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文化
中说
作者:王通
王通，字仲淹，生干隋文帝开皇四年（ 584年），卒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 617年）。隋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省万荣县通化乡）人。是隋代山西的一位私人教育家，死后，门弟子私谥为“文中子”。
王通好自求名，模仿孔子作《续六经》，在河汾讲学时，便以“王孔子”自诩。这样一个华而不实的人，他的《续六经》自然不会有什么学术价值，所以在唐代就大多散失无存了。今存《元经》一书，题王通撰，薛收传，阮逸注，实出于伪造，前入辨之已明。
今天研究王通的思想，主要依靠《中说》一书。《中说》一书，有人疑其为伪作，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此书虽非王通所作，但其原本是王通门弟子姚义、薛收汇编而成的，大体上是弟子们对其师言行的回忆和追录。不过，此书到了王通之子王福寺手里后，福寺对其重新分类编排，在这个过程中，加进了许多吹嘘王通的不实之词，以至后人疑其为伪作。其实，《中说》还是有一定价值的，朱熹就讲过：“《中说》一书如子弟记他言行，也煞有好处。虽云其中是后人假托，不会假得许多，须具有个人坯模，如此方装点得成。”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中说》所反映的王通思想，还是有许多可贵之处的。王通在政治上，以恢复王道政治为目标，倡导实行“仁政”，主张“三教合一”，基本上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有进步性；在哲学上，王通致力于探究“天人之事”，围绕“天人”关系这个核心，阐述了他关于自然观、发展现、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和主变思想，在文学上，王通论文主理，论诗主政教之用，论文辞主约、达、典、则，主张改革文风。这些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医学源流论
作者:徐大椿
徐大椿（1693－1771年），又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清代江苏吴江县松陵镇人。祖父徐釚，为翰林院检讨，曾纂修《明史》。父徐养浩，精水利之学，曾聘修《吴中水利志》。徐大椿自幼习儒，旁及诸子百家，凡星经、地志、九宫、音律、技击无不探究，尤嗜《易经》与黄老之学。年弱冠，补邑诸生。旋改习武，精通技击及枪棍之法，可举三百斤巨石。年近三十，因家人多病而致力医学，攻读《本草》、《内经》、《难经》、《伤寒》、《千金》、《外台》及历代名医之书，久之妙悟医理，遂悬壶于世。其临证洞晓病源，用药精审，虽至重至危之疾，每能手到病除，为时医所叹服。乾隆二十五年（1686年），文华殿大学士蒋溥患疾，皇帝诏访海内名医，大司寇秦公首荐徐大椿。帝召之入都，徐氏诊毕奏曰：“疾不可治。”帝嘉其诚，欲留京师效力，乞归田里。后二十年，帝以中贵人有疾，再召入都。时大椿已七十九岁，自知体衰，未必生还，乃率子徐爔而行，果至都三日而卒。帝惋惜之，赐以帑金，命爔扶榇以归。徐大椿平富于著述，今存《难经经释》二卷、《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一卷、《医贯砭》二卷、《医学源流论》二卷、《伤寒类方》一卷、《兰台轨范》八卷、《慎疾刍言》一卷。医书之外，尚有《道德经注释》、《阴符经注释》、《乐府传声》等。
《医学源流论》二卷，徐大椿撰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此书堪称为“徐大椿医学论文集”，共收其评论文章九十九篇。上卷为经络脏腑、脉、病、方药，下卷则治法、书论(并各科)、古今。纵横捭阖，触及之处，每有新见，发前人之未发，言常人所不敢言，尤针砭时弊甚多，论述道理深湛，中医史上正缺如此大手笔之评论家也，大椿实古今第一人。
此书颇多先进之论，例如作“治人必考其验否论”，指斥“今之医者，事事反此，惟记方数首，择时尚之药数种，不论何病何症，总以此塞责，他认为，“若医者能以此法(效验)自考，必成良医；病家以此法考医者，必不为庸医之所误。”是颇具‘实践检验”为标准之义。种人痘法本非传统，当时推行尚多阻力，徐氏却具真知灼见，指出有“九善”(九大好处)，作不遗余力之提倡。
编辑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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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源流论》二卷，国朝徐大椿撰。其大纲凡七，曰经络脏腑，曰脉，曰病，曰药，曰治法，曰书论，曰古今。分子目九十有三。持论多精凿有据。如谓病之名有万，而脉之象不过数十种，是必以望、闻、问三者参之。又如病同人异之辨，兼证兼病之别，亡阴亡阳之分，病有不愈不死，有虽愈必死，又有药误不即死，药性有今古变迁，《内经》司天运气之说不可泥，针灸之法失传。其说皆可取。而人参论一篇，涉猎医书论一篇，尤深切着明。至于有欲救俗医之弊而矫枉过直者，有求胜古人之心而大言失实者，故其论病则自岐黄以外，秦越人亦不免诋排。其论方则自张机《金匮要略》、《伤寒论》之外，孙思邈、刘守真、李杲、朱震亨皆遭驳诘。于医学中殆同毛奇龄之《说经》。然其切中庸医之弊者，不可废也。
罂粟花
作者:元和观我斋主人
罂粟花（又名《鹦粟花》、《通商原委演义》）
版本：光绪三十三（１９０７）年自印本。二十五回 。
作者：题“元和观我斋主人著”。
内容：叙述林则徐禁烟、英国发动侵略战争、中国失败签下南京条约的始末。本书二集未见。
词论
作者:李清照
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糜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息。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甚奇，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有押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重典。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矣。
周济，字保绪，一字介存，号未斋，晚号止庵，生于公元一七八一年，卒于公元一八三九年，荆溪（今江苏宜兴）人。公元一八〇五年（清嘉庆十年）进士，官淮安府学教授。为学重经世济用，好读史及兵书将略，著有《晋略》八十卷，自负有济世伟略而不能用。更寄情于艺事，推衍张惠言词学，谭精研思，持论精审，为常州派（清代词学有浙派和常州派之分：秀水〔浙江嘉兴〕朱彝尊选辑《词综》，论词以"清空"为宗，一时作家，相习成风，是为浙派。常州张惠言兄弟选辑《词选》，以"意内言外"为主，又开常州一派）重要的词论家。著有《未隽斋词》和《止庵词》各一卷，《词辨》十卷，《介存斋论词杂著》一卷，辑有《宋四家词选》。另有论词调之作，以婉、涩、高、平四品分目，已散佚。《清史稿》卷四六八有传。
《介存斋论词杂著》原载于《词辨》前。《词辨》为周济于一八一二年客授吴淞时自编的一部词学教材，以选词为主，兼有评论。一九三五年，唐圭璋将《杂著》从《词辨》中析出，收入《词话从编》。《介存斋论词杂著》共三十一条，发挥"意内言外"的说法，明确提出填词要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并提出了"词史"之说，即能从词中见史，"感慨所寄，不过盛衰"，"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周济把上述理论原则运用到唐宋名家词数十家的品评上，作出了具体而微的辨析。从总体上，周济五代、北宋的尊奉温庭筠、韦庄、周邦彦等而贬抑南宋姜夔、张炎等，此与浙派对立。
《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载于《宋四家词选》前，是对《介存斋论词杂著》的承继和深化，但也有些不同之处。 一两宋词各有盛衰：北宋盛于文土而衰于乐工；南宋盛于乐工而衰于文土。
二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然美成《兰陵王》、东坡《贺新郎》当筵命笔，冠绝一时。碧山《齐天乐》之咏蝉，玉潜《水龙吟》之咏白莲，又岂非社中作乎？故知雷雨郁蒸，是生芝菌；荆榛蔽芾，亦产蕙兰。
三词有高下之别，有轻重之别。飞卿下语镇纸，端己揭响入云，可谓极两者之能事。
四近人颇知北宋之妙，然不免有姜、张二字，横亘胸中。岂知姜、张在南宋，亦非巨擘乎？论词之人，叔夏晚出，既与碧山同时，又与梦窗别派，是以过尊白石，但主"清空"。后人不能细研词中曲折深浅之故，群聚而和之，并为一谈，亦固其所也。 五学词先以用心为主，遇一事、见一物，即能沈思独往，冥然终日，出手自然不平。次则讲片段，次则讲离合；成片段而无离合，一览索然矣。次则讲色泽、音节。
六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若乃离别怀思，感士不遇，陈陈相因，唾瀋互拾，便思高揖温、韦，不亦耻乎？
七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既成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满。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宜，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由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
八皋文曰："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信然。€飞卿酝酿最深，故其言不怒不慑，备刚柔之气。€针缕之密，南宋人始露痕迹，《花间》极有浑厚气象。如飞卿则神理超越，不复可以迹象求矣；然细绎之，正字字有脉络。
九端己词，清艳绝伦，初日芙蓉春月柳，使人想见风度。
一〇皋文曰："延巳为人，专蔽固嫉，而其言忠爱缠绵，此其君所以深信而不疑也。"一一永叔词，只如无意，而沈著在和平中见。
一二耆卿为世訾謷久矣，然其铺叙委婉，言近意远，森秀幽淡之趣在骨。耆卿乐府多，故恶滥可笑者多，使能珍重下笔，则北宋高手也。
一三晋卿曰："少游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终不能到。"一四良卿曰："少游词，如花含苞，故不甚见其力量。其实后来作手，无不胚胎于此。"一五美成思力独绝千古，如颜平原书，虽未臻两晋，而唐初之法，至此大备，后有作者，莫能出其范围矣。读得清真词多，觉他人所作，都不十分经意。€钩勒之妙，无如清真；他人一钩勒便薄，清真愈钩勒，愈浑厚。
一六子高不甚有重名，然格韵绝高，昔人谓晏、周之流亚。晏氏父子，俱非其敌；以方美成，则又拟不于伦；其温、韦高弟乎？比温则薄，比韦则悍，故当出入二氏之门。
一七梅溪甚有心思，而用笔多涉尖巧，非大方家数，所谓一钩勒即薄者。€《梅溪词》中，喜用偷字，中以定其品格矣。
一八良卿曰："尹惟晓’前有清真，后有梦窗’之说，可谓知言，梦窗每于空际转身，非具大神力不能。"梦窗非无生涩处，总胜空滑。况其佳者，天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斁，追寻已远。€尹特意思甚感慨，而寄情闲散。使人不易测其中之所有。
