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通》刘知几

　　杂说上第七《春秋》二条案《春秋》之书弑也，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如齐之简公，未闻一脱“闻”字。失德，陈恒构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书“齐人弑其君王于舒州。”斯则贤君见抑，而贼臣是党，求诸旧例，理独有违。但此是绝笔获麟之后，弟子迫书其事。岂由以索续组，不类将圣之能者乎？何其乖刺之甚也。

　　案《春秋左氏传》释《经》云：灭而下有其地，曰入，如入陈，入卫，入郑，入许，即其义也。至柏举之役，子常之败，庚辰吴入，独书以郢。夫诸侯列爵，并建国都，国谓楚，都谓邹。惟取国名，不称都号。何为郢之见入，遗其楚名，比于他例，一何乖躇！寻二传所载，谓《公》、《谷》所载之《经》。皆云入楚，岂《左氏》之本，本亦谓《经》。独为谬欤？谬犹误也。

　　《左氏传》二条《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哤旧讹作“叱”。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清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犊，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一衍“之”字。卓绝。加二传之叙事也，榛芜溢句，疣赘满行，华多而少实，言拙而寡味。若必方于《左氏》也，非唯不可为鲁、卫之政，差肩雁行；亦有云泥路阻，君臣礼隔者矣。

　　《左传》称仲尼曰：”鲍庄子之智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夫有生而无识，有质而无性者，其唯草木乎？然自古设比兴，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恶薰莸，荣枯贞脆而已。必言其含灵畜智，隐身违祸，则无其义也。寻葵之向口倾心，本不卫足，由人睹其形似，强为立名。亦由作“犹”。今俗文士，谓鸟鸣为啼，花发为笑，花之与鸟，一有“又”字。安有啼笑之情哉？　　必以人无喜怒，不知哀乐，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犹善笑。其智不如鸟，鸟犹善啼，可谓之谠言者一无“者”字。哉？如“鲍庄子之智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即其例也。而《左氏》录夫子一时戏言，以为千载笃论。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范，不其惜乎！

　　《公羊传》二条《公羊》云：“许世子止弑其君。”“易为加弑？讥子道之不尽也。”

　　其次因言乐正子春之视疾，以明许世子之得罪。寻子春孝道，义感神明，固以“已”通。方驾曾、闵，连踪丁、兰。郭。巨。苟事亲不逮乐正，便以弑逆加名，斯亦一无“亦”字。拟失其流，责非其罪。盖公羊、乐正，俱出孔父门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谈述。所以乐正行事，无理辄书，无理者，拟不于伦之意。致使编次不伦，比喻非类，言之可为嗤怪也。

　　语曰：“彭蠡之滨，以鱼食大。”斯则地之所富，物不称珍。案齐密迩海隅，鳞介惟错，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鱼，一脱“食肉中客”四子。斯即齐之旧俗也。然食妨绘鲤，诗人所贵，必施诸他国，是曰珍羞。如《公羊传》云：晋灵公使勇士杀赵盾，见其方食鱼飨。曰：子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飨，是子之俭也。吾不忍杀子。盖公羊生自齐邦，不详晋物，以东土所贱，谓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馔，呼为菲食，著之实录，以为格言，非惟与《左氏》有乖，亦于物理全爽者矣。　　《汲冢纪年》一条语曰：“传闻不如所见。”斯则史之所述，其谬已甚，况乃传写旧记，而违其本录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书》，《春秋》所记之说，可谓备矣。而《竹书纪年》出于晋代，学者始知后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旧误作“王”，与《疑古》同。杀季历，共伯名和，此四字一本无，一本在“文丁”之上，郑桓公厉王之子。句有误，“厉王”疑本作“宣王”。则与经典所载，乖刺甚多。又《孟子》曰：晋谓春秋为乘。寻《汲冢琐语》，即乘之流邪？其《晋春秋》篇云：“平公疾，梦朱罴窥屏。”《左氏》亦载斯事，而云“梦黄熊入门。”必欲舍传闻而取所见，则《左传》非而《晋》文一作“史”。实矣。谓《左》韦晋事是他国传闻，而竹书《晋》文则出自本国也。

　　呜呼！向若二书不出，学者为古所惑，则代成聋瞽，无由觉悟也。“呜呼”已下二十四字，王、张诸本多作细书，郭本作大书。详”呜呼”字非注体起法，姑从郭本。

　　《史记》八条夫编年叙事，混杂难辨；纪传成体，区别异观。昔读《太史公书》，每怪其所来多是《周书》、谓《逸周书》。《国语》、《世本》、《战国策》之流。独未见《左氏内传》，故云。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者，若《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之类一作“徙”。是也！如曹、干两氏《纪》，孙、檀二《阳秋》，则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载美事，遗略甚多。原注：刘遗民、曹缵皆于檀氏《春秋》有传，至千今《晋书》，则了无其名。若以古方今，此处有脱字。当然诸本并脱“当然”二字。则知一有“太”字。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则迁之所录，甚为肤浅，而班氏称其勤者，何哉？旧本此下连“孟坚又云”，非是。

