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部

国语

作者:左丘明

  《国语》是关于西周(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时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人物、事迹、言论的国别史杂记,也叫《春秋外传》。原来传说是春秋末期鲁人左丘明所作,与《左传》并列为解说《春秋》的著作。近代学者研究证实,春秋时有盲史官,专门记诵、讲述古今历史。左丘明就是稍早于孔子的著名盲史官,他讲的历史得到过孔子的赞赏。盲史官讲述的史事被后人集录成书,叫做《语》,再按照国别区分,就是《周语》、《鲁语》等,总称《国语》。  西晋时曾在魏襄王墓中发现了大量写在竹简上的古书,其中就有《国语》三篇,谈到了楚和晋的历史,这说明战国时此书就开始流传了。现在版本的《国语》大概是这些残存记录的总汇。因为是口耳相传的零星记录,内容主要是口语,国别和年代的区分、排列没有严格标准。

  全书二十一卷中,《晋语》九卷,《楚语》二卷,《齐语》只有一卷。《周语》从穆王开始,属于西周早期。《郑语》只记载了桓公商讨东迁的史实,也还在春秋以前。《晋语》记录到智伯灭亡,到了战国初期。所以《国语》的内容不限于《春秋》,但确实记载了很多西周、春秋的重要事件。从传授渊源来看,可以认为是左丘明所作。《国语》出自的记录,是一种价值极高的原始史料,因此司马迁著《史记》时就从中吸取了很多史料。

新唐书

作者:欧阳修、宋祁

  在卷帙浩繁的廿四史中,有两部官修的唐史,即五代时修的旧唐书和北宋时修的新唐书。新唐书的编撰,约开始于北宋庆曆四年(公元一○四四年),到嘉祐五年(公元一○六○年完成,前后历时约十七年,参加编撰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新唐书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共二百二十五卷。书成,由欧阳修、宋祁分别署名。
  宋祁(公元九九六年一○六一年),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並担任过杭州、成德州等地的地方官。新唐书开始编写后七年,当北宋王朝派人向宋祁催索文稿时,他说:「计今秋可了列传,若纪、志犹须来春乃成。」[一]其实,到了公元一○五八年,他才将一百五[一]景文集卷四九与观文右丞书十卷列传稿子交齐。至于纪、志、表三个部份,他根本无力完成。后来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但本纪无人撰写,全书更无人总其成,所以宋仁宗又命欧阳修主修新唐书。
  欧阳修(公元一○○七年一○七二年),号称宋代的韩愈,政治地位比宋祁高,社会影响也比宋祁大。公元一○四二年,在宋仁宗起用范仲淹推行「庆曆新政」时,欧阳修参加了「新政」活动,並调任为谏官,对北宋王朝面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关注。范仲淹罢相后,欧阳修也被贬,先后在滁州、扬州、颍州、应天府等地做了九年地方官。公元一○五四年被调回中央,任翰林学士。新唐书实际上是在欧阳修的主持下最后完成的。
  欧阳修自己说:他中途参加,「接续残零,刊撰纪、志六十卷[一]。从文字风格上看,本纪十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无疑出自欧阳修之手。特别是他所写的赞、序,集中反映了他的历史观,有些内容几乎是直接从他的政论文章那里照搬过来的。书成后,他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要职。
  与旧唐书比较,由于时代不同,新唐书在编撰体例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新唐书对志、表两部份十分重视,这是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欧阳文忠全集卷九一辞转礼部侍郎劄子阳修等在志、表方面特别用力,目的是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以供宋王朝「参用」。
  新唐书增加了以往史书所没有的备卫志、选举志、兵志。新唐书的选举志、兵志虽然叙述制度不够系统,资料也不够完备,但究竟为我们了解唐朝科举制和兵制演变提供了一定的方便。食货志增为五卷,不仅比旧唐书食货志份量多,而且也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状况,补正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的缺略。天文志和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三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七种曆法,特别可贵的是保存了在曆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大衍曆的曆议(即曆法理论)。艺文志与旧唐书经籍志相较,书目增加很多,特别是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新唐书所收录的就有一些是旧唐书中找不到的。新唐书还增加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虽有错漏,但也可以起备查作用。
  新唐书作者批评旧唐书「使明君贤臣、雋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一],所以在新唐书中秉孔子修春秋之意,进行所谓「忠奸顺逆」的褒贬,并在旧唐书的类传的基础上,增添了卓行、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又将原有次序作了重新排列,如在旧唐书中,忠义传排列第五,新唐书改为第一,以表示纠正旧唐书「纪次无法」。旧唐书的合传,大体上把同一时期地位接近或同一家族的人合在一起,新唐书作者认为「忠奸善恶」不分,也加以改动。
  新唐书还在列传中保存了一些旧唐书所未载的史料。自安史之乱以后,史料散失不少,穆宗以下又无官修实录,所以宋祁为唐后期人物立传,採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
  本次点校,以百衲本(影印北宋嘉祐十四行本,残缺部份,以北宋十六行本、南宋十行本补)为工作本,参校了北宋闽刻十六行本(影印膠卷残本)、南宋闽刻十行影印本(缺四十多卷)、汲古阁本、殿本和浙江书局本。

