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译注 六、批评论

作者:《文心雕龙译注》陆侃如 牟世金

  按《序志》的说法,从《时序》到《程器》的五篇属批评论。不过,其中《时序》、《物色》两篇,兼有创作论和批评论两方面的内容。《时序》从历代政治面貌、社会风气等方面来评论作家作品及其发展情况;《物色》从自然景物、四序变迁方面来评论《诗经》、《楚辞》、汉赋及“近代以来”的创作情况。两篇比较起来,《时序》侧重于文学批评,《物色》侧重于文学创作。其基本论点,已在前面介绍刘勰的思想中讲到了。有人怀疑《物色》篇的位置不应在《时序》之后,而应移在《总术》之前,属创作论。但这只是一种怀疑,还没有找到任何史料根据。在没有可靠证据之前,仍以尊重原著为是。从现在的《文心雕龙》体系来看,在《时序》之后紧接《物色》是未尝不可的。《原道》中即分论“天文”和“人文”两个方面,《时序》、《物色》两篇,正是分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两个方面,可见《物色》在《时序》之后,正符合刘勰的原意。

  《才略》和《程器》是作家论。《才略》从创作才能方面评论作家,《程器》从品德修养方面评论作家。《文心雕龙》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是既集中,又分散。如作家才华和品德,是各以专篇评论一个问题,就才、德来说,是集中的;就作家来说,又是分散的。对作品的评论,则是分散在各种文体的论述中。对某一种文体来说,如诗歌创作,又是将历代诗作集中到《明诗》一篇来评论。

  刘勰的作家论虽然是分散的,但把各个方面的论述综合起来,是可以了解到各个作家的全面情况的。以陆机为例来看:从《才略》中,知道他“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的创作才力;从《程器》中,知道他在品德上有“倾仄于贾、郭”的污点。“贾”是贾谧,“郭”是郭彰,都是贾后的亲信。这和史载陆机“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135,基本一致。再看刘勰对陆机的作品的评论。评其诗:“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明诗》)评其乐府:“有佳篇。”(《乐府》)评其赋:“底绩于流制。”(《诠赋》)指他的《文赋》有其不同于一般辞赋的成就。论其颂:“陆机积篇,惟《功臣》最显;其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颂赞》)《功臣》指其《汉高祖功臣颂》,刘勰认为此篇在陆机的作品中虽比较突出,但也是“末代之讹体”了。论其吊辞:“陆机之《吊魏武》,序巧而文繁。”(《哀吊》)评其《连珠》:“唯士衡运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广于旧篇。”(《杂文》)这和刘勰对陆机创作才能的总评论都是一致的。又如评其移文:“陆机之《移百官》,言约而事显,武移之要者也。”(《檄移》)评其论文:“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论说》)评其笺表:“情周而巧,笺之为善者也。”(《书记》)《文赋》是陆机的一篇重要作品,在文学批评史上有较大的影响,刘勰除在《诠赋》中作一般文学作品论及其成就外,还在《论说》、《声律》、《总术》、《序志》等篇,从不同角度评论了《文赋》。此外,《体性》还论及陆机作品的艺术风格:“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熔裁》中还论及“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声律》、《事类》等篇还论述了陆机在声律、用典上的一些问题。

  从陆机一例,我们可看到刘勰作家论的大致情况。它虽然比较分散,但把各种有关评论总起来看,却是相当全面的。从以上所举,可见陆机各体作品的得失,他的艺术风格、构思特点和才华品德等,刘勰都有一定的评论;其中不仅有肯定、有批判,而且能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从他的作品在各种文体的发展过程中所占的历史地位来给以评价。这种分散论述的方式,缺点也是很明显的:主要是不能具体联系作者的生活和思想来分析其作品,也很难表示一个作家的主要成就何在。  刘勰有关文学批评的理论,主要集中在《知音》篇。

  “知音”的意思,本指懂得音乐。《吕氏春秋·本味》中说,伯牙弹琴的时候,当他想到巍巍的泰山,钟子期就从他的琴声中听出伯牙“志在泰山”;当伯牙想到滔滔的流水,钟子期就从琴声中听出伯牙“志在流水”。后人就称钟子期为“知音”。《知音》的篇名就是借此来比喻文学批评者的善于辨别文学作品;同时也表示,真要如“知音”者那样做好文学评论是不很容易的,所以本篇第一句就是:“知音其难哉!”

  文学批评难在何处呢?刘勰从两个方面作了论述:一是“音实难知”,一是“知实难逢”。首先讲“知实难逢”:刘勰举出秦汉以来文学批评中的大量实例,说明自古以来,真正知音的批评者不可多得。有的是“贵古贱今”,认为今人的作品总不如古人好;有的是“崇己抑人”,贬低别人而抬高自己;有的则“信伪迷真”,轻信虚伪而不明真象。这种不从实际出发的批评,当然算不上“知音”。但这样的事实却大量存在,所以刘勰十分慨叹:“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

  据《后汉书·扬雄传赞》,扬雄写《太玄经》时,刘歆曾对他说:“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刘勰借用这个故事,深为感慨地说:“酱瓿之议,岂多叹哉!”就是说,在当时的文学批评风气之下,刘歆担心扬雄的著作可能被人用来盖酱坛子,这种慨叹并不是多余的。这个“酱瓿之议”,说明一个重要问题,当时扬雄虽严肃认真地写他的《太玄经》,却无人能赏识,所以刘歆认为是“空自苦”,意思是劝他不要写下去了,写出来也不过给人盖酱坛子。可见没有正确的批评风气,没有“知音”,是会影响到文学创作的。这就说明了建立正确的文学批评的必要。  其次,刘勰再讲“音实难知”,即正确的文学批评是很不容易做到的。“音”之所以“难知”,刘勰分析了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原因是“文情难鉴”。他说:

