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书》沈约

　　夫有国有家者，礼仪之用尚矣。然而历代损益，每有不同，非务相改，随时之宜故也。汉文以人情季薄，国丧革三年之纪；光武以中兴崇俭，七庙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矫，终敛去袭称之数；晋武以丘郊不异，二至并南北之祀。互相即袭，以讫于今，岂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应时之变而已。且闵子讥古礼，退而致事；叔孙创汉制，化流后昆。由此言之，任己而不师古，秦氏以之致亡；师古而不适用，王莽所以身灭。然则汉、魏以来，各揆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仪。司马彪集后汉众注，以为《礼仪志》，校其行事，已与前汉颇不同矣。况三国鼎峙，历晋至宋，时代移改，各随事立。自汉末剥乱，旧章乖弛，魏初则王粲、卫觊典定众仪；蜀朝则孟光、许慈创理制度；晋始则荀鳷、郑冲详定晋礼；江左则荀崧、刁协缉理乖紊。

　　其间名儒通学，诸所论叙，往往新出，非可悉载。今抄魏氏以后经国诞章，以备此志云。

　　魏文帝虽受禅于汉，而以夏数为得天，故黄初元年诏曰：“孔子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圣人集群代之美事，为后王制法也。　　《传》曰‘夏数为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于正朔，当依虞、夏故事。若殊徽号，异器械，制礼乐，易服色，用牲币，自当随土德之数。每四时之季月，服黄十八日，腊以丑，牲用白，其饰节旄，自当赤，但节幡黄耳。其余郊祀天地朝会四时之服，宜如汉制。宗庙所服，一如《周礼》。”尚书令桓阶等奏：“据三正周复之义，国家承汉氏人正之后，当受之以地正，牺牲宜用白，今从汉十三月正，则牺牲不得独改。今新建皇统，宜稽古典先代，以从天命，而告朔牺牲，壹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义也。”诏曰：“服色如所奏。其余宜如虞承唐，但腊日用丑耳，此亦圣人之制也。”

　　明帝即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议多异同，故持疑不决。久乃下诏曰：“黄初以来，诸儒共论正朔，或以改之为宜，或以不改为是，意取驳异，于今未决。朕在东宫时闻之，意常以为夫子作《春秋》，通三统，为后王法。正朔各从色，不同因袭。自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继，同体异德；或纳大麓，受终文祖；或寻干戈，从天行诛。虽遭遇异时，步骤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用服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由此言之，何必以不改为是邪！”

　　于是公卿以下博议。侍中高堂隆议曰：“按自古有文章以来，帝王之兴，受禅之与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贞。’‘有孚改命吉。’‘汤武革命，应乎天，从乎人。’其义曰，水火更用事，犹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验》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应天地三气三色。’《书》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阳氏以十一月为正，荐玉以赤缯。高辛氏以十三月为正，荐玉以白缯。’《尚书传》曰：‘舜定钟石，论人声，乃及鸟兽，咸变于前。故更四时，改尧正。’《诗》曰：‘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传》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诗推度灾》曰：‘如有继周而王者，虽百世可知。以前检后，文质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复者，正色也，二而复者，文质也。’以前检后，谓轩辕、高辛、夏后氏、汉，皆以十三月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为正；高阳、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为正。后虽百世，皆以前代三而复也。《礼大传》曰：‘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乐稽曜嘉》曰：‘禹将受位，天意大变，迅风雷雨，以明将去虞而适夏也。是以舜禹虽继平受禅，犹制礼乐，改正朔，以应天从民。夏以十三月为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殷以十二月为正，法物之牙，其色尚白。周以十一月为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能察其类，能正其本，则岳渎致云雨，四时和，五稼成，麟皇翔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蚀之。’《传》曰：‘当夏四月，是谓孟夏。’《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明于天地之理，故必移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圣人之宝，质文再而改，穷则相承，周则复始，正朔改则天命显。’凡典籍所记，不尽于此，略举大较，亦足以明也。”太尉司马懿、尚书仆射卫臻、尚书薛悌、中书监刘放、中书侍郎刁干、博士秦静、赵怡、中候中诏季岐以为宜改；侍中缪袭、散骑常侍王肃、尚书郎魏衡、太子舍人黄史嗣以为不宜改。　　青龙五年，山茌县言黄龙见。帝乃诏三公曰：昔在庖牺，继天而王，始据木德，为群代首。自兹以降，服物氏号，开元著统者，既膺受命历数之期，握皇灵迁兴之运，承天改物，序其纲纪。虽炎、黄、少昊、颛顼、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袭，同气共祖，犹豫昭显所受之运，著明天人去就之符，无不革易制度，更定礼乐，延群后，班瑞信，使之焕炳可述于后也。至于正朔之事，当明示变改，以彰异代，曷疑其不然哉！

　　文皇帝践阼之初，庶事草创，遂袭汉正，不革其统。朕在东宫，及臻在位，每览书籍之林，总公卿之议。夫言三统相变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者，无其言也。

　　《历志》曰：“天统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统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统之正在寅，物成而黑。”但含生气，以微成著。故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登降周旋，终则又始，言天地与人所以相通也。仲尼以大圣之才，祖述尧、舜，范章文、武，制作《春秋》，论究人事，以贯百王之则。故于三微之月，每月称王，以明三正迭相为首。夫祖述尧、舜，以论三正，则其明义，岂使近在殷、周而已乎！朕以眇身，继承洪绪，既不能绍上圣之遗风，扬先帝之休德，又使王教之弛者不张，帝典之阙者未补，亹亹之德不著，亦恶可已乎！

　　今推三统之次，魏得地统，当以建丑之月为正。考之群艺，厥义彰矣。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戎事乘黑首之白马，建大赤之旗，朝会建大白之旗。春夏秋冬孟仲季月，虽与正岁不同，至于郊祀迎气，礿、祀、烝、尝、巡狞、搜田，分至启闭，班宣时令，中气晚早，敬授民事，诸若此者，皆以正岁斗建为节。此历数之序，乃上与先圣合符同契，重规叠矩者也。今遵其义，庶可以显祖考大造之基，崇有魏维新之命。于戏！王公群后，百辟卿士，靖康厥职，帅意无怠，以永天休。司徒露布，咸使闻知，称朕意焉。

　　案服色尚黄，据土行也。牺牲旂旗，一用殷礼，行殷之时故也。《周礼》巾车职，“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则周以正色之旗朝，以先代之旗即戎。　　魏用殷礼，变周之制，故建大白朝，大赤即戎也。明帝又诏曰：“以建寅之月为正者，其牲用玄；以建丑之月为正者，其牲用白；以建子之月为正者，其牲用骍。此为牲色各从其正，不随所祀之阴阳也。祭天不嫌于用玄，则祭地不得独疑于用白也。

　　天地用牲，得无不宜异邪？更议。”于是议者各有引据，无适可从。又诏曰：“诸议所依据各参错，若阳祀用骍，阴祀用黝，复云祭天用玄，祭地用黄，如此，用牲之义，未为通也。天地至尊，用牲当同以所尚之色，不得专以阴阳为别也。今祭皇皇帝天、皇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庙，皆宜同。其别祭五郊，各随方色，祭日月星辰之类用骍，社稷山川之属用玄，此则尊卑方色，阴阳众义暢矣。”

