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长短经（反经）》赵蕤

　　从中央到地方，以金字塔结构组成的官吏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它象枢纽，象门阀，最精彩的悲喜剧都在这里上演，国家的兴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阶层。

　　【经文】
　　夫人臣荫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
　　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大臣也。
　　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
　　[或问袁子曰：“故少府杨阜，岂非忠臣哉？”对曰：“可谓直士，忠则吾不知。何者？夫为人臣，见主失道，指其非而播扬其恶，可谓直士，未为忠也。故司空陈群则不然，其谈语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十上而不知，君子谓陈群于是乎长者。此为忠矣。]
　　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君终已无忧，如此者，智臣也。
　　依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食饮节俭，如此者，贞臣也。
　　国家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
　　是谓六正。
　　[桓范《世要论》曰：“臣有辞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顺，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朴呆而辞讷，外疏而内敏，可不恕之以质乎？
　　臣有犯难以为上，离谤以为国，可不恕以忠乎？
　　臣有守正以逆众意，执法而违私欲，可不恕之以公乎？
　　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祸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从仄陋而进显言，由卑贱而陈国事，可不恕之以难乎？
　　臣有孤特而执节，介立而见毁，可不恕之以劲乎？
　　此七恕者，皆所以进善也。”]

　　【译文】
　　当官的，如果能在天下大事还处在萌芽阶段，没有形成规模的时候，局势的兆头还没有显现的时候，就已经洞烛机先，独具慧眼，知道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做，存亡、得失的关键都事先看得到，把握得住。在大大燃烧起来之前就能预先防止，使他的主子超然独立，永远站在光荣伟大的一面。能够具有这种才具、境界的大臣，堪称第一流的官吏，王者之师。这种大臣便是圣臣。
　　其次可称作好官的是谦虚谨慎、尽心竭力为人主办事，经常思索好的治国之道向人主建议，勉励君王恪守礼仪、勤政爱民；劝说君王眼光远大，胸怀大志，使其英明正确的地方更英明、更正确；对其不良的作风，有害的习惯千方百计加以纠正、挽救，能做到这些的，就是大臣。
　　能称得上忠臣的，必须做到为国家办事早起晚睡，废寝忘食，同时要终生不懈地举贤荐能，为国家推荐、选拔人才，还要博学多识，精通历史，经常引证历史经验启发激励人主。能做到这些的才是忠臣。
　　[有人问魏明帝时的楚郡太守袁安：“已故的内务大臣杨阜，难道不是忠臣吗？”袁安回答道：“象杨阜这样的臣子只能称‘直士’，算不得忠臣。
　　为什么说他只是一‘直士’呢？因为作为臣子，如果发现人主的行为有不合规矩的地方，当着众人的面指出他的错误，使君王的过失传扬天下，只不过给自己捞了个梗直之士的名声，但这不是忠臣的应有的做法。已故的司空陈群就不是这样，他的学问、人品样样都好，他和中央机关的高级官员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讲人主的错误，只是几十次地送奏章给皇帝，指出哪些事做错了，哪个缺点必须改，有批评，有建议，而同僚们却都不知道他写过奏折。陈群向人主提了意见而不自我标榜，所以后世的人都尊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这才是真正的忠臣。”]
　　深谋远虑，明察秋毫，清楚成功、失败的机枢在哪里，并能事先预防，采取补救的办法，堵塞某一国策实施的漏洞，把可能导致失败、动乱的因素提前消灭了，转祸为福，转危为安，使人主自始至终不必忧虑。能这样做的是智臣。
　　奉公守法，以身作则，忠于职守，勇于负责，为民众出了力、办了事不接受贺礼，清正廉洁，勤俭朴素。能这样做的是贞臣。
　　当皇帝昏庸、国家离乱的时候，对上不拍马屁，不阿谀逢承，而且敢冒犯昏君的龙颜，在群臣唯唯喏喏的时候，敢当面指出昏君的过错。能这样做的，就叫做直臣。
　　这是六种类型的正面官员——“正臣”。
　　[南北朝的桓范在他写的《世要论》中说：“有些官员不善言辞，说出来的话不好听，而当领导的却要注意，这个官吏虽然嘴笨，但他是个内秀的人，有一肚子锦囊妙计。如果当领导的只因他秃嘴笨舌，说话刺耳，就处处看不顺眼，冷落疏远他，他的才干就得不到发挥了。对这样的官吏，能不体察到他的心直口讷，而不加以宽容吗？
　　“有的官员相貌憨厚土气，说话吭吭巴巴，其貌不扬，不修边幅，可是脑子好使得很，聪慧敏锐，能发现、想到被别人忽略的问题。对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应当为了他本质上淳朴、聪敏的优点而宽容他外表鄙陋的不足吗？
　　“有的官员是临危授命，冒险犯难，是能担当拨乱反正大任的天才，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可以忍受一切诽谤屈辱。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为了他的忠心为国而信任、重用他，原谅他的小节吗？
　　“有的官员公正廉明，为了长远利益，为了国家大局与大多数人的意见、利益发生了冲突；或者为了捍卫法律的威严而大义灭亲，牺牲个人和家族的利益。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应当看到其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可贵，给予支持保护。
　　“有的官员个性倔强，道德标准很高，要想让他委屈求全，违反他的人格标准去迎合某一种意见，屈从某一种局势，他死也不干。可是在现实中，这种人往往被当作傻子。还有的官员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如果让他阿谀世俗做一件事，个人可以名利双收，但这件事将给社会带来祸患，那他宁可不要这个名，也不做这种事，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人也往往被当作傻子。
　　对于这些高风亮节，品格高尚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特别加以理解、重用吗？
　　“有些官员在基层工作，地位不高，没有名气，路子也窄，但是爱动脑筋，有见地，能向上级领导提出很好的意见。虽然位卑人微，但敢越级反映情况，讨论国事。对于这种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体察到他们忠心为国之难能可贵吗？
　　“有的官员个性孤僻，作风特殊，但他保持着与众不同、超然独立的节操，这就很容易招来诽谤。当领导的应当明白这种人有着特殊的品操、才能，并加以原谅、宽容。
　　“这七种善于理解、体谅、保护官吏的做法，是当领导必须具备的，否则就得不到前面所说的六种好官员。”]

　　【经文】
　　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沉浮，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
　　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后害，如此者，谀臣也。
　　中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疾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彰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
　　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于朝廷，如此者，谗臣也。
　　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
　　谄主以佞邪，坠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闻；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
　　是谓六邪。
　　[桓范《世要论》曰：“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虑之以诈乎？
　　臣有貌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
　　臣有害同侪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嫉乎？
　　臣有进邪说以乱是，因似然以伤贤，可不虑之以谗乎？
　　臣有因赏以偿恩，因罚以作威，可不虑之以奸乎？
　　臣有外显相荐，内阴相除，谋事托公而实挟私，可不虑之以欺乎？
　　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
　　臣有和同以取悦，苟合以求进，可不虑之以祸乎？
　　臣有悦主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容，可不虑之以佞乎？
　　此九虑者，所以防恶也。”]

