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元丰类稿》曾巩

诗三十九首

喜晴赴田中

自愁雨破西岭出，只看水缘南涧生。青天忽从树杪见，白日渐向谷中明。豳公涤场不可失，陶令负禾须自行。归时小亦满，固有阿连相伴倾。〈《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一〉

少年

不覆论心与少年，世间情伪久茫然。朱门如市方招客，独守残经自可怜。〈同上卷二〉

上杜相三首

天扶昌代得忠良，坐以材谋镇庙堂。万里声名开学校，四方根本劝农桑。从容贤路通江海，慷慨公心贯雪霜。谦让黑辕归太早，空令终古爱余芳。翊戴唐虞旦暮中，忽将符节抚山东。忆归慷慨无私计，抗疏频烦有古风。世路一人知进退，士林当日计穷通。寿觞须祝年年喜，旧德华夷望更隆。转觉忧余好尚孤，较量唯合老葭蒲。圣贤可是随时拙，正直由来济世迂。生事有亲甘钓筑，客情无力买山湖。天边愁绝伤离苦，台象空看照宋都。〈同上卷三〉

寄王荆公介甫

数病门稀出，常贫客少过。经纶知龃龉，耕钓亦蹉跎。两事艰难极，孤心感慨多。素交千里远，谁听此时歌？〈同上〉

送王补之归南城

瘦马君将去，清樽我谩开。眼看新雨露，身带旧尘埃。但喜丹心在，休惊白发催。穷通莫须问，功业有时来。〈同上〉和酬王平甫道中见寄

安危魁柄倚谁操，敛笏千官拱赭袍。能有本根持国论，岂须毫发间戎韬。征求藉藉人多困，羁旅皇皇我亦劳。扌西宿与君何计得，半生飘荡似风毛。〈同上〉

读孟子

千载士椎无比拟，一编吾喜窃窥观。苟非此道知音少，安有兹人得志难。机巧满朝论势利，疮痍连室叹饥寒。先生自是齐梁客，谁祚商岩渭水看？〈同上〉圣贤

圣贤性分良难并，好恶情怀岂得同？荀子书犹非孟子，召公心未悦周公。况令树立追高远，而使裁量属ウ蒙。举世不知何足怪，力行无顾是豪雄。〈同上〉寄晋州孙学士

风标闲淡易为安，晋陕应忘道路难。学似海收天下水，性如桂奈月中寒。素心已向新书见，大法常留后世看。自送西舟江上别，孤怀经岁未能宽。〈同上〉送戚郎中一心清淡本如秋，何必锱铢较两州。身向宦名虽黾勉，性于人事岂雕锼。但思簿领忙时俗，便觉溪山静处优。荔子满盘宁易得，与谁频宴岭边楼？〈同上〉

李供奉

一身得禄从孤客，千里还丧获旧林。〈李数世为客于此，至君能以忄见丧南归以葬。〉清节萧条妻子计，白头敦笃弟兄心。能抛印授高应少，自筑丘坟达更深。我与往来无力荐，褒传唯有北窗吟。〈同上〉

寄孙正之二首

两人怀抱喜相投，初得青山一日游。已听高文吟太古，更开昏眼洗清流。共寻素壁题皆遍，欲去红桥钓始休。回首至今嘉兴在，梦魂犹拟奉觥筹。隐似龙蛇应有待，清□冰雪更无双。志留世外虽遗俗，文落人间或过江。峻节但期终老学，健诗犹愧一时降。风骚近亦思强伴，恨未高吟共北窗。〈同上〉

依韵和酬提刑都官寒食阻风见寄

画舡齐泊倚青山，正值春风阻往还。江作鼓鼙声浩渺，树为城障绿回环。幽花婀娜偏当眼，啼鸟交加亦解颜。使者文章工不浅，尽将模写寄柴关。〈同上〉

杜鹃

杜鹃花上杜鹃啼，自有归心似见机。人各有求难意合，何须勤苦劝人归？〈同上〉

雨中

愁烟苦雨今朝是，小屋深扉野性怜。偶似鲁连能肆志，肯如刘备耻求田。贫谙亲友难过饮，病笑诗书可枕眠。欲会此心何自适？平生消长任陶甄。〈同上〉

题祝道士房悠悠行处是风波，万事万惊久琢磨。心逐世情知龃龉，身求闲伴恐蹉跎。功名自古时应少，山水输君乐最多。争得有田收迹去，比中文酒数经过。〈同上〉

题宝月大师法喜堂

谁能怀抱信分明，扰扰相欺是世情。只有陋儒夸势利，几曾高位功名〈原脱一字〉。欲将志义期千载，只合溪山过一生。君向此堂应笑我，病身南北正营营。〈同上〉

题关都官宅

麻衣少壮干时去，朱绂康强得老归。身世自如天下少，利名难退古来稀。更无俗事侵方寸，只与闲人话翠微。科第诸郎同日显，高门当代有光辉。〈同上〉题修广房

世情衮衮利名间，子有高情独闭关。万事长年抛似梦，一堂终日静于山。幽花得地无妍丑，好鸟窥人自往还。药棋枰俱我好，几时能共此中闲？〈同上〉

田中作

傍人应总笑为生，病体朝朝踏雨行。红饭白菹妻具饷，青夹水自催耕。止知索寞箪瓢计，岂论喧哗内素名。胜事山风吹木石，暂如韶夏管弦声。〈同上〉寄人

懒听诗书散满床，鬓须垂白坐茅堂。溪山入手何时见，尘土劳心继日忙。气味向人卑可耻，风波随处险难当。羡君出处由胸臆，安稳将家水石傍。〈同上〉

首夏乱崖蒸润滴嵯峨，苒苒生云雨意多。已爱破山泉漱玉，更怜垂垅麦翻波。妖红落后新篁出，老绿浓时野鸟过。还与北窗添睡思，尽抛尘上养天和。〈同上〉雹

穷谷结时雷已动，荒台看处雪犹埋。崩腾沙雳乘风下，宛转珠玑压雨来。已激山声如骇浪，更回天色似寒灰。何繇得见晴辉上，愁放昏昏睡眼开。〈同上〉

初冬道中

潦退蛟螭不可逃，溪潭清澈见秋毫。欲霜日射西山赤，渐冷天腾北极高。秀色更浓唯竹柏，孤根先动是蓬蒿。感时一抚青萍叹，马踏西风气自豪。〈同上〉

留山中诸君子见访

茅舍开扉胜事稠，况携佳客此中游。妖红落后坚松在，南涧清时野潦收。林带寒烟如水合，山含晴日似尘浮。不嫌淡薄幽人趣，欲进藜羹更少留。〈同上〉丰年有高廪

盛德临昭旦，多祥获有年。嘉禾登羡溢，高廪积连延。田入丰维亿，仓收富且千。梦鱼谐素兆，如栉比前篇。瑞贶神之与，休明颂所传。粢盛繇此备，清庙荐恭虔。〈同上〉

将行陪贰车观灯

行歌红粉满城欢，犹作常时五马看。忽忆使君身是客，一时挥泪逐金鞍。

赴齐州

淮南蒙召鬓毛斑，乞得东秦慰病颜。晓整轻鞍汶阳北，却冲微雨看青山。〈以上清厉鹗《宋诗纪事》卷二引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

恩藏主送古梅求诗折得前村雪里枝，殷勤来聘老夫诗。请公静看横斜影，便是当年一字师。〈《永乐大典》卷二八○八〉饯神击牲酾酒荐明蠲，果装香婢仆专。拣米作糜分糁碗，折{专}为箸插芳筵。儿惊庖下添熏肉，神笑人间用纸钱。巫祝谓知来岁事，交杯犹有暂时权。〈同上书卷二九五二〉千丈岩瀑布