　　三年正月，帝崩，齐王即位。是年十二月，尚书卢毓奏：“烈祖明皇帝以今年正日弃离万国。《礼》，忌日不乐，甲乙之谓也。烈祖明皇帝建丑之月弃天下，臣妾之情，于此正日，有甚甲乙。今若以建丑正朝四方，会群臣，设盛乐，不合于礼。”

　　博士乐祥议：“正日旦受朝贡，群臣奉贽；后五日，乃大宴会作乐。”太尉属硃诞议：“今因宜改之际，还修旧则，元首建寅，于制为便。”大将军属刘肇议：“宜过正一日乃朝贺大会，明令天下，知崩亡之日不朝也。”诏曰：“省奏事，五内断绝，奈何奈何！烈祖明皇帝以正日弃天下，每与皇太后念此日至，心有剥裂。不可以此日朝群辟，受庆贺也。月二日会，又非故也。听当还夏正月。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子孙哀惨永怀。又夏正朔得天数者，其以建寅之月为岁首。”

　　晋武帝泰始二年九月，群公奏：“唐尧、舜、禹不以易祚改制；至于汤、武，各推行数。宣尼答为邦之问，则曰行夏之时，辂冕之制，通为百代之言。盖期于从政济治，不系于行运也。今大晋继三皇之踪，踵舜、禹之迹，应天从民，受禅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有虞遵唐故事，于义为弘。”奏可。孙盛曰：“仍旧，非也。且晋为金行，服色尚赤，考之天道，其违甚矣。”及宋受禅，亦如魏、晋故事。

　　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议：“古者有年数，无年号，汉初犹然。或有世而改，有中元、后元。元改弥数，中、后之号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隐公元年，则简而易知。载汉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则后不见。宜若古称元而已。”

　　明帝不从。乃诏曰：“先帝即位之元，则有延康之号，受禅之初，亦有黄初之称。

　　今名年可也。”于是尚书奏：“《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宜为太和元年。”诏（缺七字）

　　周之五礼，其五为嘉。嘉□□《春秋左氏传》曰：“晋侯问襄公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晋侯曰：‘十二年矣，是谓一终，一星终也。　　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为冠具。’武子对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礼行之，以金石之乐节之，以先君之祧处之。今君在行，未可具也。请及兄弟之国而假备焉。’晋侯许诺。还及卫，冠于成公之庙，假钟磬焉，礼也。”贾、服说皆以为人君礼十二而冠也。《古尚书》说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岁崩，周公以壬午岁出居东，以癸未岁反。《礼》周公冠成王，命史祝辞。辞，告也；是除丧冠也。周公居东未反，成王冠弁以开金滕之书，时十六矣。

　　是成王年十五服除，周公冠之而后出也。按《礼》、《传》之文，则天子诸侯近十二，远十五，必冠矣。《周礼》虽有服冕之数，而无天子冠文。《仪礼》云：“公侯之有冠礼，夏之末造。”王、郑皆以为夏末上下相乱，篡弑由生，故作公侯冠礼，则明无天子冠礼之审也。大夫又无冠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周人年五十而有贤才，则试以大夫之事，犹行士礼也。故筮日筮宾，冠于阼以著代，醮于客位，三加弥尊，皆士礼耳。然汉氏以来，天子诸侯，颇采其议。《志》曰“仪从《冠礼》”是也。汉顺帝冠，又兼用曹褒新礼；褒新礼今不存。《礼仪志》又云：“乘舆初加缁布进贤，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于高庙。王公以下，初加进贤而已。”按此文始冠缁布，从古制也，冠于宗庙是也。魏天子冠一加，其说曰，士礼三加，加有成也。至于天子诸侯，无加数之文者，将以践阼临民，尊极德备，岂得复与士同？此言非也。夫以圣人之才，犹三十而立，况十二之年，未及志学，便谓德成，无所劝勉，非理实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孙毓以为一加再加皆非也。《礼》词曰“令月吉日”，又“以岁之正，以月之令”。鲁襄公冠以冬，汉惠帝冠以三月，明无定月也。后汉以来，帝加元服，咸以正月。晋咸宁二年秋闰九月，遣使冠汝南王柬，此则晋礼亦有非必岁首也。《礼》冠于庙，魏以来不复在庙。然晋武、惠冠太子，皆即庙见，斯亦拟在庙之仪也。晋穆帝、孝武将冠，先以币告庙，讫又庙见也。

　　晋惠帝之为太子将冠也，武帝临轩，使兼司徒高阳王珪加冠，兼光禄勋、屯骑校尉华暠赞冠。江左诸帝将冠，金石宿设，百僚陪位。又豫于殿上铺大床。御府令奉冕帻簪导衮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帻，太保加冕。将加冕，太尉跪读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衮职。钦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无极。眉寿惟祺，介兹景福。”加冕讫，侍中系玄紞。侍中脱绛纱服，加衮服。冠事毕，太保率群臣奉觞上寿，王公以下三称万岁，乃退。按仪注，一加帻冕而已。宋冠皇太子及蕃王，亦一加也。官有其注。晋武帝泰始十年，南宫王承年十五，依旧应冠。有司议奏：“礼十五成童。国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宜。又汉、魏遣使冠诸王，非古典。”于是制诸王十五冠，不复加命。元嘉十一年，营道侯将冠。诏曰：“营道侯义綦可克日冠。外详旧施行。”何桢《冠仪约制》及王堪私撰《冠仪》，亦皆家人之可遵用者也。魏齐王正始四年，立皇后甄氏，其仪不存。

　　晋武帝咸宁二年，临轩，遣太尉贾充策立后杨氏，纳悼后也。因大赦，赐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礼。太康八年，有司奏：“昏礼纳征，大昏用玄纁，束帛加珪，马二驷；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马为庭实，天子加谷珪，诸侯加大璋。可依《周礼》改璧用璋，其羊、雁、酒、米、玄纁如故。　　诸侯昏礼加纳采吉期迎各帛五匹，及纳征马四匹，皆令夫家自备，唯璋官为具之。”

　　尚书硃整议：“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礼，天子诸侯以皮马为庭实，天子加以谷珪，诸侯加以大璋。汉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马四匹。魏聘后、王娶妃、公主嫁之礼，用绢百九十匹。晋兴，故事用绢三百匹。”

　　诏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为备物，赐钱使足而已。唯给璋，余如故事。”

　　成帝咸康二年，临轩，遣使兼太保领军将军诸葛恢、兼太尉护军将军孔愉六礼备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宫。帝御太极殿，群臣毕贺，非礼也。王者昏礼，礼无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纪》。《谷梁》、《左氏》说与《公羊》又不同，而汉、魏遗事阙略者众。晋武、惠纳后，江左又无复仪注，故成帝将纳杜后，太常华恆始与博士参定其仪。据杜预《左氏传》说主婚，是供其婚礼之币而已。又周灵王求婚于齐，齐侯问于晏桓子，桓子对曰：“夫妇所生若而人，姑姊妹则称先守某公之遗女若而人。”此则天子之命，自得下达，臣下之答，径自上通。先儒以为丘明详录其事，盖为王者婚娶之礼也。故成帝临轩遣使称制拜后。然其仪注，又不具存。

　　康帝建元元年，纳后褚氏。而仪注陛者不设旄头。殿中御史奏：“今迎皇后，依昔成恭皇后入宫御物，而仪注至尊衮冕升殿，旄头不设，求量处。又案昔迎恭皇后，唯作青龙旗，其余皆即御物。今当临轩遣使，而立五牛旂旗，旄头毕罕并出。