一九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
二〇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 二一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
二二稼轩不平之鸣，随处辄发，有英雄语，无学问语，故往往锋颖太露；然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无怪流传之广且欠也。€世以苏辛并称，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二公之词，不可同日语也。后人以粗豪学稼轩，非徒无其才，并无其情。稼轩固是才大，然情至处，后人万不能及。
二三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吾十年来服膺白石，而以稼轩为外道，由今思之，可谓瞽人扪籥也。稼轩郁勃，故情深；白石放旷，故情浅；稼轩纵横，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惟《暗香》、《疏影》二词，寄意题外，包蕴无穷，可与稼轩伯仲；余俱据事直书，不过手意近辣耳。€白石词，如明七子诗，看是高格响调，不耐人细看。€白石以诗法入词，门径浅狭，如孙过庭书，但便后人模仿。€白石好为小序，序即是词，词仍是序，反复再观，如同嚼蜡矣。词序、序作词缘起，以此意词中未备也。今人论院本，尚知曲白相生，不许复沓，而独津津于白石序，一何可笑！
二四竹山薄有才情，未窥雅操。 二五公谨敲金戛玉，嚼雪盥花，新妙无与为匹。€公谨只是词人，颇有名心，未能自克；故虽才情诣力，色色绝人，终不能超然遐举。
二六中仙最多故国之感，故着力不多，天分高绝，所谓意能尊体也。€中仙最近叔夏一派，然玉田自逊其深远。
二七玉田，近人所最尊奉。才情诣力，亦不后诸人；终觉积谷作米，把缆放船，无开阔手段；然其清绝处，自不易到。€玉田词，佳者匹敌圣，往往有似是而非处，不可不知。叔夏所以不及前人处，只在字句上著功夫，不肯换意，若其用意佳者，即字字珠辉玉映，不可指摘。近有喜学玉田，亦为修饰字句易，换意难。
二八西麓疲软凡庸，无有是处。书中有馆阁书，西麓殆馆阁词也。€西麓不善学少游。少游中行，西麓乡愿。€竹屋得名甚盛，而其词一无可观，当由社中标榜而成耳。然较之西麓，尚少厌气。
二九蒲江小今，时有佳趣，长篇则枯寂无味，此才小也。
三〇玉潜非词人也，其《水龙吟》"白莲"一首，中仙无以远过。信乎忠义之士，性情流露，不求工而自工。特录之以终第一卷，后之览者，可以得吾意矣。
三一闺秀词惟清照最优，究苦无骨，存一篇尤清出者。
向次《词辨》十卷：一卷起飞卿，为正；二卷起南唐后主，为变；名篇之稍有疵累者为三、四卷；平妥清通，才及格调者为五、六卷；大体纰缪、精彩间出为七、八卷；本事词话为九卷。庸选恶札，述误后生，大声疾呼，以昭炯戒为十卷。既成写本付田生。田生携以北，附粮艘行，衣袽不戒，厄于黄流，既无副本，惋叹而已！尔后稍稍追忆，仅存正、变两卷，尚有遗落。频年客游，不及裒集补缉；恐其久而复失，乃先录付刻，以俟将来。于呼！词小技也，以一人之心力才思，进退古人，既未必尽无遗憾，而尚零落，则述录之难，为何如哉！介存又记。
本事诗
作者:孟棨
《本事诗》一卷，孟棨著。孟棨(生卒年不详)，字初中。《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于丁部总集类，《郡斋读书志》著录于集类总集类，《四库全书总目》收于集部诗文评类。《本事诗》多记唐人诗之本事，同时保存一些唐代诗人轶事。其论诗从“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之说，认为诗乃缘情而作。作诗就是抒写“怨思悲愁”，又往往“能事兴咏，尤所钟情”，所以特别重视探求诗本事。是书按其采录分为七类：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各以事例举之。其中“怨愤”举贾岛蔷薇花落一诗，本为刺裴度而作，然今本未作说明，疑传写脱误。
罗根泽认为《本事诗》是诗话的前身，其记述诗人轶事主要来源于笔记小说。后有《续本事诗》，如处常子、罗隐、聂奉先所著，皆亡佚，聂书尚存数条。
北溪字义
作者:陈淳
本书选取理学中常用的概念范畴， 加以简明扼在的讲解， 与现在的专科词典相似。
中国南宋哲学家 陈淳的重要著作。原名《字义详解》，又称《四书字义》或《四书性理字义》，是陈淳学生王隽根据陈淳晚年讲学笔记整理而成的。此书对朱熹的哲学范畴作了阐释。分上下两卷，卷上为命、性、心、情、才、志、 意、仁义礼智、 忠信、忠恕、一贯、诚、敬、恭敬；卷下为道、理、德、太极、皇极、中和、中庸、礼乐、经权、义利、鬼神、佛老。《字义》揭示了朱熹哲学各范畴之间的逻辑层次。陈淳在书中激烈抨击陆学，维护了朱学立场，同时又发展了朱熹的心性学说。
南宋以后，此书影响很大，被认为是学习朱熹哲学的入门教材。
《北溪字义》宋代有赵崇端、诸葛钰刻本及刻于淳祐年间的清漳本。传世的有明弘治年间刻本、清康熙年间刻本等。中华书局1983年以弘治壬子本为底本，出版了新校点本。
孟子字义疏证
作者:戴震
从考证训诂而阐发“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等哲学范畴的根本意义，故名曰“字义疏证”，以反对“宋以来儒书之言”。全书分上、中、下3卷。书末附戴东原答彭进士书及彭绍什与戴东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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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丙申余少读论语，端木氏之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读易，乃知畜性与天道在是。周道衰，舜、禹、汤、文、武、周公致治之法，焕乎有文章者，弃为陈迹。孔子既不得位，不能垂诸制度礼乐，是以为之正本溯源，使人于千百世治乱之故，制度礼乐因革之宜，如持权衡以御轻重，如规矩准绳之于方圜平直。言似高远，而不得不言。自孔子言之，实言前圣所未言；微孔子，孰从而闻之？故曰「不可得而闻」。「Ewell，94页」是后私智穿凿者，亦警于乱世，或以其道全身而远祸，或以其道能诱人心有治无乱；而谬在大本，举一废百；意非不善，其言只足以贼道，孟子于是不能已于与辩。当是时，群共称孟子好辩矣。孟子之书，有曰「我知言」，曰「游于圣人之斗者难为言」。盖言之谬，非终于言也，将转移人心；心受其蔽，必害于事，害于政。彼目之曰小人之害天下后世也，显而共见；目之曰贤智君子之害天下后世也。相率趋之以为美言。其人人心深，祸斯民也大，而终莫之或寤。辩恶可已哉！「Ewell，95页」孟子辩杨、墨；后人习闻杨、墨、老、庄、佛之言，且以其言汩乱孟子之言，是又后乎「全书，148页」孟子者之不可已也。苟吾不能知之亦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忠也，是对古圣人贤人而自负其学，对天下后世之仁人而自远于仁也。吾用是惧，述孟子字义疏证三卷。*韩退之氏曰：「道于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呜乎，不可易矣！休宁戴震。
「回页首」 「全书，151页」「Ewell，99页」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理十五条
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舣理，曰文理；「亦曰文缕。理、缕，语之转耳。」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孟子称「孔子之谓集大成」曰：「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圣智至孔子而极其盛，不过举条理以言之而已矣。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自乾坤言，故不曰「仁智」而曰「Ewell，100页」「易简」。「以易知」，知一于仁爱平恕也；「以简能」，能一于行所无事也。「易则易知，易知则有亲，有亲则可久，可久则贤人之德」，若是者，仁也；「简则易从，易从则有功，有功则可大，可大则贤人之业」，若是者，智也；天下事情，条分缕（晰）［析］，以仁且智当之，岂或爽失爽几微哉！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乐记曰：「乐者，通伦理者也。」郑康成注云：「理，分也。」许叔重说文解字序曰：「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古人所谓理，未有如后儒之所谓理者矣。
「Ewell，106页」「全书，152页」问：古人之言天理，何谓也？
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凡有所施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施于我，能受之乎？」凡有所责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责于我，能尽之乎？」以我之人，则理明。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Ewell，107页」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灭者，灭没不见也。又曰：「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诚以弱、寡、愚、怯与夫疾病、老幼、孤独，反躬而思其情。人岂异于我！盖方其静也，未感于物，其血气心知，湛然无有失，*「扬雄方言曰：「湛，安也。」郭璞注云：「湛然，安貌。」」故曰「天之性」；及其感而动，则欲出于性。一人之欲，天下人之（之）［所］同欲也，故曰「性之欲」。好恶既形，遂己之好恶，「Ewell，108页」忘人之好恶，往往贼人以逞欲；反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受之之情也。情得其平，是为好恶之节，是为依乎天理。「庄子：庖丁为文惠君解牛，自言：「依乎天理，批大却，导大，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当，而况大乎！」天理，即其所谓「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适如其天然之分理也。」古人所谓天理，「全书，153页」未有如后儒之所谓天理者矣。
「Ewell，111页」问：以情情而无爽失，于行事诚得其理矣。情与理之名何以异？
曰：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诗曰：「天生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作此诗者，其知道乎！孟子申之曰：「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以秉持为经常曰则，以各如其区分曰理，以实之于言行曰懿德。物者，事也；语其事，「Ewell，112页」不出乎日用饮食而已矣；舍是而言理，非古贤圣所谓理也。 「Ewell，115页」问：孟子云：「心之所同然者，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是理又以心言，何也？
