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部

周易略例

作者:王弼

魏·王弼著 唐·邢璹注

《周易略例》,中国三国时期魏国玄学家王弼的著作。为王弼总论《周易》主要思想的一组论文,共7篇。唐邢说:“如王辅嗣《略例》,大则总一部之指归,小则明六爻之得失。”王弼的《周易略例》与《周易注》互相配合,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易》学观点和解《易》方法论。如在《明象》篇中,他反对“案文责卦”、“存象忘意”的解《易》方法,主张要“忘象以求其意”。他详细地分析了言(卦、爻辞等)、象(卦象)、意(意义)三者的关系,提出了“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的解《易》方法。与《周易注》相得益彰,一扫两汉以象数、谶纬解《易》的学风,开创了一种注重于义理的新学风。玄学贵无论“以无为本”,认为这个本不是存言、存象所能得到的,只有从言象之外去体会。因此,“得意在忘象”不只是一种解《易》的方法,而且具有更普遍的玄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对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有相当大的影响。再如《明象彖》篇反复强调的“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反映了王弼注《易》的指导思想和他“以无为本”理论的基本内容。

《周易略例》有《四部丛刊》影印宋本,《汉魏丛书》本等,有唐邢的注释,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录存了邢的全部注文。

孝经

作者:无

《孝經》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經典,其作者歷來說法不一,有孔子說和曾子說等,學界一般認可為先秦儒者所作。

《孝經》以“孝”為中心,通過孔子與其門人曾參談話的形式,對孝的價值、意義、作用以及實行“孝”的要求和方法等問題進行了集中的闡述,是一部儒家孝倫理的系統化著作。    《孝經》認為,“孝”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認為孝是自然規律的體現,是人類行為的准則,是國家政治的根本。    《孝經》在唐代被尊為經書,南宋以后被列為“十三經”之一,共分十八章,全文不足兩千字,是十三經中篇幅最短的一部。

《孝經》在中國古代影響很大,歷代王朝無不標榜“以孝治天下”,唐玄宗曾親自為《孝經》作注。 ==============================================================================开宗明义章第一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 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 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 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 终于立身。《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天子章第二

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 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诸侯章第三

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 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 之孝也。《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卿大夫章第四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 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 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诗》云:“夙夜匪懈,以事 一人。”


士章第五

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 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考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 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诗》云:“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


庶人章第六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于 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三才章第七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 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 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 陈之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 好恶,而民知禁。《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孝治章第八

子曰:“昔者明王之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 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 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 之欢心,以事其亲。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 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 之。’”


圣治章第九

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 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 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 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圣人因严以教敬, 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 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故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以顺则逆,民无则焉。 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虽得之,君子不贵也。君子则不然,言思可道,行思 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 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 忒。’”


纪孝行章第十

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 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 不争。居上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 犹为不孝也。”
五刑章第十一 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 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


广要道章第十二

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 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


广至德章第十三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 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 《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


广扬名章第十四

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 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


谏诤章第十五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 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 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 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则子不可以不 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感应章第十六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下 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 也。宗庙致敬,不忘亲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庙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 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 不服。’”


事君章第十七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进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 下能相亲也。《诗》云:‘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丧亲章第十八

子曰:“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 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 也。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陈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 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 思之。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

春秋公羊传

作者:公羊高

《春秋公羊传》也同《春秋左氏传》一样,是阐释《春秋》的一部著作。其传授源流,按汉朝人的说法,是先由孔子的学生子夏传给公羊高,公羊高伟给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都是口耳相传。到西汉景帝时,公羊寿才与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写在竹帛上。《公羊传》是极力主张大一统的,主张君臣等级观。《公羊传》采取问答的方式,在汉语修辞学、词汇学、语法学上也有一定的价值,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

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一起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公羊传》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孟子注疏

作者:赵岐、孙奭

作者:(汉)赵岐 注;(宋)孙奭 疏

尔雅

作者:无

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西晋咸宁二年(公元267年)生;东晋太宁二年(公元324年)卒。博物学。

郭璞博学多才,一生不仅写了许多优美的文学作品,而且做了大量的注解古籍工作,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他所注解的古籍有《山海经》、《穆天子传》、《尔雅》、《楚辞》、《三苍》和《方言》等等。这些古籍中,都包含有丰富的动植物知识。郭璞对这些古代典籍,尤其是《尔雅》的注解,对中国古代动植物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尔雅》是中国古代最早一部解释语词的著作。它大约是秦汉间的学者,缀缉春秋战国秦汉诸书旧文,递相增益而成的。全书19篇,其中最后7篇分别是:《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和《释畜》。这7篇不仅著录了590多种动植物及其名称,而且还根据它们的形态特征,纳入一定的分类系统中。《尔雅》保存了中国古代早期的丰富的生物学知识,是后人学习和研究动植物的重要著作。据史书记载,东汉初,窦攸由于“能据《尔雅》辨豹鼠”,所以汉光武帝奖赏给他百匹帛,并要群臣子弟,跟从窦攸学习《尔雅》。郭璞更是把《尔雅》视为学习和研究动植物,了解大自然的入门书。他说:“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但是,《尔雅》成书较早,文字古朴,加上长期辗转流传,文字难免脱落有误,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不少内容,不易被人看懂。因此,在郭璞之前已经有犍为文学、刘歆、樊光、李巡、孙炎等人,为《尔雅》作注。郭璞从小就对《尔雅》感兴趣。他认为旧注“犹未详备,并多纷谬,有所漏略”,于是“缀集异闻,会粹旧说,考方国之语,采谣俗之志”,并参考樊光、孙炎等旧注,对《尔雅》作了新的注解。

郭璞研究和注解《尔雅》历时18年之久,对《尔雅》所载之动物和植物进行了许多研究。首先他以晋代通行,或当时某地方言的动植物名称,解释古老的动植物名称。例如,《尔雅·释鸟》载:“◆鸠,◆◆”,郭璞注曰:“今之布谷也。江东呼为获谷。”《尔雅·释木》:“◆,山◆。”郭璞注曰:“今之山楸也。”这类注解,从表面上看似乎很简单,只是以名词解释名词。而实际上却不那么容易,它需要丰富的训诂知识和实际经验。另外,这类注解虽然只是名词解释名词,但实际上它是将古老的动植物名称和当时为一般群众所认识的动植物联系起来,从而使古老的名称具有以当代一定实物为基础的含义。例如,《尔雅·释虫》中有“国貉,虫◆”的记载。如果不看注解,人们很难理解“国貉虫◆”的含义。郭璞注云:“◆”,“今呼蛹虫”,并引证《广雅》云:“土蛹,◆虫也。”所谓蛹虫,就是指寄生于蚕蛹体内的蚕蛆蝇幼虫。郭璞的注解,将古老的“国貉”、“虫◆”等动物名称和当时养蚕生产上广泛存在的蚕蛆蝇幼虫联系起来。郭璞《注》中,经常出现“今言”、“俗言”、“今江东”等提法,仅《释草》中就出现50多次,这说明郭璞对《尔雅》的研究,是与现实紧密相联的。由于能由今通古,所以他的注解,无形中复活了许多古老动植物名称。

郭璞丰富和发展了《尔雅》对各种动植物的具体描述。郭璞是山西人,因战乱逃至江南,并经常往来于长江中下游,所以他对许多地方的动植物,都有所了解。他注解《尔雅》,不仅引经据典,解释各种动物和植物的通名和别名,而且根据自己从实际中获得的知识,对多种动物或植物的形态、生态特征,进行了具体的描述。例如鲟鱼,《尔雅·释鱼》仅记其名为“◆”,无它释。但郭璞则作了进一步的描述:“◆,大鱼,似◆而短鼻,口在颌下,体有邪形甲,无鳞,肉黄,大者长二、三丈,今江东呼为黄鱼。”这里郭璞很逼真地描述了鲟鱼的形态特征。《尔雅·释虫》“◆,啮桑”,郭注云:“啮桑,似天牛,长角,体有白点,喜啮桑树,作孔入其中,江东呼为啮发。”这里将桑树害虫桑天牛的形态和习性作了描述。又如对《尔雅·释木》中提到的“白◆”(即扁核木),郭璞《注》云:“◆,小木,丛生,有刺。实如耳◆,紫赤,可啖。”对“活◆”(即通脱木)郭璞《注》说:此“草生江南,高丈许,大叶,茎中有瓤,正白”。这些描述,虽然还很粗糙,但它不仅大大发展了《尔雅》的分类描述,而且对后来的动植物分类研究,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郭璞开创了动植物分类研究的图示法。据《尔雅注·序》记载,郭璞不仅为《尔雅》作文字注解,还为《尔雅》注音、作图。《隋书·经籍志》记载有“《尔雅图》十卷,郭璞撰”。可见大概在梁代,人们还看到有郭璞所作的《尔雅图》。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尔雅音图》,乃是清代嘉庆六年(1801)影宋绘图重摹的刊本,它或许就是源于郭璞所为之《尔雅图》。当然,即使如此,经过长期辗转重摹和翻刻,现在的《尔雅音图》也不可能还是原来《尔雅图》的原貌。但是现在看到的《尔雅音图》的情况表明,凡是郭璞有注解的动植物都有图。相反,凡是虽为《尔雅》所著录,但因郭璞暂时不识,而未作注解的动植物则无图。这说明图完全是配合文字注解而作的。因此《尔雅注》所解释的动植物,不仅有简要的文字描述,而且配有实物图像,实为动植物志的雏形。这是我国动植物分类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