史记

作者:司马迁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开始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下限到汉武帝时期,前后跨越三千多年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他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可以说,《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也很高。  司马迁去世之后,《史记》并没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视。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经过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注释方面,南朝宋的裴著有《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旧注本,唐朝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有很多新见地,唐朝的张守节用毕生精力写成《史记正义》,成就较高。  该书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朝的《二十一史》本、清朝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参考价值都很高。清朝同治年间有金陵书局的刻本。1959年,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校勘本利于现今的读者学习参考。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作者:郭廷以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唐会要

作者:王溥

《唐会要》一百卷,宋王溥撰。《唐会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断代典制体史籍,它取材于唐代的实录文案,分门别类地具体记载了唐朝各种典及其沿革,保存了《 新唐书 》、《 旧唐书 》未载的史实,为研究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向来为唐代文学、历史的研究者所重视。
作者简介: 王溥,字齐物,并州祁县人(今山西省祁县)。一代后汉干佑年间举进士第一,历任后汉、后周,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右仆射。入宋后,进司空、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宋史卷二四九有传。王溥是五代、宋初时期的著名学者,除唐会要外,尚着有五代会要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今佚)。

越绝书

作者:袁康,吴平辑(东汉)

  越绝书是记载我国早期吴越历史的重要典籍。它所记载的内容,以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吴、越争霸的历史事实为主干,上溯夏禹,下迄两汉,旁及诸侯列国,对这一历史时期吴越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法、语言等多有所涉及。其中有些记述,不见于现存其他典籍文献,而为此书所独详;有些记述,则可与其他典籍文献互为发明,彼此印证,因而向为学者所重视。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曾有不少人,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利用越绝书,来考察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民族史、汉语语言学史、中国历史地理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这说明此书对于以上诸学科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出于种种原因,在越绝书的成书年代、作者、卷数。书名、篇名等问题上,至今仍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如关于成书年代,有春秋说、战国说、战国--西汉--东汉说、战国--东汉说、东汉初年说、东汉末年说、东汉初年--东汉末年说、西晋说;关于作者,有子贡撰说、子胥撰说、袁康撰说、袁康、吴平合撰说、袁康撰吴平修订说、袁康、吴平辑录说;关于卷数,有十五卷说、十六卷说;关于书名,有越绝书原称越绝说、越绝书原称越绝记说、越绝记非越绝书说;关于篇名,有吴太伯与兵法篇亡佚说、今本吴地传即古本吴太伯篇说、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即古本兵法篇说、今本陈成恒非古本陈恒篇说,等等。以上这些,一方面说明,关于越绝书的一些重要问题,意见尚未统一,疑点犹待探讨;另一方面也同时说明,正是由于越绝书的史料价值,在诸典籍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而使众多的研究者为之锲而不舍.

列女传

作者:刘向

《列女传》是汉著名学者刘向所撰,为中国最早专门阐述妇女生活准则的教科书,所载传记达100多篇。保存了西汉以前知名妇女的重要事迹,影响巨大,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因此西汉以来注释、校勘、整理者层出不穷。不仅出现了梁端《列女传校注》、王照园《列女传补注》、萧道管《列女传集注》三部著名的注作,还曾吸引了茅坤、段玉裁、王念孙、黄丕烈、顾广圻、孙诒让、王国维等著名学者的关注。受此影响,一大批同类型的作品相继出现,如明汪宪所辑《列女传》、明解縉等撰《古今列女传》、明董希周辑《新续列女传》、清汪宪撰《列女传》、清刘开辑《广列女传》,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甚至还将《列女传》演绎成通俗小说等。但迄今为止,除了上诉校勘、注释、整理、延续本和少数论文外,尚缺乏更深入、系统的研究,其所蕴含的学术、文化、传统价值还远远未被发掘出来。鉴于此,我们将23种相关原始文献汇编成书,共计十册,以期有裨于妇女史研究、版本研究和文化承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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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西汉刘向传。7篇7卷。分母仪、明贤、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劈孽等七门,共计105名妇女事迹。此书屡经传写,进本书如陈婴母等东汉以来凡16事均为后人所增。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作者:常璩撰(晋) 任乃强校注

