，小头一分有半。

　　死罪校而加杻，官品勋阶第七者，锁禁之。轻罪及十岁以下至八十以上者、废疾、侏儒、怀妊皆颂系以待断。

　　居作者著钳若校，京师隶将作，女子隶少府缝作。旬给假一日，腊、寒食二日，毋出役院。病者释钳校、给假，疾差陪役。谋反者男女奴婢没为官奴婢，隶司农，七十者免之。凡役，男子入于蔬圃，女子入于厨饎。

　　流移人在道疾病，妇人免乳，祖父母、父母丧，男女奴婢死，皆给假，授程粮。

　　非反逆缘坐，六岁纵之，特流者三岁纵之，有官者得复仕。

　　初，太宗以古者断狱，讯于三槐、九棘，乃诏：“死罪，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尚书等平议之；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凡所以纤悉条目，必本于仁恕。然自张蕴古之死也，法官以失出为诫，有失入者，又不加罪，自是吏法稍密。帝以问大理卿刘德威，对曰：“律，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失入无辜，而失出为大罪，故吏皆深文。”帝矍然，遂命失出入者皆如律，自此吏亦持平。

　　十四年，诏流罪无远近皆徙边要州。后犯者浸少。十六年，又徙死罪以实西州，流者戍之，以罪轻重为更限。　　广州都督赏仁弘尝率乡兵二千助高祖起，封长沙郡公。仁弘交通豪酋，纳金宝，没降獠为奴婢，又擅赋夷人。既还，有舟七十。或告其赃，法当死。帝哀其老且有功，因贷为庶人，乃召五品以上，谓曰：“赏罚所以代天行法，今朕宽仁弘死，是自弄法以负天也。人臣有过，请罪于君，君有过，宜请罪于天。其令有司设藁席于南郊三日，朕将请罪。”房玄龄等曰：“宽仁弘不以私而以功，何罪之请？”百僚顿首三请，乃止。

　　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姿仁恕。初即位，有劝以威刑肃天下者，魏征以为不可，因为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爱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纳之，遂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四年，天下断死罪二十九人。六年，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然尝谓群臣曰：“吾闻语曰：一岁再赦，好人暗哑。吾有天下未尝数赦者，不欲诱民于幸免也。”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讫太宗世，用之无所变改。

　　高宗初即位，诏律学之士撰《律疏》。又诏长孙无忌等增损格敕，其曹司常务曰《留司格》，颁之天下曰《散颁格》。龙朔、仪凤中，司刑太常伯李敬玄、左仆射刘仁轨相继又加刊正。

　　武后时，内史裴居道、凤阁侍郎韦方质等又删武德以后至于垂拱诏敕为新格，藏于有司，曰《垂拱留司格》。神龙元年，中书令韦安石又续其后至于神龙，为《散颁格》。睿宗即位，户部尚书岑羲等又著《太极格》。　　玄宗开元三年，黄门监卢怀慎等又著《开元格》。至二十五年，中书令李林甫又著新格，凡所损益数千条，明年，吏部尚书宋璟又著后格，皆以开元名书。天宝四载，又诏刑部尚书萧炅稍复增损之。肃宗、代宗无所改造。至德宗时，诏中书门下选律学之士，取至德以来制敕奏谳，掇其可为法者藏之，而不名书。　　宪宗时，刑部侍郎许孟容等删天宝以后敕为《开元格后敕》。

　　文宗命尚书省郎官各删本司敕，而丞与侍郎覆视，中书门下参其可否而奏之，为《大和格后敕》。开成三年，刑部侍郎狄兼篸采开元二十六年以后至于开成制敕，删其繁者，为《开成详定格》。

　　宣宗时，左卫率府仓曹参军张戣以刑律分类为门，而附以格敕，为《大中刑律统类》，诏刑部颁行之。

　　此其当世所施行而著见者，其余有其书而不常行者，不足纪也。

　　《书》曰：“慎乃出令。”盖法令在简，简则明，行之在久，久则信，而中材之主，庸愚之吏，常莫克守之，而喜为变革。至其繁积，则虽有精明之士不能遍习，而吏得上下以为奸，此刑书之弊也。盖自高宗以来，其大节鲜可纪，而格令之书，不胜其繁也。