　　孟坚又云：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服一作“伏”。其善叙事。岂时无英秀，易为雄霸者乎？不然，何虚誉之甚也！旧本此处分条，非。《史记。邓通传》云：“文旧脱“文”字。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书其事乎？又《仓公传》称其“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诏一脱“诏”字。召问其所长，对曰：“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以下他文，尽同上说。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载其言，言事虽殊，委曲何别？案迁之所述，多有此类，而刘、扬服其善叙事也，何哉？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采《论语》旧说。至《管晏列传》，则不取其本书。原注：谓《管子》、《晏子》也。以为时俗所有，放不复更载也。

　　案《论语》行于讲肆，列于学官，俗讹作“宫”。重加编勒，只觉烦费。如管、晏者，诸子杂家，经史外事，弃而不录，实杜异闻。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斯著述，未睹厥义。

　　昔孔子力可翘关，不以力称。何则？大圣之德，具美者众，不可以一介标末，此二字一作”末事”。持为百行端首也。至如达者七十，分以四科。

　　而太史公述《儒林》，则不取游、夏之一无“之”字，下同。文学；著《循吏》，则不言冉、季之政事；至于《货殖》为传，独以子贡居先。掩恶扬善，既忘此义，成人之美，不其阙如？

　　司马迁《自一无“自”字序传》云：为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予之罪也，身亏不用矣。”自叙如此，何其略哉！

　　夫云“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者，乍似同陵陷没，以一作“遂”。置于刑：又似为陵所间，一作“陷”。获罪于国。遂令读者难得而详。赖班固载其《与任安书》，书中具述被刑所以。倘无此录，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汉书》载子长《与任少卿书》，历说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案吕氏之一少”之”字。修撰也，广招俊客，比迹春、陵，此顶招客说下。“陵”一作“秋”，误。共集异闻，拟书《荀》、《孟》，此句才说成书。思刊一字，购以千金，则当时宣布，为日久矣。岂以迁蜀之后，方始传乎？且必以身既流移，书方见重，则又非关作者本因发愤著书之义也。而辄引以自喻，岂其伦乎？若要多举故事，成其博学，何不云虞卿穷愁，著书八篇？而曰“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斯盖识有不该，思之未审耳。

　　昔春秋之时，齐有夙沙卫者，拒晋殿师，郭最称辱；伐鲁行唁，臧坚抉死。此阉官一作“宦”，《史记》、《汉书》并作“阉官”。见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与任少卿书》，论自古刑余之人，为士君子所贱者，唯以弥子瑕为始，何浅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传》，汉代其书不行，故子长不之见也。夫博考前古，而舍兹不载。至于乘传车，探禹穴，亦问为者哉？

　　《魏世家》太史公曰：“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　　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徒，曷益乎？”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盖晋之获也，由夷吾之愎谏；秦之灭也，由胡亥之无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鲁之逐也，由稠父之违子家。然则败晋于韩，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铭其说；口弧箕服，彰于宣、厉据《传》在宣王时。之年；征褰与襦，显自文、武旧作“成”。之世。恶名早著，天孽难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汤、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则亡国之君，他皆仿此，安得于魏无讥旧衍“责”字。者哉？

　　夫国之将亡也着斯，则其将兴也亦然。盖妫后之为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与京。毕氏之为大夫也，其占曰：万名其后必大。姬宗之在水浒也，鸑鷟鸣于岐山：刘姓之在中阳也，蛟龙降于丰泽。斯皆瑞表于先，而福居其后。向若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终能坐登大宝，自致宸极矣乎？必如一有“太”字。史公之议也，则亦当以其命有必至，理无可辞，不复嗟其智能，颂其神武者矣。

