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括
《梦溪笔谈》是我国北宋大科学家沈括的传世著作。沈括在晚年用笔记文学体裁写成《梦溪笔谈》二十六卷，再加上《补笔谈》三卷和《续笔谈》，共列有条文六百零九条，遍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地学、生物以及冶金、机械、营造、造纸技术等各个方面，内容十分广泛、丰富，是中国科学史的重要著作。《梦溪笔谈》中所记述的许多科学成就均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称《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梦溪笔谈》共分十七门，分类记事，一事一条，共六百多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科技等各个方面，包括农林、天文、历法、气象、物理、数学、化学、动物、地理、文学、史学、考古、医药、水利工程和建筑等。
作者:孙诒让
孙诒让的《墨子闲诂》是公认清末墨学研究的重要作品，梁启超曾说「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復活，全由此书导之，古今注《墨子》者固莫能过此书，而仲容一生着述亦此书为第一也」，任公自己对墨学研究的兴趣也显然受到孙诒让的启发与鼓励，因此从这本书可以了解到当时墨学兴起的一些重要因素。《墨子闲诂》作于光绪19年（1893）前的十余年间（约1877-93），当时西力冲击已成不可抗拒之势，所以该书虽为延续汉学传统而来的校勘之作，但这时对《墨子》的兴趣已受西学影响。这一点可以从俞樾为《墨子闲诂》所撰写的序文之中看出端倪，俞氏一方面赞美孙诒让在考证上的成就，指出孙氏「凡诸家之说，是者从之，非者正之，阙略者补之……旁行之文，尽还旧观，讹夺之处，咸秩无紊，盖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也」；另一方面他又说：
墨子惟兼爱，是以尚同，惟尚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近世西学中，光学、重学，或言皆出于墨子，然则其备梯、备突、备穴诸法，或即泰西机器之权舆乎！嗟乎，今天下一大战国也，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傥足以安内而攘外乎，勿谓仲容之为此书，穷年兀兀，徒敝精神于无用也。
在文字方面，孙诒让的《墨子闲诂》一书，基本上将传抄讹误、脱漏错乱的地方加以疏理，使《墨子》一书可以解读；然而主要讨论逻辑的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则要到梁启超、胡适之后，才整理出一些眉目。 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同治六年（1867）20岁中举人，官刑部主事，然而其后来仕途不顺。由于饱学多才，清朝高官包括张之洞多有举荐，但他均推辞不就，而一心回家读书，兴实业办教育。是我国清代著名经学大师和大教育家，与黄以周、俞曲园合称“清末三先生”。有“晚清经学后殿”、“朴学大师”之称。与俞樾、黄以周合称清末三先生。他学问体大思精，著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契文举例》、《温州经籍志》等三十多部。先生的人品和功业，深受世人的敬仰。康有为说他：礼学至博，独步学海；梁启超赞他：先生学术，光芒万丈；李学勤称他：周礼义疏，可称渊博；章太炎誉他；贻让六艺，三百年绝等双。
作者:王充
《论衡》是东汉时期著名的无神论作品。作者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２７年，卒于和帝永元年间约公元１００年前后。王充高祖有军功封侯，后来家道衰落，以农桑为业，自称出身于“孤门细族”。少时好学，青年时游学京师洛阳，师事班彪。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博览强记，遂自学成为通晓众流百家之言的大学问家。王充一生只有一个短时期做过地方下级官吏，后来归居故里，从事著述和教学，生活清贫，到老年还是“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可以说是位平民学者。《论衡》现存８５篇，其中《招致》仅存篇名，共２０余万言。较通行的注本有：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附刘盼遂《论衡集解》北京大学历史系编《论衡注释》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出版。《论衡》诸篇中，比较重要的有：《命义》、《率性》、《本性》、《物势》、《问孔》、《刺孟》、《谈天》、《说日》、《自然》、《论死》、《订鬼》、《实知》《自纪》等篇，宜加细读。
两汉之际，谶纬盛行，社会上层和民间流行各种神秘主义，社会生活充满了迷信色彩。王充写《论衡》就是为了批判神秘主义和世俗迷信，其基本态度就是“疾虚妄”。他主张气一元论，认为天地万物都是元气分化出来的，人与物禀气而生，气散而亡，天道自然无为，没有意志和神灵，社会上流传的天人感应、灾异谴告是不存在的；人死犹如火灭，精气散归于空间，因此没有鬼魂，鬼是精神错乱引起的幻觉；圣人不能前知生知，“须任耳目以定情实”，一切言论要用经验和效果来判定是否真实。《论衡》还批判了神仙方术、占卜时日等迷信思想和行为，用实证和说理的方法，建立自然元气论，在中国无神论史上树起一座丰碑。《论衡》的缺点有两个：一是把人的生死寿夭和富贵贫贱归为禀气强弱厚薄，陷于命定论，二是在注重经验的同时比较忽视理论思维，所以对鬼神之说的批判就不能彻底。 王充因《论衡》一书而在中国思想史上获得崇高的地位，他的思想影响到后来范缜的《神灭论》和清代熊伯龙的《无何集》及其他人。章太炎评论他说：“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今亦鲜有能逮者。”重点读《谈天》、《自然》、《实知》篇。
作者:尹文
《尹文子》是一部先秦名家学派的着作，作者尹文，战国时齐人，生卒年不详，大致活动在齐宣王、愍王之际，与宋钘、田骈、彭蒙等齐名。《尹文子》的思想体系，是以名家为主，而又综合道法，其学术路线是「自道以至名，由名而至法。」涉及政治、哲学、逻辑、语言等许多领域，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作者:慎到
