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全集 正文·卷四十八·策断三首

作者:《苏东坡全集》苏轼

  策断上

  二虏为中国患,至深远也。天下谋臣猛将,豪杰之士,欲有所逞于西北者,久矣。闻之兵法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向者,臣愚以为西北难有可胜之形,而中国未有不可胜之备,故尝窃以为可特设一官,使独任其责,而执政之臣,得以专治内事。苟天下之弊,莫不尽去,纪纲修明,食足而兵强,百姓乐业,知爱其君,卓然有不可胜之备。如此,则臣固将备论而极言之。

  夫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天下将亡,其发必有门。圣人者,唯知其门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无道不与焉。盖有以诸侯强逼而至于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横行而至于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执权而至于亡者,汉、魏是也。有以蛮夷内侵而至于亡者,二晋是也。(司马氏、石氏。)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门而塞之,则至于今可以不废。惟其讳亡而不为之备,或备之而不得其门,故祸发而不救。夫天子之势,蟠于天下而结于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溃之。其窥之甚难,其取之甚密,旷日持久,然后可得而间,盖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圣人必于其全安甚盛之时,而塞其所由亡之门。  盖臣以为当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为中国之大忧,而其动也,有以召内之祸。内之民实执其存亡之权,而不能独起,其发也必将待外之变。先之以戎狄,而继之以吾民,臣之所谓可畏者,在此而已。

  昔者敌国之患,起于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无厌,以有倦待无厌,而能久安于无事,天下未尝有也。故夫二虏之患,特有远近耳,而要以必至于战。敢问今之所以战者何也?其无乃出于仓卒而备于一时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于一时,当其危疑扰攘之间,而吾不能自必,则权在敌国。权在敌国,则吾欲战不能,欲休不可。进不能战,而退不能休,则其计将出于求和。求和而自我,则其所以为媾者必重。军旅之后,而继之以重媾,则国用不足。国用不足,则加赋于民。加赋而不已,则凡暴取豪夺之法,不得不施于今之世矣。天下一动,变生无方,国之大忧,将必在此。

  盖尝闻之,用兵有权,权之所在,其国乃胜。是故国无小大,兵无强弱,有小国弱兵而见畏于天下者,权在焉耳。千钧之牛,制于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奋掷于山林,此其故何也?权在人也。我欲则战,不欲则守。战则天下莫能支,守则天下莫能窥。昔者秦尝用此矣。开关出兵以攻诸侯,则诸侯莫不愿割地而求和。诸侯割地而求和于秦,秦人未尝急于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后应。故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战。如此,则权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强于天下之诸侯,秦惟能自必,而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变,而卒归于秦。诸侯之利,固在从也。朝闻陈轸之说而合为从,暮闻张仪之计而散为横。秦则不然。横人之欲为横,从人之欲为从,皆使其自择而审处之。诸侯相顾,而终莫能自必,则权之在秦,不亦宜乎?  向者宝元、庆历之间,河西之役,可以见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后战。其终也,逆探其意而与之和,又从而厚馈之,惟恐其一日复战也。如此,则贼常欲战而我常欲和。贼非能常战也,特持其欲战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势,屡用而屡得志,是以中国之大,而权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则莫若使权在中国。欲权之在中国,则莫若先发而后罢。示之以不惮,形之以好战,而后天下之权,有所归矣。

  今夫庸人之论,则曰勿为祸始。古之英雄之君,岂其乐祸而好杀。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岁岁出师,以从事于夷狄,盖晚而不倦,暴露于千里之外,亲击高丽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争先而处强也。当时群臣不能深明其意,以为敌国无衅而我则发之。夫为国者,使人备已,则权在我,而使已备人,则权在人。当太宗之时,四夷狼顾以备中国,故中国之权重。苟不先之,则彼或以执其权矣,而我又鳃鳃焉恶战而乐罢,使敌国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于吾。如此,则虽有天下,吾安得而为之?唐之衰也,惟其厌兵而畏战,一有败衄,则兢兢焉缩首而去之,是故奸臣执其权以要天子。及至宪宗,奋而不顾,虽小挫而不为之沮。当此之时,天下之权,在于朝廷。伐之则足以为威,舍之则足以为恩。臣故曰:先发而后罢,则权在我矣。