　　高宗既昏懦，而继以武氏之乱，毒流天下，几至于亡。自永徽以后，武氏已得志，而刑滥矣。当时大狱，以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杂按，谓之“三司”，而法吏以惨酷为能，至不释枷而笞棰以死者，皆不禁。律有杖百，凡五十九条，犯者或至死而杖未毕，乃诏除其四十九条，然无益也。武后已称制，惧天下不服，欲制以威，乃修后周告密之法，诏官司受讯，有言密事者，驰驿奏之。自徐敬业、越王贞、琅邪王冲等起兵讨乱，武氏益恐。乃引酷吏周兴、来俊臣辈典大狱，与侯思止、王弘义、郭弘霸、李敬仁、康韦、卫遂忠等集告事数百人，共为罗织，构陷无辜。自唐之宗室与朝廷之士，日被告捕，不可胜数，天下之人，为之仄足，如狄仁杰、魏元忠等皆几不免。左台御史周矩上疏曰：“比奸憸告讦，习以为常。推劾之吏，以深刻为功，凿空争能，相矜以虐。泥耳囊头，摺胁签爪，县发燻耳，卧邻秽溺，刻害支体，糜烂狱中，号曰‘狱持’；闭绝食饮，昼夜使不得眠，号曰‘宿囚’。残贼威暴，取决目前。被诬者苟求得死，何所不至？为国者以仁为宗，以刑为助，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愿陛下缓刑用仁，天下幸甚！”武后不纳。麟台正字陈子昂亦上书切谏，不省。及周兴、来俊臣等诛死，后亦老，其意少衰，而狄仁杰、姚崇、宋璟、王及善相与论垂拱以来酷滥之冤，太后感寤，由是不复杀戮。然其毒虐所被，自古未之有也。大足元年，乃诏法司及推事使敢多作辩状而加语者，以故入论。中宗、韦后继以乱败。

　　玄宗自初即位，励精政事，常自选太守、县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县，民获安乐，二十年间，号称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是岁刑部所断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往时大理狱，相传鸟雀不栖，至是有鹊巢其庭树，群臣称贺，以为几致刑错。然而李林甫用事矣，自来俊臣诛后，至此始复起大狱，以诬陷所杀数十百人，如韦坚、李邕等皆一时名臣，天下冤之。而天子亦自喜边功，遣将分出以击蛮夷，兵数大败，士卒死伤以万计，国用耗乏，而转漕输送，远近烦费，民力既弊，盗贼起而狱讼繁矣。天子方侧然，诏曰：“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释械系。杖，古以代肉刑也，或犯非巨蠹而棰以至死，其皆免，以配诸军自效。民年八十以上及重疾有罪，皆勿坐。侍丁犯法，原之俾终养。”以此施德其民。然巨盗起，天下被其毒，民莫蒙其赐也。

　　安、史之乱，伪官陆大钧等背贼来归，及庆绪奔河北，胁从者相率待罪阙下，自大臣陈希烈等合数百人。以御史大夫李岘、中丞崔器等为三司使，而肃宗方喜刑名，器亦刻深，乃以河南尹达奚珣等三十九人为重罪，斩于独柳树者十一人，珣及韦恒腰斩，陈希烈等赐自尽于狱中者七人，其余决重杖死者二十一人。以岁除日行刑，集百官临视，家属流窜。初，史思明、高秀岩等皆自拔归命，闻珣等被诛，惧不自安，乃复叛。而三司用刑连年，流贬相继。及王玙为相，请诏三司推核未已者，一切免之。然河北叛人畏诛不降，兵连不解，朝廷屡起大狱。肃宗后亦悔，叹曰：“朕为三司所误。”临崩，诏天下流人皆释之。