《慎子》是战国时期法家代表慎到等人所著。慎到（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赵国人，原来学习道家思想，是从道家中分出来的法家代表人物。齐宣王时他曾长期在稷下讲学，对于法家思想在齐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史记》说他有《十二论》，《汉书。艺文志》的法家类著录了《慎子》四十二篇。后来很多都失传了，《慎子》现存有《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五篇，《群书治要》里有《知忠》、《君臣》两篇，清朝时，钱熙祚合编为七篇，刻入《守山阁丛书》。此外，还有佚文数十条。 在先秦的法家代表人物中，慎到、申不害和商鞅分别重视“势”、“术”、“法”，但都是在提倡法治的基础上提出的不同观点。“势”主要指权势，慎到认为，君主如果要实行法治，就必须重视权势，这样才能令行禁止。 第一，慎到主张“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即百姓、百官听从于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在做事是必须完全依法行事。而且，立法权也要集中于君主之手，各级的官吏只能严格地遵守法律和执行法律，即“以死守法”。百姓则要接受法令的规定，按法做事，即“以力役法”。慎到认为这样才能实行法治，并取得功效。在君主具体执法的过程中，慎到提倡法治，做到公平执法，反对人治。主张立法要为公，反对立法为私。用他的话说，就是“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他认为法治比人治优越，甚至说不好的法律也比没有法律好。
第二，他提倡重“势”和“无为而治”。重“势”是为了重视法律，君主只有掌握了权势，才能保证法律的执行。慎到把君主和权势分别比喻为飞龙和云雾，飞龙有了云雾才能飞得高，如果云雾散去，飞龙就是地上的蚯蚓了。如果有了权势，即使像夏桀那样的昏庸残暴，命令也能执行，即“令则行，禁则止”。如果没有权势，即使像尧那样贤德，百姓也不听从命令。所以，慎到反对儒家主张的“德治”，认为那样不可能使法律贯彻执行，会产生很多弊端。在无为而治方面，慎到和申不害主张是相似的，只是论述的角度不同。他认为，如果国君什么事都自己亲自去做，不但会筋疲力尽，还会使大臣旁观，不积极做事，等一旦有了过失，大臣会把责任推到君主身上，君臣矛盾的激化甚至会导致谋反篡位的事出现。
作者:封演
作者封演，史无传，为唐天宝、大历时人，今人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注序》对其生平考订甚详，可参看。此书约成于贞元年间（785－805）书中记事多为作者耳闻目睹，史料价值甚高。《四库全书总目》谓："唐人小说多涉荒怪，此书独语必征实。前六卷多陈掌故，七八两卷多记古迹及杂论，均足以资考证。末二卷则全载当时士大夫轶事，嘉言善行居多，惟末附谐语数条而已。"实甚允当。全书编排极有条理，凡100门，皆两字为题，如道教、儒教、文字、贡举等。涉及内容十分广泛，既有科举、铨选等政治制度，又有壁记、烧尾等官场习俗，也有婚仪、服饰、饮食、打球、拔河、绳技等社会生活，还有碑碣、羊虎、纸钱、石鼓等名物的讲说，所以常为治唐史者尤其是研究唐代文化史者所取材。
此书，《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通志》等书均作5卷，《书录解题》作2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有10卷本，并非完佚。此外，尚有天一阁明抄本、莫郘亭藏旧抄本、凌绂曾藏抄本、海源阁藏朱氏抄本、皕宋楼陆氏校本、云轮阁藏缪氏校本以及丛书本或单刻本。1958年中华书局版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注》，据雅雨堂丛书本，并补佚文，最为精善。
作者:郎瑛
《七修类稿》五十一卷，又《继稿》七卷，是明人郎瑛所撰写的一部重要笔记。全书按类编排，分为天地、国事、义理、辩证、诗文、事物、奇谑等七类。郎氏虽尚著有《萃忠录》、《青史痛铖》诸作，但均已不传，故其名世仅凭此《类稿》而已。《七修类稿》当然并非仅有上述价值，尽管有宙杂之弊，却依然颇具史料价值。
作者:吕不韦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又名《吕览》，在公元前239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夜。此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书中尊崇道家，肯定老子顺应客观的思想，但舍弃了其中消极的成分。同时，融合儒、墨、法、兵众家长处，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各方面的理论体系。吕不韦的目的在于综合百家之长，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以后的秦国统治提供长久的治国方略。
书中还提出了“法天地”、“传言必察”、等思想，和适情节欲、运动达郁的健身之道，有着唯物主义因素。同时，书中还保存了很多的旧说传闻，在理论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书中也有一些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应该加以分辨。司马迁在《史记》里将《吕览》与《周易》、《春秋》、《离骚》等并列，表示了他对《吕氏春秋》的重视。东汉的高诱还为其作注注释，认为此书“大出诸子之右”，即超过了诸子的成就。《汉书。艺文志》则将该书列入杂家，所以以儒家学者不再重视。
《吕氏春秋》的注释本有清朝人毕沅的《吕氏春秋新校正》，近代以来，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可以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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