  策断中

  臣闻用兵有可以逆为数十年之计者,有朝不可以谋夕者。攻守之方,战斗之术,一日百变,犹以为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谋夕者也。古之欲谋人之国者,必有一定之计。勾践之取吴,秦之取诸侯,高祖之取项籍,皆得其至计而固执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进有退,百变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计未始易也。勾践之取吴,是骄之而已。秦之取诸侯,是散其从而已。高祖之取项籍,是间疏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计不可易者,虽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为必至于战,则其攻守之方,战斗之术,固未可以豫论而臆断也。然至于用兵之大计,所以固执而不变者,臣请得以豫言之。

  夫西戎、北胡,皆为中国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故二者,皆所以为忧。而臣以为兵之所加,宜先于西。故先论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

  今夫邹与鲁战,则天下莫不以为鲁胜,大小之势异也。然而势有所激,则大者失其所以为大,而小者忘其所以为小,故有以邹胜鲁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长,地广而备多,备多而力分,小国聚而大国分,则强弱之势,将有所反。大国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国之人,计穷而无所恃,则致死而不顾。是以小国常勇,而大国常怯。恃大而不戒,则轻战而屡败。知小而自畏,则深谋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欢欣相得之际也。国大则君尊而上下不交,将军贵而吏士不亲,法令繁而民无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国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忧则相恤,有急则相赴。凡此数者,是小国之所长,而大国之所短也。使大国而不用其所长,常出于其所短,虽百战而百屈,岂足怪战!

  且夫大国,则固有所长矣,长于战而不长于守。夫守者,出于不足而已。譬之于物,大而不用,则易以腐败,故凡击搏进取,所以用大也。孙武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自敌以上者,未尝有不战也。自敌以上而不战,则是以有余而用不足之计,固已失其所长矣。凡大国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数出,而彼不能应。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财,以罔市利,而贩夫小民终莫能与之竞者,非智不若,其财少也。是故贩夫小民,虽有桀黠之才,过人之智,而其势不得不折而入于千金之家。何则?其所长者不可以与较也。

  西戎之于中国,可谓小国矣。向者惟不用其所长,是以聚兵连年而终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长,则莫若数出,数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谓分兵者,非分屯之谓也,分其居者与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适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则一岁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则一岁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则是一人而岁一出也。吾一岁而一出,彼一岁而十被兵焉,则众寡之不侔,劳逸之不敌,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于敌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敌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吴之所以肄楚,而隋之所以狃陈欤?夫御戎之术,不可以逆知其详,而其大略,臣未见有过此者也。

  策断下

  其次请论北狄之势。古者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然所以能敌之者,其国无君臣上下朝觐会同之节,其民无谷米丝麻耕作织之劳。其法令以言语为约,故无文书符传之繁。其居处以逐水草为常,故无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为养生送死之具。故战则人人自斗,败则驱牛羊远徙,不可得而破。盖非独古圣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犹狙猿之不可使冠带,虎豹之不可被以羁绁也。故中行说教单于无爱汉物,所得缯絮,皆以驰草棘中,使衣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坚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由此观之,中国以法胜,而匈奴以无法胜。  圣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谨守之,筑为城郭,堑为沟池,大仓廪,实府库,明烽燧,远斥堠,使民知金鼓进退坐作之节,胜不相先,败不相后。此其所以谨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则不如无法之为便也。故夫各辅其性而安其生,则中国与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从中国之法,犹中国之不可从胡人之无法也。

  今夫佩玉服冕而垂旒者,此宗庙之服,所以登降揖让折旋俯仰为容者也,而不可以骑射。今夫蛮夷而用中国之法,岂能尽如中国哉!苟不能尽如中国,而杂用其法,则是佩玉服冕垂旒而欲以骑射也。昔吴之先,断发文身,与鱼鳖龙蛇居者数十世,而诸侯不敢窥也。其后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车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阖庐、夫差又逞其无厌之求,开沟通水,与齐、晋争强,黄池之会,强自冠带,吴人不胜其弊,卒入于越。夫吴之所以强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蛮夷之资,而贪中国之美,宜其可得而图之哉。  西晋之亡也,匈奴、鲜卑、氐、羌之类,纷纭于中国,而其豪杰间起,为之君长,如刘元海、苻坚、石勒、慕容隽之俦,皆以绝异之姿,驱驾一时之贤俊,其强者至有天下太半,然终于覆亡相继,远者不过一传再传而灭,何也?其心固安于无法也,而束缚于中国之法。中国之人,固安于法也,而苦其无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厌。是以虽建都邑,立宗庙,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于其间,而安能久乎?且人而弃其所得于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

