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部

战国策

作者:刘向编(汉)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且劫秦王”,写唐且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

三国杂事

作者:唐庚

  三国杂事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宋唐庚撰。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绍圣中登进士第,调利州治狱掾,迁阆中令,人为宗学博士。张商英荐,除提举京畿常平。後坐为商英赋内前行,谪居惠州。大观五年赦归,道卒。事迹具《宋史·文苑传》。是书杂论三国之事,凡三十六条,并自序一篇,後人皆编入庚文集。考《宋志》载庚集二十二卷,与今本同,似此书原在集内。然晁氏、陈氏《书目》皆载庚集十卷,知今本析其一卷为两卷,又益以此书二卷为二十二卷,实非原本。故《永乐大典》载此书,亦别为一编,不著文集之目。今仍别为二卷,以还其旧。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庚之文长於议论,今观其论诸葛亮宽待法正,及不逾年改元事。论荀彧争曹操九锡事,皆故与前人相反。至亮之和吴,本为权计,而以为王道之正。亮拔西县千馀家,本以招安,而以为扰累无辜,皆不中理。又谓商无建丑之说,谓张掖石图即河洛之文,而惜无伏羲、神农以识之,尤为纰缪。然其他议论可采者颇多。醇驳并存,瑕瑜不掩,固亦尚论者之所节取耳。出《四库总目提要》

  唐庚,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绍圣中登进士第,调利州治狱掾,迁阆中令,人为宗学博士。张商英荐,除提举京畿常平。後坐为商英赋内前行,谪居惠州。大观五年赦归,道卒。事迹具《宋史·文苑传》。

庐山记

作者:陈舜俞

封面及书名页题“四库全书所收守山阁丛书残本、日本大正刊大藏经所收大谷大学藏本及元禄十年刊本合教本”书口题:“宋陈舜俞庐山记合教本”、“重修庐山志副刊品”:共分5卷:一、总叙山水篇;二、叙山南篇;三、山行易览;四、古人留题篇;五、古碑目。记述庐山的地理环境、名胜古迹以及古人题诗、题词。

古籍目录及其功用

作者:无

  我们的目录学历史悠久。汉代刘向、刘歆编制《七略》、《别录》,奠定了基础,此后,目录学不断发展,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我国古代目录学家留下的许多目录以及目录学专著,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可以视为引导我们打开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宝库的一把金钥匙,是逐步了解、利用、掌握这一宝库不可缺少的向导。所以古人称目录学为读书治学的门径,这无疑是恰当的。  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  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用是叙述作者生平,概括全书大旨,品题得失,考辨讹谬。这种既有序又有解题的目录,不仅剖析学术流别,而且提要钩玄、举其大旨、“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四十四),因此在学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历来被学者们所推重。流传至今的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种解题目录始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到宋代时已趋于成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标志;而清代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加完善,成为解题目录的集大成者。

  第二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无解题。这种目录,价值在于小序。小序条辨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人得以由委溯源,考辨学术源流。流传至今者,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第三种,只记书名,无小序、解题。如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唐以下各史《经籍志》、《艺文志》,以及一些私人藏书目。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宗旨是:“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郑樵《通志。校雠略》)。郑樵反对每书之下必有解题,认为这是“泛释无义”、“文繁无用”,主张从目录的分类来体现学术源流的本末先后。他排斥目录中的解题,未免失之偏颇,但他所编《艺文略》,分类之间剖析流别,秩然有序,确实体现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一原则。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令其门径秩然”(《书目答问》略例),其编排之法与郑樵的原则相吻合。因而在只记书名的目录当中,《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为人们所重视,具有一定的价值。  由此可见,考辨学术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正宗及优良传统。

  此外,从目录的形成及目录的体制看,又可分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等三种。  第一种官修目录,这种目录是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制成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政权趋于巩固、国家安定的情况下,往往着手整理文化典籍,当然也为了对人民实行思想统治。从汉代至清代,历代王朝大都搜集天下遗书、编制全国性的综合目录。这种目录由于是政府组织编修,因而无论人员的配备,还是书籍资料的搜集,都雄厚而充实,特点是书籍著录完备,包罗宏富。如《群书四部录》(唐开元初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但由于成于众手,往往失于疏漏,这是一个缺点。