　　即用旧制，今阙。”诏曰：“所以正法服升太极者，以敬其始，故备其礼也。今云何更阙所重而撤法物邪？又恭后神主入庙，先帝诏后礼宜有降，不宜建五牛旗，而今犹复设之邪？既不设五牛旗，则旄头毕罕之器易具也。”又诏曰：“旧制既难准，且于今而备，亦非宜。府库之储，唯当以供军国之费耳。法服仪饰粗令举，其余兼副杂器，停之。”及至穆帝升平元年，将纳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始更大引经传及诸故事，以正其礼，深非公羊婚礼不称主人之义。又曰：“王者之于四海，无非臣妾。虽复父兄之亲，师友之贤，皆纯臣也。夫崇三纲之始，以定乾坤之仪，安有天父之尊，而称臣下之命，以纳伉俪；安有臣下之卑，而称天父之名，以行大礼。远寻古礼，无王者此制；近求史籍，无王者此比。于情不安，于义不通。案咸宁二年，纳悼皇后时，弘训太后母临天下，而无命戚属之臣为武皇父兄主婚之文。又考大晋已行之事，咸宁故事，不称父兄师友，则咸康华恆所上合于旧也。臣愚谓今纳后仪制，宜一依咸康故事。”于是从之。

　　华恆所定六礼，云宜依汉旧及大晋已行之制，此恆犹识前事，故王彪之多从咸康，由此也。惟以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而咸康群臣贺为失礼；故但依咸宁上礼，不复贺也。其告庙六礼版文等仪，皆彪之所定也。详推有典制，其纳采版文玺书曰：“皇帝咨前太尉参军何琦，浑元资始，肇经人伦，爰及夫妇，以奉天地宗庙社稷，谋于公卿，咸以为宜率由旧典。今使使持节太常彪之、宗正综以礼纳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访婚陋族，备数采择。臣从祖弟故散骑侍郎准之遗女，未闲教训，衣履若而人，钦承旧章，肃奉典制。前太尉参军都乡侯粪土臣何琦稽首再拜承制诏。”

　　次问名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两仪配合，承天统物，正位于内，必俟令族，重章旧典。今使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以礼问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诏，问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禄大夫雩娄侯桢之遗玄孙，先臣故豫州刺史关中侯恽之曾孙，先臣安丰太守关中侯睿之孙，先臣故散骑侍郎准之遗女。外出自先臣故尚书左丞胄之外曾孙，先臣故侍中关内侯夷之外孙女，年十七。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次纳吉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人谋龟从，佥曰贞吉，敬从典礼。今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以礼纳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诏，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忧惧不堪。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次纳征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之女，有母仪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庙，永承天祚。以玄絺皮帛马羊钱璧，以章典礼。今使使持节司徒某、太常某，以礼纳征。”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宠以典礼，备物典策。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次请期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谋于公卿，大筮元龟，罔有不臧，率遵典礼。今使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以礼请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某重宣中诏，吉日惟某可迎。臣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次亲迎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岁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礼以迎。今使使持节太保某、太尉某以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诏。令月吉辰，备礼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两，臣蝝蚁之族，猥承大礼，忧惧战悸。钦承旧章，肃奉典制。”其稽首承诏皆如初答。

　　孝武纳王皇后，其礼亦如之。其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皆用白雁白羊各一头，酒米各十二斛。唯纳征羊一头，玄絺用帛三匹，绛二匹，绢二百匹，虎皮二枚，钱二百万，玉璧一枚，马六头，酒米各十二斛，郑玄所谓五雁六礼也。其珪马之制，备物之数，校太康所奏，又有不同，官有其注。古者昏、冠皆有醮，郑氏醮文三首具存。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纳妃，六礼文与纳后不异。百官上礼。其月壬戌，于太极殿西堂叙宴二宫队主副、司徒征北镇南三府佐、扬兗江三州纲、彭城江夏南谯始兴武陵庐陵南丰七国侍郎以上，诸二千石在都邑者，并豫会。又诏今小会可停妓乐，时有临川曹太妃服。

　　明帝泰始五年十一月，有司奏：“按晋江左以来，太子昏，纳征，礼用玉一，虎皮二，未详何所准况。或者虎取其威猛有彬炳，玉以象德而有温润。栗珪璋既玉之美者，豹皮义兼炳蔚，熊罴亦昏礼吉征，以类取象，亦宜并用，未详何以遗文。

　　晋氏江左，礼物多阙，后代因袭，未遑研考。今法章徽仪，方将大备。宜宪范经籍，稽诸旧典。今皇太子昏，纳征，礼合用珪璋豹皮熊罴皮与不？下礼官详依经记更正。

　　若应用者，为各用一？为应用两？”博士裴昭明议：“案《周礼》，纳征，玄纁束帛俪皮。郑玄注云：束帛，以仪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纳征，以虎豹皮各一具。岂谓婚礼不辨王公之序，故取虎豹皮以尊革其事乎？虎豹虽文，而征礼所不用。

　　熊罴吉祥，而婚典所不及。珪璋虽美，或为用各异。今帝道弘明，徽则光阐，储皇聘纳，宜准经诰。凡诸僻谬，并合详裁。虽礼代不同，文质或异，而郑为儒宗，既有明说，守文浅见，盖有惟疑。兼太常丞孙诜议以为：‘聘币之典，损益惟义，历代行事，取制士婚。若珪璋之用，实均璧品，采豹之彰，义齐虎文，熊罴表祥，繁衍攸寄。今储后崇聘，礼先训远，皮玉之美，宜尽晖备。《礼》称束帛俪皮，则珪璋数合同璧，熊罴文豹，各应用二。’长兼国子博士虞龢议：‘案《仪》《礼》纳征，直云玄絺束帛杂皮而已。《礼记郊特牲》云虎豹皮与玉璧，非虚作也。则虎豹之皮，居然用两，珪璧宜仍旧各一也。’参诜、龢二议不异，今加珪璋各一，豹熊罴皮各二，以龢议为允。”诏可。

　　晋武帝太始十年，将聘拜三夫人九嫔。有司奏：“礼，皇后聘以谷珪，无妾媵礼贽之制。”诏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于是临轩使使持节兼太常拜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嫔。汉、魏之礼，公主居第，尚公主者来第成婚。司空王朗以为不可，其后乃革。

　　凡遣大使拜皇后、三公，及冠皇太子，及拜蕃王，帝皆临轩。其仪，太乐令宿设金石四厢之乐于殿前。漏上二刻，侍中、侍臣、冗从仆射、中谒者、节骑郎、虎贲，旄头遮列，五牛旗皆入。虎贲中郎将、羽林监分陛端门内。侍御史、谒者各一人监端门。廷尉监、平分陛东、西中华门。漏上三刻，殿中侍御史奏开殿之殿门、南止车门、宣阳城门。军校、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升殿夹御座。尚书令以下应阶者以次入。治礼引大鸿胪入，陈九宾。漏上四刻，侍中奏：“外办。”皇帝服衮冕之服，升太极殿，临轩南面。谒者前北面一拜，跪奏：“大鸿胪臣某稽首言，群臣就位。谨具。”侍中称制曰：“可。”谒者赞拜，在位皆再拜。大鸿胪称臣一拜，仰奏：“请行事。”侍中称制曰；“可。”鸿胪举手曰：“可行事。”谒者引护当使者当拜者入就拜位。四厢乐作。将拜，乐止。礼毕出。　　官有其注。旧时岁旦，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门，以禳恶气。《汉仪》，则仲夏之月设之，有桃卯，无磔鸡。案明帝大修禳礼，故何晏禳祭议据鸡牲供禳衅之事，磔鸡宜起于魏也。桃卯本汉所以辅，卯金又宜魏所除也，但未详改仲夏在岁旦之所起耳。宋皆省，而诸郡县此礼往往犹存。

