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部

唐会要

作者:王溥

《唐会要》一百卷,宋王溥撰。《唐会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断代典制体史籍,它取材于唐代的实录文案,分门别类地具体记载了唐朝各种典及其沿革,保存了《 新唐书 》、《 旧唐书 》未载的史实,为研究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向来为唐代文学、历史的研究者所重视。
作者简介: 王溥,字齐物,并州祁县人(今山西省祁县)。一代后汉干佑年间举进士第一,历任后汉、后周,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右仆射。入宋后,进司空、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宋史卷二四九有传。王溥是五代、宋初时期的著名学者,除唐会要外,尚着有五代会要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今佚)。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作者:郭廷以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史通

作者:刘知几

  一、本书的《史通》以清代浦起尤的《史通通释》为底本,《文史通义》以民国时期叶玻先生的《文史通义校注》为底本。

  二、底本之外,分别又据《史通通释》(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本)、《史通笺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等与《文史通义》(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版)以及学术界的有关成果,作为校点参考。

  三、凡底本中的明显错简之处或错讹文字,皆据他本或内校径直改正。

  四、为了严格体例,《史通》底本中的“释”与“按”皆予删减;同时,《史通》底本“附录”中的《新唐书。刘知几传》及《文史通义》底本中所附的《校雠通义》,皆予抽出。

  本书承蒙著名学者冯天瑜先生惠赐“前言”,谨此谢忱。

  校点者1992年12月

三朝北盟会编

作者:徐梦莘

作者:(宋)徐梦莘 著

宋代史学名著。二百五十卷。作者徐梦莘(1126~1207)﹐江西清江人。二十九岁举进士﹐一生大部分时间居家著述﹐至绍熙五年(1194)六十九岁时才撰成《三朝北盟会编》一书。“三朝”﹐指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三朝。该书会集了三朝有关宋金和战的多方面史料﹐按年月日标出事目﹐加以编排﹐故称为“北盟会编”。宋金和战是北宋末南宋年间头等大事﹐宋人据亲身经历或所闻所见记录成书者﹐不下数百家。但“各说异同﹐事有疑信”。因此﹐徐梦莘将各家所记﹐以及这一时期的诏敕﹑制诰﹑书疏﹑奏议﹑传记﹑行实﹑碑志﹑文集﹑杂著等﹐凡是“事涉北盟者”﹐兼收并蓄﹐对记述的异同和疑信﹐也不加考辨。书成之後﹐庆元二年(1196)实录院取进﹐作为编修《高宗实录》的参考。其所引用的资料也因史馆缺少﹐录进了一百多种。为此﹐宋廷特除徐梦莘为直秘阁。此後﹐徐梦莘又继续编纂了《北盟集补》五十卷﹐但早已失传。由於徐梦莘痛感“靖康之祸”﹐靖康史事也就成为该书的一个重点。该书自政和七年(1117)宋遣使与金订“海上之盟”开始﹐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海陵王完颜亮被杀﹐次年宋金恢复和议止﹐共书四十五年事。靖康为时不过一年半﹐却占了七十五卷﹐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而且叙事亦极细致。作者通过大量事实和细致的叙述﹐以揭示自“海上之盟”到“靖康之祸”的原委终始。《三朝北盟会编》徵引的文献材料达二百多种﹐而且所引用的全录原文﹐因此保存了文献材料的原貌。这种引用方法﹐在过去编年史著作中是不多见的。该书徵引的史料﹐有许多後来散失﹐赖该书得以保存﹐为後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此外﹐有些史册﹐诸如《建炎通问录》﹑《顺昌破贼录》﹑《靖康小雅》﹑《伪齐录》等﹐多与《会编》所载文字相同﹐当系从该书辑录出来的。《三朝北盟会编》史料丰富﹐记述详赡﹐为研究辽﹑宋﹑金史的基本史籍之一。 该书长期仅有抄本流传﹐窜改甚多。现存通行本﹐有光绪四年(1878)袁祖安的活字排印本﹐光绪三十四年许涵度的校刊本。许本较胜於袁本﹐但错误仍不少。

史记

作者:司马迁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开始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下限到汉武帝时期,前后跨越三千多年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他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可以说,《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也很高。  司马迁去世之后,《史记》并没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视。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经过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注释方面,南朝宋的裴著有《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旧注本,唐朝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有很多新见地,唐朝的张守节用毕生精力写成《史记正义》,成就较高。  该书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朝的《二十一史》本、清朝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参考价值都很高。清朝同治年间有金陵书局的刻本。1959年,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校勘本利于现今的读者学习参考。