在生物学史上,郭璞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由于他的研究和注解,使《尔雅》所包含的分类思想不仅得以保存,而且使得原来难读的《尔雅》,也成为能够读懂和能够利用的书。《尔雅注》成为历代研究本草的重要参考书。著名的《证类本草》一书,大量吸收了郭璞注解《尔雅》的成果。而《证类本草》又是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蓝本。从郭璞以后,图文并用描述动植物的方法,也在本草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唐代以后,所有大型本草著作都配有图。

郭璞对《尔雅》中所著录的动物和植物,凡是他自己暂时还没有弄清楚的或没有听说过的,他都不强作注解,而是注明“未详”或“未闻”等字样。这说明他作学问的态度,是谦虚谨慎和实事求是的。
郭璞为注解古籍著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其《尔雅》注后来被列入《十三经注疏》。他在文学方面也颇有造诣,公元316年,他因献《南郊赋》而被任为著作佐郎,后迁尚书郎,再后为割据荆州的王敦辟为记室参军。他最后因多次谏阻王敦谋反而遭杀害。

易传

作者:无

  《易传》是一部战国时期解说和发挥《易经》的论文集,其学说本于孔子,具体成于孔子后学之手。《易传》共7种10篇,它们是《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文言传》、《系辞传》上下角、《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自汉代起,它们又被称为“十翼”。

  《系辞》是今本《易传》的第4种,它总论《易经》大义,是今本《易传》7种中思想水平最高的作品。《系辞》解释了卦爻辞的意义及卦象爻位,所用的方法有取义说、取象说、爻位说;又论述了揲著求卦的过程,用数学方法解释了《周易》筮法和卦画的产生和形成。《系辞》认为《周易》是一部讲圣人之道的典籍,它有4种圣人之道:一是察言,二是观变,三是制器,四才是卜占。《周易》是忧患之书,是道德教训之书,读《易》要于优患中提高道德境界,以此作为化凶为吉的手段。

  对《易经》的基本原理,《系辞》进行了创造性的阐述和发挥,他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奇偶二数、阴阳二爻、乾坤两卦、八经卦、六十四卦,都由一阴一阳构成,没有阴阳对立,就没有《周易》。它把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的阴阳观念,发展成为一个系统的世界观,用阴阳、乾坤、刚柔的对立统一来解释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一切变化。它特别强调了宇宙变化生生不已的性质,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又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发挥了“物极必反”的思想,强调提出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它认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肯定了变革的重要意义,主张自强不息,通过变革以完成功业。同时,它又以“保合太和”为最高的理想目标,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重视和谐的思想。《系辞》肯定了“《易》与天地准”,以为《周易》及其筮法出于对自然现象的模写,其根源在于自然界;同时也含有夸大《周易》筮法功能的成分,认为易卦包罗万象,囊括了一切变化法则。它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家,四家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将以箸求卦的过程理论化,实际涵含着宇宙生成论,对后来的思想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读《易传》,较好的古注本是孔颖达的《周易正义》,收在《十三经注疏》中,今人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齐鲁书社,1986年版,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都是较好的参考书。重点读《系辞》上下篇。

春秋左传正义

作者:杜预、孔颖达

  《十三经注疏》四百十六卷,系汇编儒家的十三部经典和汉至宋代经学家对经的注疏而成。儒家十三经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圣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们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一切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风尚,无不以之为圭臬。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统治者奉它们为治国安邦的法宝,士大夫以通经致用为自己的终身抱负,平民百姓也以它们为修身行事的彝训。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圣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们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一切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风尚,无不以之为衡准。清代阮元的《十三经注疏》刻本最称美善,而此次为便于非文献专业的人士阅读,以李学勤先生为首的《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对全书进行了统一规范的标点,采用简体横排的方法重新刊印,诚为功德无量的文化盛举。  作者:(周)左丘明 传;(晋)杜预 注;(唐)孔颖达 正义

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

作者:扬雄

《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扬雄著,是中国第一部记录方言的著作,是中国语言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成为世界上第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而开方言地理学之先河。

中国土地广大,方言的地理差异悬殊,所以自古重视方言研究。汉应劭《风俗通义序》说“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輶轩是古代使用的一种轻便车辆。秦朝以前,每年八月,政府派遣“輶轩使者”(乘坐轻车的使者)到各地搜集方言,并记录整理。这些材料由于战乱而散失。

今传《方言》一书,据刘歆与扬雄书信往来及应劭所言,应为扬雄(前53—公元18年)所撰。鲁国尧先生揭出,“方言”一词首见于文献且以此称书名皆始于应劭。

后世传本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方言之“方”,非以中原为中心的“四方”之“方”。“方”,邦也。商周有称周边为“土方”、“鬼方”者。“方言”即邦言,“别国方言”即指不同邦国之特色语词。刘歆《遗扬雄书》:言“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扬雄《答刘歆书》自称:其书为《殊言》,“知绝遐异俗之语”。“殊”亦“别”也,“殊言”与刘歆称其“异国殊语”义同。张清常认为:“按照中国古代的概念,方言包括外族语言。扬雄《方言》里面东齐青徐方言包括夷语,南楚方言包括蛮语,西秦方言包括氐羌语,秦晋北方言包括狄语,燕代朝鲜归为一起更不必说。”据李敬忠研究,《方言》中几乎每卷都有见于现代南方民族语的非汉词语。

公元前后,虽然大汉帝国已经建立,但在汉语使用区域仍是以中原为主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北边河套草原是胡狄即阿尔泰语,南边江淮湖海是夷越—苗蛮即南亚—南岛语,西边甘川地带是氐羌即藏缅语。因此记录着汉语及其周边民族“汉字记音式”词语的《方言》,不是一本西方或现代方言学意义上的dialectology专著,而是一部搜罗并比较多种语言的同义词语的历史比较词汇学或“中国古典方言学”著作。郭璞赞其:“考九服之逸语,标六代之绝语”,像扬雄这样恣意汪洋、肆心广意的学者,撰著《方言》的旨趣正于此。

孟子字义疏证

作者:戴震

从考证训诂而阐发“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等哲学范畴的根本意义,故名曰“字义疏证”,以反对“宋以来儒书之言”。全书分上、中、下3卷。书末附戴东原答彭进士书及彭绍什与戴东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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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丙申余少读论语,端木氏之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读易,乃知畜性与天道在是。周道衰,舜、禹、汤、文、武、周公致治之法,焕乎有文章者,弃为陈迹。孔子既不得位,不能垂诸制度礼乐,是以为之正本溯源,使人于千百世治乱之故,制度礼乐因革之宜,如持权衡以御轻重,如规矩准绳之于方圜平直。言似高远,而不得不言。自孔子言之,实言前圣所未言;微孔子,孰从而闻之?故曰「不可得而闻」。「Ewell,94页」是后私智穿凿者,亦警于乱世,或以其道全身而远祸,或以其道能诱人心有治无乱;而谬在大本,举一废百;意非不善,其言只足以贼道,孟子于是不能已于与辩。当是时,群共称孟子好辩矣。孟子之书,有曰「我知言」,曰「游于圣人之斗者难为言」。盖言之谬,非终于言也,将转移人心;心受其蔽,必害于事,害于政。彼目之曰小人之害天下后世也,显而共见;目之曰贤智君子之害天下后世也。相率趋之以为美言。其人人心深,祸斯民也大,而终莫之或寤。辩恶可已哉!「Ewell,95页」孟子辩杨、墨;后人习闻杨、墨、老、庄、佛之言,且以其言汩乱孟子之言,是又后乎「全书,148页」孟子者之不可已也。苟吾不能知之亦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忠也,是对古圣人贤人而自负其学,对天下后世之仁人而自远于仁也。吾用是惧,述孟子字义疏证三卷。*韩退之氏曰:「道于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呜乎,不可易矣!休宁戴震。

  「回页首」   「全书,151页」「Ewell,99页」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理十五条

  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舣理,曰文理;「亦曰文缕。理、缕,语之转耳。」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孟子称「孔子之谓集大成」曰:「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圣智至孔子而极其盛,不过举条理以言之而已矣。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自乾坤言,故不曰「仁智」而曰「Ewell,100页」「易简」。「以易知」,知一于仁爱平恕也;「以简能」,能一于行所无事也。「易则易知,易知则有亲,有亲则可久,可久则贤人之德」,若是者,仁也;「简则易从,易从则有功,有功则可大,可大则贤人之业」,若是者,智也;天下事情,条分缕(晰)[析],以仁且智当之,岂或爽失爽几微哉!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乐记曰:「乐者,通伦理者也。」郑康成注云:「理,分也。」许叔重说文解字序曰:「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古人所谓理,未有如后儒之所谓理者矣。

  「Ewell,106页」「全书,152页」问:古人之言天理,何谓也?