　　上代聘享之礼，虽颇见经传，然首尾不全。《叔孙通传》载通所制汉元会仪，纲纪粗举，施于今，又未周备也。魏国初建，事多兼阙，故黄初三年，始奉璧朝贺。

　　何承天云，魏元会仪无存者。案何桢《许都赋》曰：“元正大飨，坛彼西南。旗幕峨峨，檐宇弘深。”王沈《正会赋》又曰：“华幄映于飞云，硃幕张于前庭。絙青帷于两阶，象紫极之峥嵘。延百辟于和门，等尊卑而奉璋。”此则大飨悉在城外，不在宫内也。臣案魏司空王朗奏事曰：“故事，正月朔，贺。殿下设两百华灯，对于二阶之间。端门设庭燎火炬，端门外设五尺、三尺灯。月照星明，虽夜犹昼矣。”

　　如此，则不在城外也。何、王二赋，本不在洛京。何云《许都赋》，时在许昌也。

　　王赋又云“朝四国于东巡”，亦赋许昌正会也。

　　晋武帝世，更定元会注，今有《咸宁注》是也。傅玄《元会赋》曰：“考夏后之遗训，综殷、周之典艺，采秦、汉之旧仪，定元正之嘉会。”此则兼采众代可知矣。《咸宁注》，先正一日，守宫宿设王公卿校便坐于端门外，大乐鼓吹又宿设四厢乐及牛马帷皞于殿前。夜漏未尽十刻，群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贺谒报，又贺皇后。还从云龙东中华门入谒，诣东皞下便坐。漏未尽七刻，群司乘车与百官及受贽郎下至计吏，皆入，诣陛部立。其陛卫者，如临轩仪。漏未尽五刻，谒者仆射、大鸿胪各奏：“群臣就位定。”漏尽，侍中奏：“外办。”皇帝出，钟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导皇帝升御座，钟鼓止，百官起。大鸿胪跪奏：“请朝贺。”治礼郎赞：“皇帝延王登。”大鸿胪跪赞：“蕃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贺。”太常报：“王悉登。”谒者引上殿，当御座。皇帝兴，王再拜。皇帝坐，复再拜，跪置璧御座前，复再拜。成礼讫，谒者引下殿，还故位。治礼郎引公、特进、匈奴南单于子、金紫将军当大鸿胪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当大行令西，皆北面伏。

　　大鸿胪跪赞：“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雁雉，再拜贺。”太常赞：“皇帝延君登。”礼引公至金紫将军上殿，当御座。皇帝兴，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座前，复再拜。成礼讫，赞者引下殿，还故位。王公置璧成礼时，大行令并赞，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礼讫，以贽授受贽郎，郎以璧帛付谒者，羔雁雉付太官。太乐令跪请奏雅乐，以次作乐。乘黄令乃出车，皇帝罢入，百官皆坐。昼漏上水六刻，诸蛮夷胡客以次入，皆再拜讫，坐。御入三刻，又出。钟鼓作。谒者仆射跪奏：“请群臣上。”谒者引王公至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谒者引王诣尊酌寿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座前。王还自酌，置位前。谒者跪奏：“蕃王臣某等奉觞再拜，上千万岁寿。”侍中曰：“觞已上。”百官伏称万岁，四厢乐作，百官再拜。已饮，又再拜。谒者引诸王等还本位。陛者传就席，群臣皆跪诺。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各于殿上上寿酒，登歌乐升，太官令又行御酒。御酒升阶，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进御座前。乃行百官酒。太乐令跪奏：“奏登歌。”

　　三。终，乃降。太官令跪请御饭到陛，群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饭跪授大司农；尚食持案并授侍郎，侍郎跪进御座前。群臣就席，太乐令跪奏：“食。举乐。”太官行百官饭案遍。食毕，太乐令跪奏：“请进儛。”儛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请以次进众伎。”乃召诸郡计吏前，授敕戒于阶下。宴乐毕，谒者一人跪奏：“请罢退。”钟鼓作，群臣北面再拜出。江左更随事立位，大体亦无异也。　　宋有天下，多仍旧仪，所损益可知矣。　　晋江左注，皇太子出会者，则在三恪下、王公上。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升在三恪上。魏制，蕃王不得朝觐。明帝时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为常。晋泰始中，有司奏：“诸侯之国，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为二番，三岁而周，周则更始。　　若临时有解，却在明年。来朝之后，更满三岁乃复，不得从本数。朝礼执璧如旧朝之制。不朝之岁，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国，其有授任居外，则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礼，亦无朝聘之制，此礼遂废。　　正旦元会，设白虎樽于殿庭。樽盖上施白虎，若有能献直言者，则发此樽饮酒。

　　案《礼记》，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饮酒，师旷、李调侍，鼓钟。杜蒉自外来，闻钟声曰：“安在？”曰：“在寝。”杜蒉入寝，历阶而升，酌曰：“旷饮斯。”又酌曰：“调饮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饮之。降，趋而出。平公呼而进之曰：“蒉，曩者尔心或开予，是以不与尔言，尔饮旷，何也？”曰：“子卯不乐，知悼子在堂，斯其为子卯也大矣。旷也，太师也。不以诏，是以饮之也。”“尔饮调，何也。”

　　曰：“调也，君之亵臣也。为一饮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饮之也。”“尔饮，何也？”

　　曰：“蒉也宰夫，唯刀匕是供，又敢与知防，是以饮也。”平公曰；“寡人亦有过焉。酌而饮寡人。”杜蒉洗而扬觯。公谓侍者曰：“如我死，则必无废斯爵。”至于今，既毕献，斯扬觯，谓之“杜举”。白虎樽，盖杜举之遗式也。画为虎，宜是后代所加，欲令言者猛如虎，无所忌惮也。

　　汉以高帝十月定秦旦为岁首，至武帝虽改用夏正，然朔犹常飨会，如元正之仪。

　　魏、晋则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贺，因小会。其仪亚于岁旦，晋有其注。宋永初元年八月，诏曰：“庆冬使或遣不，役宜省，今可悉停。唯元正大庆，不得废耳。郡县遣冬使诣州及都督府者，亦宜同停。”