　　【译文】
　　有的人当官只是为了拿薪水，对工作敷衍应付，不当回事，随大流，跟着走，见风使航，八面滑溜，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就怕得罪人，就怕负责任，这种当官的，可名之曰“具臣”——滥竽充数而已。
　　只要是领导讲的，就说“讲得好，非常正确，非常重要”；只要是领导做的，就说“做得对，带了个好头”。嘴上这么说，肚子里却在暗暗揣摸主子的爱好，凡有所爱就投其所好，及时上贡，来满足主子的声色之乐，把主子巴结得浑身通泰。渐渐的，当领导的不把这类专事拍马屁的官员当外人了，互相包庇纵容，一起吃喝玩乐，不计后果，不考虑影响。这种官员就叫做“谀臣”。
　　内心阴险奸诈，外貌谦恭谨慎，能说会道，讨人喜欢，实际上嫉贤妒能，想提拔谁，就在上级领导面前尽说他的好话，隐瞒他的缺点；对真正的人才，就在上峰面前夸大、突出他的过失，隐瞒他的优点，结果使上级赏罚不当，号令不行，政策、法规不能贯彻，这类官吏就是“奸臣”。
　　有才智，有学识，干起坏事来更有能耐。掩饰他的过错道理讲的振振有词，叫人们听了不由得不信服；辩论起来足以形成一家学说，小则可以挑拨离间父子兄弟反目成仇，大则可以在中央政府煽风点火，制造混乱。这种官员就是“谗臣”。
　　篡夺权力，造成自己的势力，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整倒别人，排斥异己，培植私人势力结成死党，形成自己的社会势力；假传圣旨，到处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现，使自己显得无比尊贵。这类官吏就是“贼臣”。
　　在人主面前阿谀奉承，鼓动、促使国王往邪路上走，背后又把错误都推到国王一个人身上；结党营私，互相包庇，欺上瞒下，不让领导人了解真实情况，使上上下下黑白不分，是非不辩；暗地里宣扬领导人的过失，使全国老百姓都骂国家领导人，闹得国际上都知道。这种官吏就是‘亡国之臣”。
　　这是六种类型的反面官员——“邪臣”。
　　当官的既然有六种类型的“邪臣”——不正派的官员，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他们混入各级机关呢？这就要讲究防邪之道。
　　[桓范说：“有的官员在小事情上忠心耿耿，工作干得不错，但其险恶用心在于一旦手握大权，以便实现他的大野心，达到大不忠的目的；有的在小事上，在平时很讲信用，但其目的是为了沽名钓誉，在大事上搞阴谋诡计，达到反叛的目的。对这类官员不是应该预防其欺诈吗？
　　“有的官员表面上很有魄力，干劲冲天，实际上没有真胆识；而有的表面上非常仁义，可在实际行动上却与仁义相违背。这就要考虑，这些官员是不是在弄虚作假？
　　“有的官员专搞打击同事、贬低同僚的小动作，以达到自己被信任、重用的目的，一旦委以重用，就使下情不能上达，上面的计划、政令也不能向下传达。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嫉妒心理在作怪呢？
　　“有的官员发表似是而非的意见，虽然很中听，但是中了他的邪说就会乱了真理；或者发表貌似合情合理的意见，一旦实行，就会伤害真正的贤能之士。对于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在进谗言？
　　“有些官员手中有一定的权力，就用不公正的赏赐鼓励自己满意的部下，尽管这些人没有什么业绩；或者用奖赏的办法收买人心，预支恩德；或者用不公正的处罚对待自己不喜欢的属下，以此树立权威，尽管这些人有能力、有业绩。对出于私心擅自赏罚的负责人，当领导的就得想想他是不是奸佞之人？
　　“有的官员居心不良，存心要陷害某人，就采用明场上抬举他，说好话，而暗地里却用阴谋诡计把他搞垮的手法；或者要谋略什么事情，总是冠冕堂皇地打着公事公办、一心为公的旗号，实际上暗中却塞进了私货，假公济私，但手段非常高明，做得不留痕迹。当领导的，就要警觉这类官员是不是欺世盗名、欺君罔上之辈？
　　“有的官员专走上层路线，结交领导人左右的办事人员，从而找机会向执政者说项推荐，以达到进身的目的；或者借助领导人重用的、言听计从的人，巴结他们，依靠他们，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当领导的就应当考虑，这类官员是不是有作伪的动机？
　　“有的官员永远随声附和，八面玲珑，有时甚至违心地苟合别人，为的是不得罪任何人，一步步顺利地往上爬。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将来的祸患：关键时刻，利害关头，他是不是也会这样呢？
　　“有的官员一门心思顺着上级领导的意志，专做上面喜欢搞的事，专说上面喜欢听的话，为的是求得上级的欢心，取得上级的亲信，而这些事、这些话对老百姓、对社会是好是坏，他一概不去多想。这种官员，就得想想他是不是佞臣？”

　　【经文】
　　子贡曰：“陈灵公君臣宣淫于朝，泄冶谏而杀之，是与比干同也，可谓仁乎？”
　　子曰：“比干于纣，亲则叔父，官则少师，忠款之心，在于存宗庙而已，故以必死争之，冀身死之后而纣悔悟。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为下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
　　去，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怀矣！诗云：‘民之多僻，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

　　【译文】
　　春秋时郑穆公的女儿夏姬，后世称她为“一代妖姬”，是当时的名女人，陈、郑等好几个国家都亡在她手里。据说她好几十岁了还不显老，许多诸候都被她迷住了。最初她嫁给陈国的大夫御叔，丈夫死后，她和陈灵公及朝中大夫孔宁、仪行父私通，搞得朝廷乌烟瘴气。陈国的大夫泄冶看不下去，就向他们提出规谏。陈灵公自知理亏，无颜面对泄冶，就买通一个刺客，把泄冶杀了。就这件事子贡问孔子：“陈灵公君臣与夏姬淫乱朝纲，泄冶规劝，招来杀身之祸。泄冶的行为与纣王时代的比干相同，能不能说泄冶的做法合乎仁道呢？”
　　孔子说：“不能这样说，因为比干之于纣王，从私人关系方面讲，他们是皇亲，比干是纣王的叔父；从公的方面讲，比于是皇帝的老师。比于是为保住殷商的宗庙社稷，所以他下决心牺牲自己，希望用自己的一死使纣王悔悟，所以比干当时的心理状态，是真正的仁爱之心。泄冶就不同了，他只是陈灵公的部属，地位不过是个下大夫，并没有血缘上的亲密关系，在陈国这样一个政乱君昏的国家，正人君子本应挂冠而去，可是泄冶没有这样做。他以如此低微的地位，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想用区区一身，纠正国家领导人的淫乱昏庸，死了也是白死，一点用处都没有。象他这种作法，爱国之心还是有的，至于说到忠、仁，却毫不相干。《诗经》中有两句话：‘民之多僻，无自立辟。’意思是说，寻常百姓一旦走到偏激的邪路上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的。泄冶就是这种人。”