  第二种史志目录,这种目录是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同时期的国家藏书修成的。目的是记一代藏书之盛,把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情况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记录下来,和正史一同流传。自从班固首创《汉书。艺文志》,开了正史中记载目录的先例,历代修史者相沿不绝。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从汉代到清代,史志目录一直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中一支重要的流派。可据以考见一代学术源流及典籍的存亡,在历代官修目录大部分佚失的情况下,同史书一同流传下来的历代史志目录就更显得珍贵了。  第三种私人藏书目录,这种书目是以私人藏书为基础编制的。限于各方面的力量,它不如官修目录的完备、宏富,但它可以补官修目录及史志目录之阙,特别是私人所著的解题目录,在补阙这一点上尤其重要,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这两部目录著录的书籍,后来大多佚失;但由于这两部目录都有解题,因而“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考核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考证之所必资”的重要目录。  我国古代目录的种类,如果从它的性质上看,也可以分为三种,即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

  第一种综合目录最为常见,一般都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历代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通常都属于综合目录。

  第二种专科目录是伴随着科学文化的逐步发展,适应人们对某一学科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的要求而产生的专业性目录。我国最早的专科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的《兵录》。后来,与历代学术的兴盛相适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专科目录。汉魏以来,文学开始繁荣。晋初产生了荀勗的《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的《文章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盛行,由于我国有儒家独尊的传统,佛教仍被视为异端,佛经在目录中没有地位,这反而促使佛经目录向专门化发展。晋代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齐梁间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都有一定的价值。史籍目录兴起于唐代,金石学目录源于宋代,时代愈晚,专科目录愈多,也愈加专精。如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都是质量较高的好目录。  第三种特种目录是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的目录。如丛书目录,目前最完善而使用又方便的是上海图书馆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禁书目录,有陈乃乾所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版本目录,有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敦煌写本目录,有商务印书馆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目前最好的敦煌遗书目录。另外还有地方志目录、善本目录、词曲目录、辨伪目录等等。

  如果我们熟悉并且掌握各种目录的不同性质及其特点,在学习、研究、整理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将会心中有数,目标明确,驰骋自如。

  目录的种类如此之多,它的功用有哪些呢?概括起来大致有六点:

  一、检寻图书的钥匙。我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面对书籍的海洋,从何下手?这就要借助于古籍目录。

  二、研究学问的向导。清代学者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目录学之所以被视为学中第一紧要,就因为它是引导治学的门径。目录学家著录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后来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使后人明确自己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向哪一方面继续探索,以免走弯路。

  三、指示读书的门径。读书必须利用目录。我国古代目录学家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在编写目录的同时写序和提要。这些序和提要为我们今天阅读古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它告诉我们每部书的大致内容、性质、特点、优劣得失,使我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哪些只需稍稍涉猎,哪些书中的精华值得吸取,哪些书中的糟粕应当扬弃。当然,古人衡量书籍优劣的标准不能和我们同日而语,但古人在彼时彼地的见解,对我们无疑是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四、考证学术源流。古籍目录通过小序、提要以及分类,表现一家一派之学,师承授受关系,使学术源流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有助于读者由委溯源。通过目录还可以了解古代各种学术兴衰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

  五、鉴别书籍的真伪。历代的目录都是根据当时的藏书情况著录的。这就提供了鉴别书籍真伪的依据。

  六、考证书籍的存亡。某些书籍大约在什么时代佚失,历代目录提供了考证的线索。  粗知一些目录学方面的常识,了解一些常见古籍目录的特点及用法,对于深入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化遗产是十分必要的。

顺宗实录

作者:韩愈

  唐朝实录除此外均已失传,此书因系韩愈所撰,尚保存在《昌黎先生外集》中,使我们得以看到唐人所修实录的真面目,与《大唐创业起居注》同为极珍贵的历史文献。《顺宗实录》按时序记述了唐顺宗李诵在位8个月间事迹,并上溯李诵在藩邸的情况,下延死后葬于丰陵。共计12500余字,内容超过《旧唐书。顺宗纪》三倍以上,其中记述王伾、王叔文执政革新朝政措施尤详,为研究唐德宗至宪宗时期政局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两《唐书》、《资治通鉴》记述此段史事时多取材此书,但此书在唐代即有详、略两种本子,《旧唐书。顺宗纪》有些事,不见于今本《顺宗实录》,盖今所传为略本。  此书自宋代以来一直收入《昌黎先生文集》所附《外集》卷六至卷十。  韩愈,字退之,南阳人。少孤,刻苦为学,尽通六经百家。贞元八年,擢进士第。才高,又好直言,累被黜贬。初为监察御史,上疏极论时事,贬阳山令。元和中,再为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考功、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又改庶子。裴度讨淮西,请为行军司马,以功迁刑部侍郎。谏迎佛骨,谪刺史潮州,移袁州。穆宗即位,召拜国子祭酒、兵部侍郎。使王廷凑,归,转吏部,为时宰所构,罢为兵部侍郎,寻复吏部。卒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愈自比孟轲,辟佛老异端,笃旧恤孤,好诱进后学,以之成名者甚众。文自魏晋来,拘偶对,体日衰,至愈,一返之古。而为诗豪放,不避粗险,格之变亦自愈始焉。集四十卷,内诗十卷;外集遗文十卷,内诗十八篇。今合编为十卷。