　　孙权始都武昌及建业，不立郊兆。至末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南郊，其地今秣陵县南十余里郊中是也。晋氏南迁，立南郊于巳地，非礼所谓阳位之义也。宋武大明三年九月，尚书右丞徐爰议：“郊祀之位，远古蔑闻。《礼记》‘燔柴于太坛，祭天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汉初甘泉河东禋埋易位，终亦徙于长安南北。　　光武绍祚，定二郊洛阳南北。晋氏过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议，纷然不一。又南出道狭，未议开阐，遂于东南巳地创立丘坛。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谓。今圣图重造，旧章毕新，南驿开涂，阳路修远。谓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博士司马兴之、傅郁、太常丞陆澄并同爰议。乃移郊兆于秣陵牛头山西，正在宫之午地。世祖崩，前废帝即位，以郊旧地为吉祥，移还本处。北郊，晋成帝世始立，本在覆舟山南。宋太祖以其地为乐游苑，移于山西北。后以其地为北湖，移于湖塘西北。其地卑下泥湿，又移于白石村东。其地又以为湖，乃移于钟山北京道西，与南郊相对。后罢白石东湖，北郊还旧处。　　南郊，皇帝散斋七日，致斋三日。官掌清者亦如之。致斋之朝，御太极殿幄坐。　　著绛纱袍，黑介帻，通天金博山冠。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兆尹众官悉坛东就位，太祝史牵牲入。到榜，禀牺令跪白：“请省牲。”举手曰：“盾。”太祝令绕牲，举手曰：“充。”太祝令牵牲诣庖。以二陶豆酌毛血，其一奠皇天神座前，其一奠太祖神座前。郊之日未明八刻，太祝令进馔，郎施馔。牲用茧栗二头，群神用牛一头。醴用翙鬯，藉用白茅。玄酒一器，器用匏陶，以瓦樽盛酒，瓦圩斟酒。璧用苍玉。蒯席各二，不设茵蓐。古者席藁，晋江左用蒯。车驾出，百官应斋及从驾填街先置者，各随申摄从事。上水一刻，御服龙衮，平天冠，升金根车，到坛东门外。博士、太常引入到黑攒。太祝令跪执匏陶，酒以灌地。皇帝再拜，兴。

　　群臣皆再拜伏。治礼曰：“兴。”博士、太常引皇帝至南阶，脱舄升坛，诣罍盥。

　　黄门侍郎洗爵，跪授皇帝。执樽郎授爵，酌秬鬯授皇帝。跪奠皇天神座前，再拜，兴。次诣太祖配天神座前，执爵跪奠，如皇天之礼。南面北向，一拜伏。太祝令各酌福酒，合置一爵中，跪进皇帝，再拜伏。饮福酒讫，博士、太常引帝从东阶下，还南阶。谒者引太常升坛，亚献。谒者又引光禄升坛，终献。讫，各降阶还本位。

　　太祝送神，跪执匏陶，酒以灌地。兴。直南行出坛门，治礼举手白，群臣皆再拜伏。

　　皇帝盘，治礼曰：“兴。”博士跪曰：“祠事毕，就燎。”博士、太常引皇帝就燎位，当坛东阶，皇帝南向立。太祝令以案奉玉璧牲体爵酒黍饭诸馔物，登柴坛施设之。治礼举手曰：“可燎。”三人持火炬上。火发。太祝令等各下坛。坛东西各二十人，以炬投坛，火半柴倾。博士仰白：“事毕。”皇帝出便坐。解严。天子有故，则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献，其亚献、终献，犹太常、光禄勋也。北郊斋、夕牲、进熟，及乘舆百官到坛三献，悉如南郊之礼；唯事讫，太祝令牲玉馔物诣坎置牲上讫，又以一牲覆其上。治礼举手曰：“可埋。”二十人俱时下土。填坎欲半，博士仰白：“事毕。”帝出。自魏以来，多使三公行事，乘舆罕出矣。魏及晋初，仪注虽不具存，所损益汉制可知也。江左以后，官有其注。

　　魏文帝诏曰：“汉氏不拜日于东郊，而旦夕常于殿下东面拜日，烦亵似家人之事，非事天郊神之道也。”黄初二年正月乙亥，朝日于东门之外。按《礼》，天子以春分朝日于东，秋分夕月于西，今正月，非其时也。《汉郊祀志》，帝郊泰畤，平旦出竹宫东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此为即用郊日，不俟二分也。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朔，朝日于东郊，八月己丑，夕月于西郊，此古礼也。《白虎通》：“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此其义也。《尚书大传》，迎日之词曰：“维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维予一人。某敬拜迎日于郊。”

　　吴时郎陈融奏《东郊颂》，吴时亦行此礼也。晋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旧车驾朝日，寒温未适，可不亲出。”诏曰：“礼仪宜有常；如所奏，与故太尉所撰不同，复为无定制。间者方难未平，故每从所奏。今戎事弭息，唯此为大。”案此诏，帝复为亲朝日也。此后废。

　　殷祠，皇帝散斋七日，致斋三日。百官清者亦如之。致斋之日，御太极殿幄坐，著绛纱袍，黑介帻，通天金博山冠。祠之日，车驾出，百官应斋从驾留守填街先置者，各依宣摄从事。上水一刻，皇帝著平冕龙衮之服，升金根车，到庙北门讫。治礼、谒者各引太乐、太常、光禄勋、三公等皆入在位。皇帝降车入庙，脱舄盥，及洗爵，讫，升殿。初献，奠爵，乐奏。太祝令跪读祝文，讫，进奠神座前，皇帝还本位。博士引太尉亚献，讫，谒者又引光禄勋终献。凡禘祫大祭，则神主悉出庙堂，为昭穆以安坐，不复停室也。晋氏又有阴室四殇，治礼引阴室以次奠爵于馔前。其功臣配飨者，设坐于庭，谒者奠爵于馔前。皇帝不亲祠，则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献，太常亚献，光禄勋终献也。四时祭祀，亦皆于将祭必先夕牲，其仪如郊。

　　晋武帝太始七年四月，帝将亲祠，车驾夕牲，而仪注还不拜。诏问其故。博士奏：“历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庙之礼也。”于是实拜而还，遂以为制。

　　太康中，有司奏议，十一月一日合朔奠、冬烝、夕牲同日，可有司行事。诏曰：“夕牲而令有司行事，非也。改择上旬他日。”案此则武帝夕牲必躬临拜，而江左以来复止也。晋元帝建武元年十月辛卯，即晋王位，行天子殷祭之礼，非常之事也。　　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应烝祠。中书侍郎范宁奏：“案《丧服》传，有死宫中者，三月不举祭，不别长幼之与贵贱也。皇女虽在婴孩，臣窃以为疑。”于是尚书奏使三公行事。昔汉灵帝世，立春尚斋迎气东郊，尚书左丞殴杀陌使于南书寺，于是诏书曰：“议郎蔡邕、博士任敏，问可斋祠不？得无不宜？”邕等对曰：“按上帝之祠，无所为废。宫室至大，陌使至微，日又宽，可斋无疑。”宁非不知有此议，然不从也。魏及晋初，祭仪虽不具存，江左则备矣。官有其注。

　　祠太社、帝社、太稷，常以岁二月八月二社日祠之。太祝令夕牲进熟，如郊庙仪。司空、太常、大司农三献也。官有其注。周礼王亲祭，汉以来，有司行事。汉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于国西北戌城地，祠仪比泰社。日月将交会，太史上合朔。

　　尚书先事三日，宣摄内外，戒严。挚虞《决疑》曰：“凡救蚀者，皆著赤帻，以助阳也。日将蚀，天子素服避正殿，内外严警，太史登灵台，伺候日变。更伐鼓于门，闻鼓音，侍臣皆著赤帻，带剑入侍。三台令史以上，皆各持剑立其户前。卫尉卿驰绕宫，伺察守备，周而复始。日复常，乃皆罢。”鲁昭公十七年，六月朔，日有蚀之。祝史请所由，叔孙昭子曰：“日有蚀之，天子不举乐，伐鼓于社；诸侯用敝于社，伐鼓于朝，礼也。”又以赤丝为绳系社，祝史陈辞以责之。社，勾龙之神，天子之上公，故责之。合朔，官有其注。