　　【经文】
　　或曰：“叔孙通阿二世意，可乎？”
　　司马迁曰：“夫量主而进，前哲所韪。叔孙生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古之君之，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直若诎，道同委蛇，盖谓是也。”
　　[议曰：太公云：“吏不志谏，非吾吏也。”朱云庭诘张禹曰：“尸禄保位，无能往来，可斩也。”
　　班固曰：“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由此言之，存与死，其义云何？
　　对曰：范晔称：“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塞义。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　　【译文】
　　有人问：“叔孙通顺着秦二世的心事拍马屁，这是应该的吗？”
　　司马迁回答道：“叔孙通先生考较做君王的是不是英明，以便决定自己的进退，这个原则是前代哲人所认可的。他为了继承文化道统，期待着太平盛世，希望理想的时代一来，好做一番事业，制定富有文化精神的体制。进退韬讳，他看得很清楚。在秦始皇那个时代，他没有办法，只好迁就当时的时代环境。他非常懂得适应时代的变化，以最强的应变能力达到最终目的，最后终于成了汉王朝的儒学宗师，开创了几千年的儒家礼仪制度。古代的君子，挺拔有如大树，所有的树都被弯曲折断的时候，只有它还直立着，但是太挺拔了也很危险，容易折断，所以虽然直立，却很柔韧。保全自身以后，在那样的乱世是很难生存的，不来点随波逐流，就显得与众不同，太特别了也要吃亏，只好迁就世俗。但完全同流合污也不行，必须‘曲而不挠’，心中始终坚持一贯的思想原则。所以在乱世中行直道的人，就有种‘大直若诎’的样子，看上去好象不会说话，畏畏缩缩的，曲里拐弯的，但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就是叔孙通的处世哲学。”
　　有这样一个观点：司马迁在谈到官员的标准时说：“在朝为官而不给领导提意见，这种官员要不的。”比如朱云和张禹的事吧，这两个人都是汉成帝的老师，当时正是王莽家族用权的时候，民间怨恨到了极点，各地的奏章报到中央，都被张禹压下来不给皇帝看。朱云当着皇帝的面诘问张禹：“下面那么多奏章你不让圣上看，象死人一样占着一块地方，只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什么都不干，使上下的意见、消息无法勾通，该杀！”
　　班固对此发表意见说：“为人处世太难了，跟着时代、世俗走吧，就违背了伦理道德，违背了思想信仰；可是如果超凡脱俗，逆潮流而行，人生就马上变的举步维艰，危机四伏，至少这辈子没有饭吃，会把自己给饿死。因此古代的人给官也不做。为什么不愿做官？为什么要清高？因为他既然出来做官，就想对国家对社会有所贡献。可是如果估量一下当时的局势，当官后不但一无所为，甚至还有危险，那又何必出来？这样一想，就不轻易接收招聘了。”由这个道理看起来，推论下去，一旦面临生存还是死亡的抉择，有时候连命也得搭上，这生与死的取舍，该怎么讲呢？
　　范晔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回答是：“一个人一天到晚，专门讲文化道德、义理之学，那么就连饭也吃不上，连谋生的办法都没有了；但是如果只讲求生，为挣钱，为当官，连命都不要，伦理道德的贯彻就被堵死了。古人在生与义发生冲突时，取舍的标准是这样：假如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就舍生取义；假如生存下来可以扭转局面，干一番更大的事业，虽然是苟且偷生，但比死更有价值，那就舍义求生。否则，只能殉难以全节了。”

　　【按语】
　　如果你能对叔孙通的经历有所了解，对他的内心世界有所体察，那么你就会明白，处在封建暴君的淫威之下，又生逢乱世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欲有所建树，需要经受多么大的屈辱和酸苦，即便他对人类文化做出了较大贡献，仍然免不了后人的非议。
　　叔孙通是被秦始皇征召的文学博士。奏灭六国后，把六国的文化名人收罗到咸阳，组成了相当于现代最高决策人身边的智囊团，但这些人大多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被消灭了，不知叔孙通是用什么办法逃过这一劫难的。秦二世接位后，陈胜、吴广造反，二世召集当时只剩下三十余人的博士们问：“听说有人造反，是真的吗？”博士们早就想向皇帝提意见了，这时正好借题发挥，唯有叔孙通说：“没有的事，不过是些小毛贼。郡守正在捉拿，不足为患。”二世听了很高兴。下令让执法官追查那些说造反是实情的博士，对叔孙通反倒大大嘉奖。众博士走回馆舍，责问叔孙通：“先生说话怎么能这样拍马屁呀？”叔孙通说：“诸位不明白，我是虎口逃生啊！”他说完后，看见秦王朝没希望了，赶紧收拾行装溜之大吉。
　　叔孙通后来投奔汉王刘邦。刘邦向来看不起读书人，拿儒生帽子当便壶，见了读书人就骂。叔孙通最初连饭也吃不上，什么气都受。刘邦见叔孙通穿着一身懦生服装，一看就不顺眼。叔孙通马上换成楚人的短装，刘邦才高兴了。
　　叔孙通投靠汉王的时候，跟随他的弟子有一百多人，但他谁也没有推举，只捡那些出身群盗的强壮之徒加以推荐，弟子们偷偷骂他：“服侍先生几年，却不推荐我们，一味举荐那些大强盗，这是什么道理嘛？”叔孙通听到后对他们说：“汉王现在冒死打天下，你们能打仗吗？现在还用不着我们读书人。
　　你们耐性些，我不会忘记大家的。”
　　公元前201 年，亦即刘邦一统天下后的第二年，封有大功的武臣二十多人，其余未封的日夜争功不休。有一天刘邦从宫殿高楼上望见大小将官坐在宫中的沙地上指手画脚，情绪激昂。刘邦问张良：“他们在说什么？”张良说：“陛下难道还不知道？他们在商量造反。”刘邦说：“现在已天下太平，为什么还要造反呢？”张良说：“陛下以一平民率领他们打了天下。如今你贵为天子，所封的都是与你亲近的，所杀的都是平生有仇怨的。这些人不封赏，他们担心你计较他们的平生过失，也性命不保，所以要相聚谋反。”刘邦说：“那该怎么办？”张良说：“你看那个将领是你一向憎恨的，群臣也都知道，你马上封赏他，大家就安心了。”刘邦听了张良的话，封了功劳最大、他又最不满意的雍齿，将官们的情绪才平静下来。
　　论功封赏的事虽然解决了，但是大臣们议事时没有秩序，没有规矩，乱七八糟，喝醉了酒就乱喊乱叫，有的甚至拔出剑来砍柱子。刘邦为此很担忧。
　　叔孙通知道时机到了，就去见刘邦，建议他制定礼法。汉高祖斥责他：“我的天下是马上得来的，你们读书人算什么？去你的！”这时叔孙通开始顶他了：“陛下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不可以马上治之。”刘邦一听这话有道理，就问他该怎么办？叔孙通于是向他提出制定上朝礼仪的计划。汉高祖立刻答应，教他去操办。叔孙通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他所规划的“朝班”礼制都演习好后，请汉高祖出来坐朝。那一天，天还没有大亮，朝拜皇帝的仪式就正式开始了。准备上朝的文武百官按照官职大小，在宫门外排队等候。宫门外悬排着五彩缤纷的旗帜。雄壮威武的卫士手执刀枪斧钺排列两边。传令官发出号今后，大臣们肃穆恭敬地顺序快步上殿，然后跪拜山呼：“吾皇万岁万万岁！”汉高祖见了这等气派，这等威严，十分高兴，情不自禁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也才知道了读书人的用处。高兴之下，他当即任命叔孙通为太常，赏赐黄金五百两。追随叔孙通的那些儒生们也都一一受到了赏赐和提拔。
　　叔孙通为汉高祖建立的“朝班”制度，虽经历代沿革，但一直到清朝末年，实行了近两千年，因此，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思想一直受他的影响。象叔孙通这类知识分子的艰辛经历和非凡贡献，也只有遭遇比他更不幸的司马迁才能理解，所以太史公在他所写的《叔孙通传》中赞叹道：“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经文】
　　或曰：“然则窦武、陈蕃，与宦者同朝廷争衡，终为所诛，为非乎？”
　　范晔曰：“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驱驰山◆◆之中，而与腐夫争衡，终取灭亡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悯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
　　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已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值际会，协策窦武，可谓万代一时也。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世心也。”
　　[议曰：此所谓义重于生，舍生可也。]

