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部
十二楼
作者:李渔
李渔（1611-1680），字笠翁，随庵主人，新亭樵客等，原籍兰溪（今浙江），生于千雉皋。他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十九岁时父亲去世，不久他回到原籍兰溪，二十七岁中秀才，后屡试不利。清兵入浙之后。他家道衰落。顺治八年左右，移居杭州，卖文为生。顺治十五年左右又迁至南京，从事著述，并开书铺芥子园，刻售图书、画谱、笺简，都精绝一时。康熙十六年，李渔因境况日窘，归隐杭州湖山，两年后去世。他的小说代表作为话本集《无声戏》和《十二楼》。 清顺治八年（1651），李渔来到杭州，一住十年。在美丽的本子湖畔，他渔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高潮，写作了大量的戏曲小说作品。著名的话本小说集《十二楼》就是此期间完成的。《十二楼》共十二卷，每卷写一故事，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一座楼阁，人物命运和情节展开往往与楼有关，故全书命名为“十二楼”，由此可看出李渔做小说之匠心。
《十二楼》具有很强的娱乐性，格调轻松快乐。他的作品往往不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和思想境界，但每一篇都清新风趣，惹人喜爱。
十二个故事，绝大多数出身于李渔自己的构思，而不是引用别人素材。
作品都主题鲜明，线索明晰，中心人物贯穿始终，在叙述过程中决不横生枝蔓。情节设计新颖奇特，尽量曲折出奇，悬念丛书，出人意表，但衔接上自然合理，不留破绽。而结局又是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渔堪称奇人，其著述丰翰，其小说、曲本、园林设计、文艺理论皆负盛名；亦擅诗词书画，有诗文杂著集《笠翁一家言全集》，戏曲创作有《十种曲》；短篇小说集有《无声戏》、《十二楼》；长篇小说《合锦回文传》等，编过画谱书《芥子园画传》，创作过绘画《山水人物四段卷》，还写过颇有见地的史学专著《古今史略》和经世致用的政法专著《资治新书》，编过三种韵书。
李渔的戏曲创作并不突出，但他的白话小说，可与《三言》、《二拍》并列，为清代说部之上乘。《十二楼》是李渔的白话短篇小说集，由十二篇可独立的以不同楼名为题的故事汇成。此书又名《觉世名言》，问世后流传很广。如《三与楼》讲述了一个善读诗书却不会理财的高士虞素臣以全部家产辟园造楼，结果因财力不足而忍痛弃楼让人，尽受富人勒索而卒，直至后来因儿子科举中榜、衣锦还乡才使先父呕心沥血所造的楼归还的故事。有人认为这正是李渔在穷困中卖楼经历的凄凉写照。
李渔作品在海外也影响较大，最早被译成西文的是小说集《十二楼》中以不同的楼名为题的短篇。
全唐文
作者:董诰等 纂修
《全唐文》，是有唐一代（包括五代）文章的总集，也是迄今唯一最大的唐文总集。清嘉庆十二年（1807），清仁宗以内府所藏抄本《全唐文》一百六十册体例未协，选择不精，遂命儒臣重加厘定，由大学士董诰任总裁。董氏曾任《四库全书》副总裁，有主编巨书的经验，故非徒以位高而领衔，具体规划皆有裁定。全书凡六易寒暑，至嘉庆十九年（1814）成书，共计1000卷。和《全唐诗》相比，《全唐文》投入了更多的编撰力量。先后参与其事者近百人，其中既有词章之士法式善、周之琦、秦恩复辈，又有渊博学者阮元、徐松、胡承珙等。这一人员组合，对本书的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保证作用。加上时当乾嘉朴学鼎盛之时，编者又可以充分利用内府图书，文章本身也不像诗歌那样流传多歧而容易以讹传讹，所以《全唐文》的质量较之《全唐诗》要好得多。据黄永年、贾宪保《唐史史料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和陶敏、李一飞《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1年11月版）总结，《全唐文》具有以下一些优点：首先是搜采十分浩博。据清仁宗《御制全唐文序》、《全唐文。