　　昔汉建安中，将王会，而太史上言正旦当日蚀，朝士疑会不。共诣尚书令荀文若谘之，时广平计吏刘劭在坐，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犹占水火，错失天时。《礼》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者四，日蚀在一。然则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者，或灾消异伏，或推术谬误也。”文若及众人咸喜而从之，遂朝会如旧，日亦不蚀。劭由此显名，魏史美而书之。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三月朔，太史奏日蚀而不蚀。晋文王时为大将军，大推史官不验之负。史官答曰；“合朔之时，或有日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则蔽障日体，使光景有亏，故谓之日蚀；日掩月，则日于月上过，谓之阴不侵阳，虽交无变。日月相掩必食之理，无术以知，是以尝禘郊社，日蚀则接祭，是亦前代史官不能审蚀也。自汉故事，以为日蚀必当于交。　　每至其时，申警百官，以备日变。故《甲寅诏》有备蚀之制，无考负之法。古来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皆无推日蚀法，但有考课疏密而已。负坐之条，由本无术可课，非司事之罪。”乃止。

　　晋武帝咸宁三年、四年，并以正旦合朔却元会，改魏故事也。晋元帝太兴元年四月合朔，中书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蚀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诸阴也。

　　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也。案尚书符，若日有变，便伐鼓于诸门，有违旧典。”诏曰：“所陈有正义，辄敕外改之。”　　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朝士复疑应却会与否。庾冰辅政，写刘劭议以示八坐，于时有谓劭为不得礼意，荀文若从之，是胜人之一失。故蔡谟遂著议非之曰：“劭论灾消异伏，又以慎、灶犹有错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审，其理诚然也。

　　而云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此则谬矣。灾祥之发，所以谴告人君，王者所重诫。故素服废乐，退避正寝，百官降物，用币伐鼓，躬亲而救之。夫敬诫之事，与其疑而废之，宁慎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于巷党，以丧不见星而行，故日蚀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见星也。今史官言当蚀，亦安知其不蚀乎？夫子、老聃豫行见星之防，而劭废之，是弃圣贤之成规也。鲁桓公壬申有灾，而以乙亥尝祭，《春秋》讥之。灾事既过，犹退惧未已，故废宗庙之祭；况闻天眚将至，行庆乐之会，于礼乖矣。《礼记》所云‘诸侯入门不得终礼者’，谓日官不豫言，诸侯既入，见蚀乃知耳；非先闻当蚀，而朝会不废也。别此，可谓失其义指。刘劭所执者《礼记》也；夫子、老聃巷党之事，亦《礼记》所言，复违而反之，进退无据。荀令所善，汉朝所从，遂使此言至今见称，莫知其谬。后来君子，将拟以为式，故正之云尔。”于是冰从众议，遂以却会。至永和中，殷浩辅政，又欲从刘劭议不却会。王彪之据咸宁、建元故事，又曰：“《礼》云，诸侯旅见天子，不得终礼而废者四，自谓卒暴有之，非为先存其事而徼幸史官推术缪错，故不豫废朝礼也。”于是又从彪之，相承至今。

　　耕籍之礼尚矣，汉文帝修之。及昭帝幼即大位，耕于钩盾弄田。明帝永平十五年二月，东巡，耕于下邳。章帝元和三年正月北巡，耕于怀县。魏三祖皆亲耕籍。　　晋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始耕祠先农，可令有司行事。诏曰：“夫民之大事，在祀与农。是以古之圣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庙之粢盛，且以训化天下。近代以来，耕籍止于数步中，空有慕古之名，曾无供祀训农之实，而有百官车徒之费。今修千亩之制，当与群公卿士，躬稼穑之艰难，以帅先天下。主者详具其制，并下河南处田地于东郊之南，洛水之北，平良中水者。若无官田，随宜便换，不得侵民人也。”

　　自此之后，其事便废，史注载多有阙。止元、哀二帝，将修耕籍，贺循等所上注，及裴宪为胡中所定仪，又未详允。　　元嘉二十年，太祖将亲耕，以其久废，使何承天撰定仪注。史学生山谦之已私鸠集，因以奏闻。乃下诏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一夫辍耕，饥者必及。

　　仓廪既实，礼节以兴。自顷在所贫耗，家无宿积，阴阳暂偏，则人怀愁垫；年或不稔，而病乏比室。诚由政德未孚，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广，地利多遗。宰守微化导之方，氓庶忘勤分之义。永言弘济，明发载怀。虽制令亟下，终莫惩劝，而坐望滋殖，庸可致乎！有司其班宣旧条，务尽敦课。游食之徒，咸令附业。考核勤惰，行其诛赏；观察能殿，严加黜陟。古者从时脉土，以训农功，躬耕帝籍，敬供粢盛。

　　仰瞻前王，思遵令典，便可量处千亩，考卜元辰。朕当亲率百辟，致礼郊甸。庶几诚素，奖被斯民。”于是斟酌众条，造定图注。先立春九日，尚书宣摄内外，各使随局从事。司空、大农、京尹、令、尉，度宫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亩，开阡陌。

　　立先农坛于中阡西陌南，御耕坛于中阡东陌北。将耕，宿设青幕于耕坛之上。皇后帅六宫之人出种穜之种，付籍田令。耕日，太祝以一太牢告祠先农，悉如祠帝社之仪。孟春之月，择上辛后吉亥日，御乘耕根三盖车，驾苍驷，青旗，著通天冠，青帻，朝服青衮，带佩苍玉。蕃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台武卫不耕，不改服章。

　　车驾出，众事如郊庙之仪。车驾至籍田，侍中跪奏：“尊降车。”临坛，大司农跪奏：“先农已享，请皇帝亲耕。”太史令赞曰：“皇帝亲耕。”三推三反。于是群臣以次耕，王公五等开国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籍田令率其属耕，竟亩，洒种，即櫌，礼毕。魏氏虽天子耕籍，其蕃镇诸侯，并阙百亩之礼。晋武帝末，有司奏：“古诸侯耕籍百亩，躬秉耒耜，以奉社稷宗庙，以劝率农功。今诸王治国，宜修耕籍之义。”然未施行。宋太祖东耕后，乃班下州郡县，悉备其礼焉。　　周礼，王后帅内外命妇，蚕于北郊。汉则东郊，非古也。魏则北郊，依周礼也。　　晋则西郊，宜是与籍田对其方也。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命中宫蚕于北郊。按韦诞《后蚕颂》，则于时汉注已亡，更考撰其仪也。及至晋氏，先蚕多采魏法。晋武帝太康六年，散骑常侍华峤奏：“先王之制，天子诸侯亲耕千亩，后夫人躬蚕桑。今陛下以圣明至仁，修先王之绪，皇后体资生之德，合配乾之义，而教道未先，蚕礼尚阙。以为宜依古式，备斯盛典。”诏曰：“古者天子亲籍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蚕以备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训也。今籍田有制，而蚕礼不修。中间务多，未暇崇备。今天下无事，宜修礼以示四海。其详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参今宜。明年施行。”于是使侍中袁粲草定其仪。皇后采桑坛在蚕室西，帷宫中门之外，桑林在其东，先蚕坛在宫外门之外而东南。取民妻六人为蚕母。蚕将生，择吉日，皇后著十二笄，依汉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盖云母安车，驾六马。女尚书著貂蝉，佩玺，陪乘，载筐钩。公主、三夫人、九嫔、世妇、诸太妃、公太夫人、公夫人，及县乡君、郡公侯特进夫人、外世妇、命妇，皆步摇、衣青，各载筐钩从。蚕桑前一日，蚕官生蚕著薄上。桑日，太祝令以一太牢祠先蚕。皇后至西郊，升坛，公主以下陪列坛东。皇后东面躬桑，采三条；诸妃公主各采五条；县乡君以下各采九条。悉以桑授蚕母。还蚕室。事讫，皇后还便坐，公主以下以次就位，设飨赐绢各有差。宋孝武大明四年，又修此礼。