　　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忘褒贬，以之垂诫，不其一作“其不”。惑乎？

　　自兹以后，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鱼豢《魏略议》、旧脱“议”字。虞世南《帝王论》，或叙辽东公孙之败，原注：鱼豢《魏略议》曰：当青龙、景初之际，有彗星出于箕而上彻，是为扫除辽东而更置也。苟其如此，人不能违，则德教不设而淫滥首施，以取族灭，殆天意也。或述江左陈氏之亡，原注：虞世南《帝王略论》曰：永定元年，有会稽人支溥为扬州从事，梦人著朱衣武冠，自天而下，手执金版，有文字。溥看之，有文曰：“陈氏五主，三十四年。”谅知冥数，不独人事。其理并以命而言，可谓与子长同病者也。　　诸汉史十条《汉书。孝成纪。赞》曰：“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貌矣。”已上皆《赞》语。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选期门郎及私奴客一讹作“各”。十余人，皆白衣袒帻，自称富平侯家。或乘小丰，御者在茵上，或皆一作“骏”，非。骑，出入远至旁县。故谷永谏曰：陛下昼夜在路，独与小人相随。乱眼共坐，混淆无别。此三句参用《疏》语，《志》内无。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年矣。一作“积有数年”。由斯而言，则成帝鱼服嫚游，乌旧作“鸟”。集无度，虽外饰威重，而内肆轻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观孟坚《纪》、《志》所言，前后自相矛盾者矣。　　观太史公之创表也，于帝王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纪其年月，列行萦纡以相属，编字戢口而相排。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一作”寸”。之中，雁行有叙。使读一衍“书”字。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唯以品藻贤愚，激扬善恶为务尔。既非国家递袭，禄位相承，而亦复界重行，狭书细字，比于他表，殆非其类欤！盖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吝而不去，则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终于下下，并当明为标榜，显列科条，以种类为篇章，待优劣为次第。仍每于篇后云，右一脱“右”字。若干品，凡若干人。亦犹《地理志》肇述京华，末陈边塞；先列州邵，后言户口也。

　　自汉已降，作者多门，虽新书已行，而旧录仍在。必校其事，一有“则”字。可得而言。案刘氏初兴，书唯陆贾而已。子长述楚、汉之事，专据此书。

　　譬夫行不由径，作“路”字用。出不由户，未之闻也。然观迁之所载，往往与旧不同。如郦生之初谒沛公，高祖之长歌鸿鹄，非唯文句有别，遂乃事理皆殊。又韩王名信都，而辄去“都”留“信”，“去都留信”，一作“去都字”。用使称其名姓，全与淮阴不别。班氏一准太史，曾无弛张，一作“书无更张”。静言恩之，深所未了。

　　司马迁之《叙传》也，始自初生，及乎行历，事无巨细，莫不备陈，可谓审矣。而竟不书其字者，岂墨生所谓大忘一有“也”字。者乎？而班固仍其本传，了无损益，此又韩子所以致守株之之说也。如固之为《迁传》也、其初一脱“初”字。宜云“迁字子长，冯翊阳夏人，其序曰”云云。至于事终，则言“其自叙如此”。此句传后本有之。因论铨叙全法，故兼及之。著述之体，不当如是耶？一本连下“马卿”条。

　　马卿为《自叙传》，具在其集中。子长因录斯篇，郎为列传，班氏仍旧，曾无改夺。一作“作”。寻一无“寻”字。固于“《马扬传》末，皆云迁、雄之自叙如此。至于《相如》篇下，独无此言。盖止凭太史之书，未见文园之集，故使言无画一，其例不纯。

　　《汉书。东方朔传》委琐一作“曲”。烦碎，不类诸篇。且不述其亡殁岁时，及子孙继嗣，正与《司马相如》、一脱此四字。《司马迁》、《扬雄传》相类。寻其传体，必曼倩之自叙也。但班氏脱略，脱略者，谓脱去其“自叙如此”一句；故世莫之知。

　　苏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韦玄成父贤旧误作“孟”。德业稍多。《汉书》编苏氏之传，则先以苏建标名；列韦相之篇，疑唐本《汉书》以玄成名篇。

　　则不以韦贤误“孟”。冠首，并其失也。

　　班固称项羽贼一作“弑”。义帝，自取灭亡。又云：于公高门以待封，严母扫地以持丧。如固斯言，则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祸淫者矣。至于其赋《幽通》也，复以天命久定，非人理一少“理”字。所移，故善恶无征，报施多爽，斯则同理异说，前后自相矛盾者焉。

　　或问：张辅著《班马优劣论》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万言，是固不如迁也。斯言为是乎？答曰：不然也。案《太史公书》上起黄帝，下尽宗周，年代虽存，事迹殊略。至于战国已下，始有可观。

　　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其省也则如彼，其烦也则如此，求诸折中，未见其宜。班氏《汉书》全取《史记》，仍去其《日者》、《仓公》等传，以为其事烦芜，不足编次故也。若使马迁旧作“迁固”。后人因“易地”句窜易耳，反使上下不相顾。易地而处，撰成《汉书》，将恐多言费辞，有逾班氏，恐当作“史”。安得以此而定其优劣邪？

　　《汉书》断章，事终新室。如叔皮存殁，时入中兴，而辄引与前书共编者，盖《序传》之恒或作“常”。例者耳。荀悦既删略班史，勒成《汉纪》，而彪《论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规讽隗嚣，翼戴光武，忽以东部之事，擢居西汉之中。必如是，则《宾戏》、《幽通》，亦宜同载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