凡例》、法式善《校全唐文记》（《存素堂续集》卷二），编修官们曾从《四库全书》中的别集，《古文苑》、《文苑英华》、《唐文粹》等总集，《永乐大典》，释道两藏中广泛搜集唐五代文献，而“天下府厅州县”方志以及“散见于史子杂家记载、志乘金石碑版者”，亦在求访之列。如李商隐文集久失传，清代前期传本注本《樊南文集》都是从《文苑英华》中抄出的本子，而《全唐文》则从《永乐大典》辑出多篇，钱振伦兄弟即据此作《樊南文集补编》的笺注。今《永乐大典》已残存无几，所以《全唐文》的这部分就特别珍贵有用。《全唐文》共收文20025篇，作者3035人，俞樾云“有唐一代文苑之美，毕萃于兹，读唐文者叹观止矣”（《唐文拾遗序》），诚非溢美。其次是考证校勘较为精密。在小传的撰写上，《全唐文》编者下了很多工夫。和《全唐诗》作者小传相比，《全唐文》作者小传不但更为翔实，而且纠正了前者不少错误。在文章辨伪方面，《全唐文》对于作者有异说的，大都能通过考辨以定去取，而非不负责任地有见必录。如《邕州马退山茅亭记》既见于柳宗元《河东集》，又见于独孤及《毗陵集》，《故东州节度使卢公传》、《杨烈妇传》，李翱《李文公集》、李华《李遐叔文集》两见，悉予订正，前者归河东，后者归李翱。在文字校录方面，全书《凡例》规定：“碑碣以石本为据，余则择其文义优者从之，若文义两可，则注明一作某字存证”；“金石文字，类多剥蚀而版本完善足信者，即据以登载；其无可据，则注明阙几字存证；惟残阙过甚仅留数字，无文义可寻者，不录”；原书所用《文苑英华》为明刊闽本，“讹脱极多，今以影宋抄逐篇订正，补出脱字”，为例甚善。
但是本书工程浩大，加之出自众手，因此疏忽在所难免，最为显著的缺憾有两条：一是辑录不注出处，二是网罗尚有不少遗漏。前者已无法补救。后者同治年间古文献学家陆心源掇拾遗文成《唐文拾遗》72卷、《唐文续拾》16卷，出处逐一写明，收文约2500余篇，作者近310人，于光绪年间付梓。其次，在校订上，文字讹误和重出互见较突出，并有人名误、题目误、收录误现象。小传叙述亦间有失实。清代考据家劳格深谙唐事，撰有《读全唐文札记》、《札记续补》共130条，近代唐史名家岑仲勉继撰《读全唐文札记》310条，为其纠谬、正误、质疑，共涉及文章近400篇，作者130余人。
本书版本主要有：（1）清嘉庆十九年（1814）扬州全唐文局刻本，版入武英殿；（2）光绪时广州重刻本。（3）1983年中华书局影印嘉庆本，并附影光绪时陆心源的《唐文拾遗》72卷和《唐文续拾》16卷，全部断句。（4）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原刊本剪贴缩印，后附陆心源《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劳格《读全唐文札记》、岑仲勉《读全唐文札记》等。
包公传(百家公案)
作者:钱塘散人
《百家公案》，一名《包公传》，明钱塘散人安遇时编纂。最早的版本是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 朱仁斋与耕堂刊本。无序跋，前附有《 国史本传》、《 包待制出身源流》，首有“ 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包龙图判百家案目录，”正文卷端题《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像百家公案全传》，版心题《包公传》，现仅有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库》 收藏全本，江西省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各藏一残本。 《百家公案》包括一百个包公断案的故事，小说巧借传奇手法，将包公的历次微服私访、梦兆，乃至阴间地府的鬼故事融合一起，把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发生的种种公案都加到包拯身上，使他的断案显示出亦神亦仙的离奇效果。这些故事情节曲折，内容广泛，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作了生动而深刻的描绘。包公在断案时表现出的超异智能，甚至得到胡适的赞赏，胡适把他称为「东方的福尔摩斯」。
乐府诗集
作者:郭茂倩
《乐府诗集》是一部专收汉代以迄唐五代乐府诗的诗歌总集，也编入部分汉以前传说的古歌辞。