  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晋之乱,奄至京邑,睹中原之富丽、庙社宫阙之壮而悦之,知不可以留也,故归而窃习焉。山前诸郡,既为所并,则中国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仪,百官之号,文武选举之法,都邑郡县之制,以至于衣服饮食,皆杂取中国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贵壮而贱老,贪得而忘失,胜不相让,败不相救者犹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牵于华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于陷阱网罗之中。而中国之人,犹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规画,皆不复蛮夷之心,以为不可得而图之,亦过计矣。且夫天下固有沉谋阴计之士也。昔先王欲图大事,立奇功,则非斯人莫之与共。梁之尉缭,汉之陈平,皆以樽俎之间,而制敌国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纾天下之祸而已。

  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势三,而中国未之思焉,则亦足惜矣。臣观其朝廷百官之众,而中国士大夫交错于其间,固亦有贤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诟辱及于公卿,鞭扑行于殿陛,贵为将相,而不免囚徒之耻,宜其有惋愤郁结而思变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虽不为吾用,亦以间疏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号多雄杰,名于图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兴,所在贤俊,云合响应,无有远迩,皆欲洗濯磨淬以观上国之光,而此一方,独陷于非类。昔太宗皇帝亲征幽州,未克而班师,闻之谍者曰:幽州士民,谋欲执其帅以城降者,闻乘舆之还,无不泣下。且胡人以为诸郡之民,非其族类,故厚敛而虐使之,则其思内附之心,岂待深计哉,此又足为之谋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后可攻也。语有之曰:鼠不容穴,衔窭薮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仓廪府库,莫不备具,有一旦之急,适足以自累,守之不能,弃之不忍,华夷杂居,易以生变。如此,则中国之长,足以有所施矣。

  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国不能谨守其法,彼慕中国之法,而不能纯用,是以胜负相持而未有决也。夫蛮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战,顾力不能则逃。中国则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势,其战以气,故百战而力有余。形者,有所不守,而敌人莫不忌也。势者,有所不攻,而敌人莫不惫也。气者,有所不战,而敌人莫不慑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于力,则中国固不敌矣。尚何云乎!惟国家留意其大者而为之计,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杂策五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自禹而下至于秦,千有馀年,滨河之民,班白而不识濡足之患。自汉而下,至于今数千年,河之为患,绵绵而不绝。岂圣人之功烈,至汉而熄哉?方战国之用兵,国于河之ヂ者,三晋为多。而魏文侯时,白圭治水,最为有功,而孟子讥其以邻国为壑。自是之后,或决以攻,或沟以守,新防交兴,而故道旋失。然圣人之迹,尚可以访之于耆老。秦不亟治而遗患于汉,汉之法又不足守。夫禹之时,四渎唯河最难治,以难治之水,而用不足守之法,故历数千年而莫能以止也。圣人哀怜生民,谋诸廊庙之上左右辅弼之臣,又访诸布衣之间,苟有所怀,孰敢不尽?盖陆人不能舟,而没人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亲被其患,知之宜详。当今莫若访之海滨之老民,而兴天下之水学。古者将有决塞之事,必使通知经术之臣,计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视地势,不得其工,不可以济也。故夫三十馀年之间,而无一人能兴水利者,其学亡也。《禹贡》之说,非其详矣。然而高下之势,先后之次,水之大小,与其蓄泄之宜,而致力之多少,亦可以概见。大抵先其高而后低下,始于北之冀州,而东至于青、徐,南至于荆、扬,而西讫于梁、雍之间。江、河、淮、泗既平,而衡、漳、洚水,伊、洛、、涧之属,亦从而治。浚畎浍,导九川,潴大野,陂九泽,而蓄泄之势便。兖州作十三载,而夷既略,故其用力,各有多少之宜,此其凡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窃以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虽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势不至如此。古者,河之侧无居民,弃其地以为水委。今也,堤之而庐民其上,所谓爱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修废官举逸民

  古者民群而归君,君择臣而教其民,其初盖甚简也。唐虞以来,颇可见矣。历夏、商至周,法令日滋,而官亦随益,故其数三百六十,盖亦有不得已也。《书》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夏商官倍,亦克用。”言其官虽多于古,而天下亦以治也。周之衰也,宣王振之,号为中兴。而重黎之后失其守,而为司马氏,陵迟至孔子之时,周公之典盖坏矣。卿世卿,大夫世大夫,而贤者无以进。孔子慨然而叹,欲修废官、举逸民,以归天下之心,行四方之政,而《春秋》亦讥世禄之臣,盖伤时之至也。自秦更三代之制,官秩一变,汉循其旧,往往增置,历世沿袭,以至于今,遂为大备。愚恐冗局之耗民,而未知废官之可举也。然古之官,其名存其实亡者多矣。司农卿不责以金谷之虚赢,尚书令不问以百官之殿最,此岂非王体之重欤?国家自天圣中,诏天下以经术古文为事,自是博学之君子,莫不群进于有司,然所以待之之礼未尽,故洁廉难合之士,尚未尽出,今优其礼,而天下之逸民至矣。且夫山岩林谷之士,虽有豪杰之才,固未知有簿书吏事也,而刚毅讦直,不识讳忌,故先王置之拾遗补阙之间,此其属任之方也。噫,自孔子没,世之君子安其富贵,而不复思念天下有废而不修之官,逸而不举之民,今明策丁宁而求之,以发孔子千载之长忧,此天下之幸也。