  夫麟凤与麏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然鲁臣以麟为麏,楚人以雉为凤,魏氏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

  麒麟和獐子,凤凰和山鸡的差别是很悬殊的;珠玉和石块的不同也是很明显的。但是竟有人把麒麟当獐子,把山鸡当凤凰。魏国人又把美玉当怪石,宋国人则把石块看作宝珠。形体显著的东西还难免如此认错,抽象的文情就更难鉴识了。

  主观的原因是“知多偏好,人莫圆该”。他说:

  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

  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本来是很复杂的。批评者既各有自己的偏爱,又不可能具备全面鉴别作品的能力,因此,往往就是对合于自己口味的便赞同,不合的就抛弃;那就正如一个人面向东望,必然看不见西墙。有这样一些主观原因存在,就更难对文学作品作出正确的评论。

  这里虽是讲文学批评在主客观两方面不易做好的原因,却也说明了文学批评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是文学作品本身有其复杂性和比较抽象,一方面是批评者见识有限而又各有所好,很难对有着“万端之变”的文学作品作出恰当的评价。要想做好文学批评,就必须认识到这种特点,才能进而找出解决的办法。

  正确的文学批评,确是困难重重的。但刘勰讲这些,并不是要说正确的文学批评无法做到。《知音》篇首先提出“音实难知,知实难逢”,主要是为了探讨如何做好文学批评。刘勰的批评理论,就正是根据上述问题和特点建立起来的。

  怎样解决“文情难鉴”的问题,是刘勰文学批评论的核心。他认为: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

  这就是正确的文学批评完全可以做到的基本原理。知音固难,但从文学批评的这种原理来看,并不是做不到的。这就因为:文学创作是由于作者有了某种情感而用文辞表达出来,文学批评不过是把文学创作的途径倒过来,即用“沿波讨源”的方法,根据作品的文辞进而探寻其思想内容,这样就可以把作品中即使幽深不明的东西也看清楚了。根据“披文以入情”的道理,刘勰再进一层说:“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从琴声中表达出来的“志在山水”之情,那是无形无影的,知音者尚可识别,何况形之笔端,写成文字的作品呢?《神思》中说:“意授于思,言授于意。”语言文字是表达思想的符号,有了用文字写成的作品,作者的思想感情怎能隐藏得住?

  所以,从理论上看,虽然“文情难鉴”,但不是文情不能鉴,而是“文情可鉴”。具体鉴察“文情”的办法,就是“先标六观”:

  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立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  这“六观”通常被理解为刘勰进行文学批评的六条标准,这是有待重新考虑的。第一,从它的前言后语看,并非批评标准。“将阅文情,先标六观”,明明是讲“披文以入情”的具体方法;是说要考察作品的内容,先提出这六个方面,以便从这六个方面具体着手,以入其情。最后又明明说“斯术既形”,“术”并非标准,而是方法,亦即“披文入情”或“沿波讨源”的方法。用此方法,则作品的优劣可见;而不是用此标准,“则优劣见矣”,第二。“六观”本身并非标准。所谓“标准”,必须有某种程度的规定性,刘勰这“六观”,只是说从体裁的安排、辞句的运用、继承与革新、表达的奇正、典故的运用、音节的处理等六个方面入手,进而研究这六个方面所表达的内容。“六观”本身并没有作何要求与规定,也就说不上是什么标准了。第三,“六观”基本上都是表现形式方面的问题,当做标准来看,显然与他一贯文质并重特别是“述志为本”的主张不符。从“将阅文情,先标六观”的原意来看,正和刘勰的基本思想一致。他在《序志》中批评魏晋以来的文学批评“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六观”的提出,正是“沿波讨源”、“振叶寻根”的具体办法。

  针对“知多偏好,人莫圆该”的主观原因,刘勰提出了加强批评者的修养的主张: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

  有了演奏各种乐曲的实践经验的人,才懂得音乐;观看过多数刀剑的人,才懂得武器。因此,刘勰认为掌握全面评论作品的方法,是必须进行广泛的观察。因为看过大山的人就更了解小山,研究过沧海的人就更懂得小沟。这样,只要排除掉个人的偏见,就可以对作品作出公平而准确的评价了。所以,加强批评者的修养,提高其鉴赏能力,这是做好文学批评的根本条件。一个文学批评者,在见多识广,提高鉴别能力之后,可能会开阔其视野,突破其原来的狭小天地,因而减少或改变一些偏见。但自古以来真正做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的评论家,确也是“千载其一乎”。在阶级社会中,绝对公平的评论家是没有的,即使是刘勰自己的评论,也往往对“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有明显的偏爱。  《知音》主要论“圆照之象”,谈批评方法。如果作为一篇独立的批评论来要求,是应该讲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标准的,但《知音》是《文心雕龙》的一篇,全书总论的基本观点,就是《知音》论文学批评的指导思想。而“原道”和“宗经”,就是刘勰文学批评的标准了。从全书对作家作品的批评实践来看,刘勰基本上是用是否符合“自然之道”、是否违反“征圣”、“宗经”之旨这两个尺度,来衡量作家作品的。不仅如此,《知音》篇讨论的中心就是如何解决“文情难鉴”的问题。“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这个基本论点,正是沿着“割情析采”这个全书理论体系的总纲而提出的。所以,对《知音》的研究,不能脱离刘勰的整个理论体系,不能孤立地从《知音》篇中要求它解决文学批评理论的全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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