新唐书

作者:欧阳修、宋祁

  在卷帙浩繁的廿四史中,有两部官修的唐史,即五代时修的旧唐书和北宋时修的新唐书。新唐书的编撰,约开始于北宋庆曆四年(公元一○四四年),到嘉祐五年(公元一○六○年完成,前后历时约十七年,参加编撰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新唐书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共二百二十五卷。书成,由欧阳修、宋祁分别署名。
  宋祁(公元九九六年一○六一年),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並担任过杭州、成德州等地的地方官。新唐书开始编写后七年,当北宋王朝派人向宋祁催索文稿时,他说:「计今秋可了列传,若纪、志犹须来春乃成。」[一]其实,到了公元一○五八年,他才将一百五[一]景文集卷四九与观文右丞书十卷列传稿子交齐。至于纪、志、表三个部份,他根本无力完成。后来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但本纪无人撰写,全书更无人总其成,所以宋仁宗又命欧阳修主修新唐书。
  欧阳修(公元一○○七年一○七二年),号称宋代的韩愈,政治地位比宋祁高,社会影响也比宋祁大。公元一○四二年,在宋仁宗起用范仲淹推行「庆曆新政」时,欧阳修参加了「新政」活动,並调任为谏官,对北宋王朝面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关注。范仲淹罢相后,欧阳修也被贬,先后在滁州、扬州、颍州、应天府等地做了九年地方官。公元一○五四年被调回中央,任翰林学士。新唐书实际上是在欧阳修的主持下最后完成的。
  欧阳修自己说:他中途参加,「接续残零,刊撰纪、志六十卷[一]。从文字风格上看,本纪十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无疑出自欧阳修之手。特别是他所写的赞、序,集中反映了他的历史观,有些内容几乎是直接从他的政论文章那里照搬过来的。书成后,他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要职。
  与旧唐书比较,由于时代不同,新唐书在编撰体例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新唐书对志、表两部份十分重视,这是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欧阳文忠全集卷九一辞转礼部侍郎劄子阳修等在志、表方面特别用力,目的是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以供宋王朝「参用」。
  新唐书增加了以往史书所没有的备卫志、选举志、兵志。新唐书的选举志、兵志虽然叙述制度不够系统,资料也不够完备,但究竟为我们了解唐朝科举制和兵制演变提供了一定的方便。食货志增为五卷,不仅比旧唐书食货志份量多,而且也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状况,补正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的缺略。天文志和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三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七种曆法,特别可贵的是保存了在曆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大衍曆的曆议(即曆法理论)。艺文志与旧唐书经籍志相较,书目增加很多,特别是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新唐书所收录的就有一些是旧唐书中找不到的。新唐书还增加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虽有错漏,但也可以起备查作用。
  新唐书作者批评旧唐书「使明君贤臣、雋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一],所以在新唐书中秉孔子修春秋之意,进行所谓「忠奸顺逆」的褒贬,并在旧唐书的类传的基础上,增添了卓行、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又将原有次序作了重新排列,如在旧唐书中,忠义传排列第五,新唐书改为第一,以表示纠正旧唐书「纪次无法」。旧唐书的合传,大体上把同一时期地位接近或同一家族的人合在一起,新唐书作者认为「忠奸善恶」不分,也加以改动。
  新唐书还在列传中保存了一些旧唐书所未载的史料。自安史之乱以后,史料散失不少,穆宗以下又无官修实录,所以宋祁为唐后期人物立传,採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
  本次点校,以百衲本(影印北宋嘉祐十四行本,残缺部份,以北宋十六行本、南宋十行本补)为工作本,参校了北宋闽刻十六行本(影印膠卷残本)、南宋闽刻十行影印本(缺四十多卷)、汲古阁本、殿本和浙江书局本。