　　【译文】
　　如果有人问：“如此说来，后汉的窦武、陈蕃，与把持朝政的窦后及其亲信宦官曹节、王甫抗衡斗争，最终还是死在这班外戚、宦官手里，难道他们做错了吗？”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对这段历史是这样议论的：“汉桓帝、汉灵帝两朝，象陈蕃这样的人，都是能够建树时代风尚，对当时浑浑噩噩混日子的世俗风气发出抗议的人。以他的人品学问，道德情操，在最腐败的社会风气中，犹如骏马驰骋在坎坷崎岖的险途中一样，敢和那些权势薰天的宦官抗争，乃至不惜把生命搭上。以他的聪明才智，并不是做不到洁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不屑于这样做
　　罢了。因为他坚持自己的人格、道德标准，悲悯当时世俗庸人，象一些知识分子那样，看到世风日下，尽管反感极了，也只求远离五浊恶世，自以为清高，然而这样一来，人世间就连一些互相同情、怜惜的人情味都没有了。
　　所以他反对那些退隐避世的人，认为退隐不合人生的真义，而他自己好几次有机会退隐避祸，可就是不走，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以仁义之心为已任，明知任重道远，意志更加坚定、激昂。等到政治形势一有施展才智的机会，就协同窦武扫除宦官势力，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助。这样的死，以历史的眼光看，把时间拉长、空间放大了，是把千秋万代的事业放在一个暂短的时空内做了。他这生命的价值，在于精神的不死，千秋万代都要受人景仰。虽然他失败了，然而他的精神、正义却世世代代作为信念的支柱在引导、支持着世道人心。”
　　这就是前面所讲的义重于生、舍生取义的道理。]　　【经文】
　　或曰：“臧洪死张超之难，可谓义乎？”
　　范晔曰：“雍丘之围，臧洪之感愤，壮矣！相其徒跣且号，束甲请举，诚足怜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势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指外敌之衡，以纾倒悬之会，忿恨之师，兵家所忌，可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
　　[昔广陵太守张超委政臧洪，后袁绍亦与结友。及曹操围张超于雍丘，洪闻超被围，乃徒铣号位，勒兵救超，兼从绍请兵，绍不听，超城陷，遂族诛超。洪由是怨绍，与之绝，绍兴兵围之，城陷诛死。
　　议曰：臧洪当纵横之时，行平居之义，非立功之士也。]

　　【译文】
　　[三国交战的时候，广陵（今江苏扬州一带）的太守张超把地方政务委托给臧洪去代理，后来袁绍也和臧洪成了朋友。等到曹操在雍丘（今河南杞县）
　　包围了张超，臧洪闻讯后，光着脚哭着到处替张超求救兵，自己也出兵去救张超，因与袁绍是朋友，又向袁绍求援，可是袁绍没答应。雍丘被曹操攻破后，张超全家被杀。臧洪因此恨透了袁绍，就和他绝交了。朋友反目成仇后，袁绍举兵围攻臧洪，城破之后，臧洪也被袁绍杀了。
　　后来人们在谈论起这件往事时，不但不同情臧洪，反面认为他头脑不清，稀里胡涂。三国交战的那个时代，正象春秋战国纵横错节的时代一样，是个没有道理好讲的时代，说不上哪一方是仁义之师。臧洪昏头昏脑，对时代环境看不清，身家性命都保不住，还妄想象在和平安居时那样讲道义，讲友情，岂不可笑！所以说，身处乱世还想象臧洪那样去立功立业，救苦救难，只能自取灭亡。]
　　也许有人会问：“臧洪虽然不明智，但他为救朋友张超而死，总还够得上讲义气吧？”
　　对此范晔也有他的看法。他说：“曹操兵围雍丘，张超处境危急，臧洪为救朋友到处求救，当时就臧洪个人感情之悲愤、慷慨来说，是一种壮烈的情操。看他那副光着脚奔走呼号、带兵赴难的样子，确实值得同情。可是话说回来，英雄豪杰在某种特定的情势下，对于是非善恶的取舍，与普通人的信守节义，在心态上是否不一样呢？‘大行不辞小让’，成大功，立大业，办大事的人，是顾不到那么多枝节琐事的，甚至挨骂都在所不惜。至于象三国时期，袁绍、曹操、张超这一帮人，和一切乱世中拥兵割据的草头王一样，有时候结盟订约，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实际上都在打自己的算盘，联合有利就联合，开战有利就汗战，根本没有什么信义可讲，唯一的出发点是形势的需要，利害的衡量。在这种局势下，看不透这一点，而去和人讲道义，只有送命了。更何况三国时，在军阀割剧的战乱局面下，雍丘是个非常危险的偏城，臧洪出于一时愤慨，只知道自己的朋友被曹操包围了，心想袁绍也是朋友，就去请袁出兵，却不知曹、袁当时出于利害关系的考虑，刚刚讲和，正是友好相处的时候。臧洪昏昏然想借袁绍的兵打败曹操，来解救朋友的危难，即便成功了也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的做法，是很危险的。再说，按兵法来讲，逞一时义愤，率忿恨之师，是兵家之大忌。臧洪‘徒跣且号，束甲请兵’，和楚国的申包胥因楚国被吴国打败，到秦国请兵，在秦庭哭了七天七夜一样，在个人的情感上无可指责，但是对解决问题而言，一点用也没有。
　　借助外力解决本国的危难，只会落个把国家拱手让给他人的下场，从来没有听说这样能复国图存的。”　　【经文】
　　或曰：“季布壮士，而反摧刚为柔，髡钳逃匿，为是乎？”
　　司马迁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勇也，其计尽，无复之耳。”
　　[议曰：太史公曰：“魏豹、彭越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怀叛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此则纵横之士，务立其功者也。
　　又《蔺公赞》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不敢发。相如一厉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廉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此则忠贞之臣，诚知死所者也。
　　管子曰：“不耻身在缧绁之中，而耻天下之不理；不耻不死公子纠，而耻威之不申于诸侯。”此则自负其才，以济世为度者也。”
　　此皆士之行己，死与不死之明效也。]