  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凡有所施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施于我,能受之乎?」凡有所责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责于我,能尽之乎?」以我之人,则理明。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Ewell,107页」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灭者,灭没不见也。又曰:「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诚以弱、寡、愚、怯与夫疾病、老幼、孤独,反躬而思其情。人岂异于我!盖方其静也,未感于物,其血气心知,湛然无有失,*「扬雄方言曰:「湛,安也。」郭璞注云:「湛然,安貌。」」故曰「天之性」;及其感而动,则欲出于性。一人之欲,天下人之(之)[所]同欲也,故曰「性之欲」。好恶既形,遂己之好恶,「Ewell,108页」忘人之好恶,往往贼人以逞欲;反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受之之情也。情得其平,是为好恶之节,是为依乎天理。「庄子:庖丁为文惠君解牛,自言:「依乎天理,批大却,导大,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当,而况大乎!」天理,即其所谓「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适如其天然之分理也。」古人所谓天理,「全书,153页」未有如后儒之所谓天理者矣。

  「Ewell,111页」问:以情情而无爽失,于行事诚得其理矣。情与理之名何以异?

  曰: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诗曰:「天生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作此诗者,其知道乎!孟子申之曰:「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以秉持为经常曰则,以各如其区分曰理,以实之于言行曰懿德。物者,事也;语其事,「Ewell,112页」不出乎日用饮食而已矣;舍是而言理,非古贤圣所谓理也。   「Ewell,115页」问:孟子云:「心之所同然者,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是理又以心言,何也?

  曰: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谓之义;则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见,非理也,非义也。凡一人以为然,天下万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谓同然。举理,以见心能区分;举义,以见心能裁断。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则,名曰理;如斯而宜,名曰义。是故明理者,明其区分也;精者,精其裁断也。不明,往往界于疑似而生惑;不精,往往杂于「Ewell,116页」偏私而害道。求理义而智不足者也,故不可谓之理义。自非圣人,鲜能无蔽;有蔽之深,有蔽之浅者。人莫患乎蔽而自智,任其意见,执之为理义。吾惧求理义者以意见当之,孰知民受其祸之所终极也哉!

  「全书,154页」「Ewell,119页」问:宋以来儒书之言,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朱子语录云:「理无心则无著处。」又云:「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虚,人心亦然;止这些虚处,便包藏许多道理,推广得来,盖天盖地,莫不由此。此所以为人心之好欤!理在人心,是谓之性。心是神明之舍,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许多道理得之天而具于心者。」」今释孟子,乃曰「一人以为然,天下万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谓同然」,「是心之明,能于事情不爽失,使无过情无不及「Ewell,120页」情之谓理」,非「如有物焉具于心」矣。又以「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见,不可谓之理义」。在孟子言「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固未尝轻以许人,是圣人始能得理。然人莫不有家,进而国事,进而天下,岂待圣智而后行事欤?

  曰:六经、孔、孟之言以及傅记群籍,理字不多见。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雎,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Ewell,121页」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慑,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呜呼,其孰谓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即其人廉洁自持,心无私慝,而至于处断一事,责诘一人,凭在己之意见,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方自信严气正性,嫉恶如雠,而不知事情之难得,是非之易失于偏,往往人受其祸,己且终身不寤,或事后乃明,悔已无及。呜呼,其孰谓以此制事,以此治人之非理哉!天下智者少而愚者多;以其心知明于众人,则共推之为智,其去圣人甚远也。以众人与其所共推为智者较其得理,则众人之「全书,155页」蔽「Ewell,122页」必多;以众所共推为智者与圣人较其得理,则圣人然后无蔽。凡事至而心应之,其断于心,辄曰理如是,古贤圣未尝以为理也。不惟古贤圣未尝以为理,昔之人巽于今人之一替口而曰理,其亦不以为理也。昔人知在己之意见不可以理名,而今人轻言之。夫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未有不以意见当之者也。今使人任其意见,则谬;使人自求其情,则得。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怒乎!己所不欲,匆施于人。」大学言治国平天下,不过曰「所恶于上,毋以使下,「Ewell,123页」所恶于下,毋以事上」,以位之卑尊言也;「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以长于我与我长言也;「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以等于我言也;曰「所不欲」,曰「所恶」,不过人之常情,不言理而理尽于此。惟以情情,故其于事也,非心出一意见以处之,苟舍情求理,其所谓理,无非意见也。未有任其意见而不祸斯民者。

  「Ewell,126页」问:以意见为理,自宋以来莫敢致斥者,谓理在人心故也。今日理在事情,于心之所同然,洵无可疑矣;孟子举以见人性之善,其说可得闻欤?

  曰:孟子言「口之于味也,有同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明理义之悦心,犹味之悦口,声之悦耳,色之悦目之为性。味也、声也、色也在物,而接于我之血气;理义在事,而接于我之心知。血气心知,「Ewell,127页」有自具之「全书,156页」能:口能辨味,耳能辨声,目能辨色,心能辨夫理义。味与声色,在物不在我,接于我之血气,能辨之而悦之;其悦者,必其尤美者也;理义在事情之条分缕析,接于我之心知,能辨之而悦之;其悦者,必其至是者也。子产言「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曾子言「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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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盖耳之能听,目之能视,鼻之能臭,口之知味,魄之为也,所谓灵也,阴主受者也;心之精爽,「Ewell,128页」有思辄通,魂之为也,所谓神也,阳主施者也。主施者断,主受者听,故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则思。」是思者,心之能也。精爽有蔽隔而不能通之时,及其无蔽隔,无弗通,乃以神明称之。凡血气之属,皆有精爽。其心之精爽,钜细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其照也近,所照者不谬也,所不照(所)[斯]疑谬承之,不谬之谓得理;其光大者,其照也远,得理多而失理少。且不特远近也,光之及又有明闼,故于物有察有不察;察者尽其实,不察斯疑谬承之,「Ewell,129页」疑谬之谓失理。失理者,限于质之昧,所谓愚也。惟学可以增益其不足而进于智,益之不已,至乎其极,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则圣人矣。此中庸「虽愚必明」,孟子「扩而充之之谓圣人」。神明之盛也,其于事靡不得理,斯仁义礼智全矣。故礼义非他,所照所察者之不谬也。何以不谬?心之神明也。人之异于禽兽者,虽同有精爽,而人能进于神明也。理义岂别若一物,求之所照所察之外;而人之精爽能进于神明,岂求诸气禀之外哉!

  「全书,157页」「Ewell,134页」问:后儒以人之有嗜欲出于气禀,而理者,别于气禀者也。今谓心之精爽,学以扩充之,进于神明,则于事靡不得理,是求理于气禀之外者非矣。孟子专举「理义」以明「性善」,何也?   曰:古人言性,但以气禀言,未尝明言理义为性,盖不待言而可知也。至孟子时,异说纷起,以理义为圣人治天下(之)具,设此一法以强之从,「Ewell,135页」害道之言皆由外理义而生;人徒知耳之于声,目之于色,鼻之于臭,口之于味之为性,而不知心之于理义,亦犹耳目鼻口之于声色臭味也,故曰「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盖就其所知以证明其所不知,举声色臭味之欲归之耳目鼻口,举理义之好归之心,皆内也,非外也,比而含之以解天下之惑,俾晓然无疑于理义之为性,害道之言庶几可以息矣。孟子明人心之通于理义,与耳目鼻口之通于声色臭味,咸根诸性,非由后起。后「Ewell,136页」儒见孟子言性,则曰理羲,则曰仁义理智,不得其说,遂于气禀之外增一理义之性,归之孟子矣。

  「Ewell,138页」问:声色臭味之欲亦宜根于心,今专以理义之好为根于心,于「好是懿德」固然矣,抑声色臭味之欲徒根于耳目鼻口欤?心,君乎百体者也,百体之能,皆心之能也,岂耳悦声,目悦色,鼻悦臭,口悦味,非心悦之乎?