玉虬垂处雪花翻，四季雷声六月寒。凭槛未穷千丈势，请从岩下举头看。〈清黄宗羲《四明山志》卷一〉

疏山

一见云山病眼清，野僧勤动水边迎。苍松翠竹东南道，乱石峰前踏月行。〈《康熙抚州府志》卷三十五〉

石门

细草疏云一径凉，纵吟闲望兴何长。僧关入竹行随意，野茹持钱得满筐。江腹远吞千壑翠，峡门高控两崖苍。乘秋更欲西山雨，一洗郊原晚稻香。〈同上〉清风阁诗〈即清风门

百级危梯屈曲成，栏干朱碧半空横。天垂远水秋容静，雪压群山霁色明。海燕力穷飞不到，郊园阴合坐犹清。风前有客须留醉，莫放归时月满城。〈同上〉

薛老亭晚归终日行山不出城，城中山势与云平。万家市井鱼盐合，千里川原彩错明。座上潮风醒酒力，晚来岩雾盖钟声。归时休得燃官烛，在处林灯夹道迎。〈郭柏苍撰《光绪乌石山志》卷二〉

诗一首〈标题无考〉

食肉遗马肝，未为不知味。食鱼必河豚，此理果何谓。非鳞亦非介，芒刺皮如猬。见形固可憎，况复论肠胃。〈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四〉

词一首赏南枝

暮冬天地闭，正柔木冻折，瑞雪飘飞。对景见南山，岭梅露、几点清雅容姿。丹染萼、玉缀枝。又岂是一阳有私。大抵是、化工独许，使占却先时。霜威莫苦凌持。此花根性，想群卉争知。贵用在和羹，三春里、不管绿是红非。攀赏处、宜酒卮。醉嗅、幽香更奇。倚阑干、仗何人去，嘱羌管休吹。〈唐圭璋编《全宋词》。此词原见《梅苑》卷一。〉

补遗杂文七篇

杂文七篇

号令辨

令必行，则民信上而尊其令，令二三则反此。天下之所以归其上者，以令行也。今也，朝与一事焉，暮或夺之，暮夺一事焉，或不越宿而与之。二三孰甚焉？使民亦所从而守之耶？又不务实也，故令发于朝，出于市，布于野，民则曰：“非必行也，非可信也。”脱然去之而莫顾，已而果不行不信也。是不独道民二也，又滋之使易其上也。所以使民能一其归者几何？其不损焉，行之乎久，得无失执重以召败耶，然则如之何？曰：要之议于朝也，稽其本末，审其利害，为可久之意焉，如斯而已，可也。〈《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四〉时俗辨

时之人，非皆不知事之本末、势之治乱也，然而举天下之务者，惟利而已。凶年野无其青草而租赋取盈也，徙人杀人以锢山泽之货，与税与酒而犹曰不严也。民之馑而死者相比，而不肯发义仓一粒，虽发常平之仓，斗不五十则六十其价也，强之输绢而曰和买，不更其价而曰折发，变纤悉之财皆计而争之，如此者以为利上也，无贵贱，无智愚，拘拘然穷身力而行之，犹恐不暨焉。曰复流亡，曰弛岁敛，曰劝耕殖，曰兴水利，如此者皆益民也，虽诏书丁宁，皆使其文而已，莫有一缀一心者焉，况穷身力而行之也？此非其性工于利上而专于疾民也，以利者有司之所甚急，民者有司所甚忽也。成俗几百年，所以百姓未厚而仁政未兴也。为时之计者，安得不损天下之浮费而下求其利之术焉？既然矣，则官者庶几忧其本、爱其民，百姓可厚而仁政可举也，先王之所以为天下者，归然而已矣。或曰：费不可损也已。而曰：布冠弋绨，丁时之匮也，有安之者，所以致足也，况其过于彼者乎？推是以在己也，至于他费，有不可损邪？〈同上〉论贫

古者有常农无常兵，今也有常兵无常农，兵日以愈蕃，农日以愈贫，治之所以未孚者以此也。举天下之地连千亩而不耕者何数？举天下之民投为兵者相望焉。莫若始今募兵者比而田，因弛旧兵也。或曰：何谓也？旧兵之享利也多，而病于政甚矣。惠养戒驭少不至焉，辄怨且戾不可止；不持一物而从出入，往往有怠色；以之值敌焉，则惧而溃；使之田与，废之不可也。识其敝之所以然且存之，害不有大于此者耶？莫若择旷田，募今投而为兵者伍而耕，暇而隶武，递入而卫，旧兵之耗也勿完焉？如斯而已矣。井甸田车之制未可复也，宜于今者非此欤？谋于庙，行于天下，不先此，吾不识其能为治也已。〈《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五〉

书虏事

妾之移人，自至也者，人弗自知其身之至也。如知之，古今岂有败哉？予尝悲汉高帝之英伟绝特，光武之仁明，而至于爱恶于其子。以及魏武，忮险绝世，其心非复人也，至其且终，眷眷于所昵，与小夫懦竖无异。此二谊主、一暴臣，皆非常之人也，及蔽之来，虽英伟之量、仁明之器、忮险之性皆不能免，况中材乎？故曰：妾女之移人自至也。自至也者，人弗自知其身之至也，非信哉？及观向之书虏事，则又知虏之陆梁，暴恣而蔽于帷帐之间，不能自知，死之日卒大乱其国，然后知妾女之祸，非特甚于中国也。吁，可畏哉！吁，可畏哉！〈同上〉

书与客言居十日，求文于某者四人，义不克与也。客至曰：“盍与之？不然，子其戒，毁且至矣。”应之曰：“与非义，吾不敢违义也。虽然，君子者未尝不戒也，毁何患？”“吾闻君子之不志于毁誉也久矣，其何以应之？”曰：“君子之于道德，力行不倦而已矣，内顾不愧而已矣。誉，恶乎喜而慕；毁，恶乎惧而避。古之人如吕尚者，观其成功，其道德可知也。方其渭水于渔，自修于己而已耳，天下之不己知无以为也。盖尝穷困且老矣，及周之逢，而天下乃克知其懿。由是观之，其自守如何也？力行不倦而已矣，内顾不愧而已矣，其不志于毁誉也，以此。”曰：“彼自守其如是也，孔孟何以不如彼？”应之曰：“子以孔孟之汲汲于行其道为其自守欤？孔子拒王孙贾，而孟子亦不枉尺以直寻，夫不自守乎哉？君子者未尝不自守也。”“然则彼何以不汲汲于行其道也？”应之曰：“彼有文王以为之归也，何汲汲哉？卒武王之相而东也，非汲汲哉，惟其时而已矣。”“然则士奚师？”“师孔孟与，彼之自守而为其所汲汲可；师所汲汲而不为孔孟与，彼之自守其可哉？”客曰：“然。盍书之？”遂书。〈同上〉书唐欧阳詹集

韩愈作《欧阳生詹哀辞》，其序曰：“读其书，知其于仁孝最隆也。”余观其《出门》、《怀归》等赋，思曰：愈之所称，岂谓此耶？又观其《陶器铭》、《驽骥》诗等，则悲生之志焉。至《栈道铭》，观其铸金蒸云之谕，至《珍详论》，观其反复风谕，则又知生之尤魁怪于文，而其材果奇也。最后观其《自明诚论》，卒曰：“知之者知之。”知之者知之，知生于此甚自负。其说三四，观之而其说皆不出于旧。生卒无己见者，不知生于此何其自大也。

则又思余舅氏吴君，尝论斥生之所谓“尹喜自明诚而长生，公孙弘自明诚而为卿，张子房自明诚而辅刘，公孙鞅自明诚而佐嬴”之者为非，是明诚之非为长生、为卿，非尹喜、公孙、子房、商君之所能至，其理较然，舅氏之论无疑矣。此于生为一失，于舅氏非其意，所极也与。生材高下如何，故不可知，其可知者，舅氏之从事于明诚，可谓知所守矣。其不溺而趋于为长生、为卿、为子房之谲、商君之刻薄可必也，则其材亦诚卓然可畏者也。惜乎死矣，不得见其施之于行事，而其论与其集今皆亡，使其有补于生与，后世者独余知之，而世不得尽知也。故书于生集之末，以见其意焉。