　　【译文】
　　有人问：“天下闻名的游侠季布，当年曾是项羽麾下战将，一次追击刘邦，差点杀了刘邦。后来刘邦得了天下，最恨的就是季布，悬重赏全国通缉他，同时下令，谁敢藏匿他就诛灭九族。弄得季布无处藏身，剃成了光头，毁了容，东躲西藏，四处流窜。一个真正的英雄壮士，穷途末路，一死了之算了。象季布这样的壮士，一反昔日刚勇豪迈的气概，去做窝囊的亡命徒。
　　这样对吗？”
　　司马迁在谈到季布的行为时说：“在刘、项争雄的时候，以西楚霸王项羽那样‘力拔山兮’的气概，季布仍然能在楚军中以武勇扬名楚国，每次战役都身先士卒，率领部队冲锋陷阵，多少次冲入敌军夺旗斩将，称得上是真正的壮士。可是等到项羽失败，刘邦下令通缉他，要抓他杀他的时候，他又甘心为奴而不自杀，又显得多么下贱，一点志气都没有。季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肯定是坚信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只是投错了胎，走错了路，所以受尽了屈辱但不以为耻，盼望有机会能施展自己还没有充分发挥的潜能，所以最终还是成了汉代的名将。由他的所作所为，可以窥测出他的志气、抱负，他觉得为项羽而死太不值得，因此才那样忍厚负重，委屈求全。由此看来，一个有见识、有素养、有气魄的贤者，固然把死看的很重，可并不象愚夫愚妇一样，心胸狭隘，为了一点儿小事，就气得寻死上吊，这并不是有勇气的表现，而是计穷力竭，觉得没有办法挽回局面，走到绝路上了，所以才去自杀。而胸怀大志的人，虽然不怕死，但要看值不值得去死，只要还有一线东山再起的希望，是绝不会轻生的。”
　　[对生与义的冲突和取舍，司马迁还有一种说法：“在楚汉相争的时候，魏豹和彭越这两个人，有自己的军队，能征惯战，都是一方的霸主，他们投靠哪一方，对局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两个人虽然出身卑贱，一个是亡命徒，一个是打鱼的，然而乱世英雄起四方，一旦聚众呼啸，攻城略地，席卷千里，就有了称王称霸的资本，杀人 放火，气焰嚣张，天天都是他们得意的时候。这种土匪、流氓出身的投机分子，心怀叛逆，唯恐天下不乱，因为在乱世他们才有机可乘，有油水可捞，一旦社会安定，就没他们的立足之地了。这种人失败了是不会自杀的，他们宁愿被俘虏，受尽凌辱而死，而且至死也不甘心，这是什么道理呢？”
　　司马迁说：“象这样的行径，就是中等水平以上的人，也会觉得羞耻，更何况具有帝王之才的人呢？如项羽失败了，都因元颜面对江东父老而自杀了。但这些人失败之后，宁可被俘也不愿自行了断，落到坐大狱、受刑戮的地步，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缘故，只因为他们的智慧、谋略超人，唯一忧惧的是此身不保，只要‘留得青山在’，一旦抓到哪怕是不大的一点权力，就想实现他的理想，让天下来个天翻地覆，所以他们宁愿做囚犯也不想死。”
　　这些纵横之士，只想如何建功立业，为此受什么委屈都在所不惜。
　　司马迁在《蔺相如列传》之后，赞颂蔺相如时说过：“一个人明知干一件事非死不可，还要决心去做，这是需要大勇的。死并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如何处理。决定死还是生，这不但要有大勇，还要有大智。当蔺相如捧着和氏壁，眼睛看着柱子，准备人玉俱毁的时候，回过头来怒斥秦王及其左右，蔺相如已经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以一文弱书生，当面折辱威加四海的秦王，多不过被砍头而已。可是在那种情况下，能做出这一决定是最难的，就连当时在场的文武百宫，都吓得战战兢兢，大气都不敢出，然而蔺相如却能气势夺人，反而镇住了秦国上下。后来他回到赵国，因此举功劳太大，位比廉颇，老将军心有不服，处处和他过不去，然而蔺相如总是百般谦让，后来廉颇负荆请罪，将相和好，名重泰山，千古流芳。象蔺相如这样处理生与死、荣与辱的，才算是智勇双全啊！”
　　这就是忠贞之士的典型，真正懂的何时、何地、何事上不伯死，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又不轻言牺牲，是具有大智慧、大勇气的英雄。
　　齐桓公的名相管仲说：“人们认为我被齐桓公俘虏后，关在牢里委屈求全是可耻的，可我认为有志之士可耻的不是一时身陷囹圄，而是不能对国家、社会做贡献；人们认为我所追随、拥戴的公子纠死了，我也应该跟着死，不死就是可耻，可我认为可耻的是有大才而不能让一个国家称雄天下。”
　　管仲的这番话表明，有经世治国之才的人由于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信心，以改天换地作为人生之目标，所以决不会把生死看得太重。季布也罢，管仲也罢，这些有才有识之士，对自己一生的行为，乃至死与不死，都有很明确的价值观念和衡量标准。]

　　【经文】
　　或曰：“宗悫之贱也，见轻庾业。及其贵也，请业为长史，何如？”
　　斐子野曰：“夫贫而无戚，贱而无闷，恬乎天素，弘此大猷，曾、原之德也。降志辱身，挽眉折脊，忍屈庸曹之下，贵聘群雄之上，韩、鲸之志也。
　　卑身之事则同，居卑之情已异。若宗元干无怍于草具，有韩、鲸之度矣。终弃旧恶，长者哉！”
　　[宋宗悫之贱也，州人庾业丰富，待容必方丈。其为悫设，则粟饭，悫亦致饱。及为豫州，请业为长吏也。]

　　【译文】
　　[我们再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一下。
　　魏晋南北朝末，在刘裕建立的宋朝（公元420～502 年），有一个叫宗悫的落魄书生，他的同乡庾业很瞧不起他。庾业有钱有势，豪阔得很，宴请客人，一上几十道菜，酒桌都有一丈见方，可是招待宗悫的饭菜却只有用稗子等杂粮煮的粗饭，宗悫照样坦然地吃。等到后来宗悫发达了，做了豫州太守，生杀之权集于一身，不但不记庾业轻辱他的旧恨，反而请庾业来做他的秘书长。]对宗悫这种不记恨过去折辱他的人，反而以德报怨的度量该如何理解、评价呢？
　　斐子野在谈到几个类似的历史人物时说：“一个人在穷困时不悲不愁，在微贱时不气馁不苦闷，淡泊于天命和平凡，穷就穷，很坦然，可是绝不放弃伟大的理想。这样的素养、器度和品德只有象曾子、原宪这两位孔子的学生才具有；还有一种人，倒霉的时候，降低自己的理想标准，低头认命，甚至人格被辱也能忍得下，低眉顺目，鞠躬屈膝，屈居庸庸碌碌、无赖泼皮之下，忍受胯下之辱也不反抗，一旦得势了，就在英雄头上跑马。韩信、黥布就是这种人。“这两种人，卑贱的时候被人轻蔑、侮辱的情况是相同的，可是其心态却截然不同。一种是英雄情操，得志就气象非凡，不得志就忍辱负重；另一种是道德、人格的榜样，认为人生本来平淡，从不侈求荣华富贵，淡泊中养其清泰天和。
　　“至于象宗悫这样的人，却兼有这两种情操、气度的长处。当年庾业在高朋满座的情况下冷落他，小瞧他，他不觉得惭愧，因为他有理想，有大志，这一点和韩信、黥布相象；在他得志以后，还请庾业做部下，不把过去的旧恶放在心上，这种崇高的宽厚的长者之风又和曾子、原宪一样。确实是了不起啊！”