乐府诗的编纂开始得很早，《汉书·礼乐志》已著录了部分汉郊庙乐歌，可以说是编纂工作的滥觞。可惜这位封建史家囿于雅俗之见，对汉代的民间歌辞，仅在《艺文志》中存其数目，歌辞一概屏弃不录。此后的官修正史，大都类同《汉书》。唯有《宋书·乐志》“自郊庙以下，凡诸乐章，非淫哇之辞，并皆详载”，著录了不少汉相和歌辞。今存汉乐府民歌，绝大部分都是藉《宋书·乐志》流传下来的。私家的编纂工作，大约始于两晋，而盛于南朝。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专录乐府的诗集，见于《隋书》、新、旧《唐书》的《艺文志》的就达三十余种。但是，这些书籍几乎全已亡佚了。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乐府诗总集，就是郭茂倩的《乐府诗集》。
关于郭茂倩的生平，我们知道得甚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茂倩为侍读学士郭裒之孙，源中之子，其仕履未详。” 他是浑州须城（今山东东平）人，《乐府诗集》上署为太原郭茂倩，是以通例指郡望而言。其它生平事迹均不详。可以说是《乐府诗集》这一书使得他的声名千古不朽。
《乐府诗集》共一百卷，是一部卷帙浩大、极有价值的乐府诗研究要籍。它搜录宏富，分类精当。全书凡郊庙歌辞十二卷，燕射歌辞三卷，鼓吹曲辞五卷，横吹曲辞五卷，相和歌辞十八卷，清商曲辞八卷，舞曲歌辞五卷，琴曲歌辞四卷，杂曲歌辞十八卷，近代曲辞四卷，杂歌谣辞七卷，新乐府辞十一卷。将五代以前的乐府诗要而不烦、比较恰当地分为十二类加以著录，不仅收录了郊庙之类的贵族乐歌，而且大量收录民间歌辞，如南北朝的乐府民歌都是靠了《乐府诗集》而得以流传至今。虽然民间歌辞在《乐府诗集》中仅占全部歌辞的十分之一左右，但在诗歌史上毕竟是一份难得的珍贵遗产。
对各类歌辞、各种曲调的源流、内容，《乐府诗集》也都有详尽的考核。它在编排上很见特色，每一题下，都以古辞列在前面，而后依次附以历代模拟之作。这样，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同一曲调的不同形式的递变。同时，于每一曲调前，又都有必要的解题，以阐明该曲调的来龙去脉，“征引浩博，援据精审”（《四库总目提要》），后世考乐府者常据以为凭。郭茂倩的时代，不少佚书遗典犹存，得以借鉴，他对于乐府的体制又有深入的了解，因而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乐府诗集》确是研究乐府诗的渊薮。
山海经校注
作者:郭璞注，袁珂點校
《山海经》自古号称奇书，自战国至汉初成书至今，公认是一部奇书。书中所记神灵四百五十多个，个个奇形怪状，神通广大。记载了约四十多个方国，五百五十座山，三百条水道，一百多个历史人物，它是现存的保存古代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堪称中国上古神话的宝库。全书十八卷，分《山经》、《海经》两大类，约三万一千字。内容涉及很广的范围，包含了地理、历史、植物、动物、矿物、医药、鬼神、祭祀、氏族部落诸方面的内容。它的作者原题为夏禹、伯益，实际上并不是一人一时所作，而是多位无名氏的集体创作。成书年代约在四千年前，写定于距今两千至两千五百年间。
《山海经》文字简约，索解困难，内容散漫，不成系统，如碎金散玉一般，如果能加以破解，将会对中国上古历史研究有极大意义。
当代学者马昌仪先生为恢复《山海经》的真面目，给读者与研究者提供一部见之于古代珍本，有观赏、收藏和学术研究价值的真正的《山海经》图集，历数年苦功，搜集了10种明清古本《山海经》，找到了2000多幅图，又从中精选出1000幅，予以梳理、考辨、研究、解说，成就了这部《古本山海经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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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是早期的百科全书
《山海经》是一部内容丰富、风貌独特的古代著作，包含历史、地理、民族、神话、宗教、生物、水利、矿产、医学等诸方面。