  曰:否。心能使耳目鼻口,不能代耳目鼻口之能,彼其能者各自具也,故不能相为。「全书,158页」人物受形于天地,故恒与之相通。「Ewell,139页」盈天地之间,有声也,有色也,有臭也,有味也;举声色臭味,则盈天地间者无或遗矣。外内相通,其开窍也,是为耳目鼻口。五行有生克,生则相得,克则相逆,血气之得其养、失其养系焉,资于外足以养其内,此皆阴阳五行之所为,外之盈天地之间,内之备于吾身,外内相得无间而养道备。「民之质矣,日用饮食」,自古及今,以为道之经也。血气各资以养,而开窍于耳目鼻口以通之,既于是通,故各成其能而分职司之。孔子曰:「Ewell,140页」「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长也,血气方刚,戒之在阁;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血气之所为不一,举凡身之嗜欲根于气血明矣,非根于心也。孟子曰,「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非喻言也。凡人行一事,有当于理义,其心气必畅然自得;悖于理义,心气必沮丧自失,以此见心之于理义,一同乎血气之于嗜欲,皆性使然耳。耳鼻口之官,臣道也;心之官,君道也;臣效其能而君正其可否。理义非他,可否之而当,是谓理「Ewell,141页」义。然又非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也,若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何异强制之乎!是故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有物必有则」,以其则正其物,如是而已矣。就人心言,非别有理以予之而具于心也;心之神明,于事物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则,譬有光皆能照,而中理者,乃其光盛,其照不谬也。   「Ewell,143页」问:学者多职前言往行,可以增益己之所不足;宋儒谓「理得于天而藏于心」,殆因问「全书,159页」学之得于古贤圣而藏于心,比类以为说欤?   曰:人之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者,性也。如血气资饮食以养,其化也,即为我之血气,非复所饮食之物矣;心知之资于问学,其自得之也亦然。以血气言,昔者弱而今者强,是血气之得其养也;以心知言,昔者狭小而今也广大,昔者阊昧「Ewell,144页」而今也明察,是心知之得其养也,故曰「虽愚必明」。人之血气心知,其天定者往往不齐,得养不得养,遂至于大异。苟知问学犹饮食,则贵其化,不贵其不化。记问之学,入而不化者也。

  自得之,则居之安,资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我之心知,极而至乎圣人之神明矣。神明者,犹然心也,非心自心而所得者藏于中之谓也。心自心而所得者藏于中,以之言学,尚为物而不化之学,况以之言性乎!

  「Ewell,146页」问:宋以来之言理也,其说为「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故辨乎理欲之界,以为君子小人于此焉分。今以情之不爽失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然则无欲亦非欤?

  曰: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明乎欲不可无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于无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于戕人之生「Ewell,147页」而不顾者,不仁也。不仁,实始于欲遂其生之心;使其无此欲,必无不仁矣。然使其无此欲,则于天下之人,生道「全书,160页」穷促,亦将漠然视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无是情也,然则谓「不出于正则出于邪,不出于邪则出于正」,可也;谓「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不可也。欲,其物;理,其则也。不出于邪而出于正,犹往往有意见之偏,未能得理。而宋以来之言理欲也,徒以为正邪之辨而已矣,不出于邪而出于正,则谓以理应事矣。理与事分为二而与意见合为一,是以害事。夫事至而应者,心也;心有「Ewell,148页」所蔽,则于事情未之能得,又安能得理乎!自老氏贵于「抱一」,贵于「无欲」,庄周书则曰:「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挠心者,故静也。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周子通书曰:「「圣可学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哉!」」此即老、庄、释氏之说。朱子亦屡言「人欲所蔽」,「Ewell,149页」皆以为无欲则无蔽,非中庸「虽愚必明」之道也。有生而愚者,虽无欲,亦愚也。凡出于欲,无非以生以养之事,欲之失为私,不为蔽。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实谬,乃蔽而不明。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与蔽二端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欲生于血气,知生于心。因私而咎欲,因欲而咎血气;因蔽而咎知,因知而咎(心),老氏所以言「常使民无知无欲」;彼自外其形骸,贵其真宰;后之释氏,其论说似异而实同。宋「Ewell,150页」儒出入于老、释,「程叔子「全书,161页」撰明道先生行状云;「自十五六时,闻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吕与叔撰横渠先生行状云:「范文正劝读中庸,先生读其书,虽爱之,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返而求之六经。」朱子语类廖德明录癸巳所闻:「先生言:二三年前见得此事尚鹘突,为他佛说得相似,近年来方看得分晓。」考朱子慕禅学在十五六时,年二十四,见李愿中,教以看圣贤言语,而其后复入于释氏。至癸巳,年四十四矣。」故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Ewell,151页」诗曰:「民之质,日用饮食。」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于存焉。」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人知老、庄、释氏异于圣人,闻其无欲之说,犹未之信也;于宋儒,则信以为同于圣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Ewell,152页」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呜呼,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其祸甚于申、韩如是也!六经、孔、孟之书,岂尝以理为如有物焉,外乎人之性之发为情欲者,而强制之也哉!孟子告齐、梁之君,曰「与民同乐」,曰「省刑罚,薄税敛」,曰「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曰「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粮]」,曰「内无怨女,外无旷夫」,「Ewell,153页」仁政如是,「全书,162页」王道如是而已矣。

  「Ewell,157页」问:乐记言灭天理而穷人欲,其言有似于以理欲为邪正之别,何也?

  曰:性,譬则水也;欲,譬则水之流也;节而不过,则为依乎天理,为相生养之道,譬则水由地中行也;穷人欲而至于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作乱之事,譬则洪水横流,泛滥于中国也。圣人教之反躬,以已之加于人,设人如是加于己,而思躬受之之情,譬则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Ewell,158页」非恶泛滥而塞其流也。恶泛滥而塞其流,其立说之工者且直绝其源,是遏欲无欲之喻也。「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此后儒视为人欲之私者,而孟子曰「性也」,继之曰「有命焉」。命者,限制之名,如命之东则不得而西,言性之欲之不可无节也。节而不过,则依乎天理;非以天理为正,人欲为邪也。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穷,非不可有;有而节之,使无过情,无不及情,可谓之非天理乎!

  「Ewell,162页」问:中庸言「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言「君子必慎其独」,后儒因有存理遏欲之说。今曰「欲譬则水之流」,则流固不可塞;诚使水由地中行,斯无往不得其自然之分理;

  存此意以遏其泛滥,于义未为不可通。然中庸之言,不徒治之于泛滥也,其意可得闻欤?「全书,163页」   曰:所谓「戒慎恐惧」者,以敬肆言也。凡对人者,接于目而睹,则戒慎其仪容;接于耳而闻,则恐惧有愆谬。君子虽未对人亦如是,「Ewell,163页」盖敬而不敢少肆也,篇末云「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是也。所谓「慎独」者,以邪正言也。凡有所行,端皆起于志意,如见之端起于隐,显之端起于微,其志意既动,人不见也,篇末云「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是也。盖方未应事,则敬肆分;事至而动,则邪正分。敬者恒自检神,肆则反是;正者不牵于私,邪则反是。必敬必正,而意见或偏,犹未能语于得理;虽智足以得理,而不敬则多疏失,不正则尽虚伪。三者,一虞于疏,一严于伪,一患于偏,各有所取也。

  「Ewell,167页」问:自宋以来,谓「理得于天而具于心」,既以为人所同得,故于智愚之不齐归诸气禀,而敬肆邪正概以实其理欲之说。老氏之「抱一」「无欲」,释氏之「常惺惺[九]」,彼所指者,曰「真宰」,曰「真空」,「庄子云:「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释氏书云:「即此识情,便是真空妙智。」又云:「真空则能摄众有而应变。」又云「Ewell,168页」:「湛然常寂,应用无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无,即成妙有。」」而易以理字便为圣学。既以理为得于天,故又创理气之说,譬之「二物浑沦」;「朱子语录云:「理与气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于理极其形容,指之曰「净洁空阔」;「问「先有理后有气」之说。朱子曰:「不消如此说。而今知他合下先是有理后有气邪?后有理先有气「全书,164页」邪?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则疑此气是依傍道理行,及此气之聚,则理亦在焉。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制度,无造作,止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间人物草木「Ewell,169页」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会无种了,白地生出一个物事;这个都是气。若有理则止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Ewell,190页」不过就老、庄、释氏所谓「真宰」「真空」者转之以言夫理,就老、庄、释氏之言转而为六经、孔、孟之言。今何以剖别之,使截然不相淆惑欤?