  天子六军之制

  《周礼》之言田赋夫家车徒之数,圣王之制也。其言五等之君,封国之大小,非圣人之制也,战国所增之文也。何以言之?按郑氏说,武王之时,周地狭小,故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国,故大封诸侯,而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之时,何国不服,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谁也?东征之役,见于《诗》《书》,岂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载耶?此甚可疑也。周之初,诸侯八百,春秋之世,存者无数十。郑子产有言:“古者大国百里,今晋、楚千乘,若无侵小,何以至此?”子产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或以《周礼》为战国阴谋之书,亦有以也。《王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之说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鲁之车千乘,僭也。《春秋》大搜、大阅,皆以讥书。言其车之多、徒之众,非鲁之所宜有,故曰大也。夫周之制,四丘为甸,甸出长毂一乘,鲁之无千甸之封亦明矣。然公车、千乘之见于《诗》,何也?孟子:“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天子之马止于十二闲,而《诗》有“来牝三千”,美其富不讥其僭,不害其为诗也。夫千乘之积,虽为七万五千人,而有羡卒处其半焉。故三万者,公徒而已。鲁襄公之十一年,初作三军,僖公之世,未至于三万。愚又疑夫诗人张而大之也。

  休兵久矣而国益困

  中国之有夷狄之患,犹人之有手足之疾也。不忍药石之苦,针砭之伤,一旦流而入于骨髓,则愚恐其苦之不止于药石,而伤之不止于针砭也。中国以禽兽视二虏,故每岁啖以厚利,使就羁绁。圣人之爱中国,而不欲残民之心,古未尝有矣。然夷狄贪惏,渐不可启,日富日骄,久亦难制。故自宝元以来,赋敛日繁,虽休兵十有馀年,而民适以困者,潜削而不知也。昔先皇帝震怒,举大兵问罪匈奴,师不逾时,而丑虏就盟。西夏之役,边臣治兵振旅,不及数年,旋亦解甲。彼其时之费,与今无已之赂,不可以同日而语矣。天子恭俭,过于文、景,百官奉法,无敢逾僭,而二虏者实残吾民,此天下雄俊英伟之士,所以扼腕而太息也。且夫举天下之大而诛数县之虏,故上下交足,而内外莫不欢欣;弃有限之财,而塞无厌之心,故取于民者愈多,而藏于国者愈急。此天下之所明知而易达之理,惟上之人实图之。

  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

  三代之所以养民者备矣。农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贾资焉而通之于天下。其食无不义之食也,其器无不义之器也,商贾通之而不以不义资之也。夫以饮食器用之利,而皆以义得焉,使民之所以要利者,非义无由也。后之世,赋取无度,货币无法,义穷而诈胜。夫三代之民,非诚好义也,使天下之利,皆出于义,而民莫不好也。后之所以使民要利者,非诈无由也。是故法令日滋,而弊益烦,刑禁甚严,而奸不可止。呜呼!久矣,其如此也。治其本,朝令而夕从;救其末,百世不改也。私铸之弊,始于钱轻,使钱之直若金之直,虽赏之不为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纸以为币,符信一加,化土芥以为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夫乐生而恶死者,天下之至情也。我且以死拘之,然犹相继而赴于市者,饥寒驱其中,而无以自生也。曰:“等死耳,而或免焉”。漕卒之愆,生于穷乏而无告,家乎舟楫之上,长子孙乎江淮之间,布褐不完,藜藿不给,大冬积雪,水之至涸,而龟手烂足者,累岁不得代,不为盗贼,无所逞志。若稍优其给而代其劳,宜亦衰息耳。夫见利而不动者,伯夷、叔齐之事也;穷困而不为不义者,颜渊之事也。以伯夷、叔齐、颜渊之事而求之无知之民,亦已过矣。故夫廷尉、大农之所患者,非民之罪也,非兵之罪也,上之人之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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