贞观政要

作者:吴兢

本书是用记叙君臣问答的形式,将贞观年间最主要的“方针政策”以及制订过程分类编排,而把重点落在用贤纳谏上。

大唐创业起居注

作者:温大雅

初,帝自卫尉卿转右骁卫将军,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郡文武官治能不称职者,并委帝黜陟选补焉。河东已来兵马仍令帝征发,讨捕所部盗贼。隋大业十二年,炀帝之幸楼烦时也。帝以太原黎庶,陶唐旧民,奉使安抚,不逾本封,因私喜此行,以为天授。所经之处,示以宽仁贤智?

周书

作者: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师

  公元六世纪二十年代,黄河流域的各族人民大起义,瓦解了统治中国北部的北魏(公元三九六至五三四)封建王朝。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地主阶级纷纷组织反动武装,共同镇压起义军,同时又互相争霸。最后在北方形成东魏(公元五三四至五五○)和西魏(公元五三五至五五六)两个封建割据政权,与割据江淮以南的梁(公元五○二至五五七)政权三分鼎立。后来,东魏改齐(公元五五○至五七七),西魏改周(公元五五七至五八一)后人称它为「北周」。在南方,陈(公元五五七至五八九)也取代了梁。

  西魏、北周封建政权是以鲜卑豪强宇文泰为首的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的联合统治。这个政权的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以及河南西部。公元五七七年,周灭齐,统一北方。五八一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周书虽以周题名,实际上是记述从公元五三四年东、西魏分裂到五八一年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史。

  公元六二一年(唐武德四年),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向李渊(唐高祖)建议编写梁、陈、齐、周、隋五朝「正史」。他的意见被採纳,並指派了各史编写人员,但没有认真进行。六二九年(贞观三年),旧事重提,德棻担任周书的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六三五年(贞观十年),周书和其他四朝史同时完成。

  令狐德棻(公元五八三至六六六),宜州华原(陕西耀县)人,出身门阀贵族,官至国子祭酒。他在唐初颇有文名,曾多次参加官书的编写。在历史书方面,他还参加和主持过新晋书、五代史志和所谓「国史」(即唐史)以及李世民(唐太宗)、李治(唐高宗)两朝实录的编写。岑文本,邓州棘阳(河南新野)人,也是唐初著名文人,官至中书令。周书中的史论多半是他写的。崔仁师,定州安喜(河北定县)人,官至中书侍郎、参知机务。

  周书主编人令狐德棻的祖父令狐整是北周的大将军,宇文政权骨干人物之一,其他两个编写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和宇文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家世不止是周书编者所特有,包括唐朝王室在内的唐初当权人物,也多半就是西魏、北周骨干人物的嫡派子孙。这样就规定了对周书的特殊要求,即不仅要竭力歌颂宇文政权的骨干人物,所谓「关右旧族」、「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而且啧啧叹赏「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凡是唐朝的达官贵戚,周书总要想法为他们在周代的祖先立传,並往往不惜歪曲事实加以颂扬。比如,杜杲並无多少值得记载的事跡,但他却是唐朝宰相杜如晦的曾伯祖,杜家是关中头等门阀,唐朝谚语说「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周书没有杜家的传,不是「缺陷」吗?因此特为杜杲立专传,但由于事跡实在不多,只得把他出使陈朝的一些无谓的应对之辞塞进传中,以充篇幅。萧詧是梁朝的宗室,为了争夺帝位,不惜勾结西魏军队进攻梁朝的疆土,导致江陵十余万人民沦为奴婢的惨禍,自己卑躬屈节,充当西魏军监护下的傀儡皇帝。而书中竟给他作出「盖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这样与本人立身行事截然相反的评语。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这个萧詧是唐朝另一个宰相萧瑀的祖父。这类例子,周书中举不胜举。连唐代另一封建史家刘知几也说:唐初编写五朝史的特点,是「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而且「事有不同,言多爽实」。这种情況,虽为五朝史所共有,但周书显得比较突出。

  周书在收集、考订史料方面也存在着问题。它的资料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旧史,包括西魏史官柳虯所写(可能周代史官曾经续写)的官史和隋代牛弘没有完成的周史;二是唐初为了修史而徵集的家状之类。牛史是本书的盖本。刘知几曾经说过,周书只憑牛史,「重加润色」,「不能别求他述,用广異文」,可见周书根据的资料是很贫乏的。而且在很有限的资料范围内,考核修订的工作也是很草率的。我们曾将庾信为当时官僚贵族所作的碑志和本书有关列传比对,年月历官常有出入,其中有些可以確定是本传错了的。还有不少记事记年自相矛盾的地方。