曰：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谓之义；则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见，非理也，非义也。凡一人以为然，天下万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谓同然。举理，以见心能区分；举义，以见心能裁断。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则，名曰理；如斯而宜，名曰义。是故明理者，明其区分也；精者，精其裁断也。不明，往往界于疑似而生惑；不精，往往杂于「Ewell，116页」偏私而害道。求理义而智不足者也，故不可谓之理义。自非圣人，鲜能无蔽；有蔽之深，有蔽之浅者。人莫患乎蔽而自智，任其意见，执之为理义。吾惧求理义者以意见当之，孰知民受其祸之所终极也哉！
「全书，154页」「Ewell，119页」问：宋以来儒书之言，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朱子语录云：「理无心则无著处。」又云：「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虚，人心亦然；止这些虚处，便包藏许多道理，推广得来，盖天盖地，莫不由此。此所以为人心之好欤！理在人心，是谓之性。心是神明之舍，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许多道理得之天而具于心者。」」今释孟子，乃曰「一人以为然，天下万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谓同然」，「是心之明，能于事情不爽失，使无过情无不及「Ewell，120页」情之谓理」，非「如有物焉具于心」矣。又以「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见，不可谓之理义」。在孟子言「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固未尝轻以许人，是圣人始能得理。然人莫不有家，进而国事，进而天下，岂待圣智而后行事欤？
曰：六经、孔、孟之言以及傅记群籍，理字不多见。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雎，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Ewell，121页」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慑，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呜呼，其孰谓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即其人廉洁自持，心无私慝，而至于处断一事，责诘一人，凭在己之意见，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方自信严气正性，嫉恶如雠，而不知事情之难得，是非之易失于偏，往往人受其祸，己且终身不寤，或事后乃明，悔已无及。呜呼，其孰谓以此制事，以此治人之非理哉！天下智者少而愚者多；以其心知明于众人，则共推之为智，其去圣人甚远也。以众人与其所共推为智者较其得理，则众人之「全书，155页」蔽「Ewell，122页」必多；以众所共推为智者与圣人较其得理，则圣人然后无蔽。凡事至而心应之，其断于心，辄曰理如是，古贤圣未尝以为理也。不惟古贤圣未尝以为理，昔之人巽于今人之一替口而曰理，其亦不以为理也。昔人知在己之意见不可以理名，而今人轻言之。夫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未有不以意见当之者也。今使人任其意见，则谬；使人自求其情，则得。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怒乎！己所不欲，匆施于人。」大学言治国平天下，不过曰「所恶于上，毋以使下，「Ewell，123页」所恶于下，毋以事上」，以位之卑尊言也；「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以长于我与我长言也；「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以等于我言也；曰「所不欲」，曰「所恶」，不过人之常情，不言理而理尽于此。惟以情情，故其于事也，非心出一意见以处之，苟舍情求理，其所谓理，无非意见也。未有任其意见而不祸斯民者。
「Ewell，126页」问：以意见为理，自宋以来莫敢致斥者，谓理在人心故也。今日理在事情，于心之所同然，洵无可疑矣；孟子举以见人性之善，其说可得闻欤？
曰：孟子言「口之于味也，有同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明理义之悦心，犹味之悦口，声之悦耳，色之悦目之为性。味也、声也、色也在物，而接于我之血气；理义在事，而接于我之心知。血气心知，「Ewell，127页」有自具之「全书，156页」能：口能辨味，耳能辨声，目能辨色，心能辨夫理义。味与声色，在物不在我，接于我之血气，能辨之而悦之；其悦者，必其尤美者也；理义在事情之条分缕析，接于我之心知，能辨之而悦之；其悦者，必其至是者也。子产言「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曾子言「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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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盖耳之能听，目之能视，鼻之能臭，口之知味，魄之为也，所谓灵也，阴主受者也；心之精爽，「Ewell，128页」有思辄通，魂之为也，所谓神也，阳主施者也。主施者断，主受者听，故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则思。」是思者，心之能也。精爽有蔽隔而不能通之时，及其无蔽隔，无弗通，乃以神明称之。凡血气之属，皆有精爽。其心之精爽，钜细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其照也近，所照者不谬也，所不照（所）［斯］疑谬承之，不谬之谓得理；其光大者，其照也远，得理多而失理少。且不特远近也，光之及又有明闼，故于物有察有不察；察者尽其实，不察斯疑谬承之，「Ewell，129页」疑谬之谓失理。失理者，限于质之昧，所谓愚也。惟学可以增益其不足而进于智，益之不已，至乎其极，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则圣人矣。此中庸「虽愚必明」，孟子「扩而充之之谓圣人」。神明之盛也，其于事靡不得理，斯仁义礼智全矣。故礼义非他，所照所察者之不谬也。何以不谬？心之神明也。人之异于禽兽者，虽同有精爽，而人能进于神明也。理义岂别若一物，求之所照所察之外；而人之精爽能进于神明，岂求诸气禀之外哉！
「全书，157页」「Ewell，134页」问：后儒以人之有嗜欲出于气禀，而理者，别于气禀者也。今谓心之精爽，学以扩充之，进于神明，则于事靡不得理，是求理于气禀之外者非矣。孟子专举「理义」以明「性善」，何也？ 曰：古人言性，但以气禀言，未尝明言理义为性，盖不待言而可知也。至孟子时，异说纷起，以理义为圣人治天下（之）具，设此一法以强之从，「Ewell，135页」害道之言皆由外理义而生；人徒知耳之于声，目之于色，鼻之于臭，口之于味之为性，而不知心之于理义，亦犹耳目鼻口之于声色臭味也，故曰「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盖就其所知以证明其所不知，举声色臭味之欲归之耳目鼻口，举理义之好归之心，皆内也，非外也，比而含之以解天下之惑，俾晓然无疑于理义之为性，害道之言庶几可以息矣。孟子明人心之通于理义，与耳目鼻口之通于声色臭味，咸根诸性，非由后起。后「Ewell，136页」儒见孟子言性，则曰理羲，则曰仁义理智，不得其说，遂于气禀之外增一理义之性，归之孟子矣。
「Ewell，138页」问：声色臭味之欲亦宜根于心，今专以理义之好为根于心，于「好是懿德」固然矣，抑声色臭味之欲徒根于耳目鼻口欤？心，君乎百体者也，百体之能，皆心之能也，岂耳悦声，目悦色，鼻悦臭，口悦味，非心悦之乎？
曰：否。心能使耳目鼻口，不能代耳目鼻口之能，彼其能者各自具也，故不能相为。「全书，158页」人物受形于天地，故恒与之相通。「Ewell，139页」盈天地之间，有声也，有色也，有臭也，有味也；举声色臭味，则盈天地间者无或遗矣。外内相通，其开窍也，是为耳目鼻口。五行有生克，生则相得，克则相逆，血气之得其养、失其养系焉，资于外足以养其内，此皆阴阳五行之所为，外之盈天地之间，内之备于吾身，外内相得无间而养道备。「民之质矣，日用饮食」，自古及今，以为道之经也。血气各资以养，而开窍于耳目鼻口以通之，既于是通，故各成其能而分职司之。孔子曰：「Ewell，140页」「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长也，血气方刚，戒之在阁；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血气之所为不一，举凡身之嗜欲根于气血明矣，非根于心也。孟子曰，「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非喻言也。凡人行一事，有当于理义，其心气必畅然自得；悖于理义，心气必沮丧自失，以此见心之于理义，一同乎血气之于嗜欲，皆性使然耳。耳鼻口之官，臣道也；心之官，君道也；臣效其能而君正其可否。理义非他，可否之而当，是谓理「Ewell，141页」义。然又非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也，若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何异强制之乎！是故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有物必有则」，以其则正其物，如是而已矣。就人心言，非别有理以予之而具于心也；心之神明，于事物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则，譬有光皆能照，而中理者，乃其光盛，其照不谬也。 「Ewell，143页」问：学者多职前言往行，可以增益己之所不足；宋儒谓「理得于天而藏于心」，殆因问「全书，159页」学之得于古贤圣而藏于心，比类以为说欤？ 曰：人之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者，性也。如血气资饮食以养，其化也，即为我之血气，非复所饮食之物矣；心知之资于问学，其自得之也亦然。以血气言，昔者弱而今者强，是血气之得其养也；以心知言，昔者狭小而今也广大，昔者阊昧「Ewell，144页」而今也明察，是心知之得其养也，故曰「虽愚必明」。人之血气心知，其天定者往往不齐，得养不得养，遂至于大异。苟知问学犹饮食，则贵其化，不贵其不化。记问之学，入而不化者也。
自得之，则居之安，资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我之心知，极而至乎圣人之神明矣。神明者，犹然心也，非心自心而所得者藏于中之谓也。心自心而所得者藏于中，以之言学，尚为物而不化之学，况以之言性乎！