舅氏临川人，讳《辶向》，字明远，死时年三十四。〈同上〉讲周礼疏

《周礼》之书于汉最晚出，刘歆以为圣人之迹，世亦皆以为然。然其有难合者，则自汉之学士往往疑之。余观其大法，成天之下务者，不能改也，非出于圣人，岂能如是哉？而班固称孟子之言，以谓周衰，诸侯恶其害己，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余考于《书》之《武成》，与《孟子》所称周之爵禄之法，则皆与今《周礼》异，岂其亦有所损益者邪？又观其反复其文，至数万余言，上下亦已广矣。其中或一事散于数篇，一篇散于数职，而用意之密若答符然，其思虑岂不诚深矣哉？其书如此，注义又数十万言，非深考而精通者，不得其终始之详，数制之要，则未可以传之人，而学者不得人之传，则亦未可以进于此。南城王君补之，于此书深考而精通者也。今岁之冬，可以群居，余欲共过此，而与州之君子者相从听其口讲，观其指画，以释所未寤，不识其可乎？苟不以为否者，各著其名氏焉。〈同上〉

杂说六篇

说学

古者乡党学校少长为序，以州处，其有司所施用十有二教，举用六德六行六艺，节用五礼六乐，纠用八刑，论用其乡之老，其体惟以化民成俗为教之意。故其士之入朝、在乡、居家皆有法度而不为非，所以励世而育材也。周之所以垂七八百年而治为称首者用此。

自乡党之制废不行，学校虽存者亦非古。故其处无长少，施无十有二教，举无六德行艺，节无礼乐，纠无八刑，论无其乡之老，惟课试文字之习否以为务，其体未尝志于化民成俗，故其士之入朝、在乡、居家皆无法度，而为亦无所不至，求其所以励世而育材可乎？

今议者曰：宜郡立学校，使天下士师弟子为位以居学。曰：讲古传业亦周之盛也，予独以谓教之之意不如古，虽设学无益也。噫！古之制不必尽用也，其意不可改也，故原古之事以存之，庶夫有通治乱者能用之。〈《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七〉

说官

古者命官各因其材，而致于久也，则必总核而升绌之，所以适于治之要也。帝王之法皆然，而尤详于舜。舜之分任九官，其人皆禹、稷、皋陶仁智大人也。然而即知水土，必以为司空，不以为虞；知五教，必以为司徒，不以为士师，以有宜也。三年一考绩，九年一绌陟。水土不治责司空，蛮夷奸究不禁责士师，以有守也。其法之大较，鲧一以不胜任而殛死焉，盖明其材，分付责任，久其岁时，严其诛赏也如此。故百官各尽其能，务治其业而以赴功，则舜无为已。

后世不然，自公卿大夫至于百执事，每一官之《门卦》，则有司诎指计资之先后而升之，不然则择其或有执重、或得人间之誉者而升之。升之者一涂人之材，而偏历群有司之任，未尝计其能否、优劣、宜不宜也，用人之敝至不精于大臣，况其他耶？此苟全其私而忘其所以公进贤退不肖之弊也，深戾所谓各因其材也。而当迁者概以三岁为限断，少者再岁、一岁，甚者不穷月盈时而迁耳，非可以至夫三年、九年，屡考而又绌陟也。即天下迁举，每岁得失可责吏部乎？天下钱谷，每岁登耗可责度支乎？自公卿大夫至于州县吏，莫非居其位而不任其责者也。万事之众，王者独治而已。而吏之输钱赎罪，或免于位，或徙或诛者，一切触法耳，非为不胜任也。是一皆违古，进之不循其材，用之不久其时，侵其职而忘其责，故百官之于万务也，皆怠而忽，为国或百年，上之事繁且勤，而不足以致治也。噫！何久而不思变也，曰：如之何而可？曰：求庶于古而变之。〈同上〉说宫

室堂奥备然后为宫。宫，贤有力者之所有也。若乃为之，则非贤有力者之所能也。故有材木于此，虽累千万，必待匠人焉。尔匠人之为之也，广轮高下、横邪曲直，一板以上皆有法也。巧既发于心，绳墨刀尺皆应于手，其成也必善。巧既夺于心，绳墨刀尺皆戾于手，且以高者为库，直者为钩也，其卒可以成自善乎？有若公输在，肯舍法度而利之乎？不肯，则将得拙工，而嗜利者从之，为之穷岁月，耗材与力，至竭而已耳。

今夫天下之为公也，人主之所安而有也，州县有司之为室堂隅奥也，万机之为材木也，人主之所不能自治也，其势必付之人。付之而当且颛，则辑矣。付之而当否未前定，又一一束缚之，其异于戾匠人也亡矣。有圣且贤，肯枉道而就之乎？不肯，则易而他使。使圣且贤则犹是也，又易而他使，则得庸者邪者而从之与之，日夜力为之，至尽败万事而已耳。秦之亡其宫也，以此。〈同上〉

说内治

古者公侯卿大夫士，非惟外行淑也，盖亦有闺门之助焉。考《诗》之二南，言后夫人之事，明妇人之于夫也，不独主酒食、奉巾栉而已，固实有以辅佐之也。先王之制，闺门之内，姆保师傅，车服玉，升降进退，起居奉养，皆有条法。妇人少习而长安焉，故礻是身正家莫有过也。

近世不然，妇人自居室家，已相与矜车服，耀首饰，辈聚欢言以侈靡，悍妒大故，负力阀贵者，未成人而嫁娶，既嫁则悖于行而胜于色，使男事女，夫屈于妇，不顾舅姑之养，不相悦则犯而相直，其良人未尝能以责妇，又不能不反望其亲者，几少矣。其于舅姑然尔，而况于夫之昆弟、相与为等夷者乎？有祀祭、宾客之礼，不自为具，而使人为之。浣濯之服，蚕桑之务，古天子后礼安而常行者也，而今之庶人孽妾羞言之。姆保师傅、佩玉仪节、采苹蘩、贽枣之事，则族而笑曰：“我岂能是？是非我宜也。”一切悖礼，相趋于骄骜淫僻而已，求其所以辅佐夫，可乎？

噫！古士庶人之妻，知秉礼义，服训导，而今王公大人之匹反不能，可怪也。剪缕之不工，刻画之不善，则耻而学焉；至大伦大法之不修，则间然安之，吾未见其可也。古语曰：福之兴，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阃内。岂非风俗之厚薄，人道之邪正，寿夭之原系于此欤？其可以忽然流恣而不返欤？曰：如之何而可返？曰：放今之敝，考古之制，而先之于公卿大夫之家，兹可也。《易》曰：正家而天下定。吾说岂疏乎？〈《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八〉

说遇下

王者之贵，普天之下，其义莫不为臣妾，尊至极也。然而三公也进见，在舆为下御，坐即起。其于诸侯，曰伯父伯舅而不名也。至于群臣，皆变容色，正冠服而俟之。其于进退疾病死丧之事，虽小未尝不勤，义至厚而恩至亡量也。非徒用其礼而已，乃所以推其情而见于下也。上下之情交，则治道之所由出也。

近世自王公大臣之进见，皆俯首侧身，屏息以听仪相者疾呼姓名敕进，使拜舞已，则立而侍。设有宴享，则郎中以降皆坐于庑下，与工祝为等仵，王者遇之，体貌颜色未尝为之变也，而曾起且下，又不名乎。其于进退疾病死丧，未尝皆备其礼也。自公卿莫能得其从容，而况于疏远之臣庶乎？上下之情间然可知矣。至有罪故，则又困辱而刑之。此所以使偷安幸进之利深，无节自薄之俗胜，百官之于上，苟若而已，能无因败而利之者邪？国家之治最甚已，可无变欤？〈同上〉