  虽然周书作为资料也很不完备,而且有不少错误,但是这部书对于我们研究、瞭解这段历史还有一定的资料價值。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对建政权间(特别是东西魏或齐周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層内讧的有关情況。周书只有纪和传,没有志,一些有关土地、赋役以及所谓礼、乐、刑、政等制度的资料,写入五代史志,和隋书合编。但从散见于纪传的零星记载中,也保存了一些诸如奴婢、部曲、客女的地位,徵庸代役的开端,府兵制度的产生等,对于后来隋唐两代有影响的社会关係、政治、军事制度的片断的资料。本书最后一篇異域传混淆了当时国内少数民族和外国的界限,也有不少歪曲事实和侮辱性的记载。但其中也包含一些可供参考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各少数民族的传中反映了一些各族人民配合汉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顽强斗争。另外,传中第一次记载了突厥、稽胡的历史。散见于本书纪传的各地人民武装起义,西起秦陇(李贤传、史宁传)巴蜀(陆腾传、伊娄穆传、崔谦传、柳昂传等),东至幽州(宇文神举传),南达襄阳(伊娄穆传),北到太原(宇文神举传),以致迫近国都长安的莲勺也是「数有群盗」(刘志传)。这些都是当时各地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历史资料。唐以前记述这段历史的史籍都没有传下来。稍后编写的北史,其中西魏、北周部分基本上是删节周书,很少补充改正。删改之处,有些是对的,有些却是删节不当或是改错了的。因此,就现存的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来说,周书成书较早,保存的资料也比较原始。

  周书在宋初已经残缺,后人以北史和唐人某种史钞补上。公元一○○五年(宋景德二年)编辑册府元龟,引用周书缺卷各条已是后人的补本。宋人曾在本书缺卷后附有校语,说明不是周书原文,清人钱大昕也曾加考证。我们重新检查,残缺情況是:卷一八、卷二四、卷二六、卷三一、卷三二共五卷全缺;卷三六可能全缺,可能半缺;卷二一大半缺。此外,也有宋初未缺而传世各本脱去的大段文字,如卷六武帝纪下、卷三九杜杲传都脱去几百字,但册府元龟引文却没有缺。周书最早刻印的確切年月我们还不清楚。旧本宋人安焘、王安国、林希的目録序,内有「今既镂板以传学官」的话。据序文和宋晁公武郡齋读书志、李焘续通鑑长编,校刊南北朝各史的工作是公元一○六一年(宋嘉祐六年)开始交给「馆阁官」办理的。今考王安国和林希都在熙宁初任职馆阁,安国死于一○七四年(熙宁七年),则周书第一次刻板应在一○六八至一○七四年即熙宁元年至七年间。这个最早的本子早已不存。一一七四年(绍兴十四年),周书和其他六史在眉山重刻,即所谓「宋蜀本」或「眉山七史本」。这个本子也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流传的是南宋翻刻,并有元明两代补板的所谓「三朝本」。

  用以互校的是下列七种本子:

  一、南宋刻元明遞修本与百衲本的底本同,校记中简称「宋本」。

  二、明万曆间赵用贤刻南京国子监本校记中简称「南本」。  三、明万曆间萧云举刻北京国子监本校记中简称「北本」。南、北监本都曾据北史或以意改补一些文字,底本都是有元明补板的南宋本。

  四、明末毛氏汲古阁本校记中简称「汲本」。底本不详,与宋本、南本異者多同北本。

  五、清乾隆四年(公元一七三九年)武英殿本校记中简称「殿本」。底本是北本。

  六、清同治十三年(公元一八七四年)金陵书局本校记中简称「局本」。底本是汲古阁本。  七、一九三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宋蜀刻元明遞修本」(实是南宋临安刻本,非蜀本。)校记中简称「百衲本」。此本虽说影印,但多据他本改正错字,也有改错了的,实际上成为另外一种本子。

古籍版本知识

作者:无

  古籍的版式

  版式即古籍每一印页的格式。印页上各部分都有特定名称,主要有:

  版面指每页上印版所占范围。

  版框版面四周的粗线,也叫边栏。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两旁叫"左右栏"。单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双线的叫"双边"或"双栏"。有的印页版框上下栏单线,两旁双线,被称为"左右双边"或"左右双栏"。  行格版面之内,用直线分成若干行,每行有若干字,在鉴定和著录时,人们习惯以半页计算,叫做"半页×行×字",有的径称"×行×字",若每一行中有两排字(通常为大字的注解),叫做"小字双行×行×字",若双行字数与单行正文相同,就不再注出。这种著录和说明方式,称为行格,又称行款。