「Ewell，146页」问：宋以来之言理也，其说为「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故辨乎理欲之界，以为君子小人于此焉分。今以情之不爽失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然则无欲亦非欤？
曰：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明乎欲不可无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于无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于戕人之生「Ewell，147页」而不顾者，不仁也。不仁，实始于欲遂其生之心；使其无此欲，必无不仁矣。然使其无此欲，则于天下之人，生道「全书，160页」穷促，亦将漠然视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无是情也，然则谓「不出于正则出于邪，不出于邪则出于正」，可也；谓「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不可也。欲，其物；理，其则也。不出于邪而出于正，犹往往有意见之偏，未能得理。而宋以来之言理欲也，徒以为正邪之辨而已矣，不出于邪而出于正，则谓以理应事矣。理与事分为二而与意见合为一，是以害事。夫事至而应者，心也；心有「Ewell，148页」所蔽，则于事情未之能得，又安能得理乎！自老氏贵于「抱一」，贵于「无欲」，庄周书则曰：「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挠心者，故静也。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周子通书曰：「「圣可学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哉！」」此即老、庄、释氏之说。朱子亦屡言「人欲所蔽」，「Ewell，149页」皆以为无欲则无蔽，非中庸「虽愚必明」之道也。有生而愚者，虽无欲，亦愚也。凡出于欲，无非以生以养之事，欲之失为私，不为蔽。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实谬，乃蔽而不明。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与蔽二端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欲生于血气，知生于心。因私而咎欲，因欲而咎血气；因蔽而咎知，因知而咎（心），老氏所以言「常使民无知无欲」；彼自外其形骸，贵其真宰；后之释氏，其论说似异而实同。宋「Ewell，150页」儒出入于老、释，「程叔子「全书，161页」撰明道先生行状云；「自十五六时，闻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吕与叔撰横渠先生行状云：「范文正劝读中庸，先生读其书，虽爱之，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返而求之六经。」朱子语类廖德明录癸巳所闻：「先生言：二三年前见得此事尚鹘突，为他佛说得相似，近年来方看得分晓。」考朱子慕禅学在十五六时，年二十四，见李愿中，教以看圣贤言语，而其后复入于释氏。至癸巳，年四十四矣。」故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Ewell，151页」诗曰：「民之质，日用饮食。」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于存焉。」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人知老、庄、释氏异于圣人，闻其无欲之说，犹未之信也；于宋儒，则信以为同于圣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Ewell，152页」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呜呼，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其祸甚于申、韩如是也！六经、孔、孟之书，岂尝以理为如有物焉，外乎人之性之发为情欲者，而强制之也哉！孟子告齐、梁之君，曰「与民同乐」，曰「省刑罚，薄税敛」，曰「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曰「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粮］」，曰「内无怨女，外无旷夫」，「Ewell，153页」仁政如是，「全书，162页」王道如是而已矣。
「Ewell，157页」问：乐记言灭天理而穷人欲，其言有似于以理欲为邪正之别，何也？
曰：性，譬则水也；欲，譬则水之流也；节而不过，则为依乎天理，为相生养之道，譬则水由地中行也；穷人欲而至于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作乱之事，譬则洪水横流，泛滥于中国也。圣人教之反躬，以已之加于人，设人如是加于己，而思躬受之之情，譬则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Ewell，158页」非恶泛滥而塞其流也。恶泛滥而塞其流，其立说之工者且直绝其源，是遏欲无欲之喻也。「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此后儒视为人欲之私者，而孟子曰「性也」，继之曰「有命焉」。命者，限制之名，如命之东则不得而西，言性之欲之不可无节也。节而不过，则依乎天理；非以天理为正，人欲为邪也。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穷，非不可有；有而节之，使无过情，无不及情，可谓之非天理乎！
「Ewell，162页」问：中庸言「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言「君子必慎其独」，后儒因有存理遏欲之说。今曰「欲譬则水之流」，则流固不可塞；诚使水由地中行，斯无往不得其自然之分理；
存此意以遏其泛滥，于义未为不可通。然中庸之言，不徒治之于泛滥也，其意可得闻欤？「全书，163页」 曰：所谓「戒慎恐惧」者，以敬肆言也。凡对人者，接于目而睹，则戒慎其仪容；接于耳而闻，则恐惧有愆谬。君子虽未对人亦如是，「Ewell，163页」盖敬而不敢少肆也，篇末云「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是也。所谓「慎独」者，以邪正言也。凡有所行，端皆起于志意，如见之端起于隐，显之端起于微，其志意既动，人不见也，篇末云「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是也。盖方未应事，则敬肆分；事至而动，则邪正分。敬者恒自检神，肆则反是；正者不牵于私，邪则反是。必敬必正，而意见或偏，犹未能语于得理；虽智足以得理，而不敬则多疏失，不正则尽虚伪。三者，一虞于疏，一严于伪，一患于偏，各有所取也。
「Ewell，167页」问：自宋以来，谓「理得于天而具于心」，既以为人所同得，故于智愚之不齐归诸气禀，而敬肆邪正概以实其理欲之说。老氏之「抱一」「无欲」，释氏之「常惺惺［九］」，彼所指者，曰「真宰」，曰「真空」，「庄子云：「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释氏书云：「即此识情，便是真空妙智。」又云：「真空则能摄众有而应变。」又云「Ewell，168页」：「湛然常寂，应用无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无，即成妙有。」」而易以理字便为圣学。既以理为得于天，故又创理气之说，譬之「二物浑沦」；「朱子语录云：「理与气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于理极其形容，指之曰「净洁空阔」；「问「先有理后有气」之说。朱子曰：「不消如此说。而今知他合下先是有理后有气邪？后有理先有气「全书，164页」邪？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则疑此气是依傍道理行，及此气之聚，则理亦在焉。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制度，无造作，止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间人物草木「Ewell，169页」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会无种了，白地生出一个物事；这个都是气。若有理则止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Ewell，190页」不过就老、庄、释氏所谓「真宰」「真空」者转之以言夫理，就老、庄、释氏之言转而为六经、孔、孟之言。今何以剖别之，使截然不相淆惑欤？
曰：天地、人物、事为，不闻无可言之理者也，诗曰「有物有则」是也。物者，指其实体实事之名；则者，称其纯粹中正之名。实体实事，罔非自然，而归于必然，天地、人物、事为之理得矣。夫天地之大，人物之蕃，事为之委曲条分，苟得其理矣，如直者之中悬，平者之中水，圆者之中规，方者之中矩，然后推诸天下万世而准。易称「先天而天弗远，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远，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中庸称「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夫如是，是为得理，是为心之所同然。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语天地而精言其理，犹语圣人而言乎其可法耳。尊是理，而谓天地阴阳不足以当之，必非天地阴阳之理则可。天地阴阳之理，犹圣人之圣也；尊其圣，而谓圣人不足以当之，可乎哉？「Ewell，171页」圣人亦人也，以尽乎人之理，群共推为圣智。尽乎人之理非他，人伦日用尽乎其必然而已矣。推而极于不可易之为必然，乃语其至，非「全书，165页」原其本。后儒从而过求，徒以语其至者之意言思议视如有物，谓与气浑沦而成，闻之者习焉不察，莫知其异于六经、孔、孟之言也。举凡天地、人物、事为，求其必然不可易，理至明显也。从而尊大之，不徒曰天地、人物、事为之理，而转其语曰「理无不在」，视之「如有物焉」，将使学者皓首茫然，求其物不得。非六经、孔、孟之言难知也，传注相承，「Ewell，172页」童而习之，不复致思也。