说夷

夷狄负其险力蕃鸷也，辄引而窥中国。议者曰：不蚤痛剪其株，浸淫至此不禁也。或者又曰：有数。夫壤之有蚁也，与木之有蠹也，与肉之有虫与人体肤之有疾也，是岂不以先有败而生耶？推而观之，则凡孽之生，皆以物先有败也，而独夷狄为病非中国之先有败耶？故凡孽之生，则物滋不善，夷狄之病攻而中国亦益不宁。或曰不蚤杀，或曰有数，是皆妄，吾独以敝生于不自治尔。天下之敝，常生于不自治。既而岂不思复治之？诚尚有可治之时，即能修其政令，择材而任职，使百姓乐于为上用，则彼岂独不识也？之无间可窥乎，然而且肯妄寇犯以触死乎？《诗》、《书》以来可质也，未有内自治而夷狄汩之者也，其汩于夷狄者，率不自治者也。善也，严尤之论之也。不自治而至乎御者，其有上策乎？〈同上〉

杂议十篇

太学

郡立刺史，所以主其治也。郡之不治，刺史之过也。黜一刺史、立一刺史而已矣，夫岂遂污其郡哉？邑有县令，亦所以主其治也。邑不治，县令之过也。黜一县令、立一县令而已矣，岂遂污其邑哉？今有人曰，郡不治则污其郡，邑不治则污其邑，则以为狂惑之人也。今夫太学之设，何以异于是？天子立太学，立官以掌之，立师以教之，所以兴教化也，所以出礼乐，所以萃贤材也，所以养俊髦也。俊髦不能养，贤材不能萃，礼乐不能出，教化不能兴，则官师之过也。当黜其为官而屏其为师者，而别置其能官能师，则岂遂隳其学哉？向者国家兴学校自京师始，天下之人倾耳而听，竦目而视，其皆以为三代之治复起于今日，而今日之治复为于三代也。既而官师非其人，措置非其宜，怨谤并起而天下窃笑，其实皆官师之过也。黜一官师、立一官师可矣，而议者皆以为太学之过，官师未出而太学废。呜呼！太学何过哉？

今愚愿立一官师，使恢其职，以恢大其业，而无罪太学，前所谓养俊髦、萃贤材、出教化、兴礼乐无所不可者。若不度其本，不推其源，案而责之曰：此学之过，废之而已矣。是刺史不治而污其郡，县令不治而污其邑也。治天下者当为如何？〈《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九〉

议茶农桑贡赋，王道之本也；管榷杂税，王道之末也。善为国者，重其本而轻其末，不善为国者反是。由尧舜至文武皆重其本者也。由秦汉至隋唐，重其本故薄征轻敛，而天下有仁义之俗焉；重其末故急徭横赋，而县官遂兴管榷之利焉。管榷之利，茶其首也。当汉武之时，其食国用皆不足，虽群臣献策，尽笼天下之货，然茗Η之利犹不之取，历代议者亦未尝一言及之。至唐永泰中，天下耗竭，莫或为计，乃有赵赞首陈税之策。贞元之后，又兼张滂之谋，虽权宜立制，功不合于古，然亦未至于榷也。逮乎文宗，当李训辅之，恣为诡说以惑其听，内则协郑注奸邪之议，外则资王涯刻暴之苦，始立使号以榷茶为名。茶之有榷，自此始也。于时新令一出，所暴虐者甚众，以是故身伏大诛。尔后贤臣继世，一兴一废，或以惨急而行之，或以仁慈而议之。如裴休者，则欲去榷复税以十二之法；如令狐楚者，则欲通商惠众，以增上下之便。虽深究利害各极当时之宜，然行之一朝，流弊千载。我国家勃兴昌运，抚有方国，四圣接武，泽流生民。所先者仁义之化也，所行者礼乐之教也，所敦者农桑之业也，所后者管榷之利也。然卒所以资国用而足兵食者，唯货一扃尤为剧大。自曩岁群臣定议随土宜而制之，或禁其私鬻以充郡县之课，或通商人以泄县官之利，各任其俗，成乎便宜。

以今观之，则禁者诚非，而通者诚是也。何则？茗者山林之所产也，山林者人力之所营也。所营者博，则所生者众。所生者众，则所赋者余。所赋者余，则常生之业毕出于是矣。今乃申严号令，窒其私鬻之路，欲使民利一归于公，虽敛之计诚得其术，曾不知敝生于下而抵冒之狱阗然而起矣。及其不胜也，然后从而加之，民或至死亡而不惧令，或至峻烈而无益，久不易则无乃伤仁慈之政乎？而又上之而急，继以千艘，一岁之庸，动逾百倍，伤财暴众，无大于此，故曰禁者诚非也。今若普治天下，均其常法，上则蓄之以大扃，下则通之于商人。其直也，就中都而入之；其茗也，由外郡而与之。俾夫周旋海内，自受其益，所过关市，则悉增其税，所至郡国，则悉弛其禁。大可以减县官每岁之用，小可以息生民抵冒之狱，此谋一立，万世利之。故曰通者诚是也。二者之论，期于一择。〈同上〉

议酒

榷酤之兴久矣，桑羊建白之，武帝力行之，千秋奏罢之，新莽重立之，绝于魏，起于陈，盛于唐，大备于当今之世，其源益深，其本益固，其所害者多，所利者寡。虽有非常之智，弗能去其害也；虽有不世之略，弗能益其利也。盗滥日益起，争夺日益繁，狱讼日益长，刑辟日益峻。非酌以便宜而建以中道，则淳厚之化其何以致哉？昔武帝之世，骋志四夷，兵资国用皆所不赡，则置之者乃其榷也。孝昭之世，海内休息，务以仁政，绥怀于民，则废之者亦其宜矣。虽新莽诡制，强复其法，然历东汉魏晋，数百年间而弗复用焉。及陈氏膺统，文帝当御，始下诏令恢而袭之。至于有唐，厥制渐备，或定其酤之税，或别为三等之目，可否相半，损益相兼，行于一时，稍得其便。厥后京都免榷，以优乎大众之聚，五州榷曲，以当乎鬻卖之利，随所利害，以为定法。载在前史，灼有明验。我宋绍位，有三制焉。王城之中，则征其ろ而不征其市；闽蜀之地，则取其税而不禁其私；四方郡国，则各有常榷。军旅之饷，非是不能给也；帑藏之实，非是不能充也；岁时之课，非是不能足也；差茗之扃，非是不能并也，其名虽异而其课则同，其法则三而其利则一。课既同，利既一，则天下之制可以尽一矣。然朝廷所以不一者，盖将优遐迩之徼而重畿内之民。诚深利矣，孰若兼四海而利之？且盗滥争夺，天下之公患也；狱讼刑辟，天下之大殃也。今使王城之中则亡其公患，闽蜀之地则弃其大殃，其余郡国则兼殃患而有之。呜呼！亦仁者之所非也。

愚以谓京都之内则宜遵旧常之法；天下郡国则宜通闽蜀之制。无损于课而课以之集，不烦于刑而刑以之省。可以导仁政，可以消争心。前所谓酌其便宜而建以中道者，莫大于此。〈同上〉

财用荀卿言富国之道曰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所谓裕民者，取之有制，使之优厚之谓也；所谓节用者，使之出入有度，足以相掩之谓也。善哉！荀卿言富国而先及民者，知本欤！比咸平、景德虽有北警之役，而国用民力上下交足者，其是道哉？今日无向者之警役，而藏于国者或寡，赋于民者或多。何哉？且节用经制、百官谨职皆如向之时，胡为国用民力不加焉？是亦天时之水旱，兵食之多冗，管榷之未通。姑当乘丰而储备，利商而通货，练兵而去冗。昔尧汤水旱而民无捐瘠者，备先具也。唐大历后，国费能给者，刘晏辈利商转货也。兵贵精，昔曹公以五千敌众万，故冗食可省也。如是，其民赋少省，国用少充，庶几民裕国足如荀卿之言也。〈同上〉