　　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魏国作泮宫于鄴城南。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学于洛阳。

　　齐王正始中，刘馥上疏曰：“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成者盖寡。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实；虽设其教，而无其功。宜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明制黜陟，陈荣辱之路。”不从。晋武帝泰始八年，有司奏：“太学生七千余人，才任四品，听留。”诏：“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咸宁二年，起国子学。盖《周礼》国之贵游子弟所谓国子，受教于师氏者也。太康五年，修作明堂、辟雍、灵台。

　　孙休永安元年，诏曰：“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导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弃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则伤化败俗。其按旧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史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淳王化，以隆风俗。”于是立学。　　元帝为晋王，建武初，骠骑将军王导上疏：夫治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庠序设而五教明，则德化洽通，彝伦攸叙，有耻且格也。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易》所谓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圣王蒙以养正，少而教之，使化沾肌骨，习以成性，有若自然，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后裁之以位，虽王之嫡子，犹与国子齿，使知道而后贵。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学。故《周礼》，乡大夫“献贤能之书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贵士也。人知士之所贵，由乎道存；则退而修其身，修其身以及其家，正家以及于乡，学于乡以登于朝。反本复始，各求诸己，敦素之业著，浮伪之道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则忠，用之莅下则仁，即孟轲所谓“未有仁而遗其亲，义而后其君者也”。

　　自顷皇纲失统，礼教陵替，颂声不兴，于今二纪。《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而况如此其久者乎？先进渐忘揖让之容，后生唯闻金革之响。干戈日寻，俎豆不设，先王之道弥远，华伪之风遂滋，非所以习民靖俗，端本抑末之谓也。殿下以命世之资，属当倾危之运，礼乐征伐，翼成中兴，将涤秽荡瑕，拨乱反正。诚宜经纶稽古，建明学校；阐扬六艺，以训后生，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方今《小雅》尽废，戎虏扇炽，节义陵迟，国耻未雪。忠臣义士，所以扼腕拊心；礼乐政刑，当并陈以俱济者也。苟礼义胶固，纯风载洽，则化之所陶者广，而德之所被者大，义之所属者深，而威之所震者远矣。由斯而进，则可朝服济河，使帝典阙而复补，王纲弛而更张；饕餮改情，兽心革面，揖让而蛮夷服，缓带而天下从，得乎其道者，岂难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三苗化，鲁僖作泮宫而淮夷平，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后战。今若聿遵前典，兴复教道，使朝之子弟，并入于学，立德出身者咸习之而后通。德路开而伪涂塞，则其化不肃而成，不严而治矣。选明博修礼之士以为之师，隆教贵道，化成俗定，莫尚于斯也。

　　散骑常侍戴邈又上表曰：臣闻天道之所运，莫大于阴阳；帝王之至务，莫重于礼学。是以古之建国，教学为先。国有明堂辟雍之制，乡有庠序黉校之仪，皆所以抽导幽滞，启广才思，盖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养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国之大夫耳，兴礼修学于洙、泗之间，四方髦俊，斐然向风，受业身通者七十余人。自兹以来，千载寂漠。

　　岂天下小于鲁国，贤哲乏于曩时？厉与不厉故也。

　　自顷遭无妄之祸，社稷有缀旒之危；寇羯饮马于长江，凶狡虎步于万里，遂使神州萧条，鞠为茂草；四海之内，人迹不交。霸主有旰食之忧，黎民怀荼毒之痛，戎首交并于中原，何遽笾豆之事哉！然“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况旷载累纪，如此之久邪！今末进后生，目不睹揖让升降之礼，耳不闻钟鼓管弦之音，文章散灭胡马之足，图谶无复孑遗于世。此盖圣达之所深悼，有识之所咨嗟也。夫治世尚文，遭乱尚武，文武迭用，久长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术，自古以来，未有不由之者也。今以天下未一，非兴礼学之时，此言似是而非。夫儒道深奥，不可仓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经。比须寇贼清夷，天下平泰，然后修之，则功成事定，谁与制礼作乐者哉！又贵游之子，未必有斩将搴旗之才，亦未有从军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讲肄道义，使明珠加莹磨之功，荆、随发采琢之美，不亦良可惜乎！

　　愚以世丧道久，民情玩于所习，纯风日去，华竞日彰，犹火之消膏而莫之觉也。

　　今天地造始，万物权舆，圣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运，荡近世之流弊，继千载之绝轨，笃道崇儒，创立大业。明主唱之于上，宰辅笃之于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过之者焉。是故双剑之节崇，而飞白之俗成；挟琴之容饰，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实在所以感之而已。臣以暗浅，不能远识格言，谓宜以三时之隙，渐就经始。

　　太兴初，议欲修立学校，唯《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孔氏、《毛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仪礼》、《公羊》、《谷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博士。太常荀崧上疏曰：臣闻孔子有云，“才难，不其然乎”。自丧乱以来，经学尤寡。儒有席上之珍，然后能弘明道训。今处学则阙朝廷之秀，仕朝则废儒学之美。昔咸宁、太康、元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门之深博道奥，通洽古今，行为世表者，领国子博士。

　　一则应对殿堂，奉酬顾问；二则参训门子，以弘儒学；三则祠、仪二曹，及太常之职，以得藉用质疑。今皇朝中兴，美隆往初，宜宪章令轨，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圣德钦明，应运登禅，受终于魏。崇儒兴学，治致升平。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告朔班政，乡饮大射，西阁东序，图书禁籍，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是选张华、刘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

　　《传》称“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自顷中夏殄瘁，讲诵遏密，斯文之道，将坠于地。陛下圣哲龙飞，阐弘祖烈，申命儒术，恢崇道教，乐正《雅》、《颂》，于是乎在。江、扬二州，先渐声教，学士遗文，于今为盛；然方之畴昔，犹千之一也。臣学不章句，才不弘道，阶缘光宠，遂忝非服。方之华、实，儒风邈远；思竭驽骀，庶增万分，愿斯道隆于百代之上，搢绅咏于千载之下。　　伏闻节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旧员十有九人，今五经合九人。准古计今，犹未中半。九人以外，犹宜增四。愿陛下万机余暇，时垂省览。《周易》一经，有郑玄注，其书根源，诚可深惜，宜为郑《易》博士一人。《仪礼》一经，所谓曲礼，郑玄于《礼》特明，皆有证据，宜置郑《仪礼》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其书精隐，明于断狱，宜置博士一人。《谷梁》简约隐要，宜存于世，置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纲纪乱矣。孔子惧而作《春秋》，诸侯讳石，惧犯时禁，是以微辞妙旨，义不显明，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罪我者其唯《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无不精究。孔子既没，微言将绝，于是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其书善礼，多膏腴美辞；张本继末，以发明经意，信多奇伟，学者好之。儒者称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辞义清俊，断决明审，多可采用，董仲舒之所善也。谷梁赤师徒相传，暂立于汉，时刘向父子，汉之名儒，犹执一家，莫肯相从。其书文清约，诸所发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载，亦足有所订正，是以《三传》并行于先代，通才未能孤废。今去圣久远，斯文将坠，与其过废，宁过而立也。臣以为《三传》虽同一《春秋》，而发端异趣。案如三家异同之说，义则战争之场，辞亦剑戟之锋，于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传其学。