「Ewell，176页」问：宋儒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人之生也，由气之凝结生聚，而理则凑泊附著之，「朱子云：「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己。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交感，凝结生聚，然后是理有所附著。」」因以此为「完全自足」，「程子云：「圣贤论天德，盖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无所污坏，即当直而行之；若少有污坏，即敬以治之，使复如旧。」」「Ewell，177页」如是，则无待于学。然见于古贤圣之论学，与老、庄、释氏之废学，截然殊致，因谓「理为形气所污坏，故学焉以复其初」。「朱子于论语首章，于大学「在明明德」，皆以「复其初」为言。」「复其初」之云，见庄周书。「庄子缮性篇云：「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滑欲于俗知以求致其明，谓之蔽蒙之民。」又云：「文减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返其性情而复其初。」」盖其所谓理，即如释氏所谓「本来面目」，而其所谓「存理」，亦即如释氏所谓「常惺惺」。「释氏书云：「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上蔡谢氏曰：「敬是常惺惺法。」「Ewell，178页」王文成解大学3「格物致知」，主捍御外物之说，其言曰：「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岂宋以来儒者，其尽援儒以入释欤？「全书，166页」
曰：老、庄、释以其所谓「真宰」「真空」者为「完全自足」，然不能谓天下之人有善而无恶，有智而无愚也，因举善与智而毁訾之。老氏云：「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又云：「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又云：「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彼盖以无欲而静，「Ewell，179页」则超乎善恶之上，智乃不如愚，故直云「绝学」，又（生）［主］「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此一说也。荀子以礼义生于圣心，常人学然后能明于礼义，若顺其自然，则生争夺。弗学而能，乃属之性；学而后能，不得属之性，故谓性恶。而其于孟子言性善也辩之曰：「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兴圣王，贵礼义矣。」此又一说也。荀子习闻当时杂乎老、庄、告子之说者废学毁礼义，而不达孟子性善之旨，以礼义为圣人教天下制其性，使不至争夺，而不知「Ewell，180页」礼义之所由名。老、庄、告子及后之释氏，乃言如荀子所谓「去圣王，息礼义」耳。程子、朱子谓气禀之外，天与之以理，非生知安行之圣人，未有不污坏其受于天之理者也，学而后此理渐明，复其初之所受。是天下之人，虽有所受于天之理，而皆不殊于无有，此又一说也。今富者遗其子粟千锺，贫者无升斗之遗；贫者之子取之宫中无有，因日以其力致升斗之粟；富者之子亦必如彼之日以其力致之，而曰所致者即其宫中者也，说必不可通，故详于论「Ewell，181页」敬而略于论学。「如程子云「敬以治之，使复如旧」，而不及学；朱子于中庸「致中和」，犹以为「戒惧慎独」。」陆子静、王文成诸人，推本老、庄、释氏之所谓「真宰」「真空」者，以为即全乎圣智仁义，即全乎理，「陆子静云：「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何有欠阙！当恻隐时，自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恶；当宽裕温柔时，自然宽裕温柔；当发强刚毅时，自然发刚强毅。」王文成云：「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其良知之体，如明镜，妍媸之来，随物现形，而明镜曾无所留染，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也。「无所住（以）［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明镜之应，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处；妍者妍，媸者媸，一过而不留，即「无所住」处。」」「Ewell，182页」此又一说也。程子、朱子、就老、庄、释「全书，167页」氏所指者，转其说以言夫理，非援儒而入释，误以释氏之言杂人于儒耳；陆子静、王文成诸人就老、庄、释氏所指者，即以理实之，是乃援儒以入于释者也。试以人之形体与人之德性比而论之，形体始乎幼小，终乎长大；德性始乎蒙昧，终乎圣智。其形体之长大也，资于饮食之养，乃长日加益，非「复其初」；德性资于学问，进而圣智，非「复其初」明矣。「Ewell，183页」人物以类区分，而人所禀受，其气清明，异于禽兽之不可开通。然人与人较，其材质等差凡几？古贤圣知人之材质有等差，是以重问学，贵扩充。老、庄、释氏谓有生皆同，故主于去情欲以勿害之。不必问学以扩充之。在老、庄、释氏既守己自足矣，因毁訾仁义以伸其说。荀子谓常人之性，学然后知礼义，其说亦足以伸。陆子静、王文成诸人同于老、庄、释氏，而改其毁訾仁义者，以为自然全乎仁义，巧于伸其说者也。程子、朱子尊理而以为天与我，犹荀子尊礼义「Ewell，184页」以为圣人与我也。谓理为形气所污坏，是圣人而下形气皆大不美，即荀子性恶之说也；「全书，168页」而其所谓理，别为凑泊附著之一物，犹老、庄、释氏所谓「真宰」「真空」之凑泊附著于形体也。理既完全自足，难于言学以明理，故不得不分理气为二本而咎形气。盖其说杂糅傅合而成，令学者眩惑其中，虽六经、孔、孟之言具在，咸习非胜是，不复求通。呜呼，吾何敢默而息乎！
「Ewell，190页」问：程伯子之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见叔子所撰行状。而朱子年四十内外，犹驰心空妙，其后有答汪尚书书，言「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后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前后缓急之序，于是暂置其说而从事于吾学。其始盖未尝一日不往来于心也，以为俟卒究吾说而后求之未为甚晚。而一二年来，心独有所自安，虽未能即有诸己，然欲复求之外学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程、朱虽从事释氏甚久，然终能觉其非矣，而又未合于六经、孔、孟，则其学何学欤？
「Ewell，191页」曰：程子、朱子其出入于老、释，皆以求道也，使见其道为是，虽人以为非而不顾。其初非背六经、孔、孟而信彼也，于此不得其解，而见彼之捐弃物欲，返观内照，近于切己体察，为之，亦能使思虑渐清，因而冀得之为衡（鉴）事物之本。然极其致，所谓「明心见性」、「还其神之本体」者，即本体得矣，以为如此便足，无欠阙矣，实动辄差谬。在老、庄、释氏固不论差谬与否，而程子、朱子求道之心，久之知其不可恃以衡鉴事物，故终谓其非也。「Ewell，192页」夫人「全书，169页」之异于物者，人能明于必然，百物之生各遂其自然也。老氏言「致虚极，守静笃」，言「道法自然」，释氏亦不出此，皆起于自私，使其神离形体而长存。「老氏言「长生久视」，以死为「返其真」；所谓长生者，形化而神长存也；释氏言「不生不减」；所谓不生者，不受形而生也；不减者，即其神长存也。」其所谓性，所谓道，专主所谓神者为言。邵子云：「道与一，神之强名也。」又云：「神无方而性有质。」又云：「Ewell，193页」「性者，道之形体；心者，性之郛郭。」又云：「人之神即天地之神。」合其言观之，得于老庄最深。所谓道者，指天地之「神无方」也；所谓性者，指人之「（神）［性］有质」也，故曰「道之形体」。邵子又云：「神统于心，气统于肾，形统于首；形气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此显指神宅于心，故曰「心者，性之郛郭」。邵子又云：「气则养性，性则乘气；故气存则性存，性动则气动也」。此显指神乘乎气而资气以养。「王文成云：「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立说亦同。又即导善家所云「神之炯炯而不昧者为性，气之而不息者为命」。」朱子于其指神为道、指神为性者，「Ewell，194页」若转以言夫理。张子云：「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知觉，有心之名。」其所谓虚，六经、孔、孟无是言也。张子又云：「神者，太虚妙应之目。」又云：「天之不测谓神，神而有常谓天。」又云：「神，天德；化，天道。」是其曰虚曰天，不离乎所谓神者。彼老、庄、释氏之自贵其神，「Ewell，195页」亦以为妙应，为冲虚，
为足乎天德矣。「如云：「性周法界，净智圆妙，体自空寂。」」张子又云：「气有阴阳，推行有渐「全书，170页」为化，合一不测为神。」斯言也，盖得之矣。试验诸人物，耳目百体，会归于心；心者，合一不测之神也。天地间百物生生，无非推本阴阳。易曰：「精气为物。」曾子曰：「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因其神灵，故不徒曰气而称之曰精气。老、庄、释氏之谬，乃于此岐而分之。「Ewell，196页」内其神而外形体，徒以形体为传舍，以举凡血气之欲、君臣之义，父子昆弟夫妇之亲，悉起于有形体以后，而神至虚静，无欲无为。在老、庄、释氏徒见于自然，故以神为已足。程子、朱子见于六经、孔、孟之言理义，归于必然不可易，非老、庄、释氏所能及，因尊之以当其所谓神者为生阳生阴之本，而别于阴阳；为人物之性，而别于气质；反指孔、孟所谓道者非道，所谓性者非性。独张子之说，可以分别录之，言「由气化，「Ewell，197页」有道之名」， 言「化，天道」，言「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此数语者，圣人复起，无以易也。张子见于必然之为理，故不徒曰神而曰「神而有常。」诚如是言，不以理为别如一物，于六经、孔、孟近矣。就天地言之，化，其生生也；神，其主宰也，不可歧而分也。故言化则赅神，言神亦赅化；由化以知神，由化与以知德；德也者，天地之中正也。就人言之，有血气，则有心知；有心知，虽自圣人而下，明昧各殊，皆可学以牖其昧而进于明。「Ewell，198页」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以性专属之神，则视形体为假合；以性专属之理，则苟非生知之圣人，不得咎其气质，皆二本故也。老、庄、释氏尊其神为超乎阴阳气化，此尊理为超乎阴阳气化。「全书，171页」朱子答吕子约书曰：「阴阳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万象纷罗者也。是数者各有当然之理，即所谓道也，当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冲漠无朕者也。」然则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中庸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皆仅及事物而即谓之道，岂圣贤之立言，不若朱子言之辨析欤？「Ewell，199页」圣人顺其血气之欲，则为相生养之道，于是视人犹己，则忠；以己推之，则恕；忧乐于人，则仁；出于正，不出于邪，则义；恭敬不侮慢，则礼；无差谬之失，则智；曰忠恕，曰仁义礼智，岂有他哉？常人之欲，纵之至于邪僻，至于争夺作乱；圣人之欲，无非懿德。欲同也，善不善之殊致若此。欲者，血气之自然，其好是懿德也，心知之自然，此孟子所以言性善。心知之自然，未有不悦理义者，未能尽得理合义耳。由血气之自然，而审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谓理义；「Ewell，200页」自然之与必然，非二事也。就其自然，明之尽而无几微之失焉，是其必然也。如是而后无憾，如是而后安，是乃自然之极则。若任其自然而流于失，转丧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夫人之生也，血气心知而已矣。老、庄、释氏见常人任其血气之自然之不可，而静以养其心知之自然；于心知之自然谓之性，血气之自然谓之欲，说虽巧变，要不过分血气心知为二本。荀子见常人之心知，而以礼义为圣心：见常人任其血气心知之自然之不可，而进以礼义之必然；于血气「Ewell，201页」心知之自然谓之性，于礼义之必然谓之教；「全书，172页」合血气心知为一本矣，而不得礼义之本。程子、朱子见常人任其血气心知之自然之不可，而进以理之必然；于血气心知之自然谓之气质，于理之必然谓之性，亦合血气心知为一本矣，而更增一本。分血气心知为二本者，程子斥之曰「异端本心」，而其增一本也，则曰「吾儒本天。」如其说，是心之为心，人也，非天也；性之为性，天也，非人也。以天别于人，实以性为别于人也。人之为人，性之为性，判若彼此，自程子、朱子始，「Ewell，202页」告子言「以人为仁义，犹以杞柳为」，孟子必辨之，为其戕贼一物而为之也，况判若彼此，岂有不戕贼者哉！盖程子、朱子之学，借阶于老、庄、释氏，故仅以理之一字易其所谓真宰真空者而余无所易。其学非出于荀子，而偶与荀子合，故彼以为恶者，此亦咎之；彼以为出于圣人者，此以为出于天。出于天与出于圣人岂有异乎！天下惟一本，无所外。有血气，则有心知；