  曰:天地、人物、事为,不闻无可言之理者也,诗曰「有物有则」是也。物者,指其实体实事之名;则者,称其纯粹中正之名。实体实事,罔非自然,而归于必然,天地、人物、事为之理得矣。夫天地之大,人物之蕃,事为之委曲条分,苟得其理矣,如直者之中悬,平者之中水,圆者之中规,方者之中矩,然后推诸天下万世而准。易称「先天而天弗远,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远,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中庸称「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夫如是,是为得理,是为心之所同然。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语天地而精言其理,犹语圣人而言乎其可法耳。尊是理,而谓天地阴阳不足以当之,必非天地阴阳之理则可。天地阴阳之理,犹圣人之圣也;尊其圣,而谓圣人不足以当之,可乎哉?「Ewell,171页」圣人亦人也,以尽乎人之理,群共推为圣智。尽乎人之理非他,人伦日用尽乎其必然而已矣。推而极于不可易之为必然,乃语其至,非「全书,165页」原其本。后儒从而过求,徒以语其至者之意言思议视如有物,谓与气浑沦而成,闻之者习焉不察,莫知其异于六经、孔、孟之言也。举凡天地、人物、事为,求其必然不可易,理至明显也。从而尊大之,不徒曰天地、人物、事为之理,而转其语曰「理无不在」,视之「如有物焉」,将使学者皓首茫然,求其物不得。非六经、孔、孟之言难知也,传注相承,「Ewell,172页」童而习之,不复致思也。

  「Ewell,176页」问:宋儒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人之生也,由气之凝结生聚,而理则凑泊附著之,「朱子云:「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己。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交感,凝结生聚,然后是理有所附著。」」因以此为「完全自足」,「程子云:「圣贤论天德,盖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无所污坏,即当直而行之;若少有污坏,即敬以治之,使复如旧。」」「Ewell,177页」如是,则无待于学。然见于古贤圣之论学,与老、庄、释氏之废学,截然殊致,因谓「理为形气所污坏,故学焉以复其初」。「朱子于论语首章,于大学「在明明德」,皆以「复其初」为言。」「复其初」之云,见庄周书。「庄子缮性篇云:「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滑欲于俗知以求致其明,谓之蔽蒙之民。」又云:「文减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返其性情而复其初。」」盖其所谓理,即如释氏所谓「本来面目」,而其所谓「存理」,亦即如释氏所谓「常惺惺」。「释氏书云:「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上蔡谢氏曰:「敬是常惺惺法。」「Ewell,178页」王文成解大学3「格物致知」,主捍御外物之说,其言曰:「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岂宋以来儒者,其尽援儒以入释欤?「全书,166页」

  曰:老、庄、释以其所谓「真宰」「真空」者为「完全自足」,然不能谓天下之人有善而无恶,有智而无愚也,因举善与智而毁訾之。老氏云:「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又云:「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又云:「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彼盖以无欲而静,「Ewell,179页」则超乎善恶之上,智乃不如愚,故直云「绝学」,又(生)[主]「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此一说也。荀子以礼义生于圣心,常人学然后能明于礼义,若顺其自然,则生争夺。弗学而能,乃属之性;学而后能,不得属之性,故谓性恶。而其于孟子言性善也辩之曰:「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兴圣王,贵礼义矣。」此又一说也。荀子习闻当时杂乎老、庄、告子之说者废学毁礼义,而不达孟子性善之旨,以礼义为圣人教天下制其性,使不至争夺,而不知「Ewell,180页」礼义之所由名。老、庄、告子及后之释氏,乃言如荀子所谓「去圣王,息礼义」耳。程子、朱子谓气禀之外,天与之以理,非生知安行之圣人,未有不污坏其受于天之理者也,学而后此理渐明,复其初之所受。是天下之人,虽有所受于天之理,而皆不殊于无有,此又一说也。今富者遗其子粟千锺,贫者无升斗之遗;贫者之子取之宫中无有,因日以其力致升斗之粟;富者之子亦必如彼之日以其力致之,而曰所致者即其宫中者也,说必不可通,故详于论「Ewell,181页」敬而略于论学。「如程子云「敬以治之,使复如旧」,而不及学;朱子于中庸「致中和」,犹以为「戒惧慎独」。」陆子静、王文成诸人,推本老、庄、释氏之所谓「真宰」「真空」者,以为即全乎圣智仁义,即全乎理,「陆子静云:「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何有欠阙!当恻隐时,自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恶;当宽裕温柔时,自然宽裕温柔;当发强刚毅时,自然发刚强毅。」王文成云:「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其良知之体,如明镜,妍媸之来,随物现形,而明镜曾无所留染,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也。「无所住(以)[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明镜之应,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处;妍者妍,媸者媸,一过而不留,即「无所住」处。」」「Ewell,182页」此又一说也。程子、朱子、就老、庄、释「全书,167页」氏所指者,转其说以言夫理,非援儒而入释,误以释氏之言杂人于儒耳;陆子静、王文成诸人就老、庄、释氏所指者,即以理实之,是乃援儒以入于释者也。试以人之形体与人之德性比而论之,形体始乎幼小,终乎长大;德性始乎蒙昧,终乎圣智。其形体之长大也,资于饮食之养,乃长日加益,非「复其初」;德性资于学问,进而圣智,非「复其初」明矣。「Ewell,183页」人物以类区分,而人所禀受,其气清明,异于禽兽之不可开通。然人与人较,其材质等差凡几?古贤圣知人之材质有等差,是以重问学,贵扩充。老、庄、释氏谓有生皆同,故主于去情欲以勿害之。不必问学以扩充之。在老、庄、释氏既守己自足矣,因毁訾仁义以伸其说。荀子谓常人之性,学然后知礼义,其说亦足以伸。陆子静、王文成诸人同于老、庄、释氏,而改其毁訾仁义者,以为自然全乎仁义,巧于伸其说者也。程子、朱子尊理而以为天与我,犹荀子尊礼义「Ewell,184页」以为圣人与我也。谓理为形气所污坏,是圣人而下形气皆大不美,即荀子性恶之说也;「全书,168页」而其所谓理,别为凑泊附著之一物,犹老、庄、释氏所谓「真宰」「真空」之凑泊附著于形体也。理既完全自足,难于言学以明理,故不得不分理气为二本而咎形气。盖其说杂糅傅合而成,令学者眩惑其中,虽六经、孔、孟之言具在,咸习非胜是,不复求通。呜呼,吾何敢默而息乎!

  「Ewell,190页」问:程伯子之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见叔子所撰行状。而朱子年四十内外,犹驰心空妙,其后有答汪尚书书,言「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后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前后缓急之序,于是暂置其说而从事于吾学。其始盖未尝一日不往来于心也,以为俟卒究吾说而后求之未为甚晚。而一二年来,心独有所自安,虽未能即有诸己,然欲复求之外学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程、朱虽从事释氏甚久,然终能觉其非矣,而又未合于六经、孔、孟,则其学何学欤?