　　元帝诏曰：“崧表如此，皆经国大务，而为治所由。息马投戈，犹可讲艺。今虽日不暇给，岂忘本而道存邪！可共博议之。”有司奏宜如崧表。诏曰：“《谷梁》肤浅，不足立博士。余如所奏。”会王敦之难，事不施行。

　　成帝咸康三年，国子祭酒袁环、太常冯怀又上疏曰：臣闻先王之教也，崇典训，明礼学，以示后生，道万物之性，暢为善之道也。

　　宗周既兴，文史载焕，端委治于南蛮，颂声逸于四海。故延州入聘，闻《雅》音而嗟咨；韩起适鲁，观《易》象而叹息。何者？立人之道，于此为首也。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轲皇皇，诲诱无倦。是以仁义之声，于今犹存，礼让之风，千载未泯。　　畴昔陵替，丧乱屡臻，儒林之教暂颓，庠序之礼有阙。国学索然，坟卷莫启，有心之徒，抱志无由。昔魏武身亲介胄，务在武功，犹尚息鞍披览，投戈吟咏，以为世之所须者，治之本宜崇。况今陛下以圣明临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无虞，江外静谧。如之何泱泱之风，漠焉无闻；洋洋之美，坠于圣世乎！古人有言，《诗》《书》义之府，礼乐德之则。实宜留心经籍，阐明学义，使讽颂之音，盈于京室；味道之贤，典谟是咏，岂不盛哉！

　　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议立国学，征集生徒，而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

　　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军兴罢遣，由此遂废。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开置学官。教曰：人情重交而轻财，好逸而恶劳。学业致苦，而禄答未厚，由捷径者多，故莫肯用心。洙、泗邈远，《风》、《雅》弥替，后生放任，不复宪章典谟；临官宰政者，务目前之治，不能闲以典诰。遂令《诗》、《书》荒尘，颂声寂漠，仰瞻俯省，能弗叹慨！自胡夷交侵，殆三十年矣。而未革面响风者，岂威武之用尽，抑文教未洽，不足绥之邪？昔鲁秉周礼，齐不敢侮；范会崇典，晋国以治。楚、魏之君，皆阻带山河，凭城据汉，国富民殷，而不能保其强大，吴起、屈完所以为叹也。由此言之，礼义之固，孰与金城汤池？季路称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为之三年，犹欲行其义方。况今江表晏然，王道隆盛，而不能弘敷礼乐，敦明庠序，其何以训彝伦而来远人乎！魏武帝于驰鹜之时，以马上为家，逮于建安之末，风尘未弭。然犹留心远览，大学兴业，所谓颠沛必于是，真通才也。

　　今使三时既务，五教并修，军旅已整，俎豆无废，岂非兼善者哉！便处分安学校处所，筹量起立讲舍。参佐大将子弟，悉令入学，吾家子弟，亦令受业。四府博学识义通涉文学经纶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给；皆妙选邦彦，必有其宜者，以充此举。近临川、临贺二郡，并求修复学校，可下听之。若非束修之流，礼教所不及，而欲阶缘免役者，不得为生。明为条制，令法清而人贵。

　　又缮造礼器俎豆之属，将行大射之礼。亮寻薨，又废。

　　孝武帝太元九年，尚书谢石又陈之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翼善辅性，唯礼与学。虽理出自然，必须诱导。故洙、泗阐弘道之风，《诗》、《书》垂轨教之典。敦《诗》悦《礼》，王化以斯而隆；甄陶九流，群生于是乎穆。世不常治，道亦时亡。光武投戈而习诵，魏武息马以修学，惧坠斯文，若此之至也。大晋受命，值世多阴。虽圣化日融，而王道未备。庠序之业，或废或兴。遂令陶铸阙日用之功，民性靡素丝之益，亹亹玄绪，翳焉莫抽，臣所以远寻伏念，寤寐永叹者也。今皇威遐震，戎车方静，将洒玄风于四区，导斯民于至德。岂可不弘敷礼乐，使焕乎可观！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班下州郡，普修乡校。雕琢琳琅，和宝必至；大启群蒙，茂兹成德。匪懈于事，必由之以通，则人竞其业，道隆学备矣。

　　烈宗纳其言。其年，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而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国子祭酒殷茂言之曰：臣闻弘化正俗，存乎礼教，辅性成德，必资于学。先王所以陶铸天下，津梁万物，闲邪纳善，潜被于日用者也。故能疏通玄理，穷综幽微，一贯古今，弥纶治化。

　　且夫子称回，以好学为本；七十希仰，以善诱归宗。《雅》、《颂》之音，流咏千载。圣贤之渊范，哲王所同风。

　　自大晋中兴，肇基江左，崇明学校，修建庠序，公卿子弟，并入国学。寻值多故，训业不终。陛下以圣德玄一，思隆前美，顺通居方，导达物性，兴复儒肆，佥与后生。自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就存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浑乱，莫此之甚。臣闻旧制，国子生皆冠族华胄，比列皇储。而中者混杂兰艾，遂令人情耻之。子贡去朔之饩羊，仲尼犹爱其礼。况名实兼丧，面墙一世者乎！若以当今急病，未遑斯典，权宜停废者，别一理也。若其不然，宜依旧准。窃谓群臣内外，清官子侄，普应入学，制以程课。今者见生，或年在扞格，方圆殊趣，宜听其去就，各从所安。所上谬合，乞付外参议。

　　烈宗下诏褒纳，又不施行。朝廷及草莱之人有志于学者，莫不发愤叹息。清河人李辽又上表曰：“臣闻教者，治化之本，人伦之始，所以诱达群方，进德兴仁，譬诸土石，陶冶成器。虽复百王殊礼，质文参差，至于斯道，其用不爽。自中华湮没，阙里荒毁，先王之泽寝，圣贤之风绝。自此迄今，将及百年。造化有灵，否终以泰，河、济夷徙，海、岱清通，黎庶蒙苏，凫藻奋化。而典训弗敷，《雅》、《颂》寂蔑，久凋之俗，大弊未改。非演迪斯文，缉熙宏猷，将何以光赞时邕，克隆盛化哉！事有如赊而实急，此之谓也。亡父先臣回，绥集邦邑，归诚本朝。以太元十年，遣臣奉表。路经阙里，过觐孔庙，庭宇倾顿，轨式颓弛，万世宗匠，忽焉沦废；仰瞻俯慨，不觉涕流。既达京辇，表求兴复圣祀，修建讲学。至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奉被明诏，采臣鄙议，敕下兗州鲁郡，准旧营饰。故尚书令谢石令臣所须列上，又出家布，薄助兴立。故镇北将军谯王恬版臣行北鲁县令，赐许供遣。二臣薨徂，成规不遂。陛下体唐尧文思之美，访宣尼善诱之勤，矜荒余之凋昧，愍声教之未浃。愚谓可重符兗州刺史，遂成旧庙，蠲复数户，以供扫洒。并赐给《六经》，讲立庠序，延请宿学，广集后进，使油然入道，发剖琢之功。运仁义以征伐，敷道德以服远，何招而不怀，何柔而不从！所为者微，所弘甚大。臣自致身辇毂，于今八稔，违亲转积，夙夜匪宁。振武将军何澹之今震扞三齐，臣当随反。裴回天邑，感恋罔极。乞臣表付外参议。”又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