有心知，则学以进于神明，一本然也；有血气心知，则发乎血气之知自然者，明之尽，使无几微之失，斯无往非仁义，一本然也。「Ewell，203页」苟岐而二之，未有不外其一者。六经、孔、孟而下，有荀子矣，有老、庄。释氏矣，然六经、孔，孟之道犹在也。自宋儒杂荀子及老、庄、释氏以入六经、孔、孟之书，学者莫知其非，而六经、孔、孟之道亡矣。
「回页首」
「全书，175页」「Ewell，209页」
孟子字羲疏证卷中 天道四条
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行亦道之通称。「诗载驰：「女子善怀，亦各有行。」毛传云：「行，道也。」竹竿：「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郑笺云：「行，道也。」」举阴阳则赅五行，阴阳各具五行也；举五行即赅阴阳，五行各有阴阳也。大戴礼记曰：「Ewell，210页」「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言分于阴阳五行以有人物，而人物各限于所分以成其性。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血气心知，性之实体也。有实体，故可分；惟分也，故不齐。古人言性惟本于天道如是。
「Ewell，212页」问：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程子云：「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止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后儒言道，多得之此。朱子云：「阴阳，气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阴一阳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谓也。」朱子此言，以道之称惟理足以当之。今但曰「气化流行，生生不息」，乃程、朱所目为形而下者；其说据易之言以为言，是「全书，176页」以学者信之。然则易之解可得闻欤？
「Ewell，213页」曰：气化之于品物，则形而上下之分也。形乃品物之谓，非气化之谓。易又有之：「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直举阴畅，不闻辨别所以阴阳而始可当道之称，岂圣人立言皆辞不备哉？一阴一阳，流行不已，夫是之谓道而已。古人言辞，「之谓」「谓之」有异：凡曰「之谓」，以上所称解下，如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为性、道、教言之，「Ewell，214页」若曰性也者天命之谓也，道也者率性之谓也，教也者修道之谓也；易「一阴一阳之谓道」，则为天道言之，若曰道也者一阴一阳之谓也。凡曰「谓之」者，以下所称之名辨上之实，如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此非为性教言之，以性教区别「自诚明」「自明诚」二者耳。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本非为道器言之，以道器区别其形而上形而下耳。形谓已成形质，形而上犹曰形以前，形而下犹曰形以后。「如言「千载而上，千载而下」。诗：「下武维周。」郑笺云：「下，犹后也。」」「Ewell，215页」阴阳之未成形质，是谓形而上者也，非形而下明矣。器言乎一成而不变，道言乎体物而不可遗。不徒阴阳是非形而下，如五行水火木金土，有质可见，固形而下也，器也；其五行之气，人物咸禀受于此，则形而上者也。易言「一阴一阳」，洪范言「初一曰五行」，举阴畅，举五行，即赅鬼神；中庸言鬼神之「体物而不可遗」，即物之不离阴阳五行以成形质也。「Ewell，216页」由人物逆而上之，至是止矣。六经、孔、孟之书不闻理气之辨，「全书，177页」而后儒创言之，遂以阴阳属形而下，实失道之名义也。
「Ewell，219页」问：后儒论阴阳，必推本「太极」，云：「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朱子释之云：「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阴阳既生，则太极在其中，理复在气之内也。」又云：「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今既辨明形乃品物，非气化，然则「太极」「两仪」，后儒据以论道者，亦必傅合失之矣。自宋以来，学者惑之已久，将何以解其惑欤？ 「Ewell，220页」曰：后世儒者纷纷言太极，言两仪，非孔子赞易太极两仪之本指也。孔子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仪，曰象，曰卦，皆据作易言之耳，非气化之阴阳得两仪四象之名。易备于六十四，自八卦重之，故八卦者，易之小成，有天、地、山、泽、雷、风、水、火之义焉。其未成卦昼，一奇以仪阳，一偶以仪阴，故称两仪。奇而遇奇，阳已长也，以象太阳；奇而遇偶，阴始生也，以象少阴；偶而遇偶，阴已长也，以象太阴；「Ewell，221页」偶而遇奇，阳始生也，以象少阳。伏羲氏睹于气化流行，而以奇偶仪之象之。孔子赞易，盖言易之为书起于卦昼，非漫然也，实有见于天道一阴一阳为物之终始会归，乃昼奇偶两者从而仪之，故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既有两仪，而四象，而八卦，以次生矣。孔子以太极指气化之阴阳，承上文「明于天之道」言之，即所云「阴一阳之谓道」，以两仪、四象、八卦指「全书，178页」易昼。后世儒者以两仪为阴阳，而求太极于阴阳之所由生，岂孔子之言乎！
「Ewell，223页」问：宋儒之言形而上下，言道器，言太极两仪，今据孔子赞易本文疏通证明之，洵于文义未协。其见于理气之辨也，求之六经中无其文，故借太极、两仪、形而上下亡语以饰其说，以取信学者欤？ 曰：舍圣人立言之本指，而以己说为圣人所言，是诬圣；借其语以饰吾之说，以求取信，是欺学者也。诬圣欺学者，程、朱之贤不为也。盖其学借阶于老、庄、释氏，是故失之。「Ewell，224页」凡习于先入之言，往往受其蔽而不自觉。在老、庄、释氏就一身分言之，有形体，有神识（一），而以神识为本。推而上之，以神为有天地之本，「老氏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云：「道之为物，惟恍惟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释氏书：「问：「如何是佛？」曰：「见性为佛。」「如何是性？」曰：「作用为性。」「如何是作用？」曰：「在目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臭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偏见俱该法界，收摄在一微尘，识者知是佛性，不识唤作精魂。」」」「Ewell，225页」遂求诸无形无迹者为实有，而视有形有迹为幻。在宋儒以形气神识同为己之私，而理得于天。推而上之，于理气截之分明，以理当有其无形无迹述之实有，而视有形有迹为粗。益就彼之言而转之，「朱子辨释氏云：「儒者以理为不生不灭，释氏以神识为不生不灭。」」因视气曰「空气」，「陈安卿云：「二气流行万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气，必有主宰之者，理是也。」」视心曰「性之郛郭」，「邵子云：「心者，性之郛郭。」」是彼别形神为二本，而宅于空气宅于郛郭者「全书，179页」为天地之神与人之神。此别理气为二本，「朱子云：「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
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也，禀此气然后有形。」」「Ewell，227页」而宅于空气、宅于郛郭者，为天地之理与人之理。由考之六经、孔、孟，茫然不得所谓性与天道者，及从事老、庄、释氏有年，觉彼之所指，独遗夫理义而不言，是以触于形而上下之云，太极两仪之称，顿然有悟，遂创为理气之辨，不复能详审文义。其以理为气之主宰，如彼以神为气之主宰也。以理能生气，如彼以神能生气也。「老氏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以理坏于形气，无人欲之蔽则复其初，如彼以神受形而生，不以物欲累之则复其初也。皆改其所指神识者以指理，徒援彼例此，而实非得之于此。学者转相传述，适所以诬圣乱经。「Ewell，228页」善夫韩退之氏曰：「学者必慎所道。道于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此宋儒之谓也。「Ewell，231页」
「回页首」
性九条 性者，分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举凡既生以后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为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气化生人生物以后，各以类滋生久矣；然类之区别，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在气化曰阴阳，曰五行，而阴阳五行之成化「全书，180页」也，杂糅万变，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虽一类之中又复不同。凡分形气于父母，即为分于阴阳五行，人物以类滋生，皆气化之自然。中庸曰：「Ewell，232页」「天命之谓性。」以生而限于天，故曰天命。大戴礼记曰：「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分于道者，分于阴阳五行也。一言乎分，则其限之于始，有偏全、厚薄、清浊、昏明之不齐，各随所分而形于一，各成其性也。然性虽不同，大致以类为之区别，故论语曰「性相近也」，此就人与人相近言之也。孟子曰：「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言同类之相似，则异类之不相似明矣；故诘告子「生之谓性」曰：「Ewell，233页」「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明乎其必不可混同言之也。天道，阴阳五行而已矣；人物之性，咸分于道，成其各殊者而已矣。