　　【经文】
　　世称郦寄卖交，以其绐吕禄也，于理何如？
　　班固曰：“夫卖交者，谓见利忘义也。若寄，父为功臣而执劫，虽摧吕禄，以安社稷，义存君亲可也。”

　　【译文】
　　后世的人在谈到西汉时的郦寄把朋友吕禄骗到效外游玩，给了周勃他们推翻吕后政权的机会这件事时，认为从个人道义上讲，郦寄出卖了朋友，是不光彩的。这个道理该怎么讲呢？
　　班固的看法是：“所谓出卖朋友，是指那种为了富贵荣华而忘了朋友的情义，把朋友作为换取个人利益的牺牲品，才是卖友行为。至于郦寄，其父郦食其帮汉高祖打了天下，是开国元勋，而吕氏家族阴谋篡夺了政权，他在这场劫难中，虽然用欺骗手段把吕禄骗出去，摧毁他的卫戌部队，推毁吕氏家族，目的是安定国家，为了天下苍生。这不是出卖朋友，是为了拯救国难、捍卫父辈君臣开创的大业而不得己采取的一种手段。”

　　【经文】
　　或曰：“靳允违亲守城，可谓忠乎？”
　　徐众曰：“靳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
　　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杀以固陵志，明心无所系，然后可得事人，尽其死节。
　　卫公子开方仕齐，十年不归，管仲以其不怀其亲，安能爱君，不可以为相。是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允宜先救至亲。
　　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乃遣庶归。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
　　[魏太祖征冀州，使程昱留守甄城。张邈叛。太祖迎吕布，布执范令靳允母。太祖遣昱说靳允，无以母敌，使固守范。允流涕曰：“不敢有二也。”]

　　【译文】
　　[曹操带兵征讨冀州的时候，命令大夫程昱留守后方重镇甄城。就在这期间，曹操手下的将领张邈叛变。这时曹操只好亲自迎战吕布。当时的战争局势是如果吕布把范城拿下来，就可以消灭曹操，所以吕布使计把范城的守将靳允的母亲捉去，想胁迫靳允为救母亲归顺。曹操闻讯，赶紧派留守甄城的程昱去游说靳允，要靳允不必考虑母亲的安危，固守范城。结果靳允被说服，感激流涕地表示：“一定守城，决无二心。”]
　　于是有人问：“靳允这样做，于母不孝，于曹操算不算是忠？”
　　徐众的观点是：“当程昱去游说的时候，靳允与曹操之间，还没有形成君臣关系，而母亲是至亲骨肉。所以于情于理，靳允都应该为母亲的安危而去，不该为曹操守城。
　　“昔日刘邦的大将王陵的母亲被项羽抓了起来，以此威迫王陵归顺他。
　　王陵的母亲看出刘邦肯定会得天下，项羽必定要失败。自己被软禁后，知道王陵有孝心，怕儿子为救自己而玷辱一世英名，因此自杀，把遗书教人偷偷送给王陵，教他好好帮助汉高祖打天下。她用这种绝决的办法让王陵心无牵挂，一心一意去尽忠尽节，至死无悔。
　　“另一桩历史故事却大异其趣。战国时卫国的公子叫开方的在齐国做官，十年没有请假回国看望父母。有人说开方这样忠于职守，忠于齐国，可以提拔他为相，可是齐国的宰相管仲却把他开除了。理由是说象开方这种人，连父母都不爱，怎么会爱君王，怎能为相。
　　“从以上两个事例再来看靳允，就应当明白对父母孝敬爱戴的人，才会对社会、对国家有感情，才有可能做忠臣，所以靳允应该先去救母亲。
　　“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抓起来后，徐庶进退两难。刘备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对徐庶说，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帮忙，可是我不能做违背情理的事。你若留在我身边，曹操肯定会杀你母亲，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谴责。你还是去吧。”

　　【按语】
　　所以从另一角度来说，一个领导人，如果得天下，就应当体察人情，原谅为人臣子的部下为尽孝心的苦衷。对照刘备处理徐庶的仁义慈爱，曹操应让靳允去救他母亲才对。由此也可看出曹、刘两人气度截然不同。

　　【经文】
　　魏文帝问王朗等曰：“昔子产治郑，人不能欺；子贱治单父，人不忍欺；西门豹治邺，人不敢欺。三子之才，与君德孰优？”
　　对曰：“君任德则臣感义而不忍欺；君任察则臣畏觉而不能欺；君任刑则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义，与夫导德齐礼，有耻且格，等趋者也；任察畏罪，与夫导政齐刑，免而无耻，同归者也。优劣之悬，在于权衡，非徒钧铢之觉也。”

　　【译文】
　　魏文帝曹丕问他的大臣王朗等一班人：“根据史籍记载，春秋战国的时候，郑国的大臣子产，部下和老百姓不能骗他；孔子的学生子贱治理单父的时候，受他道德的感化，人们不忍心骗他；西门豹治理邺都的时候，人们不敢骗他。这三个人能做到不能骗、不忍骗、不敢骗，你认为哪一种更好？与你的才能相比又如何？”
　　王朗回答说：“上面的领导人，本身德高望重，能够真爱人、真干事，老百姓和部下都感念他的恩义，就不忍心骗他了，就象单父的老百姓对待子贱那样；如果上面的领导人什么事都看得很清楚，下边的各级官员怕被觉察，就不能欺骗了，象子产那样；如果上面用严刑重法治理一区一国，老百姓和部下怕犯法、怕刑罚，就不敢欺骗了。这三种不欺的效果相同，但是其出发点却大不相同。要求臣民忠心，但尽忠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如果执政者多行不义，臣民就不可能忠心。当领导的按仁义道德行事，臣民自然感恩戴德，这就合乎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仁爱道德管理大众，使全国人民都有文明教养，即便有人做了不体面的事也好纠正），可以达到文治的最高政治目的；如果靠明察秋毫、严刑重法来治理，老百姓提心吊胆过日子，或者有人在法网的漏洞中为非作歹，干了坏事还能逃过法律的追究，自认为高明，还恬不知耻，就和孔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靠政治法令来治理因家，用刑罚来管理人民，有人干了坏事能逃过法律的制裁也不觉得羞耻）一样了。这两种情况，好坏的差别很大，关键在于领导人能权衡利弊，一文一武把握平衡，而不应斤斤计较，因小失大。”