《山海经》的性质，历代说法不尽相同。《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形法类，东汉班固则列入术数类，而刘秀歆则认为《山海经》是一部地理博物著作。西晋郭璞很推崇《山海经》，认为它是一部可信的地理文献。至明代，胡应麟认为《山海经》为“古今语怪之祖”，始将该书列入“语怪”之书。
清《四库全书》也把此书列入小说类。近代鲁迅也认为此书是巫觋、方士之书。然而大多数论者认为《山海经》是一部早期有价值的地理著作，其中尤以《五藏山经》地理价值最高。
历代对《山海经》的地学价值的认识经历着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东汉时，著名的治水专家王景，从治卞入手治河，临行，明帝赠送给他的参考书中就有《山海经》。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时，引用《山海经》达80余处。以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及王尧臣《崇文总目》皆将其列入史部地理类书。明清时代是《山海经》地学价值被贬时期，被说成“多杂以神怪”、“道里山川难考据”。至近代，顾颉刚作《五藏山经试探》，发表了许多极为精辟的见解，使人们重新认识《山海经》的科学价值。其后，谭其骧又作《“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利用《山海经》中丰富的河道资料，将《北山经》中注入河水下游的支流一条一条梳理，并加以排比，考证出一条最古的黄河故道。此文的发表，进一步确立了《山海经》尤其是《五藏山经》在地理学上的科学地位。
《山海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众说纷纭。东汉刘秀《上山海经表》中，主张该书出于唐虞之际，系禹、益所作。以后《尔雅》、《论衡》、《吴越春秋》皆从其说。此说比现最早，流传时间也长。然而，北魏郦道先作《水经注》时已发现：
《山海经》编书稀绝，书策落次，难以辑缀，后人又加以假合，与原意相差甚远。开始怀疑此书非出于一人一时之手。北齐《颜氏家训·书证篇》又据《山海经》文中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秦汉以后的地名，认为绝非是禹、益所作。《隋书·经籍志》亦云断不作于三代以上。此后随着考古学与弁伪学的发展，禹、益之说日趋被否定。
当代学者较一致认为《山海经》是由几个部分汇集而成，并非出于一人一时之手。但具体看法又不同，有学者认为《山海经》由三大部分组成，其中以《山经》成书年代最早，为战国时作；《海经》为西汉所作；《大荒经》及《大荒海内经》为东汉至魏晋所作。有的学者从《山海经》中《山经》与《禹贡》作比较研究，结论是《山经》所载出川于周秦河汉间最详最合，故作者当是这一地区的人。至于时代当在《禹贡》之后，战国后期。
《山海经》的今传本为18卷39篇，其中《山经》（又称《五藏山经》）5卷，包括《南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共21000字，占全书的2/3。《海内经》、《海外经》8卷，4200字。《大荒经》及《大荒海内经》5卷，5300字。 晋郭璞作注，其后考证注释者有清代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山海经笺疏》。
《山海经》中最具有地理价值的部分《五藏山经》，是全书中最为平实雅正，从形式至内容都以叙述各地山川物产为主，尽管也杂有神话，比例不大，无疑是一部早期地理书。
《山海经》记载的山川比早些时代《禹贡》丰富，其记载山岳共15000字，其篇幅之长，相当《禹贡》导山部分的14倍。《禹贡》所记山岳仅4列，而《山经》则发展成26列。
《山经》以山为纲，分中、南、西、北、东五个山系，分叙时把有关地理知识附雨上去。全文以方向与道里互为经纬，有条不紊。在叙述每列山岳时还记述山的位置、高度、走向、陡峭程度、形状、谷穴及其面积大小，并注意两山之间的相互关连，有的还涉及植被覆盖密度、雨雪情况等，显然已具备了山脉的初步概念，堪称我国最早的山岳地理书。在叙述河流时，必言其发源与流向，还注意到河流的支流或流进支流的水系，
包括某些水流的伏流和潜流的情况以及盐池、湖泊、井泉的记载。 《山海经》的地域范围：《南山经》东起浙江舟山群岛，西抵湖南西部，南抵广东南海，包括今浙、赣、闽、粤、湘5省。