「Ewell，237页」问：论语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自程子、朱子始别之，以为截然各言一性，「朱子于论语引程子云：「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反取告子「生之谓性」「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此止是言气质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缓之类。性安有缓急？此言性者，生之谓性也。」又云：「凡言性处，须看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Ewell，238页」生之谓性，论其所禀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论其本，岂可言相近？止论其所禀也。告子所云固是，为孟子问他，他说便不是也。」」创立名目曰「气质之性」，而以理当孟子所谓善者为生物之本，「程子云；「孟子言性，当随文看。不以告「全书，181页」子「生之谓性」为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后谓之性耳，故不同。继之曰「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兴」，然不害为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极本穷源之性。」」人与禽兽得之也同，「程子所谓「不害为一」，朱子于中庸「天命之谓性」释之曰：「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而致疑于孟子。「朱子云：「孟子言「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不知人何故与禽兽异；又言「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不知人何故与牛犬异。此两处似欠中间一转语，须著说是「形气不同故性亦少异」始得。「Ewell，239页」恐孟子见得人性同处，自是分晓起直截，却于这些子未甚察。」」是谓性即理，于孟子且不可通矣，其不能通于易、论语固宜。孟子闻告子言「生之谓性」，则致诘之；
程、朱之说，不几助告子而议孟子欤？ 曰：程子、朱子其初所讲求者，老、庄、「Ewell，240页」释氏也。老、庄、释氏自贵其神而外形体，显背圣人，毁訾仁义。告子未尝有神与形之别，故言「食色性也」，Mencius6A3而亦尚其自然，故言「性无善无不善」，虽未尝毁訾仁义，而以楮喻义，则是灾杞柳始为桩，其指归与老、庄、释氏不异也。凡血气之属皆知怀生畏死，因而趋利避害；虽明暗不同，不出乎怀生畏死者同也。人之异于禽兽不在是。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限于知觉也；然爱其生之者及爱其所生，与雌雄牝牡之相爱，同类之不相噬，习处之不相啮，进乎怀生「Ewell，241页」畏死矣。一私于身，一及于身之所亲，皆仁之属也。私于身者，仁其身也；及于身之所亲者，仁其所亲也；
心知之发乎自然「全书，182页」有如是。人之异于禽兽亦不在是。告子以自然为性使之然，以义为非自然，转制其自然，使之强而相从，故言「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立说之指归，保其生而已矣。陆子静云：「恶能害心，善亦能害心。」此言实老、庄、告子、释氏之宗指，贵其自然以保其生。诚见穷人欲而流于恶者适足害生，即慕仁义为善，劳于问学，殚思竭虑，亦于生耗损，于此见定而心不动。其「生之谓性」之说如是也，岂得合于孔子哉！
「Ewell，242页」易、论语、孟子之书，其言性也，咸就其分于阴阳五行以成性为言；成，则人与百物，偏全、厚薄、清浊、昏明限于所分者各殊，徒曰生而已矣，适同人于犬牛而不察其殊。朱子释孟子有曰：「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如其说，孟子但举人物诘之可矣，又何分牛之性犬之性乎？犬与牛之异，非有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不得谓孟子以仁义礼智诘告子明矣。在告子既以知觉运动为性，使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告子何不可直应之曰「然」？斯以见「Ewell，243页」知觉运动之不可概人物，而目为蠢然同也。凡有生，即不隔于天地之气化。阴阳五行之运而不已，天地之气化也，人物之生生本乎是，由其分而有之不齐，是以成性各殊。知觉运动者，统乎生之全言之也，由其成性各殊，是以本之以生，见乎知觉连动也亦殊。气之自然潜运，飞潜动植皆同，此生生之机肖乎天地者也，而其本受之气，与所资以养者之气则不同。所资以养者之「全书，183页」气，虽由外而入，大致以本受之气召之。五行有「Ewell，244页」生克，遇其克之者则伤，甚则死，此可知性之各殊矣。本受之气及所资以养者之气，必相得而不相逆，斯外内为一，其分于天地之气化以生，本相得，不相逆也。气运而形不动者，卉木是也；凡有血气者，皆形能动者也。由其成性各殊，故形质各殊；则其形质之动而为百体之用者，利用不利用亦殊。知觉云者，如寐而寤曰觉，心之所通曰知，百体皆能觉，而心之知觉为大。凡相忘于习则不觉，见异焉乃觉。鱼相忘「Ewell，245页」于水，其非生于水者不能相忘水也，则觉不觉亦有殊致矣。闻虫鸟以为候，闻鸡呜以为辰，彼之感而觉，觉而声应之，又觉之殊致有然矣，无非性使然也。若夫乌之反哺，雎鸠之有别，蜂蚁之知君臣，豺之祭兽，獭之祭鱼，合于人之所谓仁义者矣，而各由性成。人则能扩充其知至于神明，仁义礼智无不全也。仁义礼智非他，心之明之所止也，知之极其量也。知觉运动者，人物之生；知觉运动之所以异者，人物之殊其性。
「Ewell，246页」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于义外之说必致其辨，言理义之为性，非言性之为理。性者，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人物莫不区以别焉是也，而理义者，人之心知，有思辄通，能不惑乎所行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非谓尽人生而尧、舜也，自尧舜而下，其等差凡几？则其气禀固不齐，岂得谓非性有不同？然人之心知，于人伦日用，随在而知恻隐，知羞恶，知恭敬辞让，知是非，端绪可举，此之谓性善。「Ewell，247页」于其知「全书，184页」恻隐，则扩而充之，仁无不尽；于其知羞恶，则扩而充之，义无不尽；于其知恭敬辞让，则扩而充之，礼无不尽；于其知是非，则扩而充之，智无不尽。仁义礼智，懿德之目也。孟子言「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井，皆有休惕恻隐之心」，然则所谓恻隐、所谓仁者，非心知之外别「如有物焉藏于心」也，己知怀生而畏死，故休惕于孺子之危，恻隐于孺子之死，使无怀生畏死之心，又焉有休惕侧隐之心？推之羞恶、辞让、是非亦然。使饮食男女与夫感于物而动者脱然无之，「Ewell，248页」以归于静，归于一，又焉有羞恶，有辞让，有是非？此可以明仁义礼智非他，不过怀生畏死，饮食男女，与夫感于物而动者之皆不可脱然无之，以归于静，归于一，而恃人之心知异于禽兽，能不惑乎所行，即为懿德耳。古贤圣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而后儒以为别如有物凑泊附著以为性，由杂乎老、庄、释氏之言，终昧于六经、孔、孟之言故也。孟子言「人无有不善」，「Ewell，249页」以人之心知异于禽兽，能不惑乎所行之为善。且其所谓善也，初非无等差之善，即孔子所云「相近」；
孟子所谓「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矢其养，无物不消」，所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即孔子所云习至于相远。不能尽其才，言不扩充其心知而长恶遂非也。彼悖乎礼义者，亦自知其失也，是人无有不善，以长恶遂非，故性虽善，不乏小人。孟子所谓「梏之反覆」，「违禽兽不远」，即孔子所云「下愚之不移。」后儒未审「Ewell，250页」其文义，遂彼此捍格。孟子曰：「全书，185页」「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又言「动心忍性」，是孟子矢口言之，无非血气心知之性。孟子言性，曷尝自岐为二哉！二之者，宋儒也。
「Ewell，256页」问：凡血气之属皆有精爽，而人之精爽可进于神明。论语称「上智与下愚不移」，此不待习而相远者；虽习不足以移之，岂下愚之精爽与物等欤？
曰：生而下愚，其人难与言理义，由自绝于学，是以不移。然苟畏威怀惠，一旦触于所畏所怀之人，启其心而憬然觉寤，往往有之。苟悔而从善，则非下愚矣；加之以学，则日进于智矣。「Ewell，276页」以不移定为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为，知不善而为之者，故日不移，不日不可移。虽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几与物等者，亦究异于物，无不可移也。 「Ewell，260页」问：孟子之时，因告子诸人纷纷各立异说，故直以性善断之；孔子但言相近，意在于警人慎习，非因论性而发，故不必直断曰善欤？
曰：然。古贤圣之言至易知也。如古今之常语，凡指下愚者，矢口言之，每曰「此无人性」，稍举其善端，则曰「此犹有人性」。以人性为善称，是不言性者，其言皆协于孟子，而言性者转失之。无人性「Ewell，261页」即所谓人见其禽兽也，有人性即相近也，善也。论语言相近，正见「人无有不善」；若不善，与善相反，其远已县绝，何近之有！分别性与习，然后有不善，而不可「全书，186页」以不善归性。凡得养失养及陷溺梏亡，咸属于习。至下愚之不移，则生而蔽锢，其明善也难而流为恶也易，究之性能开通，非不可移，视禽兽之不能开通亦异也。
「Ewell，264页」问：孟子言性，举仁义礼智四端，与孔子之举智愚有异乎？
曰：人之相去，远近明昧，其大较也，学则就其昧焉者牖之明而已矣。人虽有智有愚，大致相近，而智愚之甚远者盖鲜。智愚者，远近等差殊科，而非相反；善恶则相反之名，非远近之名。知人之成性，其不齐在智愚，亦可知任其愚而不学不思乃流为恶。愚非恶也，人无有不善明矣。「Ewell，265页」举智而不及仁、不及礼义者，智于天地、人物、事为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则，仁有不至，礼义有不尽，可谓不易之则哉？发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无异也。 「Ewell，267页」问：孟子言性善，门弟子如公都子已列三说，茫然不知性善之是而三说之非。荀子在孟子后，直以为性恶，而伸其崇礼义之说。荀子既知崇礼义，与老子言「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及告子「外义」，所见悬殊；又闻孟子性善之辨，于孟子言「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亦必闻之矣，而犹与之异，何也？