列女传

作者:刘向

《列女传》是汉著名学者刘向所撰,为中国最早专门阐述妇女生活准则的教科书,所载传记达100多篇。保存了西汉以前知名妇女的重要事迹,影响巨大,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因此西汉以来注释、校勘、整理者层出不穷。不仅出现了梁端《列女传校注》、王照园《列女传补注》、萧道管《列女传集注》三部著名的注作,还曾吸引了茅坤、段玉裁、王念孙、黄丕烈、顾广圻、孙诒让、王国维等著名学者的关注。受此影响,一大批同类型的作品相继出现,如明汪宪所辑《列女传》、明解縉等撰《古今列女传》、明董希周辑《新续列女传》、清汪宪撰《列女传》、清刘开辑《广列女传》,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甚至还将《列女传》演绎成通俗小说等。但迄今为止,除了上诉校勘、注释、整理、延续本和少数论文外,尚缺乏更深入、系统的研究,其所蕴含的学术、文化、传统价值还远远未被发掘出来。鉴于此,我们将23种相关原始文献汇编成书,共计十册,以期有裨于妇女史研究、版本研究和文化承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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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西汉刘向传。7篇7卷。分母仪、明贤、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劈孽等七门,共计105名妇女事迹。此书屡经传写,进本书如陈婴母等东汉以来凡16事均为后人所增。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作者:常璩撰(晋) 任乃强校注

  《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而又基本完整的一部地方志书,是由[东晋]著名史学家。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常璩编纂的。

  《华阳国志》成书于公元355年之前,记载了中国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之远古典籍、神话、传说、沿革、地理、风土及人物史事。其时间则从上古直到[东晋]初年,即所谓“肇自开辟,终乎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全书共十余万字,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等十二卷。第一至四卷以各区地理为主,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地理部份;五至九卷则按年代顺序叙述了西南地区的公孙述、刘焉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时期的历史,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本纪部份,但更详;十至十二卷则记载了历代的名人,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列传部份,但较略。常璩首创历史、地理、人物综合编定方志的体例,一扫方志“述而不作”、“史地人分家”等弊端,对以后历代地方志的编修,影响极为深远。  常璩本人生长在四川,为官在四川,见闻广博,资料熟悉,认真吸收了前人成果,所以他编的《华阳国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加之编纂得法,内容充实,议论诚笃,结构严谨,历来被人们所推崇。宋代吕大防谓“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清代廖寅则谓“后有修滇、蜀方志者,据以为典”。历代多数史学家都认定为地方史志之佳作。直到今天,《华阳国志》仍是我们了解中国西南地区古代历史的最重要的典籍。

辽史

作者:脱脱等

  辽史一百十六卷,元脱脱等修,记载辽政权二百多年(公元九○七--一二五年)的历史。其中也兼敍了辽以前契丹族和辽末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的历史。
  契丹是我国历史上的古老各族之一,魏书、隋书等史都有传。唐末,封建军阀篡夺和瓜分农民起义的果实,在中原和南方各地分别建立自己的统治,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辽太祖)则在祖国的北方疆土上建立了辽朝。它是一个以契丹贵族为主,联合一部分汉族地主和其他各族上层分子组成的政权。
  辽朝和历代封建政权一样,设立史官。撰写起居注、日历,纂修实录。历次所修的实录,最后由耶律俨综合编订成书,后人称之为耶律俨实录。耶律俨,析津(今北京)人,本书有传。他的父亲耶律仲禧是在辽朝做官的汉人,本姓李,赐姓耶律。耶律俨本人官至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监修国史。
  从今本辽史可以考见,耶律俨实录包括纪、志、传等部分,为后来编写纪传体辽史打下了基础。金朝两次纂修辽史,都以这部书为基本依据。第一次纂修在完颜亶(熙宗)时代,由耶律固、萧永祺先后执笔,皇统八年(公元一一四八年)宗成,未曾刊行,到元修辽史时稿本已散佚无存。第二次在完颜璟(章宗)时代,由移剌履、党怀英等十三人纂修,泰和七年(公元一二○七年)由陈大任最后完成,后人称之为陈大任辽史。当时由於修史的所谓「义例」未定,主要是金朝继承哪一朝的「帝统」问题还未解決。所以陈大任辽史也没有经金朝批准刊行。
  元代中统二年(公元一二六一年)和至元元年(公元一二六四年),都曾议修辽、金二史。南宋亡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也由於「义例」未定,以至「六十馀年,岁月因循」。关於「义例」的争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仿晋书例,以辽、金作为「载记」,附於宋史;另一种主张仿南、北史例,以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史」,辽、金为「北史」。这个问题长期争议不決。直到元末至正三年(公元一二四三年),脱脱任纂修三史的都总裁,才決定辽、金、宋「各与正统,各击其年号」,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四人分撰辽史。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各地人民相继起义,元政权处於风雨飘摇之中,财政又极困难,故三史都是仓促修成。其中辽史时间最短,只用了十一个月(至正三年四月到四年三月)。这次纂修即以耶律俨实录、陈大任辽史为基础,参考资治通鑑、契丹国志及各史契丹传等,稍加修订编排。撰成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共一百十六卷,就是现在这部辽史。
  元修辽史时,既没有認真搜集和考订史料,再加上纪、志、表、传之间相互检对也很不够,因此前后重複,史实错误、缺漏和自相矛盾之处很多。甚至把一件事当成两件事,一个人当成两个人或三个人。这种混乱现象在二十四史中是很突出的。但由於耶律俨实録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它提供了一些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材料。
  例如,天祚纪反映出,当辽朝对女真的战争节节失败的时候,汉族农民和各族人民纷纷起义,其中由安生儿、张高儿领导的起义军多达二十万人。又如营卫志、礼志提供了契丹部落的建置、分佈,以及遊牧民族风俗习惯的材料。地理志和百官志记録了当时的地理建置和农牧区统治机构的概况。本纪、部族表、属国表、二国外纪等部分还保存了一些研究契丹以外各族历史以及中外关系史的参考资料。从辽史里还可以看到,当时草原上由於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人口的增加,逐步出现了一些农业聚落和城市。特别是先后建立的上京和中京,与南京(今北京)有着密切的联击,从而沟通了这一广阔地区的经济和文化。
  辽史於元顺帝至正五年(公元一三四五年)与金史同时刊刻,只印了一百部,这次的印本已经失传。明初修永乐大典引用的很可能就是这个初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系用几种元末或明初翻刻本残本拼凑而成,虽有不少脱误,但也有许多勝於后出诸本的地方。明南监本源於百衲本所据的元本。北监本脱误与南监本同,且偶有误改。清乾隆殿本系据北监本校刻。道光殿本据四库本改译人名、官名等,有失原书面目。这次点校,以百衲本为工作本,用乾隆殿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道光殿本进行参校。又用永乐大典所引辽史全部校对一过。另外,还用纪、志、表、传互校,并参考册府元龟、资治通鑑、续资治通鑑长编、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金史、契丹国志、辽文汇等书校订了史文的脱误。对於前人校勘成果,主要参考了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厉鹗辽史拾遗、陈汉章辽史索隐、张元济辽史校勘记(稿本)、冯家昇辽史初校、罗继祖辽史校勘记。原书卷首有关修史的材料移作附录。