  版心每页版面正中的位置,又叫节口。版心通常有用作对折准绳的黑线和鱼尾形图案,有的还印有书名、卷数、页码及本页字数,明代以前,版心下方往往还印有刻工姓名。

  鱼尾版心中间用作折页基准的图形,因其酷似鱼尾,故名,只有一个鱼尾的称为单鱼尾,上下各有一个对称的鱼尾,称双鱼尾。

  白口、黑口宋代以后,书籍装订均在版心处对称,然后粘连或订线,对折的准绳主要是鱼尾,有时也在鱼尾上下各印一条黑线作为标线,叫做象鼻。凡加印黑线的书,装订成包背或线装之后,书口处就显出暗黑色,所以被称为黑口,其中粗线叫大黑口或阔黑口,细线叫小黑口或细黑口。不加线的叫白口。  书耳版框左栏外上方,有时刻出一个小方格,里面题写篇名,叫做书耳或耳格。主要见于宋代蝴蝶装版面上。

  朱丝栏乌丝栏行格界栏以红色印的称为朱丝栏,以黑色印的称为乌丝栏。主要见于唐以前写本。明清时期,专有印刷各种颜色笺格的作坊,用不同颜色界栏笺纸抄写的古籍,通常直接著录为红格、黑格、蓝格、绿格等等。

  古籍的装帧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是抄写的缣帛和纸张上,采用长卷形式,阅读时展开,平时卷起。这一时期的图书只能是卷轴装。韩愈《送诸葛亮觉往随州读书》诗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欧阳修《归田录》也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雕版印刷普及以后,由于书版各自成块,卷轴装已不适用,古籍装帧改进为册页形式,先后出现旋风装、经折装、包背装、线装几种形式。线装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卷轴装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唐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描述内府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筌。"进入版刻时代,图书改为册页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轴装,如《开宝藏》、《赵城金藏》等。

  旋风装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守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即是采用这种旋风装。

  经折装又叫梵夹装、折子装。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古代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

  蝴蝶装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线装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籍的装订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形式,了解这一进程,对古籍的年代鉴定十分重要。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察,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

  古籍的结构

  包背装和线装的古籍,结构大致相同,即将各印页在版心处对折,有字的一面向外,装订成册。每册古籍内外各部分,均有固定名称。主要有:  书衣即书的前后封衣,又称书皮、书面。书衣有布、纸两种,最常见的是用栗色毛边纸和青色连史纸做成的书衣;布料、绵绫则多施于古籍善本。明清内府图书常用黄绫作衣,以示尊贵。书衣上一般题有书名,或直接写在封皮上,或贴一纸书签。

  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

  书脑线装书订线的一边。

  书脊线装书订线的侧面,相当于现代图书的书背。

  书头古籍的上端,又叫书首。

  书根古籍的下端。往往用作题写书名、卷数,靠近书脊的一端,多用于标注册数,最后一册常用作"止"字的异体字,如"《凡大》"、"{大止}"等。

  扉页在书页之后,书名页之前的一页白纸。

  书名页即古籍的封面,专用题写书名,一般置于书衣及扉页之后。多以半页(一块书版的半面)刻写书名及作者,也有的以半页题书名,半页题刻版时间、刻版机构或藏版处。

  以上是古籍的外观形式,至于一部古籍的内容,往往由序、目录、凡例、正文、跋等几部分组成,阅读序跋,查核正文及讳字,对于鉴定古籍版本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古籍卷末或卷中序目之后,常刻有牌记(又称书牌子)注明出版者姓名、书坊名称、雕版年代等,这也是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

  古籍的版别

  从总体看来,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1)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写本、影写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纳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纳本。清初人宋犖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祐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祐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我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了,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我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我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2)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近年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3)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我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我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4)根据刻书才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槤《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5)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他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本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篡,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南岳小录

作者:李冲昭

  ○序冲昭弱年悟道,近岁依师,洎临岳门,频访灵迹,唯求古来旧记,希穷胜异之事,莫之有者,咸云兵火之后,其文散失。遂遍阅古碑及《衡山图经》、《湘中说》,仍致诘于师资长者,岳下耆年,或得一事,旋贮箧笥。今据所得,上自五峰三润,古来宫观药院,至于历代得道飞升之流,灵异之端,撮而直书,总成一卷,目为《南岳小录》。庶道侣游山,得之彼览,粗知灵迹之所自云。时壬戌岁冬十月序。