　　【经文】
　　或曰：“季文子，公孙弘，此二人皆折节检素，而毁誉不同，何也？”
　　范晔称：“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季文子妾不衣帛，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弘身服布被，汲黯讥其多诈。事实未殊而毁誉别者，何也？将体之与利之异乎？故前志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校其仁者，功无以殊，核其为仁，不得不异。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强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则安者优矣。”
　　[议曰：夫圣人德全，器无不备。中庸已降，才则好偏。故曰：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由此观之，全德者鲜矣！全德既鲜，则资矫情而力善矣！然世恶矫伪，而人贤任真。使其真贪愚而亦任之，可为贤乎？对曰：
　　吁！何为其然？夫肖貌天地，负阴抱阳，虽清浊贤愚，其性则异，而趋走嗜欲，所规则同。故靡颜腻理，人所悦也；乘坚驱良，人所爱也；苦心贞节，人所难也；徇公灭私，人所苦也。不以礼教节之，则荡而不制，安肯攻苦食淡，贞洁公方，临财廉而取与义乎？故《礼》曰：“欲不可纵，志不可满。”
　　古语云：“廉士非不爱财，取之以道。”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皆矫伪之谓也。若肆其愚态，随其鄙情，名曰任真而贤之，此先王之罪人也。
　　故吾以为矫伪者，礼义之端；任真者，贪鄙之主。夫强仁者，庸可诬乎？]

　　【译文】
　　有人问：“季文子、公孙弘这两个人，身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尊荣显赫，却能放下架子，吃穿非常俭朴，然而在当时以至后世，对这两个人的评价一毁一誉，截然不同，这是什么道理？”
　　范晔说：“人对待仁的立场、动机各各不同，有的人看上去做人、做事都有利于仁，可也说不定是拿‘仁’做幌子，以‘仁’为手段，为在政治上达到个人目的，最终还是为了私利！有的人看上去在身体力行地行义举，处处讲究应不应该，合不合理，可是并不一定希望做得真正合乎义的真谛。
　　“季文子身为宰相，他的小老婆却从不穿绫罗绸缎，鲁国人谈起来，都认为是自己国家的光荣。汉武帝的宰相公孙弘一辈子穿布衣，与他同朝的监察御史汲黯当着汉武帝的面就指责他假装简朴。季文子和公孙弘的行为是一样的，可是在历史上季文子受到赞誉，公孙弘在当时就受到了诋毁，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行义举和弘扬仁德的目的不同呢？
　　“古圣人（指孔子）说过，仁义的人自己就是仁义的化身，智慧的人一言一行都有利于仁义的教化。害怕触犯法规的人不是出自本心，而是勉强去做合乎仁义的事。二者比较起来，为仁为义的行为表面上看去虽然一样，但仔细考较，就不难发现，各自的心态就截然不同了。天生仁义的人，本性就很善良；言行自觉合乎仁义的人，努力用仁义的标准要求自己，并能身体力行；勉强去行仁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安仁’、‘利仁’、‘强仁’这三者相比，当然是第一种人最好。”
　　[圣人是天生的道德全备，器识、才具、学问、见地、品操，没有一样不完美的。圣人以下，中等禀赋的人，就不是德才兼备了，而是各有所长，各有所好，品德、才学都有长有短。孔子批评他的学生时说：柴的缺点是愚笨，参的缺点是鲁莽，师不诚实，由太粗俗。由此看来，德才兼备有如圣者那样的人，实在太少了！既然全德全才的人是少数，一个人要想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只能靠后天的努力，克服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和坏习惯，由好的行为习惯慢慢影响心理素质。但是世人又讨厌做作，喜欢坦率。不过一个贪愚的人就很坦率，贪得直爽，愚得可爱，可是能因此而听之任之吗？能因此而信任他，把责任交给他，认为他是好的吗？
　　啊，道理可不能这么讲。人是依照天地的法则、形象生出来的，本身就具备阴阳之性。虽然生下来后有清秀、混浊、贤惠、愚蠢的不同，个性也各各不同，但是追求嗜欲，要吃好的，穿好的，希望荣华富贵，美貌动人..
　　这种种欲望原则上是相同的。所以男男女女都爱修饰打扮自己，美容化妆，护肤驻颜；大人小孩都想坐高级车，乘骏马，觉得这样才风光气派。与此相反，苦其心志，甘愿清贫，在滚滚红尘中洁身自好，坚守节操，在世道人情上都觉得十分困难。处处为公，大公无私，真要人人做到这一点，是很痛苦的。在理论上是不错，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个人要做到历史上所标榜的忠臣孝子，必须按学问道德的标准刻苦修练自己。大多数人并非生来就德才兼备，本性仁慈，假如不在后天用仁、义、礼、智、信教育节制，克服自己的不足，任由人的天性自由发展，就会象流水一样飘荡、放浪，怎么可能吃苦耐劳，安于淡泊，做到忠贞高洁，一心为公，见财不起意，动静合规矩呢？所以《礼记》上说：“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古人说得好，清正廉洁的官员、名人不是不爱财，而是“君子爱财，取之以道”。
　　经》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叫人用后天努力的慢功，象玉匠琢磨宝石那样，雕凿自己，打磨自己，把自己不完善的伪劣的地方去掉，这样才能成为珍宝。假如任其痴愚之态放肆，随其鄙劣之情泛滥，还美其名曰“顺其自然”而自视其高，认为不用理性加以规范才是不矫情，不虚伪，那么，古代明君先哲就成了文化罪人了。
　　因此，我认为用后天的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虽然一开始不习惯，不自然，但是通过渐进的矫正改变人性的弱点，这就是礼义的开始，而放任自流，顺其天性的结果，人就会被贪婪卑劣所主宰。即使用强制手段让国民行仁义之道，又怎么可以稀里胡涂地否定呢？]

　　【经文】
　　或曰：“长平之事，白起坑赵卒四十万，可为奇将乎？”
　　何晏曰：“白起之降赵卒，诈而坑其四十万，其徒酷暴之谓乎？后亦难以重得志矣！向使众人预知降之必死，则张虚拳，犹可畏也。况于四十万披坚执锐哉？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依山，归秦之众骸积成丘，则后日之战，死当死耳，何众肯服，何城肯下乎？是为虽能裁四十万之命，而适足以强天下之战。欲以一期之功，而乃更坚诸侯之守。故兵进而自伐其势，军胜而还丧其计，何者？设使赵众复合，马服更生，则后日之战，必非前日之对也，况今皆使天下为后日乎！其所以终不敢复加兵于邯郸者，非但忧平原之补缝，患诸侯之救至也，徒讳之而不言耳。且长平之事，秦人十五以上，皆荷戟而向赵矣。夫以秦之强，而十五以上，死伤过半，此为破赵之功小，伤秦之败大也。又何称奇哉？”
　　[议曰：黄石公称柔者能制刚，弱者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柔者人之所助，刚者怨之所居。是故纣之百克而卒无后，项羽兵强，终失天下。
　　故随何曰：“使楚胜，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夫楚之强，适足以致天下兵耳。”
　　由是观之，若天下已定，借一战之胜，诈之可也。若海内纷纷，雌雄朱决而失信于天下，败亡之道也。当亡国之时，诸侯尚强，而白起乃坑赵降卒，使诸侯畏之而合纵。诸侯合纵，非秦之利，为战胜而反败。何晏之论当矣。]

