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包公传》钱塘散人

断云：

　　义者含冤蛙代雪，奸人偿命罪难逃。
　　包公一鞠明秋鉴，千载声名在案曹。

话说浙西某县，在城有一人，姓葛名洪，家世富实，积谷于东西二庄甚广焉。葛洪为人最是重善，而仁德及物。忽一日，有田翁携得一篮生蛙，来卖与葛洪，葛问曰：“田翁此蛙从何得来？”田翁云：“今日行过龙王庙前窟中，遇此蛙在彼饮水，被我罩得来送与主人。”葛洪云：“难得你送来卖我。”

便令安童取过上等钱七十文给之。其安童入内取钱与田翁，田翁受之而去。安童携那生蛙进入厨下，葛洪吩咐留之明日待客。是夜，葛洪持灯入厨下，忽听似有众人喧闹之声。葛洪疑怪道：“家人各已出外房安歇了，如何喧闹之声不息？”遂向水缸边听之，其声出自缸中。葛洪揭开视之，却是一缸生蛙在内喧哄。葛洪思道：“今日田翁所得其物，言聚于龙王庙前窟里，彼地极是灵异，且我平素不忍食生物，此物著异，宁忍烹之乎？”次日侵早，令安童将此蛙放于龙王潭中去了。

不到两月间，有葛洪之友，乃邑东陶兴，为人狠毒，吝才谲诈，独知奉承於葛，以此葛洪亦不疏之。一日，葛洪令人请得陶兴来家，置酒待之。饮至半酣，葛洪于席中对兴云：“吾与贤弟交契多年，常以知己事商议。今有一事，欲与贤契商议以决可否？”陶兴云：“小弟家贫，多得贤兄照顾，若遇事有代得力处，虽水火之中亦不避，何有不可，但说无隐。”葛洪云：“非为别事，我承祖上之业，颇积余财，欲待收此货物前往西京走一遭，又虑程途修阻，我将问术士吉凶，若允前行，当令贤弟相陪。”兴闻其言，便欲起意，故作笑容答道：“贤兄要往西京，特问术士之可否，见得极是，只恐尊嫂知觉，不允兄行矣，徒费心机。”葛云：“若许吾行，嫂阻不得我。”兴云：“石板桥头有胥先生，推占极灵，虽与决之。然今日将晚，明旦约兄前行。”酒罢，竟辞而去。

兴归家，欢喜造化来到。次日天未晓，先来石桥见胥先生，与之约云：“少刻葛某来占卦，尔只管以好言许他，我自得重谢。”言罢而去。胥正疑惑间，恰值葛某同陶兴来到桥头见胥术士。葛长揖，便以出往之事问其吉凶。胥术士应命，祷嘱罢，掷落金钱，得一归昧卦，其实不祥。胥术士欲待明说之，见陶以目送视，胥乃云：“此卦中平，仍君去之无妨。我且写下占辞，细玩牢记便是。”其辞云：

　　欲问前程事可疑，底深十丈虑君楼。
　　同途有意诚非伴，万事由天数莫移。

胥写毕，葛洪受记，酬了卦钱，与兴回至家下议之。兴云：“胥术士许君仍行无妨，何用疑乎？”葛某然之，约兴云：“此去卢家渡十七日旱路，方下船一望水程而去，尔先于卢家渡等候，某日我装载便来。”兴辞之去了。比及葛洪妻孙氏知其事，欲坚阻之，而洪行货已发离本地矣。临起身，孙氏以子年幼犹欲劝之。葛洪云：“吾意已决，多则一年，少则半载便回，尔只要谨慎门户，看顾幼子，余无所嘱。”言罢径登程而别。孙氏掩住双眸，怅恨转入闰中。正是：不是饯程无美酒，多因行客去匆忙。比及陶兴先在卢家渡等了七日，方遇葛某来到，陶某不胜之喜，装货物于舡上，便生着计较，谓葛云：“今天色渐晚，与尊长前村饮几杯再回渡口投宿，明日早开舡。”葛某依其言，即随兴向前村黄家店买酒而饮，陶兴连劝几杯，云不觉醉去。