  ○叙岳南岳者,《周礼。职方氏》曰:“南岳之镇曰衡。”以其分当翼轸,光辅紫宸,钤三气之根,钧五灵之德,上列注生之宿,下符长育之功,称物平施,故谓之衡山。《五岳真形图》云:潜、霍、庐、_麻、玉笥、洞阳、小泻、九疑、罗浮等十山为之佐命,复有神仙圣境,曰朱陵洞洞天也。又云:“山禀灵气,时有异人。”又《福庭志》云:“朱陵之天,周环七百里,七十大峰,有五小峰,有二坛,露光青玉,学道居此,度世上升。又青玉坛、洞灵源、光天坛,悉是福地,五岳作镇,皆有高真统治,盖以导云南、养万物、惠群生者也。”

  ○五峰(祝融峰紫盖峰云密峰天柱峰石廪峰)

  祝融峰,去地高九千七百八十丈,在诸峰之北,最高,拥诸峰而直上。有祝融庙基,及青玉坛、光天坛、白璧坛、雷公池、风穴仙梨树、上清院基。峰之东南,有李泌书堂。

  紫盖峰,去地高四千五百丈九尺。其形嵯峨,有似麾盖,因以为名。上有仙人池、七真阁,下有紫盖院基、王氏药堂。

  云密峰,昔夏禹治水,登此峰立碑,纪其山高下丈尺,皆科斗文字。近代樵人,或有遇者,其碑至灵,隐而不见。又有禹溪及隐真平、断石源、朱陵洞、丹崖仙人石室存焉。

  天柱峰,其形似柱,因以为名,亦名柱括峰。下有魏夫人石坛,或云魏夫人在此处得道。

  石廪峰,远望如仓廪,其上方阔十丈,传云傍通洞府。昔有洞门观,胡浮先生常乘白豹游之。又有小石廪峰,下有舜庙,又有华盖、岣嵝、掷钵、回雁,皆小峰之数。

  ○三涧(云涧寿涧洞真涧)  云涧,以其通于仙源而多灵药,是有其名。出紫盖峰,西逾圣寿观,合寿涧南下岳观,分注平野,及有洞真涧。  ○司天霍王庙司天霍王庙,在岳观前,去观百余步。本以南方属火,配神曰祝融。玄宗封为司天王,以配夏享,有庙令司人。本庙在祝融峰上,隋代迁移废华薮观而建立,今祝融峰顶有古庙基存焉。

  ○真君庙真君庙,在岳观之东五十余步。本与司天王同庙各殿—元中,司马天师上言:

  “五岳洞天各有上真所治,不可以血食之神,同其雩祀,既协圣旨,爰创清庙。”  是岳也,启夏之际,洁斋致醮,兼度道士五人,长备焚修洒扫,即开元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明制也。《五灵经》云:“佐治者九人,従吏三百人,羽卫官三万人,为国家祈真请命之地。”《上真记》云:太虚真人领南岳司命,即炎老君也。潜山真人鲍君副治、霍山真人韩君佐治、金华真人黄君初平、天柱真人左君元放、南霍真人郑君思远、霍林真人许君暎、丹霍真人周君阳、紫虚元君魏夫人华存,并居佐命之曹,吴越楚蜀之会,皆当司察之。

  ○衡岳观衡岳观,在华盖峰下。按旧碑,晋太康八年,徐真人灵期、邓真人郁之建置。

  梁天监二年,周真人静真再加弘葺,武帝赐三百户庄田充基业。至隋大业八年,诏请蔡天师法涛、李天师法超住观焚修,兴行教法。其衡州府库田畴什物,并赐观资用。唐贞观二年,太宗重书额,请张天师惠朗度道士四十九人,为国焚修。  高宗弘道元年,请叶天师法善封岳,辟方四十里,充宫观长生之地,禁樵采,断畋猎,罢献琛,以为常典。观内有田先生得道降真堂、刘天师真堂,后有尹真人上升坛。其观碑文,隋学士曹宪撰,今见存焉。

  ○招仙观招仙观,按旧碑文曰:“肇基刘宋,分宇萧齐。”又《别传》,晋咸亨间,徐真人建置。至齐元兴元年七月二日,有住持升玄道士张昙要乘鹤,白日冲天。

  其夜雷电激吼,天地震动。今观后约一里地,有朝天香坛存焉。唐贞观二年,萧天师灵护,庐陵人,时在岳招仙观,乱后荒凉。天师素能点化之术,遂点化黄白之物,投外藩,转钱物而创观宇。不数年,克致完合。贞观五年,建寻真阁。

  ○九真观九真观,按碑文,晋太康中邓真人建置徐真人祠。唐开元年中,有王天师仙乔。初,天师为行者,道性冲昭,有非常之志。因将岳中茶二百余壶,直入京国,每携茶器,于城门内施茶。忽一日,遇高力士,见而异之。问其所来,乃曰:

