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包公传》钱塘散人

断云：

　　盗杀谢妻成枉狱，包公决断智如神。
　　千年案牍堪留记，万里青天到处明。

话说扬州离城五里，有一地名吉安乡，有一人姓谢名景，家以农为业，颇置根基。乞养一子，名谢幼安，婚得城里苏明之女为媳妇。苏氏过谢家门后，且是贤惠，敬于公姑，处事有方，大称姑意。忽一日，苏氏有房侄苏宜来其家探亲，谢幼安以其无赖之徒，甚怠慢之，宜怀恨而去。

未过半月间，—幼安往东乡看管耕种，路远未回家宿。是夜有贼名李强，蓦知幼安不在家，乘黄昏入苏氏房中躲伏。将及夜半，李某盗取其妇首饰，正待开房间走离，被苏氏发觉，急叫有贼。李惧遭捉，抽出一把尖刀，刺死而去。比及天明，谢景夫妇起来，见媳妇房门未闭，乃问：“今日仍早，缘何内房便开了？”唤声不应。其姑特进房中问之，见着死尸倒在地上，血污满身，惊而视之，却是媳妇被人所杀，大叫云：“祸哉！谁盗入房中杀死媳妇，偷取首饰而去？”谢景听罢，慌张无措，正不知贼是谁人。及幼安庄上回来，不胜悲哀。父子根勘杀人者十数日，不见下落。邻里亦疑是事。苏家不明，只怀疑婿家自在缘故，指被盗所杀。苏宜深恨往日慢他之仇，陈告于刘太尹处，指告谢某欲淫于媳，不从杀之以灭口。刘尹审状，拘得谢景来衙根勘之。谢某直诉以被盗杀死，夺去首饰之情。及刘尹再审，邻里却道此事未必是盗否。刘尹证问谢景云：“宁有盗杀人而妇不致争闹，与其径离房中，内外无一人觉者？此是尔自谋死，何不招认而累他人？”谢景不能明，惟叫冤枉而已。刘尹用长枷监于狱中根勘，谢景受刑不过，只得诬服。虽则案卷已成，而终未决。

将近一年，适包公按行郡邑，来到扬州审决狱囚。幼安首先陈告父之枉情于拯。拯复卷再问，谢景所诉与前词无异。拯知其不明，吩咐禁卒散疏谢某之狱，三五日当究下落。

是时李强既杀谢家之妇，得其首饰，隐埋未露，而恶心尚未肯休。在城有姓江名佐者，极富之家，其子荣新娶，李强乘人冗杂时入新妇房中，隐伏于床下，伺夜深行盗。不想是夜房里明烛到晓，一连三夕，李贼动作不得，饥困已甚，待夜奔出，被江之群仆捉之乱打一顿。商议次日解入刘衙中根问，李云：“我实有罪，但未曾盗得尔物，遭捶极矣，若放我不告官，则两下无伤；不则到官，亦自有说。”江惧其诈，次日不告于本司，径解包衙，具知于拯。拯审之，李云：“我非盗也，乃医者，被其所诬执到此。”拯云：“尔既不是盗，缘何私入其房？”李云：“彼妇有僻疾，令我相随，常为之用药耳。”拯审问罢，私忖道：“女家初到，纵有僻疾，亦当再举于尔，宁肯令之同行？此人貌类恶徒，是盗必矣。”拯不厌烦，务在根究。

那李贼辩论妇家事体及平昔行藏与拯知之，及拯私访江家，果与李盗所言同。拯又疑：“我道盗人初到其家，则妇家之事焉能得知如此详备。若与新妇同来，彼又不执为盗。”思之半晌，乃令监起狱中。

拯退后堂，细忖此事，疑此盗者莫非潜伏房中日久，听其夫妇枕席之语，记得来说。拯遂心生一计，密遣军牌一人，往城中寻个美妓进衙里，令之首饰穿着与江家媳妇无异，次日升厅，取出李某来证。那李贼只道此妇是江家新妇，是呼妇之小名云：“是尔邀我治病，今反执我为盗！”妓妇不答云。公吏皆掩口而听，拯笑云：“尔此奸贼，既女平日识汝，今何认妓为新妇？想往年杀谢家妇亦是汝矣。”即差公牌到李某家搜取。

公牌及家，见李床下有新土，掘之，得首饰一匣，持来见拯。

拯即召幼安来认，内中检出几件首饰，乃其妻苏氏之物。李惊服不能抵隐，遂供招杀死苏氏之情，及于江家行盗，潜伏三昼夜，奔出被捉之由。拯审勘明白，用长枷监入狱中，问处罪决。

杖苏宜诬执之罪，而谢景之狱方得释矣。后公吏问及何如以妓妇装作新妇便知其诈，拯云：“彼妇新妇，若使与盗证辩，辱莫大焉。彼盗潜入房中，一时突出，必认新妇不着，今以妓妇假装出证，盗若认之，即知其诈。盗人果不出吾所料。”公吏叹服，皆以是为神见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