黄昏左侧，兴促之回舡中歇。葛某饮得甚醉，同陶兴回到新兴驿，路旁有一口古并，深不见底，忖兴道：“此处好下手。”探视四顾无人，用手一推，葛洪措手不及，跌落井中。可怜平素良善，今日非命亡身。陶兴既谋了葛洪，连忙回运载舡中，唤觅艄子，次日侵早开舡去了。及兴到得西京，转卖其货，值价腾涌，倍得利息而还。将银两留起一半，竟送到葛家见嫂孙氏。孙氏一见陶兴回来，便问：“叔叔既转，葛兄如何不回？”陶兴云：“葛兄且是好事，逢店饮酒，但闻胜境，便去游览，已同归至汴河，遇着相知，携之登监某寺。我不耐烦，着先令带银两回交尊嫂收之，不数日便转。”孙氏信之，遂备酒待之而去。

过二日，陶兴要遮掩其事，生一计较，密令土工拾死人坑里取得死不多时之尸，丢在汴河口，将葛某往常所系锦囊缚在腰间。第三日径来葛宅见孙氏报知：“尊兄连日不到，近听得过来者道，汴河口有一人渡水溺死，暴尸沙上，莫非葛兄？可令人往视之。”孙氏听罢大惊，忙令安童去看时，认其面貌不似，及搜取身上，腰间系锦囊，遂解下回报孙氏道：“主人面貌腐烂难辨，惟腰间系一物，特解来与主母看。”孙氏一见锦囊，顿时悲泣，云：“此物吾母所制，夫出入常带不离，死者的是葛某无疑矣。”举家哀伤，乃令亲人前去，用棺木盛贮讫。

陶兴看得葛家作超度功果完满后，径来见孙氏，抚慰之云：“死者不能复生，尊嫂只小心看顾侄儿长大便了。”孙氏深感其言。

将近一年余，陶兴谋得葛之资本，置成大家，自料其事再无人举知者矣。一日，包拯因省风谣，经过浙西，来到新兴驿歇马。正坐公厅前，见一生蛙，两目睁视，似有告状意。拯疑怪，着公牌随蛙行去，离公廨一里许有废井，那蛙遂跳入井中不复出。军牌回复于拯，拯道：“井里必有缘故。”即唤里社令工人下开探取，见一死尸，拯急命系吊上来验之，颜色未变。

及勘问里人曾认得此尸是哪里人，皆不能识。拯疑枉死，令搜身上，有一纸新给路引，上写乡头姓名明白。拯记之，即差李超、张昭二人，径到某县拘得亲人来问，已云：“某日因过汴河口被水溺死。”拯审问愈疑，云：“彼道已溺死，却又地井里，安得一人有二处死之理？”再唤其妻来问之，孙氏诉与前同。拯令认其尸，孙氏见之，抱而痛哭，称指：“正是妾之真夫也。”拯问云：“彼溺死者何又说是尔夫？”孙氏云：“得夫锦囊认之，故不疑矣。”拯令看身上有锦囊否，及孙氏寻取，不见锦囊。拯细询其夫来历，孙氏将原日同陶兴往东京买卖之情诉明。拯云：“必是兴谋杀，解囊系他人之死，取信于尔，瞒了此事。”复差李、张前去拘得陶兴到公厅根勘。陶兴初则不肯招，拯令取死尸来证之，兴惊惧难抵，只得供出谋杀之情。

拯叠成文案，问陶兴偿命，追家财给还孙氏。判讫，拯将得蛙代夫伸冤之事说知孙氏，孙氏乃告以其夫在日放蛙之由。拯叹云：“岂尔夫一念之善及于物，故蛙亦以重报乎？”仍遣孙氏带将夫骸骨归葬。后来葛洪之子读书登科，官至节度使。包公之神千古不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