曰：荀子非不知人之可以为圣人也，其言性恶也，曰：「Ewell，268页」「涂之人可以为禹。」「涂之人者，皆内可以知父子之义，外可以知君臣之正。」「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在涂之人，其可以为禹明矣。」「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全书，187页」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矣］。」「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可以而不可使也。」「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为禹。」此于性善之说不惟不相悖，而且若相发明。终断之曰：「足可以偏行天下，然而未尝有能偏行天下者也。」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可）同远矣。」盖荀子之见，归重于
关尹子
作者:尹喜
又名《文始经》《关令子》，全名《文始真经。仿佛《老予》、《庄子》、《列》一样，《关尹子》也是以作者而命名的。
不过，“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
相传老子看透了当时的形势，知道周天子王治不久，所以离开周西出函关。函关守令尹喜久仰老子大名，所以盛情款留，希求指教。老子为留《道德经》五千言，骑牛西去。
关令尹喜研读老予之学，多有心得体会，发而为文，成《关尹予》一书。然而，兵燹灾难，其书佚失。称之为《文始真经》，乃是道教兴起之后的事情，仿佛《庄子》被称做《南华经》一样。因为庄子被封做南华真人，所以他的著作应该称做《南华经》。
而关尹子被封做了文始真人，所以其书也该称做《文始真经》。所谓“文始”，我们姑且可以理解为文明之始。因为他接受了老子的教诲，从而开发智慧，修证大道，得到成就，正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
今见之《关尹子》，乃是唐宋间人托名之作，系伪书。他的思想片断，保留在《吕氏春秋》、《庄子》中，其主要思想：提出了“常无”“常有”，将“太一”（就是老子所说的道）作为万物的根本；以濡弱谦下作为外在的行为准则，内心空灵虚静，与万物和谐相处；顺应自然，，因势利导，静处平静不杂；不为人先，与老子“不敢为天下先”相似。
唐子西文录
作者:强幼安
《唐子西文录记》宣和元年，行父自钱塘罢官如京师，眉山唐先生同寓于城东景德僧舍，与同郡关注子东日从之游，实闻所未闻，退而记其论文之语，得数纸以归。自己亥九月十三日尽明年正月六日而别。先生北归还朝，得请宫祠归泸南，道卒于凤翔，年五十一。自己亥距今绍兴八年戊午，二十年矣，旧所记，更兵火无复存者。子东书来，属余追录，且欲得仆自书，云：“将置之隅坐，如见师友。”衰病废忘，十不省五六，乃为书所记，得三十五条。先生尝次韵行父《冬日旅舍诗》：“残岁无多日，此身犹旅人。客情安枕少，天色举杯频。桂玉黄金尽，风尘白发新。异乡梅信远，谁寄一枝春。”又次《留别》韵云：“白头重踏软红尘，独立鸳行觉异伦。往事已空谁叙旧，好诗乍见且尝新。细思寂寂门罗雀，犹胜累累冢卧麟。力请宫祠知意否，渐谋归老锦江滨。”盖绝笔于是矣。集者逸之，故并记云。三月癸巳，余杭强行父幼安记。
《唐子西文录》古乐府命题皆有主意，后之人用乐府为题者，直当代其人而措词，如《公无渡河》须作妻止其夫之词，太白辈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体。
《六经》已后，便有司马迁，《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六经》不可学，亦不须学，故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二书亦须常读，所谓“何可一日无此君”也。 司马迁敢乱道却好，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不乱道又好是《左传》，乱道又不好是《唐书》。八识田中，若有一毫《唐书》，亦为来生种矣。
三谢诗，灵运为胜，当就《文选》中写出熟读，自见其优劣也。
唐人有诗云：“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及观陶元亮诗云：“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便觉唐人费力。如《桃源记》言“尚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可见造语之简妙。盖晋人工造语，而元亮其尤也。 杜子美《秦中纪行诗》，如“江间饶奇石”，未为极胜；到“暝色带远客”，则不可及已。
子美诗云：“天欲今朝雨，山归万古春。”盖绝唱也。余惠州诗亦云：“雨在时时黑，春归处处青。”又云：“片云明外暗，斜日雨边晴。山转秋光曲，川长暝色横。”皆闲中所得句也。
子美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其于治道深矣。
东坡作《病鹤诗》，尝写“三尺长胫瘦躯”，缺其一字，使任德翁辈下之，凡数字。东坡徐出其稿，盖“阁”字也。此字既出，俨然如见病鹤矣。
《琴操》非古诗，非骚词，惟韩退之为得体。退之《琴操》，柳子厚不能作；子厚《皇雅》，退之亦不能作。 东坡诗，叙事言简而意尽。忠州有潭，潭有潜蛟，人未之信也。虎饮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东坡以十字道尽云：“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则知虎以饮水而召灾，言“饥”则蛟食其肉矣。
谢固为绵州推官，推官之廨，欧阳文忠公生焉。谢作六一堂，求余赋诗。余雅善东坡以约词纪事，冥搜竟夕，仅得句云：“即彼生处所，馆之与周旋。”然深有愧于东坡矣。
韩退之作古诗，有故避属对者，“淮之水舒舒，楚山直丛丛”是也。
杜子美祖《木兰诗》。
晚学遽读《新唐书》，辄能坏人文格。《旧唐书》赞语云：“人安汉道之宽平，不厌高皇之嫚骂。”其论唐亡云：“注江海以救焚，焚收而溺至；引鸩爵以止渴，渴止而身亡。”亦自有佳处。
诗在与人商论，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闲一字放过则不可，殆近法家，难以言恕矣，故谓之诗律。东坡云：“敢将诗律斗深严。”余亦云：律伤严，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难易二涂，学者不能强所劣，往往舍难而趋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作诗自有稳当字，第思之未到耳。皎然以诗名于唐，有僧袖诗谒之，然指其《御沟诗》云：“「此波涵圣泽」，波字未稳当改。”僧艴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诗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复来，乃取笔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复来，云欲更为“中”字如何，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要当如此乃是。
近世士大夫习为时学，忌博闻者，率引经以自强。余谓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必从，然谓之尊君则不可；挟《六经》以令百氏，百氏必服，然谓之知经则不可。
王荆公五字诗，得子美句法，其诗云：“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
《文选》三赋，《月》不如《雪》，《雪》不如《风》。 东坡隔句对：“着意寻弥明，长颈高结喉，无心逐定远，燕颔飞虎头。”或云：“结”，古“髻”字也。退之序，是“长颈高结喉，中又作楚语。”
余作《南征赋》，或者称之，然仅与曹大家辈争衡耳。惟东坡《赤壁》二赋，一洗万古，欲仿佛其一语，毕世不可得也。
凡为文，上句重，下句轻，则或为上句压倒。《昼锦堂记》云：“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下云：“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两句，莫能承上句。《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夸。”此虽只一句，而体势则甚重。下乃云：“达者信之，众人疑焉。”非用两句，亦载上句不起。韩退之与人书云：“泥水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亲问，而以书。”若无“而以书”三字，则上重甚矣。此为文之法也。
东坡赴定武，过京师馆于城外一园子中。余时年十八，谒？栍啵骸赣^甚书？”余云：“方读《晋书》。”卒问：“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对，始悟前辈观书用意盖如此。 关子东一日寓辟雍，朔风大作，因得句云：“夜长何时旦？苦寒不成寐。”以问先生云：“夜长对苦寒，诗律虽有銼对，亦似不稳。”先生云：“正要如此。一似药中要存性也。”
蜀道馆舍壁间题一联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不知何人诗也。
苏黄门云：“人生逐日，胸次须出一好议论。若饱食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别于禽兽？予归蜀，当杜门著书，不令废日，只效温公《通鉴》样，作议论商略古人，岁久成书，自足垂世也。”
张文昌诗：“六宫才人《大垂手》，愿君千年万年寿，朝出射糜暮饮酒。”古乐府《大垂手》、《小垂手》、《独摇手》，皆舞名也。
《南征赋》：“时廓舒而浩荡，复收敛而凄凉。”词虽不工，自谓曲尽南迁时情状也。
读退之《罗池庙碑》：“北方之人兮为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辄流涕有感。
《乐府解题》，熟读大有诗材。余诗云：“时难将近酒，家远莫登楼。”用古乐府名作对也。
过岳阳楼观杜子美诗，不过四十字尔，气象闳放，涵蓄深远，殆与洞庭争雄，所谓富哉言乎者。太白、退之辈率为大篇，极其笔力，终不逮也。杜诗虽小而大，余诗虽大而小。 凡作诗，平居须收拾诗材以备用。退之作《范阳卢殷墓志》云：“于书无所不读，然止用以资为诗”是也。 诗疏不可不阅，诗材最多，其载谚语，如“络纬鸣，懒妇惊”之类，尤宜入诗用。
谢玄晖诗云：“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平楚”，犹平野也。吕延济乃用“翘翘错薪，言刈其楚”，谓楚，木丛。便觉意象殊窘，凡五臣之陋，类若此。
古之作者，初无意于造语，所谓因事以陈词，如杜子美《北征》一篇，直纪行役尔，忽云“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此类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书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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