  「Ewell,191页」曰:程子、朱子其出入于老、释,皆以求道也,使见其道为是,虽人以为非而不顾。其初非背六经、孔、孟而信彼也,于此不得其解,而见彼之捐弃物欲,返观内照,近于切己体察,为之,亦能使思虑渐清,因而冀得之为衡(鉴)事物之本。然极其致,所谓「明心见性」、「还其神之本体」者,即本体得矣,以为如此便足,无欠阙矣,实动辄差谬。在老、庄、释氏固不论差谬与否,而程子、朱子求道之心,久之知其不可恃以衡鉴事物,故终谓其非也。「Ewell,192页」夫人「全书,169页」之异于物者,人能明于必然,百物之生各遂其自然也。老氏言「致虚极,守静笃」,言「道法自然」,释氏亦不出此,皆起于自私,使其神离形体而长存。「老氏言「长生久视」,以死为「返其真」;所谓长生者,形化而神长存也;释氏言「不生不减」;所谓不生者,不受形而生也;不减者,即其神长存也。」其所谓性,所谓道,专主所谓神者为言。邵子云:「道与一,神之强名也。」又云:「神无方而性有质。」又云:「Ewell,193页」「性者,道之形体;心者,性之郛郭。」又云:「人之神即天地之神。」合其言观之,得于老庄最深。所谓道者,指天地之「神无方」也;所谓性者,指人之「(神)[性]有质」也,故曰「道之形体」。邵子又云:「神统于心,气统于肾,形统于首;形气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此显指神宅于心,故曰「心者,性之郛郭」。邵子又云:「气则养性,性则乘气;故气存则性存,性动则气动也」。此显指神乘乎气而资气以养。「王文成云:「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立说亦同。又即导善家所云「神之炯炯而不昧者为性,气之而不息者为命」。」朱子于其指神为道、指神为性者,「Ewell,194页」若转以言夫理。张子云:「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知觉,有心之名。」其所谓虚,六经、孔、孟无是言也。张子又云:「神者,太虚妙应之目。」又云:「天之不测谓神,神而有常谓天。」又云:「神,天德;化,天道。」是其曰虚曰天,不离乎所谓神者。彼老、庄、释氏之自贵其神,「Ewell,195页」亦以为妙应,为冲虚,

  为足乎天德矣。「如云:「性周法界,净智圆妙,体自空寂。」」张子又云:「气有阴阳,推行有渐「全书,170页」为化,合一不测为神。」斯言也,盖得之矣。试验诸人物,耳目百体,会归于心;心者,合一不测之神也。天地间百物生生,无非推本阴阳。易曰:「精气为物。」曾子曰:「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因其神灵,故不徒曰气而称之曰精气。老、庄、释氏之谬,乃于此岐而分之。「Ewell,196页」内其神而外形体,徒以形体为传舍,以举凡血气之欲、君臣之义,父子昆弟夫妇之亲,悉起于有形体以后,而神至虚静,无欲无为。在老、庄、释氏徒见于自然,故以神为已足。程子、朱子见于六经、孔、孟之言理义,归于必然不可易,非老、庄、释氏所能及,因尊之以当其所谓神者为生阳生阴之本,而别于阴阳;为人物之性,而别于气质;反指孔、孟所谓道者非道,所谓性者非性。独张子之说,可以分别录之,言「由气化,「Ewell,197页」有道之名」,   言「化,天道」,言「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此数语者,圣人复起,无以易也。张子见于必然之为理,故不徒曰神而曰「神而有常。」诚如是言,不以理为别如一物,于六经、孔、孟近矣。就天地言之,化,其生生也;神,其主宰也,不可歧而分也。故言化则赅神,言神亦赅化;由化以知神,由化与以知德;德也者,天地之中正也。就人言之,有血气,则有心知;有心知,虽自圣人而下,明昧各殊,皆可学以牖其昧而进于明。「Ewell,198页」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以性专属之神,则视形体为假合;以性专属之理,则苟非生知之圣人,不得咎其气质,皆二本故也。老、庄、释氏尊其神为超乎阴阳气化,此尊理为超乎阴阳气化。「全书,171页」朱子答吕子约书曰:「阴阳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万象纷罗者也。是数者各有当然之理,即所谓道也,当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冲漠无朕者也。」然则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中庸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皆仅及事物而即谓之道,岂圣贤之立言,不若朱子言之辨析欤?「Ewell,199页」圣人顺其血气之欲,则为相生养之道,于是视人犹己,则忠;以己推之,则恕;忧乐于人,则仁;出于正,不出于邪,则义;恭敬不侮慢,则礼;无差谬之失,则智;曰忠恕,曰仁义礼智,岂有他哉?常人之欲,纵之至于邪僻,至于争夺作乱;圣人之欲,无非懿德。欲同也,善不善之殊致若此。欲者,血气之自然,其好是懿德也,心知之自然,此孟子所以言性善。心知之自然,未有不悦理义者,未能尽得理合义耳。由血气之自然,而审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谓理义;「Ewell,200页」自然之与必然,非二事也。就其自然,明之尽而无几微之失焉,是其必然也。如是而后无憾,如是而后安,是乃自然之极则。若任其自然而流于失,转丧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夫人之生也,血气心知而已矣。老、庄、释氏见常人任其血气之自然之不可,而静以养其心知之自然;于心知之自然谓之性,血气之自然谓之欲,说虽巧变,要不过分血气心知为二本。荀子见常人之心知,而以礼义为圣心:见常人任其血气心知之自然之不可,而进以礼义之必然;于血气「Ewell,201页」心知之自然谓之性,于礼义之必然谓之教;「全书,172页」合血气心知为一本矣,而不得礼义之本。程子、朱子见常人任其血气心知之自然之不可,而进以理之必然;于血气心知之自然谓之气质,于理之必然谓之性,亦合血气心知为一本矣,而更增一本。分血气心知为二本者,程子斥之曰「异端本心」,而其增一本也,则曰「吾儒本天。」如其说,是心之为心,人也,非天也;性之为性,天也,非人也。以天别于人,实以性为别于人也。人之为人,性之为性,判若彼此,自程子、朱子始,「Ewell,202页」告子言「以人为仁义,犹以杞柳为」,孟子必辨之,为其戕贼一物而为之也,况判若彼此,岂有不戕贼者哉!盖程子、朱子之学,借阶于老、庄、释氏,故仅以理之一字易其所谓真宰真空者而余无所易。其学非出于荀子,而偶与荀子合,故彼以为恶者,此亦咎之;彼以为出于圣人者,此以为出于天。出于天与出于圣人岂有异乎!天下惟一本,无所外。有血气,则有心知;

  有心知,则学以进于神明,一本然也;有血气心知,则发乎血气之知自然者,明之尽,使无几微之失,斯无往非仁义,一本然也。「Ewell,203页」苟岐而二之,未有不外其一者。六经、孔、孟而下,有荀子矣,有老、庄。释氏矣,然六经、孔,孟之道犹在也。自宋儒杂荀子及老、庄、释氏以入六经、孔、孟之书,学者莫知其非,而六经、孔、孟之道亡矣。

  「回页首」

  「全书,175页」「Ewell,209页」

  孟子字羲疏证卷中   天道四条

  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行亦道之通称。「诗载驰:「女子善怀,亦各有行。」毛传云:「行,道也。」竹竿:「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郑笺云:「行,道也。」」举阴阳则赅五行,阴阳各具五行也;举五行即赅阴阳,五行各有阴阳也。大戴礼记曰:「Ewell,210页」「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言分于阴阳五行以有人物,而人物各限于所分以成其性。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血气心知,性之实体也。有实体,故可分;惟分也,故不齐。古人言性惟本于天道如是。

  「Ewell,212页」问: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程子云:「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止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后儒言道,多得之此。朱子云:「阴阳,气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阴一阳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谓也。」朱子此言,以道之称惟理足以当之。今但曰「气化流行,生生不息」,乃程、朱所目为形而下者;其说据易之言以为言,是「全书,176页」以学者信之。然则易之解可得闻欤?

  「Ewell,213页」曰:气化之于品物,则形而上下之分也。形乃品物之谓,非气化之谓。易又有之:「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直举阴畅,不闻辨别所以阴阳而始可当道之称,岂圣人立言皆辞不备哉?一阴一阳,流行不已,夫是之谓道而已。古人言辞,「之谓」「谓之」有异:凡曰「之谓」,以上所称解下,如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为性、道、教言之,「Ewell,214页」若曰性也者天命之谓也,道也者率性之谓也,教也者修道之谓也;易「一阴一阳之谓道」,则为天道言之,若曰道也者一阴一阳之谓也。凡曰「谓之」者,以下所称之名辨上之实,如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此非为性教言之,以性教区别「自诚明」「自明诚」二者耳。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本非为道器言之,以道器区别其形而上形而下耳。形谓已成形质,形而上犹曰形以前,形而下犹曰形以后。「如言「千载而上,千载而下」。诗:「下武维周。」郑笺云:「下,犹后也。」」「Ewell,215页」阴阳之未成形质,是谓形而上者也,非形而下明矣。器言乎一成而不变,道言乎体物而不可遗。不徒阴阳是非形而下,如五行水火木金土,有质可见,固形而下也,器也;其五行之气,人物咸禀受于此,则形而上者也。易言「一阴一阳」,洪范言「初一曰五行」,举阴畅,举五行,即赅鬼神;中庸言鬼神之「体物而不可遗」,即物之不离阴阳五行以成形质也。「Ewell,216页」由人物逆而上之,至是止矣。六经、孔、孟之书不闻理气之辨,「全书,177页」而后儒创言之,遂以阴阳属形而下,实失道之名义也。