  《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而又基本完整的一部地方志书,是由[东晋]著名史学家。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常璩编纂的。

  《华阳国志》成书于公元355年之前,记载了中国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之远古典籍、神话、传说、沿革、地理、风土及人物史事。其时间则从上古直到[东晋]初年,即所谓“肇自开辟,终乎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全书共十余万字,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等十二卷。第一至四卷以各区地理为主,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地理部份;五至九卷则按年代顺序叙述了西南地区的公孙述、刘焉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时期的历史,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本纪部份,但更详;十至十二卷则记载了历代的名人,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列传部份,但较略。常璩首创历史、地理、人物综合编定方志的体例,一扫方志“述而不作”、“史地人分家”等弊端,对以后历代地方志的编修,影响极为深远。  常璩本人生长在四川,为官在四川,见闻广博,资料熟悉,认真吸收了前人成果,所以他编的《华阳国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加之编纂得法,内容充实,议论诚笃,结构严谨,历来被人们所推崇。宋代吕大防谓“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清代廖寅则谓“后有修滇、蜀方志者,据以为典”。历代多数史学家都认定为地方史志之佳作。直到今天,《华阳国志》仍是我们了解中国西南地区古代历史的最重要的典籍。

清史稿

作者:赵尔巽、柯劭忞等

清史稿是民国初年设立的清史馆编写的记述清代历史的未定稿。它按照历代封建「正史」的体例,也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共五百三十六卷。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一九一四年工作开始,至一九二七年大致完稿,历时十四年。本书虽编成于辛亥革命以后,而编者却基本上还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写清史的。由于成于众手,彼此照应不够,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刊行时校对也不認真,是以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至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对于编纂上的这些问题,编者也是有所了解的,因此发刊缀言中指出,此书仅仅是作为史稿公之于世,「乃大輅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

侭管此书存在错误和缺点,它根据的大部分材料如清实录、清代的国史列传、清会典和一些档案等,今天也可以见到,但编者把大量的资料匯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这就使读者能够得到比校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史事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因此,这部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

此书的刊印,是由袁金鎧主持,金梁经办,于一九二八年出书,共印一千一百部。其中四百部由金梁运往东北发行,这批书我们称为「关外一次本」。后来清史馆的人发现金梁对原稿私自做了改动,他们不同意金梁的增删,于是把北京的存书又做了一些抽换,这批书通称「关内本」。以后东北又印过一次,内容也有所改动,我们称为「关外二次本」。这三种版本的異同,主要表现在:一、全篇的增删。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以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中的八缐对数表,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

二、同一篇中内容改动。关内本抽换了关外一次本的艺文志序,删去志中易类书目六十四种,修改了劳乃宣、沈曾植的传论,改订了清史馆职名。关外二次本壓缩了赵尔丰传。

我们所做的工作,以标点、分段为重点。所用的工作本是关外二次本,凡三本篇目、内容不同的地方,都有附注,录出異文,以资参考。由于八缐对数表只是普通数学工具书,所以不再附录。关于史实错误及同音異译的人名、地名、官名、部落名称等,一般不改动,只在本篇内略作统一。清朝避讳字,尽量改回。对少数民族名称,凡带有侮辱性的字样,除旧史中习见的泛称以外,均已加以改正。史文的脱、误、衍、倒和異体、古体字等,也作了校改。还有由于行、段的错排,以致事理不合处,已发现的也经过查对校正。但原文文理不通,或人名、地名等脱误查不到出处的地方,都维持原状。总目原分五卷,现予合併,不再分卷,并在原来基礎上略作增补,以便检阅。