兵乘一

可以均天下之土地而定军赋之法，唯井田为最备。其法之可见，唯周为最著。《周官》：王畿千里，天子正位于其内，而卿遂分治于其外。必以土均之法稽其人民，故小司徒以九地之别，为其三等任人之制。凡役之起，则家无过于一人，而其余为羡。故六卿六遂之中，有正卒、有羡卒五等。建国之制虽殊，而出军之数固不易于是也。盖天子六军，而成国半之。若鲁者有因周之成国，宜有三军者也。然僖公之颂曰“公车千乘”，又曰“公徒三万”，夫其徒三万者，固合于三军之制矣，其车千乘者，兵车一为卒七十五人，千乘常七万五千人，此六军之制也，鲁安得而有之？故明策以访于学者。夫鲁虽侯国，而出军之法不殊于畿内，故其三郊三遂之中，亦有正卒，有羡卒。颂之称曰“公车千乘”者，兼其正卒、羡卒之数而言之也。又曰“公徒三万”者，举其正卒之成数而言之也。僖公能复先君之土宇，而其车徒之盛如此，故颂者尽之，非兵赋之异也。〈同上〉

议钱上

夫制世御俗非一谋可尽也，便民益国非一术可该也。是以圣人在上，随轻重而御之。民所重则御之以轻，民所轻则御之以重。有刀布之法，有币帛之制。刀布者，货之流也；币帛者，货之源也。流非源不蓄，源非流不行。二者循环，迭相为救，此圣人有国御天下之大柄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王。文王已前德之盛者也，故其道虽立而其迹不传。

逮乎武王建祚，师望佐业，外则通三币之货，内则制九府之常，或名之刀，或名之布，或名之泉。刀者取其利也，布者取其散也，泉者取其流也，流则天下之用足，散则天下之财阜，利则天下之民和。民和而后廉取兴，财阜而后礼义浃，用足然后德化被。管子用之，所以辅桓公而成开塞之术也。周景变之，所以隳祖构而忘小大之法也。缘此而下，废兴不常。西汉以来，其制屡易，陈七福者有焉，述操柄者有焉，锡铜山者有焉，废五铢者有焉，创鹿币者有焉，建三官者有焉。晋宋而后，俗化惭薄，上先其制，下成其私，有风飘水浮之轻，有线环赤郭之异。百名千品，莫可胜述。远近流俗，益用苦之。李唐受命，尽扫其辙，文之以年纪，创之以事宜，规模小大，最为折衷，天下得以从其便，人主得以操其权，较之古先，诚得其术。

我国家铲去伪乱，袭有唐休烈，鼓铸有常职，辇运有常数，盗滥有常禁，出纳有常经，稽其本末可谓详矣。然比岁以来，邦用颇乏。于民也，有困穷耗费之苦；于国也，无丰盈羡给之余。议者纷起，莫从其便。或曰：宜铸为大钱，以加千百之直。或曰：宜兼造铁制，以同闽蜀之法。大可以益国，小可以便民。行于一时，足见其利。铸为迂远之谈，苟简之谋也，非所谓利于经人也。夫久为大钱，则民失其用，用失其用则众易其业，易其业则困匮生而奸滥起矣。兼造铁则国重其禁，重其禁则俗违其便，违其便则抵冒作而刑辟烦矣。且今之刀布有四患焉：蓄而不行，一患也；盗铸日积，二患也；于用甚轻，三患也；岁铸不给，四患也。夫伐山取谷鼓铸，而泉有不行者，兼并聚之也；法令峻烈，甚于水火，而民或盗铸者，薄利诱之也；大小之法，与前无异，而用之甚轻者，异物害之也；宝货之路出于羡余，而岁铸不给者，浮费夺之也。为今之策，不若去四患而立四利。何谓四利？塞兼并一也，严法令二也，禁异物三也，节浮费四也。四利既立，四患可除。当今之宜，莫便于此。〈《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十〉

议钱下

问：自古钱法，未有如国家之折衷者。然比年以来，铜产耗竭，鼓铸不能供。欲案其旧法而弗变，则患乎铜之不给；欲铸乎大者以兼乎小者，则患乎民之窃铸也。敢问何行而后可？

对：自古钱法，轻与重，大与小，诚莫如国家之折衷也。然所以制之之术，行之之道，有所未至焉。何以言之？今夫淮浙之间，盗铸盈市而法令不能严，有司不能知，天下之狱，未尝闻梏一铸钱者。故公钱益少而私钱益多，此未至者一也。

海外之郡，如高丽、交趾之国，一器一皿皆铜为之。彼以铜非己地所出，乃多聚奇产无名之货来鬻于中国。中国之人爱其异而贪其宝，争以泉货而市之。彼得泉以归，则铸为铜器以便其俗。故钱日益以少，而民日益以贫，而国家不知禁焉，此未至者二也。

边要之地，宿兵者三世矣；河汾之间，兴师者数年矣。所以充彼之求，足彼之用者，莫先乎泉也。鼓之铸之不绝于时，一至塞下无复返者，此中国之泉所以耗而边民之豪得以聚而积之也。故中国之物其直轻，由于钱寡也；塞下之物其直重，由于钱多也。国家诚能止钱货之运而若谷若帛，募富商巨贾致于塞下，使就取其符于江淮京洛间，或泉或货，杂支以偿之。若此二三岁，而中国之泉不营而自给矣。当今之策，莫此为便，而国家不知行焉，此未至者三也。

夫释老之徒以铜为器，其徒日益广，其器日益增。所增之器，有销钱而铸焉者，有市铜而铸焉者。国家虽有其禁，又宽而不举。以日销之钱而供日增之器，以日耗之铜而给日兴之铸，是何异拔树而附枝乎？今诚能稍严其禁，以为之限，是亦策之一得也，而国家不知行焉，反谓于国体有纤削之谓，此未至者四也。

此四者，泉货之弊根在焉。泉之有此四者，犹水之有四窦，木之有四蠹也。今诚能窒其四窦，拔其四蠹，则不变旧法而泉可足矣。苟四窦未能窒，四蠹未能拔，虽一变其法而为苟且之利，愚恐有损而无益也。且变法者谓铜之耗竭矣，苟为铜之耗竭，则虽以一大者当百小者，然后可行焉。其次则以一大者当五十小者，然后可行焉。其下则以一大者当二十小者，然后可行焉。夫民诱于薄利，虽销一为二，犹且为之，况百十之多乎？使兵在其颈，犹将窃铸而不已也。欲严其禁，则抵冒盈天下；欲宽其禁；则奸滥盈天下。若之何而可为哉？且变法之祸见于前世矣。汉武时改钱法而铸白金，于是吏民盗铸而死者不胜数。王莽之世，又为泉货六品，与贝化龟宝之类参而行之，天下破业而陷刑者相望于道。吴孙权亦铸大钱，为千百之直，上下非便，从而罢之。唐明皇时，从第五之策，铸为三品，法愈严而犯愈多，商农之业皆失其利，有饿而死者，有刑而死者，此皆变法之祸也。今不窒其四窦而拔其四蠹，而欲袭前世已然之祸，愚未知其可也。〈同上〉

议仓

世之言治法者，莫不以三代唐虞为之本而两汉隋唐为之末。然三代唐虞之法未必行于今而皆得其便，两汉隋唐之法未必行于今而皆失其利也。故善言治者，不在乎援古高论，在乎当而已矣；善言法者，不在乎超世迈俗，在乎宜而已矣。