  「Ewell,219页」问:后儒论阴阳,必推本「太极」,云:「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朱子释之云:「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阴阳既生,则太极在其中,理复在气之内也。」又云:「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今既辨明形乃品物,非气化,然则「太极」「两仪」,后儒据以论道者,亦必傅合失之矣。自宋以来,学者惑之已久,将何以解其惑欤?   「Ewell,220页」曰:后世儒者纷纷言太极,言两仪,非孔子赞易太极两仪之本指也。孔子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仪,曰象,曰卦,皆据作易言之耳,非气化之阴阳得两仪四象之名。易备于六十四,自八卦重之,故八卦者,易之小成,有天、地、山、泽、雷、风、水、火之义焉。其未成卦昼,一奇以仪阳,一偶以仪阴,故称两仪。奇而遇奇,阳已长也,以象太阳;奇而遇偶,阴始生也,以象少阴;偶而遇偶,阴已长也,以象太阴;「Ewell,221页」偶而遇奇,阳始生也,以象少阳。伏羲氏睹于气化流行,而以奇偶仪之象之。孔子赞易,盖言易之为书起于卦昼,非漫然也,实有见于天道一阴一阳为物之终始会归,乃昼奇偶两者从而仪之,故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既有两仪,而四象,而八卦,以次生矣。孔子以太极指气化之阴阳,承上文「明于天之道」言之,即所云「阴一阳之谓道」,以两仪、四象、八卦指「全书,178页」易昼。后世儒者以两仪为阴阳,而求太极于阴阳之所由生,岂孔子之言乎!

  「Ewell,223页」问:宋儒之言形而上下,言道器,言太极两仪,今据孔子赞易本文疏通证明之,洵于文义未协。其见于理气之辨也,求之六经中无其文,故借太极、两仪、形而上下亡语以饰其说,以取信学者欤?   曰:舍圣人立言之本指,而以己说为圣人所言,是诬圣;借其语以饰吾之说,以求取信,是欺学者也。诬圣欺学者,程、朱之贤不为也。盖其学借阶于老、庄、释氏,是故失之。「Ewell,224页」凡习于先入之言,往往受其蔽而不自觉。在老、庄、释氏就一身分言之,有形体,有神识(一),而以神识为本。推而上之,以神为有天地之本,「老氏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云:「道之为物,惟恍惟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释氏书:「问:「如何是佛?」曰:「见性为佛。」「如何是性?」曰:「作用为性。」「如何是作用?」曰:「在目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臭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偏见俱该法界,收摄在一微尘,识者知是佛性,不识唤作精魂。」」」「Ewell,225页」遂求诸无形无迹者为实有,而视有形有迹为幻。在宋儒以形气神识同为己之私,而理得于天。推而上之,于理气截之分明,以理当有其无形无迹述之实有,而视有形有迹为粗。益就彼之言而转之,「朱子辨释氏云:「儒者以理为不生不灭,释氏以神识为不生不灭。」」因视气曰「空气」,「陈安卿云:「二气流行万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气,必有主宰之者,理是也。」」视心曰「性之郛郭」,「邵子云:「心者,性之郛郭。」」是彼别形神为二本,而宅于空气宅于郛郭者「全书,179页」为天地之神与人之神。此别理气为二本,「朱子云:「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

  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也,禀此气然后有形。」」「Ewell,227页」而宅于空气、宅于郛郭者,为天地之理与人之理。由考之六经、孔、孟,茫然不得所谓性与天道者,及从事老、庄、释氏有年,觉彼之所指,独遗夫理义而不言,是以触于形而上下之云,太极两仪之称,顿然有悟,遂创为理气之辨,不复能详审文义。其以理为气之主宰,如彼以神为气之主宰也。以理能生气,如彼以神能生气也。「老氏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以理坏于形气,无人欲之蔽则复其初,如彼以神受形而生,不以物欲累之则复其初也。皆改其所指神识者以指理,徒援彼例此,而实非得之于此。学者转相传述,适所以诬圣乱经。「Ewell,228页」善夫韩退之氏曰:「学者必慎所道。道于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此宋儒之谓也。「Ewell,231页」

  「回页首」

  性九条   性者,分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举凡既生以后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为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气化生人生物以后,各以类滋生久矣;然类之区别,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在气化曰阴阳,曰五行,而阴阳五行之成化「全书,180页」也,杂糅万变,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虽一类之中又复不同。凡分形气于父母,即为分于阴阳五行,人物以类滋生,皆气化之自然。中庸曰:「Ewell,232页」「天命之谓性。」以生而限于天,故曰天命。大戴礼记曰:「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分于道者,分于阴阳五行也。一言乎分,则其限之于始,有偏全、厚薄、清浊、昏明之不齐,各随所分而形于一,各成其性也。然性虽不同,大致以类为之区别,故论语曰「性相近也」,此就人与人相近言之也。孟子曰:「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言同类之相似,则异类之不相似明矣;故诘告子「生之谓性」曰:「Ewell,233页」「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明乎其必不可混同言之也。天道,阴阳五行而已矣;人物之性,咸分于道,成其各殊者而已矣。

  「Ewell,237页」问:论语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自程子、朱子始别之,以为截然各言一性,「朱子于论语引程子云:「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反取告子「生之谓性」「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此止是言气质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缓之类。性安有缓急?此言性者,生之谓性也。」又云:「凡言性处,须看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Ewell,238页」生之谓性,论其所禀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论其本,岂可言相近?止论其所禀也。告子所云固是,为孟子问他,他说便不是也。」」创立名目曰「气质之性」,而以理当孟子所谓善者为生物之本,「程子云;「孟子言性,当随文看。不以告「全书,181页」子「生之谓性」为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后谓之性耳,故不同。继之曰「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兴」,然不害为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极本穷源之性。」」人与禽兽得之也同,「程子所谓「不害为一」,朱子于中庸「天命之谓性」释之曰:「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而致疑于孟子。「朱子云:「孟子言「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不知人何故与禽兽异;又言「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不知人何故与牛犬异。此两处似欠中间一转语,须著说是「形气不同故性亦少异」始得。「Ewell,239页」恐孟子见得人性同处,自是分晓起直截,却于这些子未甚察。」」是谓性即理,于孟子且不可通矣,其不能通于易、论语固宜。孟子闻告子言「生之谓性」,则致诘之;

  程、朱之说,不几助告子而议孟子欤?   曰:程子、朱子其初所讲求者,老、庄、「Ewell,240页」释氏也。老、庄、释氏自贵其神而外形体,显背圣人,毁訾仁义。告子未尝有神与形之别,故言「食色性也」,Mencius6A3而亦尚其自然,故言「性无善无不善」,虽未尝毁訾仁义,而以楮喻义,则是灾杞柳始为桩,其指归与老、庄、释氏不异也。凡血气之属皆知怀生畏死,因而趋利避害;虽明暗不同,不出乎怀生畏死者同也。人之异于禽兽不在是。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限于知觉也;然爱其生之者及爱其所生,与雌雄牝牡之相爱,同类之不相噬,习处之不相啮,进乎怀生「Ewell,241页」畏死矣。一私于身,一及于身之所亲,皆仁之属也。私于身者,仁其身也;及于身之所亲者,仁其所亲也;

  心知之发乎自然「全书,182页」有如是。人之异于禽兽亦不在是。告子以自然为性使之然,以义为非自然,转制其自然,使之强而相从,故言「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立说之指归,保其生而已矣。陆子静云:「恶能害心,善亦能害心。」此言实老、庄、告子、释氏之宗指,贵其自然以保其生。诚见穷人欲而流于恶者适足害生,即慕仁义为善,劳于问学,殚思竭虑,亦于生耗损,于此见定而心不动。其「生之谓性」之说如是也,岂得合于孔子哉!