《西山经》东起山、陕间黄河，南起陕、甘秦岭山脉，北抵宁夏盐池西北，西北达新疆阿尔金山，《北山经》西起今内蒙、宁夏腾格里沙漠贺兰山，东抵河北太行山东麓，北至内蒙阴山以北。《东山经》包括今山东及苏皖北境。《中山经》西达四川盆地西北边缘。
《山海经》记载众多的原始地理知识，有如南方岩溶洞穴，北方河水季节性变化，不同气候带的地理景观与动植物分布的特点。
《山海经》在物质资源分布的篇幅中，对于矿产的记载尤其详细，提及矿物产地300余处，有用矿物达七八十种，并把它们分成金、玉、石、土四类。希腊学者乔菲司蒂斯在公元前371—前286年所著《石头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质文献，但它记载的矿物仅16种，把这些矿物分成金、石、土三类。而与其同时代或稍晚的《山海经》所记的矿物种类是它的5倍，分类更细。《山海经》还注意到矿物的共生现象，并据其硬度、颜色、光泽、透明度、构造、敲击声、医药性等识别矿物的方法，及详细记述动植物形态、性能和医疗功效，因此《山海经》在矿物学分类上有突出贡献。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李约瑟说：“《山海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宝库，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古人是怎样认识矿物和药物之类物质的知识。”
《山海经》在地理学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作者以《中山经》所在地区为世界的中心，四周是《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构成大陆，大陆被海包围着，四海之外又有陆地和国家，再外还有荒远之地，这就是世界。《山海经》的结尾指出：“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
这在科学发展的今天来看似乎是天真可笑的，但在2000多年前《山海经》的作者已认为世界不是不可知的，而是可以认识的，世界是有极限的，是可以测量出的，这在研究地理学史上是极为珍贵的资料。
但《山海经》也有其局限性。《山经》记载447座山，据考证，其中见于汉晋以来记载并能实指方位者，约140余座，不及总数1/3。而这140余座山分布极不平衡，其中半数属《中山经》，另半分属南、西、东山经。就所记山的方向而言，整个经讲的大方向基本正确。在里距方面，除《中山经》所在的晋南、陕中、豫西、河、渭、伊、洛地区所载较为详细准确外，其他经中里距差别很大，可信度差。《海经》中记了60余个远方异国，但除了天毒、朝鲜等少数名称外，大都以当地人的形状命名，如结胸国、大人国等，显然不是真实国名。至于有关各国的形貌、起居与风俗，亦多传闻之词。《大荒经》中，诡谲荒诞成分更多，有地理价值的内容更少。
清忠谱
作者:李玉
李玉，字玄玉，号苏啸侣，一签庵主人，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李玉一生作品颇丰，仅有记录的就有32种，他的剧作深刻揭露社会现实，细腻刻画人物精神，广泛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和好评。其中被评论家点评的“一、人、永、占”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曲折复杂的情节变化，还有被评论家推崇的《清忠谱》《万氏安》等剧作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逼近现实的批判性。
《清忠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剧中塑造了周顺昌等正直廉洁的官吏，和以颜佩韦为代表的下层市民阶级反抗暴烈，不畏牺牲，急公好义的人物形象，鞭笞魏忠贤及其爪牙们结党营私，专权舞弊，残害百姓的卑劣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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