夫义仓者不兴于唐虞之世也，不建于三代之君也，不起于两汉之时也，盖始于隋而盛于唐者也。其道以振乏为本，以恤民为先，以博施为法，以乐输为率，以众赖为便，以义和为名。各于其社树之以仓，各令其民入之以谷。设其官守，严其戒令。丰岁则劝课而输之，凶年则发彻而散之。不烦于刑而民乐从，不费于国而民无困。于上有救贫恤饥之政，于下无转沟殒壑之苦。以言其济施，则仁之厚者也；以言其输入，则义之广者也；以言其取与，则和之至者也。其在隋则长孙倡而始之，其在唐则戴胄举而行之。文帝从长孙之计，于是民俗以安，国费以省，邦储以厚，而卒能成大业之治焉。及太宗从戴胄之言，于是和气以洽，仁风以畅，王业以固，而卒能成贞观之风焉。降及天皇，其法始敝，弗以为博施之本而为军国之费，弗以乐输之赋而为征取之科。自是之后，名存而实废矣。由此观之，前世所以恤民而后世所以暴民，明主所以为治而昏主所以为乱者，其义仓之谓乎？

国家革五代之苛，建一王之治，于兹有年矣。租赋之调不为不中也，配敛之科不为不节也，赈恤之政不为不行也，敝滥之源不为不究也。然此岁以来，急于边费，以征以取，浸暴于常。而又有聚敛之臣，贪残之吏，剥下以奉上，刻私而徇公，往往窃前世恤民之法而为当今敛民之调者，累累皆是，则义仓者亦其一端也。夫昔之所谓义仓者，以义为本而行乎赈恤者也，今之所谓义仓者，以义为名而务于诛求者也。昔之义仓，务所以安之；今之义仓，务所以掊之。昔之义仓，则立仓于社，聚谷于众，年丰则取之，民饥则与之，不令而民从，不督而民劝，故曰以义为本而行乎赈恤也；今之义仓，则有仓之号而无仓之制，有义仓之名而无义仓之实，约租之多寡而增其数，计入之丰约而定其籍，年丰则有以取之，民饥则无与振之，故曰义为名而务于诛求者也。诚能复隋唐之法而建其仓，探隋唐之本而行其义，则恤灾弭患、安民泰俗无大于此者。苟不如是而徒立其号，以为征取之术，则不若勿行之愈也。〈同上〉

废官

传曰：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明策谓修废官者，如何而为废耶？逸民者，如何而为逸耶？施之于今，修其官者何职？招其人者何方？以考于承学之人。

夫无其官而不补，有其官而不修，皆废官也。无其官而不补，则五官废而五行失其性之类是也；有其官而不修，则乐官不陈诗，国史不明及之类是也。士之术业修、道德备而不见于天下者，此逸民也。伊尹之于莘、太公之于北海是也。修废官则事无不举矣，故曰四方之政行焉；举逸民则人乐为用矣，故曰天下之人归心焉。宜于今者，莫若修先王法度之政而备其官，其责任也明，其绌陟也果。修先王责任之制而兴其贤，使豪杰之士不遗佚于闾巷穷僻之中，如此则任者举汲汲于成天下之务，处者举欣欣于赴天下之用矣。所修者不在一职，所招者不必异礼，而圣人之意得，当今之务适矣。〈同上〉

黄河

知今者莫若考古，知古者莫若师经。经者，万世之法也。自教学废而经术不盛行于天下，言理者舍经而各师其意，此后世之患也。

若治水之说亦有焉，昔是之时，水害遍于中国，尧能得禹之材而属任之，禹能知水之性而顺导之，然后水之害熄。其法之可见者，《禹贡》是也。自禹功立而更三代，千有余年无水害。周定王之时，河始徙禹之迹，自此水之为中国害者特河耳。

汉以来言治河者众矣。齐人延年则以谓宜出之匈奴。许商、韩牧则以谓宜复其故道。田、谷永则以谓宜属之天事。关并、贾让则以谓宜弃水冲之地以肆其行，穿溉漕之渠以短其势。王横则以谓宜徙之宽平。王延则以谓宜为堤防。平当则以谓堤防不可以为固。张戎则以谓宜弛灌溉之防，使水得自去。

数说者各异，然未尝知图患者莫若究其原，究原者莫若求之经，求经者莫若《禹贡》之可信，而各率私意，次进其说，故考之而无本，推之而难行，此舍经之害也。

方汉之时，经术虽不盛行于天下，然学经者犹不尽废，而害已然。至今千有余年，言经者益少矣，决事者用私见耳。故明策以谓《禹贡》之学久废，而以访问于学者，此可谓于千载之论中其所大蔽，当今之务明其所大本也。

夫《书》称五行，水曰润下，则就下者水之性也。禹知其然而治之，欲使顺其归。盖地之形，雍州高而兖冀下，故其有事也，始兖冀而终于雍，此高下先后之异也。天下至广，百川至众矣，使小水皆致其力，则功有所不逮而日有所不给也。故治江之道，使之顺则河、潜皆得合而行；治河之道，使之顺则漳、滏皆得附而泄。它水皆然。故用力少而败功多，用日近而见效远。故所谓治其大而小者从之，能知其要者也。曰江、曰淮、曰河、曰济，经渎之所最大而施功之所最多，此其名之尤章章可见者也。计其力则州十有二师，九州当二十七万人，计其日则四年而毕，此用力多少之数也。夫禹之于水，知其地形高下、所治先后，又知其法之要，又能审其名，揆其功，定计于此，然后施功于彼，此所以能去水之败也。

宋兴，百川循道，为败者不过于河，兴国之间防村之决为尤甚。当此之时，劳十万之众，然后复理，天子为赋诗，比《瓠子》之歌。今横胡、商胡再决，自天子大臣谋救讲利害之勤矣，明策访《禹贡》之法于学者，必将要之可行。夫古今之变虽殊然也，形之高下不易，至于明其所治之先后小大与其法之要，而辨其名、审其用人之多少，定计于此，然后施功于彼，则禹之迹有不得尽循，禹之法有不得而改也，在详酌而法之耳。〈同上〉

杂论二篇

为治论

夫修先王之法度，而先之以笃好力行之义以成其化，则其体虽大，四海九州虽广，其治不难至也。不先之以笃好力行之义，则虽有良法不能行。不守之以法度之具，则虽有笃好之能，至与两者之皆废。则其体虽小，其去人虽近，有不能集于治者。

或谓：先王之法度去今千有余岁，不可行也。夫修先王之法度，非必服古衣冠，乘车出入，席地而坐，用俎豆之器、俪皮之聘，然后为治也。复农于田，复士于学，复官于职，复兵于耕，复佛老于无，以正民之业，制礼节用以养民之财，修仁义之施以教民之俗，先王之法度，大者不过乎此。而因今之器，顺今之变以行之，归之乎不失其所为之本，不务其末而已，时之相去虽万岁可行也。

楚汉陈隋之际，天下争于战攻，人之在者少矣，耕之废孰有甚于此时？而文帝、太宗能养之以少求广爱之思，诱之以自然之势，则数岁之间，耕者有余食，然则农非不可复于田也。

秦既焚书册，绌礼义，绝天下之学，未有酷于此时，而汉武以来立学校，专之以经，励之以行，其制未可谓备也。其中间又或存或熄，然而士皆蒸薰渐渍，至于东汉之日，怀道德、救衰微之君子皆由大学而出，然则士非不可以复于学也。

秦、隋之亡，在位者皆不称其任，人才之不见，未有甚于此时也。及汉、唐受命，高祖、太宗设百职之员，充其选者皆向时之士，非借才于异世也。用变业而示之，则人人自奋，争出其才，求将相则得将相，求百执事则得百执事之才，欲除敝则敝革，欲修政则政举，无求而不得，无为而不成。由是观之，顾所以厉之而所以用之如何耳。汉武之末，纲纪大坏矣，官之耗乱未有甚于此时也。及宣帝总核名实，信赏必罚，而公卿百官皆称其职，然则官非不可复其职而使也。

隋唐之际，无井田之法千有余岁，兵之易农未有久于此时。天宝之后，将立于军二百余年。而至周，天子又军中之所立。天下之势劫于兵之骄，患于兵之不可用，未有极于此时。而太宗能开府设卫，则兵归于田。世宗能诛其奔军之将，则行师四方无不如其意者。然则兵非不可复于耕而使也。