　　【译文】
　　有人问：“长平一战，白起活埋了赵国的降兵四十万，算得上是历史上的奇将了吧？”
　　何晏说：“白起活埋赵国的四十万大军是个大骗局。他当初答应投降了没事，结果人家投降了，他又全部活埋，这不单是个残暴的问题！从此以后，白起再也难以得意了，也增加了秦国统一六国的困难。假如赵军在投降之前就知道被活埋，这四十万人就是没有武器，赤手空拳抵抗到底，也是很可怕的，更何况这四十万大军都是全副武装呢？普天之下都看见投降秦国的将领被砍下的头颅堆成山，归顺秦国的士兵尸骨积为丘，从此以后，如果再与秦国交战，要死就死，反正投降是死，战死也是死，谁还肯再投降，哪座城还肯归顺！所以白起虽然能一夜之间坑杀四十万生灵，但是这等于告诉天下人，你们必须决一死战，绝不可投降。白起为争一时之功，结果更加坚定了六国保家卫国的决心。从战略上讲，这种做法是在进攻的时候削弱自己的优势，在军事上表面胜利了，在政治上、国际上却破坏了自己的整体计划。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赵国虽然战败了，但并没有亡国，假如赵国万众一心动员起来再战，赵国的大元帅再出来一个马服君赵奢那样的将领，那么下一次的大战一起，秦国就不是前一次的对手了。况且从今以后，白起使各国都对秦国同仇敌汽了。后来秦国之所以始终不敢再出兵攻打赵国的邯郸，并不是因为赵国经此一败而由平原君赵胜出来当统帅，而是因为秦国害怕各国诸侯联合起来救赵。秦国知道这个道理，只是因忌讳不说罢了。
　　“再说长平之战在开战之前，秦国的兵源不足，重新变更法令，规定凡年满十五岁的青少年都要服兵役，都要拿起武器上前线和赵作战。以秦国那样强大的国家，一仗打下来，十五岁以上的军士死伤过半，因此从长远来看，长平之战打败赵国的功小，秦国大伤元气损失更大。象白起这种不懂战略、不懂政治、不懂国家长远利益的将领，怎么能称得上是奇将呢？”
　　[我认为，黄石公所言“柔能制刚、弱能制强”的道理很对。这里的所谓柔，是指道德上的感化；所谓刚，是指窃贼似的强硬。柔弱的人一般总会得到别人的扶助，而太霸道的人怨恨就会集中到他身上。正是由于这样的道理，纣王当年百战百胜，最后还是被周武王彻底消灭了；项羽每次都打胜仗，和刘邦大大小小打了七十二仗，七十一次都胜利了，最后一次却全军覆没，落了个乌江自刎的下场。所以汉代的学者随何说：“全国各路诸侯，都不希望项羽打胜仗。项羽打了胜仗，所有的诸侯都有危机、恐惧感，就彼此结盟，互相援救，所以楚国越强，对刘邦越有利。楚国项羽强大了，只会把全国的军事力量吸引过来与自己作对。”从这个道理看来，假若天下已定，前面只有一个敌人，只要一战就能解决问题，那么使用诈术一举获胜是可以的；倘若乱世英雄起四方，鹿死谁手还未定论，就不能目光短浅，急功近利。这个时候，要想获得彻底的成功，就必须取信于人，真诚相待，否则最后一定要失败、灭亡。根据这个原则，回过头来再看长平之战，当时正是七雄争霸之际，秦国统一天下的实力还不够，六国诸侯的力量还相当强大，白起一下坑了赵国四十万降卒，吓坏了各路诸侯，赶紧按照张仪的合纵之计组织联合战线同心协力抗秦。这样一来，对秦国非常不利。白起贪求奇功，自以为得计，实为秦国的一次大失败。因此何晏的观点是正确的。]　　【经文】
　　或曰：“乐毅不屠二城，遂丧洪业，为非乎？”
　　夏侯玄曰：“观乐生与燕惠王书，其殆乎知机合道，以礼终始者欤！夫欲极道德之量，务以天下为心者，岂其局迹当时，止于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乐生之所屑；强燕而废道，又非乐生之所求。不屑苟利，不求小咸，斯意兼天下者也。举齐之事，所以运其机而动四海也。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迩矣。迈令德以率列国，则几于汤武之事矣。乐生方恢大纲，以纵二城，收人明信，以待其弊，将使即墨、莒人，顾仇其上，开弘广之路，以待田单之徒；长容善之风，以申齐士之志。招之东海，属之华裔。我泽如春，人应如草，思戴燕王，仰风声二城必从，则王业隆矣。虽淹留于两邑，乃致速于天下也。不幸之变，势所不图，败于垂成，时变所然。若乃逼之以兵，劫之以威，侈杀伤之残，以示四海之人，虽二城几于可拔，则霸王之事逝其远矣。乐生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顾城拔而业乖也。岂不虑不速之致变哉？顾业速与变同也。
　　由是观之，乐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或曰：“乐毅相弱燕，破强齐，合五国之兵，雪君王之耻，围城而不急攻，将令道穷而义服，则仁者之师，咸以为谟谋胜武侯也。可乎？”
　　张辅曰：“夫以五国之兵共伐一齐，不足为强。大战济西，伏尸流血，不足为仁。彼孔明包文武之德，长啸俟时。刘玄德以知人之明，屡造其庐，咨以济世，奇策泉涌。遂东说孙权，北抗大魏，以乘胜之师，翼佐取蜀。及玄德临终，禅以大位，在扰攘之际，立童蒙之主，设官分职，班叙众才，文以治内，武以折衡，然后布恩译於国中之人。其行军也，路不拾遗，毫毛不犯。勋业垂济而陨。观其遗文，谟谋弘远矣。己有功则让于下，下有阙则躬自咎。见善则迁，纳谏则改，故声烈震遐迩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贪夫自廉。’余以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殆将与伊、吕争烈，岂徒以乐毅为伍哉？”]

　　【译文】
　　公元前285 年，燕国上将军乐毅联合赵、楚、韩、魏，合五国之兵攻打齐国。齐军全线崩溃，最后只剩下莒城（今山东莒县）、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未克。乐毅如果乘胜近击，攻克这二座城池完全是可能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于是有人问：“乐毅不破莒城、即墨，结果丧失了开创大业的最后机会。这是不是他的过错？”
　　夏侯玄说：“阅读乐毅的《与惠王书》，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差不多已经参透了符合大道之玄机、能按礼义善始善终处理大事的人。大凡一个人如果立志要最大限度地贯彻道德原则，把兼济天下作为理想的时候，怎么会迷惑于眼前的形势，仅仅把兼并敌国、称霸诸侯当做目标呢？乐毅一方面没有把兼并其它国家看在眼里，另一方面，他也不想为使燕国强大而不讲道义。
　　蔑视眼前的利益，不贪求渺小的成就，这表明他的志向是要统一天下。一连攻克齐国七十余城，是为了运用他的机谋，使四海为之震动；围攻二座残城而不伤害百姓，就可以使他的仁善的心胸远近闻名。通过广布恩德来影响其它几个国家，就差不多类似成汤和周武王的做法了。乐毅宏扬他的远大战略，用对二城围而不歼的办法，以期得到百姓的信任，然后使齐国的残兵败将做出什么错事，使即墨、莒城的民众怨恨他们，这样就可以再放一条宽大的道路等待齐将田单等人归顺了。这时候，他就将用宽容和善的政策，也为齐国上层人物提供施展抱负的机会，在东海之滨做出榜样，在华夏大地收到效果，使我的恩泽有如春风、春雨一样和煦，让普天下的人民象春草一样受到滋润。
　　天下老百姓感激燕王的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