　　代宗性仁恕，常以至德以来用刑为戒。及河、洛平，下诏河北、河南吏民任伪官者，一切不问。得史朝义将士妻子四百余人，皆赦之。仆固怀恩反，免其家，不缘坐。剧贼高玉聚徒南山，啗人数千，后擒获，会赦，代宗将贷其死，公卿议请为菹醢，帝不从，卒杖杀之。谏者常讽帝政宽，故朝廷不肃。帝笑曰：“艰难时无以逮下，顾刑法峻急，有威无恩，朕不忍也。”即位五年，府县寺狱无重囚。故时，别敕决人捶无数。宝应元年，诏曰：“凡制敕与一顿杖者，其数止四十；至到与一顿及重杖一顿、痛杖一顿者，皆止六十。”

　　德宗性猜忌少恩，然用刑无大滥。刑部侍郎班宏言：“谋反、大逆及叛、恶逆四者，十恶之大也，犯者宜如律。其余当斩、绞刑者，决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极法。”故时，死罪皆先决杖，其数或百或六十，于是悉罢之。

　　宪宗英果明断，自即位数诛方镇，欲治僭叛，一以法度，然于用刑喜宽仁。是时，李吉甫、李绛为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赏罚，陛下频降赦令，蠲逋负，赈饥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举，中外有懈怠心。”绛曰：“今天下虽未大治，亦未甚乱，乃古平国用中典之时。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乱之世，始专任刑法。吉甫之言过矣。”宪宗以为然。司空于頔亦讽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谓宰相曰：“頔怀奸谋，欲朕失人心也。”元和八年，诏：“两京、关内、河东、河北、淮南、山南东西道死罪十恶、杀人、铸钱、造印，若强盗持仗劫京兆界中及它盗赃逾三匹者，论如故。其余死罪皆流天德五城，父祖子孙欲随者，勿禁。”盖刑者，政之辅也。政得其道，仁义兴行，而礼让成俗，然犹不敢废刑，所以为民防也，宽之而已。今不隆其本、顾风俗谓何而废常刑，是弛民之禁，启其奸，由积水而决其防。故自玄宗废徒杖刑，至是又废死刑，民未知德，而徒以为幸也。

　　穆宗童昏，然颇知慎刑法，每有司断大狱，令中书舍人一人参酌而轻重之，号“参酌院”。大理少卿崔杞奏曰：“国家法度，高祖、太宗定制二百余年矣。《周礼》：正月布刑，张之门闾及都鄙邦国，所以屡丁宁，使四方谨行之。大理寺，陛下守法之司也。今别设参酌之官，有司定罪，乃议其出入，是与夺系于人情，而法官不得守其职。昔子路问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臣以为参酌之名不正，宜废。”乃罢之。

　　大和六年，兴平县民上官兴以醉杀人而逃，闻械其父，乃自归。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就刑免父，请减死。诏两省议，以为杀人者死，百王所守；若许以生，是诱之杀人也。谏官亦以为言。文宗以兴免父囚，近于义，杖流灵州，君子以为失刑。文宗好治，躬自谨畏，然阉宦肆孽不能制。至诛杀大臣，夷灭其族，滥及者不可胜数，心知其冤，为之饮恨流涕，而莫能救止。盖仁者制乱，而弱者纵之，然则刚强非不仁，而柔弱者仁之贼也。

　　武宗用李德裕诛刘稹等，大刑举矣，而性严刻。故时，窃盗无死，所以原民情迫于饥寒也，至是赃满千钱者死，至宣宗乃罢之。而宣宗亦自喜刑名，常曰：“犯我法，虽子弟不宥也。”然少仁恩，唐德自是衰矣。

　　盖自高祖、太宗除隋虐乱，治以宽平，民乐其安，重于犯法，致治之美，几乎三代之盛时。考其推心恻物，其可谓仁矣！自高宗、武后以来，毒流邦家，唐祚绝而复续。玄宗初励精为政，二十年间，刑狱减省，岁断死罪才五十八人。以此见致治虽难，勉之则易，未有为而不至者。自此以后，兵革遂兴，国家多故，而人主规规，无复太宗之志。其虽有心于治者，亦不能讲考大法，而性有宽猛，凡所更革，一切临时苟且，或重或轻，徒为繁文，不足以示后世。而高祖、太宗之法，仅守而存。故自肃宗以来，所可书者几希矣；懿宗以后，无所称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