  “某是南岳行者,今为本住九真观殿宇破落,特将茶来募施主耳。”于是力士上闻,玄宗召见,嘉叹久之,问曰:“尔有愿否”对曰:“愿郁郁家国盛,济济经道兴。”上深加礼焉,俾于内殿披度,厚与金帛,津置令归岳中,修创观宇。不数年而完全,道行逾高,声流上国,寻有诏命,封为天师。乾元二年三月三十日得道。

  又有薛天师季昌,本绵州绵竹县尉,在京舍官入道,志操不群。将归南岳,上闻玄宗,玄宗嘉之,亦厚颁金帛。上命笔赋诗送赠,有序曰:“炼师初解簪裾,栖心衡岳,及登道录,慨然来兹,愿归旧居,以守虚白。不违雅志,且重精修,忽遇灵药志人,时来城阙也。乃赋诗一首宠行云尔。”诗曰:“洞府修真客,衡阳念旧居。将申金阙要,愿奉玉清书。云路三天近,松溪万籁虚。犹期传秘箓,来往候仙舆。”后封天师。天师又师司马天师,玄宗礼重,呼为道兄。凡是观中什物,多是恩赐。临行,又赠金器一百事、银器二百事,绵帛至多,皆有御札。  天师以乾元二年二月六日得道。自离乱后,焚烧荡然,虽重修舍宇,竟未完复。  唯存恩赐钟一口,重四千斤。咸通中,有王尊师名因节住持,道行出众,营缉至多,声达京师,为王侯所重。今在北岳,封总教大师。观后有白云先生药堂。又有一小池,名甘泉。其泉味甘,煎茶似乳,旧日亦有甘泉院。

  ○西灵观西灵观,按《图经》云:“梁天监五年建置。”本女真住持,经兵火后,未暇修营。西有魏夫人仙坛,开元中,有女真薛师在观得道。又于晨溪别构道院,每出入常有白豹随行,游历洞府。薛天师常诣之,不与相见,后不知所之。

  ○圣寿观圣寿观,本灵夏卢尚书名藩书堂,以咸通六年抗表奏舍为圣寿观,观内卢公真堂坛殿俨然,又有层崖峭壁,修竹茂松,涧水潺湲,风景甚异。  ○九仙宫九仙宫,本张真人名始珍所居,有石坛,方阔丈余。梁天监三年,有仙者八人,迎张真人于石坛上,同升天去。咸通九年,衡州刺史史觌奏置宫额,十年十月敕下,宜依所奏行之。

  ○中宫中宫,本梁朝王真人灵与修行上升之处。又大历年,李得琳先生居之得道。  ○元阳宫元阳宫,本晋朝陈真人兴明修行上升之处。

  ○上清宫上清宫,本徐真人灵期修行上升之处。大历七年,有玄和先生张太空居之得道。又大中元年,韩威仪居之得道。

  ○紫虚阁紫虚阁,有魏夫人仙坛,高一丈二尺,上圆平,约阔一丈,亦名飞流坛。

  《传》云:“夫人自抚州乘龙飞来至此。夫人,晋太尉舒之女,讳华存,号上真紫虚元君。”有台阁,仪像俨然。又云:“晋咸和年于此修道。”又北去半里,有神溪投龙潭,每修斋毕,投金龙于此。

  ○石室隐真宫石室隐真宫,大历年中,广成刘先生玄静修行之处。行三五步冈,夺虎穴而居之,名曰隐真宫,刺史韩皋出俸钱为创会真阁。初,先生在兹十五年余,修道莫有知者。时因太史占之,云有真人星见,隐者在兹岳得道,应于天文。上闻武宗,武宗遽降诏命,委本道监军使遣人赍诏征召。使人到岳,遍寻无所不至。忽一日,中使人行及中宫西南面三里余,历崄攀萝,见一石室,深邃屈曲,有住之家。于是擘藤萝入深,乃见先生凝然而坐。中使宣命,先生初乃佯狂,后即承命。

  寻赴阙庭,诏封为帝师,号广成先生。却复兹地,未几而羽化。今石室有昔时镌石为醮坛、天宝台、碓硙、瓮缶、棋局、茶灶、灯台,皆就石而琢成之,今悉存焉。  ○凌虚台凌虚台,昔有薛天师季昌、周尊师混污相次居之得道。