辽史

作者:脱脱等

  辽史一百十六卷,元脱脱等修,记载辽政权二百多年(公元九○七--一二五年)的历史。其中也兼敍了辽以前契丹族和辽末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的历史。
  契丹是我国历史上的古老各族之一,魏书、隋书等史都有传。唐末,封建军阀篡夺和瓜分农民起义的果实,在中原和南方各地分别建立自己的统治,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辽太祖)则在祖国的北方疆土上建立了辽朝。它是一个以契丹贵族为主,联合一部分汉族地主和其他各族上层分子组成的政权。
  辽朝和历代封建政权一样,设立史官。撰写起居注、日历,纂修实录。历次所修的实录,最后由耶律俨综合编订成书,后人称之为耶律俨实录。耶律俨,析津(今北京)人,本书有传。他的父亲耶律仲禧是在辽朝做官的汉人,本姓李,赐姓耶律。耶律俨本人官至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监修国史。
  从今本辽史可以考见,耶律俨实录包括纪、志、传等部分,为后来编写纪传体辽史打下了基础。金朝两次纂修辽史,都以这部书为基本依据。第一次纂修在完颜亶(熙宗)时代,由耶律固、萧永祺先后执笔,皇统八年(公元一一四八年)宗成,未曾刊行,到元修辽史时稿本已散佚无存。第二次在完颜璟(章宗)时代,由移剌履、党怀英等十三人纂修,泰和七年(公元一二○七年)由陈大任最后完成,后人称之为陈大任辽史。当时由於修史的所谓「义例」未定,主要是金朝继承哪一朝的「帝统」问题还未解決。所以陈大任辽史也没有经金朝批准刊行。
  元代中统二年(公元一二六一年)和至元元年(公元一二六四年),都曾议修辽、金二史。南宋亡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也由於「义例」未定,以至「六十馀年,岁月因循」。关於「义例」的争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仿晋书例,以辽、金作为「载记」,附於宋史;另一种主张仿南、北史例,以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史」,辽、金为「北史」。这个问题长期争议不決。直到元末至正三年(公元一二四三年),脱脱任纂修三史的都总裁,才決定辽、金、宋「各与正统,各击其年号」,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四人分撰辽史。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各地人民相继起义,元政权处於风雨飘摇之中,财政又极困难,故三史都是仓促修成。其中辽史时间最短,只用了十一个月(至正三年四月到四年三月)。这次纂修即以耶律俨实录、陈大任辽史为基础,参考资治通鑑、契丹国志及各史契丹传等,稍加修订编排。撰成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共一百十六卷,就是现在这部辽史。
  元修辽史时,既没有認真搜集和考订史料,再加上纪、志、表、传之间相互检对也很不够,因此前后重複,史实错误、缺漏和自相矛盾之处很多。甚至把一件事当成两件事,一个人当成两个人或三个人。这种混乱现象在二十四史中是很突出的。但由於耶律俨实録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它提供了一些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材料。
  例如,天祚纪反映出,当辽朝对女真的战争节节失败的时候,汉族农民和各族人民纷纷起义,其中由安生儿、张高儿领导的起义军多达二十万人。又如营卫志、礼志提供了契丹部落的建置、分佈,以及遊牧民族风俗习惯的材料。地理志和百官志记録了当时的地理建置和农牧区统治机构的概况。本纪、部族表、属国表、二国外纪等部分还保存了一些研究契丹以外各族历史以及中外关系史的参考资料。从辽史里还可以看到,当时草原上由於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人口的增加,逐步出现了一些农业聚落和城市。特别是先后建立的上京和中京,与南京(今北京)有着密切的联击,从而沟通了这一广阔地区的经济和文化。
  辽史於元顺帝至正五年(公元一三四五年)与金史同时刊刻,只印了一百部,这次的印本已经失传。明初修永乐大典引用的很可能就是这个初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系用几种元末或明初翻刻本残本拼凑而成,虽有不少脱误,但也有许多勝於后出诸本的地方。明南监本源於百衲本所据的元本。北监本脱误与南监本同,且偶有误改。清乾隆殿本系据北监本校刻。道光殿本据四库本改译人名、官名等,有失原书面目。这次点校,以百衲本为工作本,用乾隆殿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道光殿本进行参校。又用永乐大典所引辽史全部校对一过。另外,还用纪、志、表、传互校,并参考册府元龟、资治通鑑、续资治通鑑长编、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金史、契丹国志、辽文汇等书校订了史文的脱误。对於前人校勘成果,主要参考了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厉鹗辽史拾遗、陈汉章辽史索隐、张元济辽史校勘记(稿本)、冯家昇辽史初校、罗继祖辽史校勘记。原书卷首有关修史的材料移作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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