  「Ewell,242页」易、论语、孟子之书,其言性也,咸就其分于阴阳五行以成性为言;成,则人与百物,偏全、厚薄、清浊、昏明限于所分者各殊,徒曰生而已矣,适同人于犬牛而不察其殊。朱子释孟子有曰:「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如其说,孟子但举人物诘之可矣,又何分牛之性犬之性乎?犬与牛之异,非有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不得谓孟子以仁义礼智诘告子明矣。在告子既以知觉运动为性,使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告子何不可直应之曰「然」?斯以见「Ewell,243页」知觉运动之不可概人物,而目为蠢然同也。凡有生,即不隔于天地之气化。阴阳五行之运而不已,天地之气化也,人物之生生本乎是,由其分而有之不齐,是以成性各殊。知觉运动者,统乎生之全言之也,由其成性各殊,是以本之以生,见乎知觉连动也亦殊。气之自然潜运,飞潜动植皆同,此生生之机肖乎天地者也,而其本受之气,与所资以养者之气则不同。所资以养者之「全书,183页」气,虽由外而入,大致以本受之气召之。五行有「Ewell,244页」生克,遇其克之者则伤,甚则死,此可知性之各殊矣。本受之气及所资以养者之气,必相得而不相逆,斯外内为一,其分于天地之气化以生,本相得,不相逆也。气运而形不动者,卉木是也;凡有血气者,皆形能动者也。由其成性各殊,故形质各殊;则其形质之动而为百体之用者,利用不利用亦殊。知觉云者,如寐而寤曰觉,心之所通曰知,百体皆能觉,而心之知觉为大。凡相忘于习则不觉,见异焉乃觉。鱼相忘「Ewell,245页」于水,其非生于水者不能相忘水也,则觉不觉亦有殊致矣。闻虫鸟以为候,闻鸡呜以为辰,彼之感而觉,觉而声应之,又觉之殊致有然矣,无非性使然也。若夫乌之反哺,雎鸠之有别,蜂蚁之知君臣,豺之祭兽,獭之祭鱼,合于人之所谓仁义者矣,而各由性成。人则能扩充其知至于神明,仁义礼智无不全也。仁义礼智非他,心之明之所止也,知之极其量也。知觉运动者,人物之生;知觉运动之所以异者,人物之殊其性。

  「Ewell,246页」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于义外之说必致其辨,言理义之为性,非言性之为理。性者,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人物莫不区以别焉是也,而理义者,人之心知,有思辄通,能不惑乎所行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非谓尽人生而尧、舜也,自尧舜而下,其等差凡几?则其气禀固不齐,岂得谓非性有不同?然人之心知,于人伦日用,随在而知恻隐,知羞恶,知恭敬辞让,知是非,端绪可举,此之谓性善。「Ewell,247页」于其知「全书,184页」恻隐,则扩而充之,仁无不尽;于其知羞恶,则扩而充之,义无不尽;于其知恭敬辞让,则扩而充之,礼无不尽;于其知是非,则扩而充之,智无不尽。仁义礼智,懿德之目也。孟子言「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井,皆有休惕恻隐之心」,然则所谓恻隐、所谓仁者,非心知之外别「如有物焉藏于心」也,己知怀生而畏死,故休惕于孺子之危,恻隐于孺子之死,使无怀生畏死之心,又焉有休惕侧隐之心?推之羞恶、辞让、是非亦然。使饮食男女与夫感于物而动者脱然无之,「Ewell,248页」以归于静,归于一,又焉有羞恶,有辞让,有是非?此可以明仁义礼智非他,不过怀生畏死,饮食男女,与夫感于物而动者之皆不可脱然无之,以归于静,归于一,而恃人之心知异于禽兽,能不惑乎所行,即为懿德耳。古贤圣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而后儒以为别如有物凑泊附著以为性,由杂乎老、庄、释氏之言,终昧于六经、孔、孟之言故也。孟子言「人无有不善」,「Ewell,249页」以人之心知异于禽兽,能不惑乎所行之为善。且其所谓善也,初非无等差之善,即孔子所云「相近」;

  孟子所谓「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矢其养,无物不消」,所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即孔子所云习至于相远。不能尽其才,言不扩充其心知而长恶遂非也。彼悖乎礼义者,亦自知其失也,是人无有不善,以长恶遂非,故性虽善,不乏小人。孟子所谓「梏之反覆」,「违禽兽不远」,即孔子所云「下愚之不移。」后儒未审「Ewell,250页」其文义,遂彼此捍格。孟子曰:「全书,185页」「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又言「动心忍性」,是孟子矢口言之,无非血气心知之性。孟子言性,曷尝自岐为二哉!二之者,宋儒也。

  「Ewell,256页」问:凡血气之属皆有精爽,而人之精爽可进于神明。论语称「上智与下愚不移」,此不待习而相远者;虽习不足以移之,岂下愚之精爽与物等欤?

  曰:生而下愚,其人难与言理义,由自绝于学,是以不移。然苟畏威怀惠,一旦触于所畏所怀之人,启其心而憬然觉寤,往往有之。苟悔而从善,则非下愚矣;加之以学,则日进于智矣。「Ewell,276页」以不移定为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为,知不善而为之者,故日不移,不日不可移。虽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几与物等者,亦究异于物,无不可移也。   「Ewell,260页」问:孟子之时,因告子诸人纷纷各立异说,故直以性善断之;孔子但言相近,意在于警人慎习,非因论性而发,故不必直断曰善欤?

  曰:然。古贤圣之言至易知也。如古今之常语,凡指下愚者,矢口言之,每曰「此无人性」,稍举其善端,则曰「此犹有人性」。以人性为善称,是不言性者,其言皆协于孟子,而言性者转失之。无人性「Ewell,261页」即所谓人见其禽兽也,有人性即相近也,善也。论语言相近,正见「人无有不善」;若不善,与善相反,其远已县绝,何近之有!分别性与习,然后有不善,而不可「全书,186页」以不善归性。凡得养失养及陷溺梏亡,咸属于习。至下愚之不移,则生而蔽锢,其明善也难而流为恶也易,究之性能开通,非不可移,视禽兽之不能开通亦异也。

  「Ewell,264页」问:孟子言性,举仁义礼智四端,与孔子之举智愚有异乎?

  曰:人之相去,远近明昧,其大较也,学则就其昧焉者牖之明而已矣。人虽有智有愚,大致相近,而智愚之甚远者盖鲜。智愚者,远近等差殊科,而非相反;善恶则相反之名,非远近之名。知人之成性,其不齐在智愚,亦可知任其愚而不学不思乃流为恶。愚非恶也,人无有不善明矣。「Ewell,265页」举智而不及仁、不及礼义者,智于天地、人物、事为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则,仁有不至,礼义有不尽,可谓不易之则哉?发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无异也。   「Ewell,267页」问:孟子言性善,门弟子如公都子已列三说,茫然不知性善之是而三说之非。荀子在孟子后,直以为性恶,而伸其崇礼义之说。荀子既知崇礼义,与老子言「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及告子「外义」,所见悬殊;又闻孟子性善之辨,于孟子言「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亦必闻之矣,而犹与之异,何也?

  曰:荀子非不知人之可以为圣人也,其言性恶也,曰:「Ewell,268页」「涂之人可以为禹。」「涂之人者,皆内可以知父子之义,外可以知君臣之正。」「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在涂之人,其可以为禹明矣。」「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全书,187页」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矣]。」「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可以而不可使也。」「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为禹。」此于性善之说不惟不相悖,而且若相发明。终断之曰:「足可以偏行天下,然而未尝有能偏行天下者也。」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可)同远矣。」盖荀子之见,归重于

论语集注

作者:朱熹

  本书是宋代哲学家、思想家朱熹对《论语》的注释,它是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

  附:

  《四书集注》是朱熹的代表著作之一,也是四书上升为儒家经典的地位以后,诸多注解中最有权威和影响最大的一种。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原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从他父辈起,居住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平。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卒于南宋宁宗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他一生只作过9年官,大部分时间在福建讲学。晚年由于反对当权派韩伦胄,被诬为“伪学”领袖,受到贬斥。南宋末理宗尊崇道学,朱熹恢复名誉。元明清历代皆尊程朱理学,理学成为官学,成为后期儒学的主流学派。朱熹学问渊博,著述很多,重要的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通鉴纲目》、《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后人把他的遗文编辑为《朱文公集》,把他的语录编为《朱子语类》。清康熙皇帝命李光地编出《朱子全书》,是《文集》和《语类》的选集。

  《四书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它是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临终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唐以前,儒学以五经为经典,《论语》和《孟子》尚未正式列为经书;《大学》和《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未有特殊的地位。语孟学庸并重始于北宋,而四书之正式结集则成于朱熹。其后社会重四书过于五经,科举考试以四书为主要科目。在《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的序中,朱熹说明他重视四书的用意,说由于汉唐以来儒家经学只注意“记诵词章”,道、释异端“虚无寂灭之教”流传,以至儒学道统到孟子之后不得其传;二程、朱熹提出四书,正是要“接乎孟子之传”。朱熹认为《大学》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学者必由此入门,才能达于圣学。他作《大学格物补传》,强调“即物而穷其理”,“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用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他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阐明先圣之道,提挚纲维,开示蕴奥,没有一本书如《中庸》这样明白而详尽。至于《论语》、《孟子》,朱熹引程子的话,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朱熹推崇孟子,认为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从此孔孟并称。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指出了道学家追求的境界。

  《四书集注》版本很多,现在容易找到的有《四书五经》宋元人注中国书店1984年影印、《四书章句集往》《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重点读《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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