武宗之时，佛入中国千年，人之相化，家酣而户溺矣。然而一朝去之，受冠带而为民者几五十万，曾无一人之阻，然则佛老非不可复于无也。

魏、唐之际，毛、杨绾之势耳，然而变千岁之奢，不旋日而效，然则何患乎制礼节用之不可行也。

秦、隋之后，灭廉耻、捍文网，未有如此之熟烂也。然而文帝、太宗一日变之，则人人自厚，大臣至耻言人过，百姓至不烦于刑，然则何患乎仁义之不可施、俗之不可变也。

凡吾之欲行者，此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择之而未精，为之而未详，然而亦各随其小大深浅而如其计，见其效。苟有大有为之心，则知明先王之法度而用之，先之以笃好力行之义以成其化，其说非迂，其道易行也。

昔秦设首功之科，驱人于敌场，非伤即死然，而士皆靡然乐斗而喜战，此岂徒畏法哉？以秦之笃好力行之以移其俗也。今为治不改其业，不违其欲，所行者常礼，所为者常道，谨其节文而尊其行，养之以学校，而率之以身行，示之以所好恻怛恳诚之心，其亦孰有不从而劝者乎？且民之生不见先王之法度，不闻其教而日习于今之俗，故不能无恶也。使皆粲然日见恭俭之节、仁义之施，晓然皆知其行之易成，其物之易足，上之所好之在此也，则亦何为而不率乎古之人？

得其时、推此道以行于天下者，唐、虞、禹、汤、文、武之君，皋、夔、益、稷、伊尹、太公、周公之臣是也。不得其时，守此道以俟后世者，孔孟是也。其法已行，其效已见，告后之人使取而则之者，六经是也。然而士之欲有为者，言之欲切而反疏，行之欲通而反泥，遂若不可以为者，何也？昔周之衰，诸子之徒散之诸侯，管、晏、孙、吴、申、商之徒是也。诸侯用之，或伯或强，仪、秦之说至倾覆也，亦安中国者各十余年，彼岂不效见于一时哉？然而孔子恶其小，曾子耻其卑，至于孟子，尤独患之，何也？盖以其非尽爱人之意，非极于治人之体，非醇于教人之法，非备于防人之具，为之以亟而见于事者陋，欧之以势而强于民者薄，偷合于诸侯而用，焉可也？本之以先王之法度，推之以化导之方，则彼恶足以论乎？

今其为失固已明矣，非必过人之智而后知也。天下之士固尽学于孔子矣，而欲有为者复不能自信，此亦千岁以来学者之患也。何哉？世之学孔子者，读书求治乱之际，未尝不知其治由先王之道，其乱由后世之失也。欲有为于当世，莫若推其所学于孔子，而知者力行之，就其所以为治乱之故，其于公事最切，而于计最通也。而先王之道，有非俗之所能就；后世之失，有非俗之所能去。方其势牵于上下也，不能去之而不苟，一则仆仆焉而求进其说，一则乐其与之合而自小也。于是则宁贬道而随其失，不从先王而从近世，至不胜其弊也。欲治人之所为者反病之，欲正人而自我者反违之，其为之以亟，其欧之以薄，举其一，遗其二，急其末，忘其本，一切不异于诸子之为，又从而为说，曰近俗而易行者，尚无可奈何，安能以迂远之道为？呜呼！何其惑也。

夫所为者得，固可以救其失，所行者大，固可以兼其小，未有所为者失而其效反得，所行者小而其至反大。此所谓言之欲切而反疏，行之欲通而反泥也。为此者有原讲之而不明，守之而不固，汲汲乎欲有为者，固不可以为者是也。使其得君矣，则先王之法度，其说非高，其具甚易，何顾而为彼乎？孔子于周之末世，守二帝三王之道而不苟，孟子亦于其后守孔子之道而不苟。二子者，非不欲有为也，知不本先王之法度则不可以行，不得可为之势则不可以行，不得可为之势则不可以强通。故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又曰可以进则进，可以止则止。守之以终身，传之以待后之学者，此二子之见所以异于众也。故闾巷之匠，规矩指画不可以非，不可以苟作而妄从，虽不用于世，其法度犹存，其为技犹良者，天下之知为匠者也；规矩指画既非矣，苟作而妄从矣，虽用于世，其法度已亡，其为技已卑者，天下之贱工也。天下之士亦若是自守而不苟者，天下之知为治者也，乐其与之合而自小者，天下之贱士也。天下之知为治者，有不用则非在乎人；天下之贱士有用有不用，非常在乎己。士之欲学圣人之道而仕者，得吾言而考之，其庶矣。〈《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十一〉刑赏论

《书》记皋陶之说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释者曰：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也！夫有大罪者，其刑薄则不必当罪；有细功者，其赏厚则不必当功。然所以为忠厚之至者，何以论之？

夫圣人之治也，自闺门、乡党至于朝廷皆有教，以率天下之善，则有罪者易以寡也；自小者、近者至于远大皆有法，以成天下之务，则有功者易以众也。以圣神渊懿之德而为君于上，以道德修明之士而为其公卿百官于下，以上下交修而尽天下之谋虑，以公听并观而尽天下之情伪。当是之时，人之有罪与功也，为有司者推其本末以考其迹，核其虚实以审其情，然后告之于朝而加其罚、出其赏焉，则其于得失岂有不尽也哉？然及其罪丽于罚、功丽于赏之可以疑也，以其君臣之材非不足于天下之智，以其谋虑非不通于天下之理，以其观听非不周于天下之故，以其有司非不尽于天下之明也。然有其智而不敢以为果有其通，与周与明而不敢以为察也。必曰罪疑矣而过刑，则无罪者不必免也；功疑矣而失赏，则有功者不必酬也。于是其刑之也，宁薄而不敢使之过；其赏之也，宁厚而不敢使之失。

夫先之以成教以率之矣，及其有罪也，而加恕如此焉；先之以成法以导之矣，及其不功也，而加隆如此焉。可谓尽其心以爱人，尽其道以待物矣，非忠厚之至则能然乎？皋陶以是称舜，舜以是治其天下。故刑不必察察当其罪；赏不必予予当其功，而天下化其忠，服其厚焉。故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言圣人之德至于民者，不在乎其他也。

及周之治，亦为三宥三赦之法，不敢果其疑，而至其政之成也，则忠厚之教行于牛羊而及于草木。汉文亦推是意以薄刑，而其流也，风俗亦归厚焉。盖其行之有深浅，而其见效有小大也，如此，《书》之意岂虚云乎哉？〈同上〉

策问三篇

拟试制科王平甫策问一道

问：盖闻至治之世，教化明而风俗美，士之处者皆笃于自治，而仕者皆能称其官。当是之时，百度修而万事理，故上下富足，百姓和乐而臻于仁寿，施及鸟兽草木，皆遂其性，至于蛮夷戎狄莫不欣欣附焉。其所繇者何术而至于斯欤？今士寡廉耻，而希合苟且之俗盛，至于举选甚弊而百职未修，上下之财不赡于用，元元匮急而轻于抵罪，鸟兽草木未尽遂其性，蛮夷戎狄至勤于御备之策焉。其不能方古者何谓欤？夫事其末而欲及其本，与泥其迹而求合其变，皆不可也。然则仿于古而不迂，近于今而不卑，必有其道可得而言焉。昔孔子语为邦曰：乘商之辂，服周之冕，乐则曰韶舞。今考其事尚可复于当世欤？如不可复，则兴今之礼乐者将何说欤？子大夫其悉陈焉。〈《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十二〉

策问十四道

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而孟子亦曰：“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如此则用先王之道以治国家天下，其见效岂不速哉？然而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矣。如是则积德累善，旷世绵祀而后有成，又何其迂且久也？夫憔悴之民望其恩德，与愿治之主望其治之效，期月犹且迟，而可以一世百年期哉？岂圣人之道大，施用之际难欤？抑迟速之间繇所遭之时异欤？二三子可辨之。