东观汉记校注

作者:刘珍等撰(东汉) 吴树平校注

  今人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版本最佳,其中许多资料为《后汉书》所不备,深为学林所珍重。故有人称辑佚是一项嘉惠后人,有益学林的工作。此辑佚之意义二也。

  《东观汉记》是记载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光武帝到灵帝时期的一部史书,采用纪传体,名字得自官府的修史馆所在地东观。该书并非一次修成,而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合成的。汉明帝刘庄命班固、陈宗等人一同写成了《世祖本纪》。班固等又写了功臣、平林等,并作列传、载记共二十八篇。这时期是此书的奠基期。到安帝时,刘珍、李尤等接着写了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等传,从光武帝建武年间到安帝永初年间,这时才有了《汉记》的名称。以后,伏无忌、黄景等又撰写了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和南单于、西羌传和地理志。桓帝在位时也让崔、朱穆等编撰孝穆、孝崇二皇传和顺烈皇后传。崔又和延笃合作写成了百官表和顺帝功臣孙程、郭镇及郑众、蔡伦等传。到这时候,前后共有一百一十四篇。灵帝时,蔡邕、杨彪等补写了纪、志、传几十篇,时限顺延到了灵帝。

  范晔所著的《后汉书》写成之前,《东观汉记》还有些地位和影响,并和《史记》、《汉书》共称“三史”,是当时人学习的主要书籍。等到范晔的《后汉书》一出现,《东观汉记》的地位逐渐下降。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全书一百四十三卷,到《旧唐书。经籍志》则是一百二十七卷,官方收藏本减少了十六卷,《宋史。艺文志》只记载了八卷,说明绝大部分已经散失。

  清朝人姚之集录了佚文八卷,但依据也只是《续汉书》十志刘昭注、《后汉书》李贤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五书,成就不高,遗漏较多。乾隆时期修撰《四库全书》时,大臣便以姚氏本为蓝本,再对照《永乐大典》记载的内容,加上其他书的佐证,查漏补缺,增订成二十四卷,包括帝纪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传十七卷、载记一卷、佚文一卷,最后刊入《武英殿聚珍丛书》,这个辑本比姚氏的完备一些,但还是有些缺陷,其中《稽瑞》、《开元占经》、《事类赋》、《记纂渊海》等书引的一些条目没有收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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