  ○洞灵台洞灵台,本李天师明俊居之得道,亦是福地。

  ○添香台添香台,昔有女真居之得道,今台及圣境存焉。

  ○刘根先生药岩刘根先生药岩,昔有仙人刘根居之修行之所,在九仙宫之西北,颇甚深邃,亦殊异之境也。

  ○紫盖院紫盖院,昔有道人建置,乱后唯基址存焉。

  ○白云先生药堂白云先生药堂,在九真观西—元中,司马天师承祯本号白云先生,后授贞一先生,尝于此修行。

  ○尹真人坛尹真人坛,在岳观北百余步,真人讳道全上升之处。

  ○田先生药岩田先生药岩,在中宫东面百余步。先生讳良逸,元和中修行于此,后得道。  ○北帝院北帝院,在岳观东北,去观三里,昔有女真侯钅柬师居之,修行勤于香火,后亦得道。

  ○洞真瀑布洞真瀑布,在招仙观北,去观三里,瀑布如帘,垂及亭台,碑文纪其胜异。

  上有朝天坛,昔日张真人昙要上升之处。又下有投龙潭,每修斋毕,投金龙于此也。

  ○王氏药院王氏药院,咸通间,有术士王生居之。有茂松修竹,流水周绕,及多榧树茶园,今基址存焉。

  ○光天观光天观,传云融峰院,是观基。  ○隐真平隐真平,在云密峰之中,坦然而平,方阔五里,是神仙遨游之所。时人寻之,少有到者。

  ○断石源断石源,在隐真平水源,有石高数丈,阔数尺而中断,上有镌字云:“此有丹砂水,如乳而甘香。有人得掬饮之,可寿至千岁。”寻游者到此间,唯闻石下有流水之声,在左边听即落右边,在右边听即落左边,罕有得者。

  ○朱陵洞朱陵洞,即三茅洞天,在九仙宫正西三里,有石岩,下有平石,方二丈,是旧时投金简之所,传云朱陵洞之东门也。

  ○前代九真人(出《九仙宫碑》,旧有九仙殿)

  陈真人兴明,居元阳宫,晋武帝大始元年三月一日上升。  胡浮先生,姓施,名存,居洞门观西峰构虚阁,晋惠帝永康九年四月上升。

  尹真人道全,居岳观溪,晋怀帝元嘉元年正月九日上升。  徐真人灵期,居上清宫,宋元徽二年九月九日上升。

  陈真人惠度,居古玉清宫,齐武帝永明二年五月十三日上升。

  张真人昙要,居招仙观,齐延兴元年七月三日上升。

  张真人始轸,居九仙宫,梁天监三年七月十三日上升。

  王真人灵舆,居中宫,梁天监十一年七月十三日上升。

  邓真人郁之,字玄寂,居洞门观,梁天监十年十二月三十日上升。

  又有双袭祖、双子辨二人,相次得道。  ○唐朝得道人(在岳一十四人)

  殷先生景童,天宝十七年七月三日得道。

  萧先生灵护,弘道三年八月十五日得道。

  李天师思慕,天宝十四年八月廿六日得道。

  何尊师隐其名,天宝二年十月十五日得道。  薛天师季昌,乾元二年二月六日得道。

  王天师仙乔,乾元二年三月三十日得道。

  傅天师待仙,乾元三年十一月七日得道。  董先生秦仙,大历元年十一月六日得道。

  玄和张先生太空,大历七年二月八日上清宫得道。

  李先生德琳,大历十二年九月五日中宫得道。

  田先生良逸,元和六年正月七日在降真院得道。  广成刘先生玄静,大中五年五月十一日得道。

  周尊师混污,会昌二年正月得道。  韩威仪,大中元年上清宫得道。

  田先生有弟子陈徵君、冯徵君、张徵君三人,不就徵,皆于天台山相次得道。

  ○《真君传》汉中垒校尉刘向撰。

  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水玉以教神农,能入火自烧。数往昆仑山中,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俱去。至高辛时,复为雨师焉。

  王母者,神人之面,蓬发戴胜,虎爪善啸,岩居,名王母,在昆仑之墟焉。

  赞曰:渺渺赤松,飘飘少女。

  接手翻飞,冷然双举。

  纵身长风,俄翼玄圃。  妙达坎巽,作范司雨。  ○《田先生写真赞》(蒙谷子诸葛黄撰)

  田先生,实衡之攸民,间世所出,天然真气,生而知道,醇孝养亲,得混朴自然之理,言貌不饰,裘褐垢弊。侯王礼重,我亦不荣,氓隶给轻,我亦不陋。  驱役鬼神,意往即至。一入衡岳,逾五十年,九百门人,皆是轩冕,请为法主,一作帝师,即先生之道,其可知也。仪形可质,图写存焉。自始及今,未有称述,黄承其阙,序以赞云:

  灵根独秀,真人间生。

  仙非积学,道乃天成。

  汪汪德貌,落落神情。

  兹形如在,犹可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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