问：官有德，爵有功，所从来尚矣。今爵虚器也，凡有功者固以官赏之矣。其可乎？其亦有不可者乎？

问：“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然而视听言动一于礼，则不合于俗者有矣。顺俗则自枉，不合于俗则怨且怒，且指目以谤者行焉。谤怒非君子之所忧也，然君子之于道德非独自足而已，将以有为也。如与一世人不合不识，其能有为乎？是则其所积累者小而为害于事大矣。孟子亦曰：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言，则枉寻而直尺亦可为欤？又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如孟子之意，则亦自信而已矣。然则君子之道，其无以纾谤怒，便于时，合于众人之心者乎？今观孔子、孟子之所以自为者，则亦从优游，不皆不合于世也。是亦何道乎？二子者岂无说乎？吾子其言之。

问：钱为物，非无形而不可见者也。不藏于国，必藏于民；不在于民，必在于国；出于此，必在于彼，势理然也。今大农之钱常不足，而民间尤甚。是物也，不外天而沉泉，其安所归？而孰繇致其然欤？将欲使上下之用俱足，有无之求两通，岂无说乎？

问：《易》曰：天地之道简易。而于《乾》则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其于《坤》亦曰：“牝马地类，行地无疆。”又曰：“承天而时行。”又曰：“至哉乾元，万物资生。”夫至健以动于上而不息，至柔以承之于下，勤孰甚焉？始万物生万物焉，不为不烦也，其于大体，不与夫简易云者戾耶？而孔子之云尔何也？又曰：“易简之善配至德。”又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其又可属之于人事邪？愿质其所以然而见教。

问：三王之世，用当岁之入，其余以御凶荒。下而至汉，其用度亦不加少焉。然孝文时悉弛租税与民，民与国皆有余。今之用度视汉固若无异然，然租税之外，山泽关市之利取之殆既焉而不足，国与民平岁皆甚病，此其故何也？其有以救乎否也？

问：《春秋左氏传》说晋文公之入也，利其民而欧之以礼信之教，然后用之，一战而霸。夫能使其民得其利而入于礼义信之教，圣人之所以为治之具岂易此耶？然而不曰斯道也王道然也，何以哉者？其道固亡异而说者卑之邪？抑不然也？欲释其所以然，则将孰质焉而可矣？而王道之本末深浅何如也？

问：教之不洽于人也，曰处于位者莫为之先也。欲为之先则何施焉而可？古之道何者近于今？今之所当始者何事焉？吾子其言之也。

问：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孔子云然，其无不然也，不疑矣。既然，则功美岂寡哉？而于《记》则曰：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信其如是也，则夫礼乐云者，不足以就功治耶？不然，何功成治定矣，而始区区为也？无亦与孔子异意哉？孟子又曰：今乐犹古乐也，而唐太宗亦指陈声以明悲乐，柳子厚又称孟子，是则制作云者，其不必事耶？抑虽事之而非所以为本邪？黄帝以来孰为而不相沿袭也？本之要如何也？为今议者，于吾子意孰安？

问：周下文武至于夷王未久也，而其治已替。汉与唐也，治不掩乱。於戏！天下之于治也何寡，而乱数如此。今固承大敝之后，而所承者将缅而戾于周欤？抑止于汉与唐也？汉与唐也，其治孰愈？其当时之制，有合于周乎？抑皆不合也？求其可以尚行于今者，倘有之乎无也？欲如周之盛时，其道易施而其验易见者，愿以开于今。

问：乾六位，未尝有阴焉，而坤之为体，不可以为刚也。然《系辞》则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信夫阴与阳、刚与柔也，天地当并用之也，则将于乾坤何合焉？又曰“兼三才而两之”，今之人其信于天地，通乎不也？吾子当习于其说。

问：伊尹亡夏而归汤。汤，圣人也，知伊尹足信不疑，故以之相，而商为大治焉。世颂汤与伊尹无穷也。令汤虽圣人，不得伊尹之助，未可以有为也；伊尹虽自任以天下之重，不与汤相值，亦未得志也。下汤与伊尹，其治未尝非主与臣相值也，其乱亦未尝非主与臣相戾。主与臣固常相须，而其合何少也？欲主之无不知贤足信不疑，而贤臣之必得行其道于天下，如之何而可？世之所以治乱之本不于是在耶？问：《论语》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又曰：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是皆圣人之言也，圣人之言也宜壹，今其不合如此，不可考据也，岂其记者之妄欤？抑信然也？信其然也，则将何质焉而可以壹也？古之远者难道矣，唐太宗至于今未久也。唐太宗之为治也，甫三年尔，人之产皆有余。越之望陇为绝域也，其相之者，不持粮与兵而足无患。天下断狱，岁三十人而已，为安且治至此盛也。“三年有成”云者，非已然欤？今治天下以累世之渐，然而人之产皆不足，盗或袭州县，断狱岁以千数，必世、百年云者或过而几矣，然而不至于安且治也。所贵乎学者非徒习于文而已，今其可行也，吾子盍言所以得失之繇，而通于圣人之所云尔以谂于时耶？

问：李德裕曰：“正必去邪，邪必害正。”德裕之自道固不然也，其道邪正之势则适然矣。天下之所以治非它焉，用舍邪正是而已矣；其不治非它焉，用舍邪正惑而已矣。人主未尝不欲治，然于惑也，不终有焉，则间有焉者多矣。终有焉者何议焉？间有焉者则可谂之矣。以天下之大也，行之于国与民非一事也，群臣之多也，其言与行非一迹也。邪正之归，何以与知而不惑也？可以圣与贤而不言，学者而不知乎？〈同上〉

策问一十道《乾》之二五皆曰“利见大人”，《屯》之二六皆曰“乘马班如”，《归妹》、《泰》之六五皆曰“帝乙归妹”，《损》之六五、《益》之六二皆曰“或益之，十朋之龟”，《履》之六三曰“眇能视，跛能履”，而《归妹》则初九曰“跛能履”，九二曰“眇能视”，《既济》之初九曰“曳其轮，濡其尾”，而《未济》则初六“濡其尾”，九二曰“曳其轮”，或有离之象，而多曰利用狱，或有巽之象，而多曰“利涉大川”。凡此者，其辞或离或合，或同或异，其象各有系，其义各有所当，《易》学者之所宜尽心也，宜别白其旨，而是著于篇。

问：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韩子曰：“道与德为虚位，仁与义为定名。”老子、韩愈亦各以其所得于圣人者自为一家之言邪？抑其有所激抗而其言不得不然邪？抑会其归不与孔子异意邪？其辩二子之得失，而推孔氏之意，凡四者之所谓如何？悉书以对。问：二帝三王之治天下，岂出于求之材，开言路，用赏罚，明好恶？而当时大治，后世称之至今。今之所以别贤不肖而进退于朝廷，未尝有一士或遗于下；广谏诤之途而聪明视听，未尝有一言不通于上；罚罪而赏功，以惩劝之意，未尝有一事不以其宜；好善而恶恶，以明化道之方，未尝有一事动不求当，与古之所以治天下者岂异？而今之治未足以迹于二帝三王之盛，其何谓邪？盍亦言焉？

问：韩愈曰：“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得扬雄、荀卿之书，而益尊孟子，以谓二子者皆圣人之徒。”然今世学者好诋诎三子之说者甚众。三子者诚诡于道，而愈之书又过于言乎？抑今之学者未达于三子之说而好辩以妄议乎？如三子之说不诡，韩愈之所谓者不过，而今之学者皆是，其不有害于世、乱于圣人之道？欲使其能达于三子之说，而以其好辞妄议之心抑有达乎？自古至今，百家之说众矣，其亦有可取者乎？抑皆无可取者乎？圣人之所以自得而不同于百家者于经何说？百家之所以失而不合于圣人者于经何谓？而三子之书，尤恶百家之学者，又何也？愿闻其所以。问：《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子学礼，能言六者之所谓，其著于篇。问：今举天下之士，开间岁之制以收遗滞，定保行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